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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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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秋，林文洲十九岁。
他记得那趟火车开了三天两夜。
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座位底下横着扁担和包袱，过道里蹲着抱孩子的妇人，有人在车厢连接处抽烟，烟味混着泡面的热气、汗酸味和婴儿的啼哭，黏稠稠地糊在空气里。林文洲靠窗坐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灰墙红瓦变成平原，又从平原变成丘陵，最后变成望不到边的大山。山一座叠着一座，像墨色的浪头，一浪推着一浪往天边涌。
他身边坐着一个同路的知青，一路上不停地抱怨分配太远、条件太差、前途渺茫。林文洲偶尔应两声“嗯”“是啊”，大部分时候看着窗外不说话。他穿一件蓝布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在别人眼里是崭新的衣服，却是林文洲为数不多的旧衣服。邻座的人看不出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除了他偶尔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支英雄牌钢笔，在信纸上写几个字又划掉，笔尖停顿的姿势，像在等人。
火车上卖的盒饭两毛五一盒，他买了一盒。米饭是陈米，菜是水煮白菜搭两片薄得透光的肥肉。他扒了两口饭，便吃不下了，剩了一大半的饭菜。
三天两夜。火车到清水站时已是深夜，站台只有一条水泥台子，顶棚漏着雨。四野漆黑，只有站房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林文洲最后一个下车，风从旷野里灌过来，灌进领口、袖口、每一寸缝隙，冷得像刀在刮骨头。
他在清水站等了一夜。天亮时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板锈迹斑斑。跳上去时铁皮哐当响，林文洲找了最靠里的角落坐下，膝盖抵着下巴。卡车沿着盘山路开了四个钟头，山越走越深，路越来越窄。车在半路抛了一次锚，一车人蹲在路边等，太阳晒得头皮发烫。
到了清溪镇，大队干部一个个点名分配。林文洲分到三队，住仓库隔壁一间土坯房。他推开门的瞬间霉味儿扑面而来，屋里一张板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盏煤油灯。他把帆布包放在床上，窗外是水田、稻茬、连绵的山，山把天挤得很窄。
那天晚上没开火。队里给知青发了口粮——半袋子糙米，一小罐盐，一摞红薯。林文洲用三条腿的桌子架起煤油炉，淘了半碗米煮粥。糙米煮了很久还是硬的，粥汤寡淡，连点咸味都没有。他端着碗坐在床边喝粥，米粒在嘴里嚼了又嚼，怎么也嚼不烂。
第一天出工，他扛着锄头下地，一锄头下去土块纹丝不动，锄柄震得虎口发麻。旁边的大婶“噗嗤”笑出声：“秀才，锄地不是绣花。”周围几个人跟着笑了。林文洲握紧锄柄，低头又抡了一锄头。
那天中午歇工，大家都坐在田埂上吃饭团啃红薯。旁边有个大婶看了他一眼，从自己饭盒里夹了块咸菜疙瘩递过来：“就着这个，好歹有点味。”他接过来咬了一口，咸得发苦，但确实有味道了。他低头说了声“谢谢婶子”。
他想起火车上那盒两毛五的盒饭，那两片薄得透光的肥肉，有些后悔当时没吃。
从那天起，他越来越饿，从骨头缝里渗出来、从脚底板往上爬。有时候干着干着活，眼前会发黑，得扶住锄柄站一会儿。同队的知青有人从家里寄了肉松、猪油来，他没有。父亲失势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家里也自顾不暇。
他第一次吃到荤腥，是下乡第6个月。
那天收工回来，他拖着锄头往仓库走，远远看见土坯房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了，是那天在晒谷场上见过的姑娘——王舒芬。她抱着一个包袱坐在门槛上，见他来了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她把包袱递过来，耳根又红了，“路过……顺道给你捎了。”
