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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你很勇敢 有些沉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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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刚过,沪城便入了一段湿热的日子。空气里裹着化不开的黏稠水汽,连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潮意。
姜彧坐在办公桌前,窗户开了半扇,五月的风灌进来,裹着梧桐叶与泥土的味道。
她的桌上摊着学生刚交上来的作业,批到第三份,被一段论证气笑了——题目是《张爱玲与鲁迅的“语言冷漠”比较》。
学生得出的结论是:鲁迅的冷漠源于愤怒,张爱玲的冷漠出于不在乎。
逻辑跳脱得离谱,像是把两本书直接扔进搅拌机随便搅了搅便拿出来交差。
她原本想写批注:你这句话比整篇论文都像人话。但她忍住了,只划了一道线,在旁边写了“可展开”三个字。
桌上的手机亮了又亮。她拿过来看,是微博推送,标题写着:“华师大讲师聂正良被实名举报:涉嫌学术剽窃、猥亵学生。”
她点开,视频时长五分四十七秒。
一个女生坐在白色背景墙前,手里举着身份证,镜头正对着她的脸。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叫陈年年,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二的学生。现实名举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聂正良猥亵学生。”
“研一期间,对方以“指导”为名,多次在非教学时间要求我单独前往其办公室。起初只是正常谈话,后来他开始触碰我的肩膀、手臂......并实施猥亵行为。”
说到这儿,女生忍不住红了眼眶。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继续说下去,“我曾向学院反映,但对方知晓后,以延毕威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我进行言语打压,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
视频到这里,画面切到一段音频,是聂正良的声音。
不堪入耳的对话被录音截取,字字清晰,随后音频里传来椅子拖动的声音,最后是女生压抑的呼吸声。
同时,视频中还附上了聊天记录截图,密集的时间点像一整本被压缩的痛苦日记。
“今天,我之所以选择站出来,是因为我不能再沉默。我知道这可能会毁掉我的学业,甚至我的人生,但比起继续忍受这种恐惧,我更害怕看到下一个受害者。”
视频的最后,她抬起头,眼眶通红却坚定,“我手里还有更多证据,包括录音和证人。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只求一个公正的调查。”
姜彧看完,只觉得如鲠在喉。
当初她被诬陷时,失去的也不过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
可这个女生呢?
她手里攥着的是真实的伤疤,是被人用权力碾压过的尊严。她失去了对学术的信任,对“老师”这两个字的认知。
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靠着椅背看向天花板。铝扣板有一块松了,翘起一个角,露出灰黑色的管线。她已经知道那块板子松了有小半年,一直没有叫人修。
去年,那些匿名帖刚出现的时候,她坐在同样的位置,手机屏幕上也亮着同样的标题。
那时她走进教室,很怕学生们低头刷手机。她不知道他们会看到什么,抬头后又会以什么样的眼神看她。
她讲课件时,甚至都觉得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于是她就假装喝水,假装嗓子干涩,假装一切如常。
而现在,有一个更勇敢的女生,说了她当时说不出口的话。
晚上回家,小米已经睡了。姜彧坐在客厅里,手机上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破了千万,评论人数也高达几十万条。
接下来的两天,舆论持续发酵。又有三个学生实名站出来,指认聂正良学术剽窃和性骚扰。其中一个是男生,也说聂正良曾经以延毕威胁他,要求他以一作挂名自己的项目。
网络上的声讨不断,从“聂正良是什么人”变成了“华师大是什么学校”。甚至有人扒出去年姜彧事件,也是聂正良团队在背后搞得鬼。
两件事被并列在一起,像两枚钉子钉在同一块木板上。
“所以当时骂姜教授的那些人,现在怎么不出来吠两句了?”
