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角》林语安

32、第 32 章 六枚棋子，

　　六枚棋子，拼成一个完整的“埋”字。
　　埋。
　　埋什么？埋谁？
　　答案呼之欲出，但方言不敢轻易下结论。他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整理所有已知的信息。陈树生、孙明义、赵美兰、刘建国、老钱、周蕙，六个人。六枚棋子，对应六个签名的人。其中三个人已经死了，每个人死的时候都牵涉到一枚棋子。陈树生的棋子出现在方言的房间里，孙明义的棋子攥在他自己手里，赵美兰的棋子，方言想起来，在剧场后排座椅上，小周的工作服上面压着的那枚。
　　三枚棋子找到了。还有三枚。
　　如果每一枚棋子都对应一个人，那么剩下的三枚棋子应该对应刘建国、老钱和周蕙。刘建国已经死了，但他的死亡现场没有发现棋子。老钱疯了，被送进了医院。周蕙还活着，在南方某个小城市里，每年七月去一棵大树下插三炷香。
　　方言的笔停在周蕙的名字上。她是最后一个在材料上签字的人。她的女儿小颜，此刻正坐在社区主楼的前台后面，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
　　窗外，天光开始泛白。人工湖上浮起一层薄雾，柳树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方言洗了把脸，决定在天亮之后去做一件事，他要去见老钱。

　　老钱被送进了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精神科。方言开车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他在护士站登记了探视信息，护士查了半天，说老钱今天早上情绪稳定了一些，可以见客，但时间不要太长。
　　病房在六楼，走廊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老钱坐在靠窗的病床上，穿着一件条纹病号服，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望向窗外。他的假发被摘掉了，露出下面稀疏的白发，整个人像是忽然老了十岁。
　　“钱老师。”方言轻轻叫了一声。
　　老钱转过头来。他的眼神比在剧场那天清明了很多，不再涣散，也不再惊恐。但清明里多了一层东西，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像是跑了四十年的马拉松终于停了下来的那种疲惫。
　　“方律师。”他的声音沙哑，“你来了。”
　　方言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窗外能看到医院的花园，几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在散步，步调缓慢而安静。
　　“钱老师，我今天来是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当年那份情况说明，你们六个人签了名之后，还发生了什么？”
　　老钱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和赵美兰一模一样的小动作。方言想，也许那不是习惯，而是一种从四十年前遗传下来的共同记忆。那几天，那几个人，都在彼此的举手投足间留下了印记。
　　“我们签了字，”老钱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复述一个已经讲了很多遍的故事，“然后把材料交给了公社。公社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处理。那个人姓周。”
　　“周？”方言的心跳漏了一拍。又是周。
　　“对，姓周。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从县里调来的。他看了我们的材料，去现场看了看，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叫到一起，说：‘你们说的和现场的情况，有一些对不上。’”
　　老钱的手指停了。
　　“我们都吓坏了。陈树生站出来说：‘我们说的都是事实。’那个姓周的干部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说的不是事实。但我也知道，这地方太偏了，证据太难找了。这桩事，就算报到上面去，大概率也是不了了之。你们是最后一批见过那个孩子的人。如果你们签了字，说那是意外，那它就是意外。’”
　　方言感觉背后有凉意爬上来。“他在暗示你们。”
　　“不是暗示。是明示。”老钱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丝波动，“他说：‘你们自己决定。’然后他把材料放在桌上，出去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陈树生拿起笔，在材料上第一个签了名。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我最后一个签的。我签之前，问陈树生：‘我们这么做，真的不会出事吗？’他说，‘那个干部自己都不想查，我们怕什么。’”
　　方言闭了闭眼睛。原来不止六个人。还有一个第七人，那个姓周的年轻干部，公社派来处理这桩死亡事件的负责人。他没有推波助澜，但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沉默，让六个签名变得合法了。
　　“那个姓周的干部，全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只说他姓周。”老钱顿了一下，“但后来我听说他调走了，调到了县里，后来又调到了市里。一步一步升上去的。他有一个儿子，据说很有出息，考上了法学院，后来进了大企业做法务。”
　　方言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起来。
　　周远。晚晴社区院长的儿子。法务总监。大学同学。
　　“你说的是周远他父亲？”方言的声音有些发干。
　　“周远？”老钱茫然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儿子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姓周。”
　　方言站了起来。他在病房里踱了几步，脑子里的拼图正在加速组合。周远的父亲是当年处理土龙事件的乡镇干部。他知道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沉默，为六个人的前程铺平了道路。几十年后，他升官了，退休了，他的儿子也出息了。然后他的儿子投资了一家养老社区，邀请那些当年签过字的人来入住。而他自己的父亲，那个沉默的第七人，已经去世了。
　　周远在电话里说：“这个案子，需要有人问一句为什么。”
　　他不是在委托一桩案子。他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找一个迟到四十年的答案。
　　“钱老师，”方言转过身来，“你们六个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老钱靠在枕头上，目光又飘向了窗外。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闪着细碎的光。
　　“老陈当了教授。老孙混了体制内，当了个什么处长。老刘去了地质局。赵美兰去了文工团。我去了中学教语文，一教就是一辈子。”他扳着手指一个一个地数，“周蕙走了，我们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是我们六个人里唯一一个有相机的人，但所有照片上都没有她自己。那天她拍完那张合影之后，把相机递给我，说：‘帮我也拍一张吧。’我接过相机，对焦的时候，她忽然捂住了脸。她说：‘算了。不拍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方言，眼睛里有光在闪。
　　“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让别人帮她拍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里。你明白吗？她在签字的那一刻，就把自己从自己的生命里删除了。”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花园里，有人推着轮椅慢慢走过，轮椅上坐着一个老人，膝盖上盖着毛毯，面朝着阳光。方言忽然想起刘建国，他也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经过了三号楼，停下来朝入口方向看了两分钟。他在看什么？是在看陈树生的房门？是在看一个从四十年前走过来的幽灵？
　　方言告别老钱的时候，老钱叫住了他。
　　“方律师。”
　　方言回过头。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老钱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怕被墙壁听见，“土龙摔下去之前，我看到了。”
　　方言的身体僵住了。
　　“那天下午，他们几个在后山上。土龙站在山崖边上，回过头冲他们笑。他身后就是悬崖，但他不知道。他以为他们在和他玩游戏。然后，我看到一只手伸了出去。”
　　老钱的嘴唇在发抖。
　　“我没有看清是谁的手。我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了。我一直告诉自己是看花了眼。但我没有看花眼。那只手推了他。用力的。土龙的身体往后仰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失。”
　　方言站在那里，手指攥紧了病房的门把手，指甲嵌进掌心。他等了几秒，确定自己的声音不会发抖，然后开口：
　　“你告诉了谁？”
　　“谁都没说。四十年了，谁都没说。我说了，就证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但没阻止，我看到了但签了字。我不是旁观者。我是共犯。”
　　老钱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剧烈地抖动。方言站在原地，看着这个老人在病床上蜷成一团，像一片被岁月反复折叠的纸，褶痕越来越深，再也展不平了。

　　方言走出医院的时候，阳光刺眼。他站在大门口，掏出手机给老马打了个电话。
　　“老马，你帮我确认一件事。周远他父亲，是不是当年双河公社的干部？”
　　老马在那头沉默了三秒钟。“你怎么想到这个的？”
　　“回答我。”
　　“是。他父亲叫周继先，1983年到1985年在双河公社当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调县里，后来一路升到市国土局副局长。前年去世了。”
　　周继先。沉默的第七人。方言靠在车门上，手机贴在耳边，脑子里飞速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