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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风波 第 ...


  •   第六十章风波

      元嘉七年的夏天,对谢灵运来说,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

      孟顗的弹劾奏疏虽然被文帝留中不发,但消息已经传开了。建康的官场像一潭死水被投进了一块石头,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从尚书省传到中书省,从中书省传到门下省,从门下省传到御史台,从御史台传到每一个大小官员的耳朵里。有人幸灾乐祸,说谢灵运这次怕是要栽了;有人冷眼旁观,说谢灵运背后有文帝撑腰,孟顗动不了他;有人暗自庆幸,说幸好自己没掺和进去,不然两边都不好做人。

      谢灵运远在芝城,但这些风声他还是听到了。消息是卢掌柜派人送来的,信写得很长,把建康官场的动静详详细细地列了一遍——谁说了什么,谁站在哪一边,谁在观望,谁在推波助澜。卢掌柜的笔触很冷静,像在写一份账目,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子担忧,谢灵运读得出来。

      他坐在存仁堂的诊台边,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下,看着窗外的沐鹤溪。溪水在夏日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像一条流动的银带。对岸的稻田绿油油的,稻穗已经开始抽了,沉甸甸的,风一吹就弯了腰。远处的茶山上,采茶的妇人戴着斗笠,弯着腰,手在茶树间飞快地穿梭,像一群在绿色海洋里游动的鱼。

      一切都很平静。平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谢灵运知道,风暴正在来的路上。孟顗不会善罢甘休。他是会稽太守,坐拥江东最富庶的郡国,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有钱,有人,有权。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谢灵运挡了他的路,他就要把谢灵运从路上推开——不,不是推开,是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客儿。”沈令仪的声音从诊台那边传来。

      谢灵运转过头,看着她。她正在给一个老人诊脉,三指搭在老人的寸口上,表情专注而平静。她的手指很稳,呼吸很匀,眼神很定。她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好像建康的风暴根本吹不到芝城,好像孟顗的弹劾与她无关。

      但她怎么可能与她无关?孟顗弹劾的是谢灵运,谢灵运是她的人。

      “嗯。”他应了一声。

      沈令仪没有抬头,继续诊脉。“你在想孟顗的事。”

      不是疑问,是陈述。

      谢灵运没有否认。“我在想,怎么应对。”

      沈令仪诊完脉,开了方子,把老人送走。然后她站起来,走到谢灵运对面坐下,看着他的眼睛。

      “你不需要应对。”她说。

      谢灵运微微皱眉。“什么意思?”

      “孟顗弹劾你,是冲着你这个人来的。你做什么都是错。你不做也是错。你应对,他更有话说。你不应对,他反而没话说。”

      谢灵运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知道她说的有道理。在官场,最好的防守不是反击,是沉默。你不说话,别人就找不到你的把柄。你越解释,越描越黑。但沉默不是谢灵运的风格。他一向是那种“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的人。他不怕事,也不躲事。所以他得罪了那么多人,所以他的敌人比朋友多。

      “令仪,”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得罪了那么多人吗?”

      沈令仪看着他。“因为你不会低头。”

      谢灵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里有苦涩,有释然,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你总是看得比我清楚”的无奈。

      “你说得对。我不会低头。我祖父也不会低头。谢家的人,都不会低头。”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但低头,有时候不是认输。是活命。”

      沈令仪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你不低头,我帮你低头。你不说话,我帮你说。你不做的事,我帮你做。”

      谢灵运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诊台上的蜡烛烧短了一截,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他反握住她的手,很紧很紧。

      “令仪,”他说,“你帮我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你。”

      沈令仪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你不用还。你活着,就是还我。”

      元嘉七年六月,孟顗的第二封弹劾奏疏送到了文帝的御案上。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人上疏了。他联络了朝中与谢家有隙的十几名官员,联名上书,弹劾谢灵运“劝农使任上,假公济私,聚敛民财,与芝县县令赵永年勾结,欺瞒朝廷,图谋不轨”。

      这封奏疏措辞严厉,列举了谢灵运的“罪状”——

      其一,谢灵运自任劝农使以来,将番薯种源控制在芝县,不许外人私自繁殖,以此要挟朝廷,实为“挟技自重”。

      其二,谢灵运在芝县开设染坊、酒坊、造纸坊,与民争利,名为“劝农”,实为“经商”。

      其三,谢灵运与芝县县令赵永年私相授受,将芝县变为独立王国,不奉朝廷号令,不纳赋税,不输徭役,实为“割据一方”。

      其四,谢灵运在芝县豢养门客,私藏兵器,日夜操练,图谋不轨。

      前三条,是诬陷,但还有几分捕风捉影的影子。第四条,是赤裸裸的捏造。谢灵运在芝城连一把像样的刀都没有,哪来的兵器?哪来的门客?哪来的操练?但孟顗不在乎这些。他要的不是真相,是声势。十几名官员联名上书,声势造起来了,文帝就不能再装看不见了。

