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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泉州暗流 泉州港的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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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港的午后潮热难耐,码头上负责搬运的船工打着赤膊,汗珠子从脊背上滚下来,砸在青石板上滋滋地响。海面上的风黏糊糊的,带着咸腥和烂鱼网的味道,吹在脸上像糊了一层盐。
祝大娘的茶楼开在码头东侧,离市舶司衙门只有一射之地。说是茶楼,其实就是一间两层的木楼,楼下卖大碗茶给码头上的苦力,楼上隔出一间雅室,专供祝大娘自己待客。茶楼的幌子被海风吹得褪了色,上面画着一只茶壶,茶壶嘴上挂着个铜铃,风一吹叮当响。
此刻雅室里坐着两个人。
江湄还是一身靛蓝短褐,袖口扎紧,腰间束着牛皮宽带。她面前的茶已经凉了,茶叶渣子沉在碗底,她没有再添水。祝大娘坐在她对面,手里摇着一把蒲扇,扇面上画着个抱鲤鱼的胖娃娃,已经旧得起了毛边。
“市舶司那帮人,又出新花样了。”祝大娘把一张纸拍在桌上。
纸是市舶司新颁布的《香料经营许可条例》,墨迹已干,油墨味刺鼻。条例写得密密麻麻,但核心只有一句:所有进口香料必须向指定商号申请经营许可,许可费三千贯,商户抽成从两成涨到三成。
三千贯不算,还要抽三成。
江湄端起凉茶抿了一口:“他们想逼死散户。”
“可不是嘛!”祝大娘把蒲扇往桌上一拍,“三千贯的许可费,再加上指定商号的抽成,泉州港一百多家散户,能活下来的不超过十家。剩下的要么把船卖给师家,要么滚蛋。这哪是收税?这是明抢。”
江湄没说话。她当然知道这是明抢。市舶司新规从去年秋天就开始吹风,到现在终于落地,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先卡许可,再卡货源,最后卡销路。师家要的不是钱,是整个南洋香料贸易。散户海商辛辛苦苦从南洋贩来的胡椒、丁香、肉豆蔻,以后都得经师家商号转手。师家说多少钱收就多少钱收,说多少钱卖就多少钱卖。
“我听说,”祝大娘压低了嗓门,“刘银瓶在益州也遇到麻烦了。”
江湄抬起眼。
“钱惟简那个狗东西,打着整顿交子的旗号,要收十六户交子铺的印版。他专门盯上了刘银瓶的防伪秘法,说那是‘官办所需’。刘银瓶不肯交,他就印伪交子挤兑她的铺子。”祝大娘冷笑一声,“呵,师家的手可真长,从泉州伸到益州,从海路伸到蜀道。”
“刘银瓶顶住了吗?”
“顶住了。她有专门验伪票的法子,当众戳穿,钱惟简灰头土脸。但这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得打。”祝大娘摇着蒲扇,“海珠,咱们不能等死。”
江湄沉默了一会儿:“祝姐姐怎么看?”
“拼。”祝大娘说,“我在长江上跑了三十年船,师家要垄断香料,行,咱们走别的路。泉州港不让靠,咱们靠别的地方。市舶司不让卖,咱们卖给别的人。”
“姐姐说的别的路,是私港?”
祝大娘蒲扇一停,盯着江湄看了片刻,忽然笑了:“海珠,明人不说暗话,我之前问你的事,现今我便再问一遍,你那私港,能不能多装几条船?”
江湄没有立刻回答。窗外传来码头上的号子声,搬运工们喊着号子把一艘福船上的货卸下来。她的目光越过祝大娘的肩膀,落在窗外那片碧蓝的海面上。海面上有两艘水师战船正在巡逻,船头的令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能。”她说,“但私港不是长久之计。师家迟早会找到。”
“那就让他们找。”祝大娘一拍桌子,茶碗跳了一下,“找到了再说找到的话。眼下最重要的是别被那三千贯许可费掐死。你出私港,我出船。我手下四十三条船,三十八家中小船主,都听我调遣,你就说你的私港能泊多少?”
“同时十艘。”
“够了。大船在私港卸货,小船分散运出。沿海这么多渔村码头,市舶司的人查不过来。”
江湄沉吟片刻:“祝姐姐,私港是走私。轻则抄没,重则斩首。”
“我知道。”祝大娘收起蒲扇,正色道,“海珠,我问你一件事。”
“请说。”
“你做了这么些年海商,赚的钱够你花几辈子了。就算师家赶尽杀绝,你大不了把船卖了去长安买座宅子享清福。你为什么不走?”
江湄握着茶碗的手微微收紧。她不走,是因为她还没做完该做的事。是因为那本藏在海珠号舱底的密账,上面每一笔被师崇让侵吞的税款都还在等她讨回来。是因为金陵城外那片乱葬岗上,还有人没有瞑目。
但这些话她不能说。
“祝姐姐呢?”她反问,“你为什么不走?”
祝大娘愣了一下,忽然笑了。笑声很大,震得窗纸簌簌地抖:“我?我走不了。我走了,那三十八家船主怎么办?他们把身家性命都交给我,我拍拍屁股去享清福?做不出来。”她把蒲扇往腰带上一插,“再说了,我在江上跑了三十年,跟天斗过,跟水斗过,跟水匪斗过,还没跟国丈斗过。临老试一回,不亏。”
江湄看着这个年过半百的妇人,没有说话。祝大娘站起来走到窗口,望着码头上密密麻麻的桅杆。海风灌进来,她头上包着的蓝布帕子被吹得翻了个角。
“海珠,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什么?”