点赞一万七。
姜彧也刷到过这条,但她对此没作任何反应。她照常上课,照常改作业。
周五课上,她讲萧红的《生死场》,讲到一段描写雪中村庄的文字时,她忽然说了一句:“有些沉默是忍耐,有些沉默是选择,但比之更难的,是在沉默中开口。”
下午系里紧急召开全体教师会议。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姜彧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桌面上划出一道一道平行的光纹。
主任脸色不太好,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关于聂正良的事,学院正在配合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任何老师不得在公开场合对此事发表评论。”
没人说话,会议室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外机的嗡嗡声。
“他的课已经停了。研究生那边的指导工作暂时由其他老师接手。舆论压力很大,请大家务必注意,不要乱说话。”系主任环视了一圈,“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现在提。”
在场的老师们面面相觑,都没有第一时间开口。
这时,姜彧举起了手。她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足够清晰:“我想提一个建议。”
所有人都看向她。
“如果学生的举报属实,那学院面临的问题就不单单是个人问题了,而学院的态度也会被舆论放大。”
“如果处理得当,这是挽回公信力的机会。如果处理不当,舆论就会从‘指控老师’变成‘指控学院包庇’。到那时,学校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老师去留的问题,而是整个学院的声誉问题。”
她顿了一下,阳光落在她手背上,暖的。
“我建议学院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我们至少可以先做两件事。第一,告诉外界,学校绝不包庇任何违规行为,并公开调查过程和结果;第二,给举报的学生提供心理和法律支持。”
她顿了顿,“舆论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态度,给了态度,舆论自然会回到事实本身。”
她说完,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我同意姜老师的意见。”第一个出声附和的是系里的黄教授,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评职那年,姜彧的评审材料,他签过字。
“我也同意。”另一位年轻老师接话,“现在网上吵得最凶的就是‘学校会不会保人’,如果我们先亮明态度,反而能争取到主动权。”
紧接着,越来越多人表示赞同。
系主任点了点头,“我们会考虑的”。
会议又讨论了二十分钟关于聂正良的课由谁来代、研究生怎么分流等具体事务。
散会的时候,王老师走在她旁边,低声道:“你真敢说。”
姜彧没有立马接话,她注意到走廊另一头有两个老师走在一起,离她们很远,目光扫过来后,又很快收了回去。
“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姜彧笑了笑。
“你不知道,你开口之前,我手心都是汗。”王老师压低声音,“我以为没人敢接话。”
“总得有人先开口。”
周末,关于聂正良的调查公告正式发布。
措辞经过了多次修改,但核心意思很明确。
“经初步调查,聂正良同志存在严重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学校已决定暂停其一切职务与教学工作,并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于七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
学校这次的处理速度比姜彧预想的更快。公告措辞虽然克制,态度却已经十分明确——不回避、不拖延。
网络上的风向果真在变,虽然仍然有人质疑这只是公关手段,但大多数人的态度已经从“学校肯定护短”变成了“先看看调查结果”。
晚上,姜彧拨通了林思沅的电话。
“阿沅,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认不认识做学生法律援助的人?”
林思沅的声音顿了一下,“你是想帮你们学校那个举报的学生?”
“嗯。”姜彧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上,“那几个实名举报的学生。我想以匿名的名义,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万一他们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法律支持,有人能兜底。”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姜彧继续说道:“我自己经历过那种被全网盯着的感觉,至少得让他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们笑话。”
“好!我帮你问问。”
第二天下午,林思沅回了电话,她的语气有点奇怪:“我问了认识的朋友,他说已经有人打过招呼了。”
“什么?”
“估计是有人要搞这个聂正良,不然像这种敏感话题,一般很难在网络上发酵得这么迅速。”林思沅继续道,“他们也不太方便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后续会有人跟进。”
姜彧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上,目光落在书架上。那本《微物记》放在书架的第三层,一眼就能注意到。
林思沅问:“你知道是谁?”
“不知道。”
挂了电话后,她坐在沙发里,手机放在膝盖上,屏幕已经暗了下去。
陈年年那句:“我手里还有更多证据,包括录音和证人。”
那些证据是她自己收集的,还是有人帮了她?
第二天早上,姜彧收到了一个同城快递,寄件人写的是唐朝的名字。
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寄东西给她。
包裹不大,胶带缠得严严实实。
她拆开之后,里面是一本私人旧随笔,无署名,上面的日期写着昭和二十八年,算下来大概是一九五三年。
她翻开内页,书页已经泛黄了,边角也有了磨损。里面平假名和汉字夹杂,字迹工整且带着旧时代特有的克制。
这算得上是巧合吗?
不,她不这么认为。
有太多事是她不知道的,但她不打算每一件都去追问。
五月的最后几天,调查结果公布。
聂正良被撤销教师资格、解除聘用合同,终身不得再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对他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相关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公告末尾附了一段话,措辞平静却分量十足:“教育者当以德为先,失德者不可而为师。”
除此,华师大官网还发布了一条声明,是学校对受害者表示深切歉意,以及进一步完善学生权益和保护机制。
姜彧作为同系教师,被安排协助系里整理聂正良留下的“学术遗产”。
他发表的七篇论文被撤稿,其中四篇的一作或二作是学生。研究生院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纸,通知相关学生“可申请重新认定学位成果”。
公告栏旁边就是他曾经的办公室门,门上贴着崭新的名牌,新来的老师的名字被工整地印在白色的亚克力板上。
姜彧路过时,看了一眼。
当一个人彻底从你生活的空间里消失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为他安排一个退场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