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只搪瓷缸，盖子一掀，热气扑上来。缸子里是萝卜炖肉，萝卜切成滚刀块，炖得透明，猪肉是五花三层，肥的多瘦的少，油脂已经炖化了融进汤里，汤面上浮着厚厚一层油花。
林文洲看着那只搪瓷缸，看了好几秒。他的喉结动了动。
“舒芬，这……”他端着缸子，手指被烫得微微发红，但没松手，“你家里也不宽裕。”
“我家杀了猪，分了半扇。”王舒芬低头搓着衣角，“瘦肉我娘留着过年，肥的……肥的炖了萝卜，给几家帮过忙的都送了。”她抬头飞快地看他一眼，“你家远，没人给你送，我就多送了一碗。”
她说“多送了一碗”的时候，声音往下矮了矮，像怕被识破。林文洲看着她，她耳朵红透了，一直红到脖子根，手还在搓衣角，那块布都快被她搓出毛边来了。
“谢谢，”他说，声音有点哑，“太谢谢了。”
王舒芬摆摆手，转身要走，又停住：“缸子你留着用，别还了。”说完就跑远了，辫子甩着，蓝布褂子的下摆被风掀起来一角。
林文洲端着那只搪瓷缸进了屋，关上门，坐在床边。他用手指蘸了一点汤送到嘴里——咸的、鲜的、油润的，肉香和萝卜的甜混在一起，在舌尖上炸开。他的胃猛地抽了一下，像饿急了的人闻见食物的本能反应，肚子咕噜噜叫了一声，声音大得他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汤。滚烫，油汪汪的，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那股暖意在空了很久的肚腹中散开，舒坦得他差点没端住缸子。他又喝了一口，然后夹起一块肥肉送进嘴里。
肥肉炖得烂，一抿就化。油脂在齿间溢开，香、润、腻，从前他在家里最看不上这个——母亲炖肉要把肥油撇了又撇，他只吃瘦的，嫌肥的腻嘴。可现在，那团肥油在嘴里化开的瞬间，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好吃。真好吃。
他一块接一块地吃，萝卜也吃了，汤也喝了，最后把缸子底朝天举起来，一滴不剩地灌进嘴里。缸子空了，他还端着发了会儿呆，然后用指腹把缸壁上的油花抹下来，蹭进嘴里。
那晚他躺在床上，胃里沉甸甸的，暖融融的，那股油水的饱足感从胃往四肢百骸扩散，让他整个人都软下来。他摸着肚子——肚皮终于不是凹进去的了，微微隆起一点弧度，是食物填满后的踏实。
他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从那以后，王舒芬的“捎带”就没断过。
有时是用油纸包的两个贴饼子，里面掺了猪油渣，咬开一股荤香。有时是一小罐腌萝卜，但萝卜切得厚实，油泼得足，上面还撒了辣椒面，比食堂里的下饭多了。有一回她端来一碗面条，面是手擀的，宽宽的，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淋了一勺猪油。林文洲端着那碗面，看着猪油在热汤里化开，一圈一圈地泛着油光，他端起碗来连汤带面吃得一干二净，碗底朝天。
他不止一次推辞：“舒芬，你别总往我这儿送，让人看见不好。”
王舒芬每次都说“顺道”“多做的”“家里吃不完”。她不会撒谎，理由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耳朵红得透透的。林文洲看着她红透的耳根，没有再推。
他心安理得地吃着。
王舒芬来得更勤了。
村里有些人指指点点，但王舒芬不在意，林文洲也不解释。
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一锅炖得烂烂的五花肉，肥的颤巍巍的，上面挂着酱色的油光。他伸手去夹，筷子还没够到，肉就化了。
他翻了个身，看着窗外白茫茫的雪光，愣了一会儿，爬起来穿衣服。
他不知道自己那股“不甘”还在不在。也许还在，但被油水糊住了，暂时藏了起来。他现在只想知道，今天王舒芬会不会来。会不会又“顺道”给他带点东西。
他穿上那双沾了泥的解放鞋，踩进雪地里。
天很冷，但胃里还留着昨晚油荤的暖意。他往晒谷场走的步子，比昨天快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