“你今年才多大?二十出头吧。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在给船老板缝帆布呢。”祝大娘转过身,目光里有种不加掩饰的坦荡,“你一个年轻女子,带着一条船从楚州跑到泉州,十年做成泉州港最大的海商。那些男人在背后嚼舌头,说你靠的是脸。我当时就想,这帮王八蛋是没见过你在海上跟风浪拼命的模样。”
她重新在江湄对面坐下:“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要干的事,我帮你干。”
江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身走到门口。
“祝姐姐。”
“嗯?”
“私港的事,三天之内我给你答复。”
祝大娘眼睛一亮:“好。”
江湄出了茶楼,沿着码头往三号码头走。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遮住了半边脸。她没有回头,径直上了海珠号。阿况正在船舱里理货,看见她进来,放下手中的账本迎上来。江湄掀开舱底的压舱石,从暗格里取出那本密账,翻到最新的一页,提笔蘸墨,在上面写下一行字,“大雍八十三年二月二十,祝大娘入伙。”
她把账本放回暗格,压舱石复位。然后她走到船头,望着泉州港外那片碧蓝的海。海面上,那两艘巡逻的水师战船仍在,其中一艘的船头站着一个戎装身影,隔着太远看不清面孔,但她知道那是谁。她收回目光,转身走下舷梯。远处市舶司衙门的飞檐在日光下投下一片沉重的阴影。
楚州运河码头。天还没亮透,漕帮的船已经醒了。船工们在跳板上奔走,火把的烟混着河面的晨雾,把整片码头笼在一层呛人的灰蓝色里。南来北往的货船一艘接一艘地靠岸又离岸,号子声此起彼伏,偶尔有两条船为了争泊位对骂几句,骂完了又互相扔过去一壶酒。
漕帮总舵就设在这片码头上。不是衙门,不是会馆,而是一艘常年泊在岸边的老福船。船身漆色已经斑驳,船头上刻的“漕安”两个字被风雨磨得只剩浅浅的凹痕。这艘船不上货也不卸货,舱里常年亮着灯。码头上的人都知道,要找帮主,就去那艘船。
此刻舱中坐满了人。
各分舵的舵主从润州、扬州、楚州、泗州赶来,把不大的船舱挤得满满当当。他们围着一张粗木长桌坐着,桌上铺开一张运河舆图,图上用炭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红的是关卡,蓝的是码头,黑的是近来出过事的地段。在座的都是被日头晒黑、被风雨磨糙的面孔,身上带着洗不掉的河水腥气,腰间别的不是刀就是烟杆。
江流坐在长桌尽头,手里端着一个粗陶茶碗,碗里的茶已经凉了。他背后挂着一面漕帮的帮旗,旗子是旧靛蓝布做的,边角已经磨出了毛。
“扬州分舵先说。”他开口。
扬州分舵的舵主是个秃顶的老头,姓曹,在运河上跑了四十年,嗓子被河风吹得又沙又哑:“扬州盐铁使巡院最近抓了十几个人,都是私盐贩子。抓人的名义是逃课。但那些人的盐,都是从师家盐场买的。”
这话一出,舱里有片刻的安静。从师家盐场买的盐,再被盐铁使抓走,左手卖盐,右手抓人。卖盐的钱是师家的,抓人罚款也是师家的。
“盐铁使巡院新来的那个都头,姓马。查过了,是师崇让侄儿师彦的人。”江流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和润州扣咱们货的,是同一个人。”
曹舵主点头:“那人手黑。被抓的十几个私盐贩子,有三个在牢里被打断了腿。剩下的交了赎银才放出来,每人二百贯。”
“他娘的。”有人低声骂了一句。
“泗州。”江流看向下一个。
泗州分舵的舵主是个精瘦的中年汉子,脸上有刀疤,说话像放连珠炮:“泗州码头最近来了几艘师家商号的货船,吃水很深,不像是装的普通货。船上的伙计嘴很严,但有个喝醉了的说漏了,说船上装的是铁料。”
铁料。舱里的空气又紧了一分。
“这批铁料从哪来?往哪去?”
“从润州上的船。往北去,说是去洛阳。”
洛阳。再往北就是太原,太原再往北就是雁门关。出了雁门关,就是铁骊部的地盘。
江流没说话,只是把茶碗搁下。碗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他想起那年金陵城外的雨夜,在江知远的书房,摊开的账本上写的是同一件事,铁器,通海号的船,往北。江老爷说那笔钱的数目大到让人不敢查下去。
“铁器的事暂时不用管。但消息不能烂在这里。”江流转过身,“那个马都头,查到底。他收了多少赃银、勒索了多少商船、抓了多少无辜的人,每一笔都记下来。师家走私铁料的船,跟住了。什么时候装船、走哪条水道、打哪个关卡过全记下来。不要拦,不要截,就是跟。跟到他们的老窝,记下所有经手人的名字。这些以后都是账上的东西。”
他顿了顿:“将消息尽快传给长安。”
“送谁?”曹舵主问。
“三司度支勾院,江凌寒。”
舵主们没有问为什么。在漕帮,有些名字是不需要解释的。就像师崇让这三个字一样,江凌寒这三个字也早已在运河上暗暗流传。他们只知道帮主和长安那边一直有联系,而每次长安来信,帮主都会在舱里独自坐很久。
舵主们领命而去,一个接一个出了舱。曹舵主走在最后,经过江流身边时停了一下。
“帮主,”他压低声音,“那个姓马的都头,要是哪天需要收拾他,你言语一声。扬州的弟兄们手痒很久了。”
江流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曹舵主也不再多说,拎着烟杆踏上了跳板。
舱中空了。河风从敞开的舱门灌进来,吹得那面旧靛蓝帮旗轻轻摆动。江流拿起炭笔,在舆图上常州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又在润州的位置画了一个圈。两个圈之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