      文帝把奏疏放在御案上,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奏疏的封面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像是在敲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是什么?是谢灵运的命。他不想杀谢灵运。谢灵运有才华,有番薯,有民心。杀了谢灵运,番薯怎么办?天下百姓怎么办?他在史书上会留下什么名声?但他也不能不处理。十几名官员联名上书,如果他不闻不问,朝野会怎么看?那些人会说“文帝偏袒谢灵运”,会说“文帝被谢灵运蒙蔽”,会说“文帝软弱无能”。

      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传朕的旨意,”他终于开口了,对身边的宦官说,“着御史台查办谢灵运一案。令会稽太守孟顗、永嘉郡守张劭,各具实奏闻。”

      这道旨意传出去的时候,建康的官场炸开了锅。御史台查办,意味着谢灵运的案子正式立案了。孟顗是原告,张劭是芝县的顶头上司,文帝让这两个人“各具实奏闻”,既是给孟顗一个说话的机会,也是给谢灵运一条活路——张劭是站在谢灵运一边的,他的奏报,就是谢灵运的辩护。

      谢灵运在芝城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学堂里给孩子们上课。孩子们在写“国”字,他蹲在一个七岁的男孩旁边,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周安从存仁堂跑过来,气喘吁吁地站在学堂门口,脸色煞白。

      “郎君,出事了。”

      谢灵运没有抬头,继续教那个孩子写字。“说。”

      周安把建康传来的消息说了一遍。御史台查办,孟顗联名上疏,文帝下旨令张劭具实奏闻。他说得很急,声音在发抖,像一根被风吹得快要断掉的琴弦。

      谢灵运听完了,放开那个孩子的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看着学堂里那些正在写字的孩子们,看着他们歪歪扭扭的“国”字,看着他们认真的、专注的、全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的稚嫩的脸。

      “继续写。”他说,然后走出了学堂。

      他沿着沐鹤溪往下游走,走到阿莲的染坊。阿莲正在染布,双手泡在靛蓝染液里,手臂上全是蓝色的痕迹。她看见谢灵运走进来,抬起头,笑着说:“谢先生,新染了一批布,颜色特别好,您看看?”谢灵运看了看那些布,点了点头,说:“好,好。”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过铁匠铺,陈铁柱正在打铁,叮叮当当的,火星四溅。他看见谢灵运,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炉火熏黄的牙齿。“谢先生,您要的锄头打好了,明天给您送过去。”谢灵运点了点头,说:“好,好。”然后继续走。

      他走过沐鹤桥,走过永济桥,走过安澜桥,走过新修的大路。他一直走到上游的番薯地。番薯长势很好,藤蔓爬满了地面,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有几个农妇正蹲在地里除草,看见谢灵运,站起来,笑着打招呼:“谢先生,今年的番薯比去年还大呢!”

      谢灵运站在田埂上,看着这片番薯地,看了很久。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晒得他头皮发麻。汗水从他的额头滴下来,落在地上,□□燥的泥土迅速吸收了。他蹲下来,用手扒开番薯藤,看了看土里的番薯。已经有拳头大了,灰褐色的皮,疙疙瘩瘩的,像一个个沉睡的婴儿。

      他忽然想起沈令仪说过的话——“番薯不是你的护身符,是天下百姓的命。你保护番薯,就是保护天下百姓的命。天下百姓不会让你死。”

      他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这句话多有道理,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沈令仪。她没有骗过他。从来没有。

      元嘉七年七月,御史台的使者到了永嘉。

      使者姓王,名谦,是御史台的一名侍御史,四十来岁,面容清瘦,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穿着一件青色的官袍,头上戴着乌纱帽。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看的是屋顶——这不是傲慢,是习惯。御史台的官员常年查案,见惯了犯人,养成了不与人直视的习惯,怕被人看出心思。

      张劭在永嘉郡府接见了他。两个人寒暄了几句,王谦直奔主题:“张郡守,谢灵运一案,陛下令你‘具实奏闻’。你是芝县的顶头上司,谢灵运在芝县都做了些什么,你应该清楚。请你写一份奏报,如实陈述。”

      张劭沉默了片刻。“王御史,谢灵运在芝县做了什么,本官清楚。本官的奏报已经写好了,请您过目。”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奏折,双手递上。王谦接过去,展开,逐字逐句地读。奏折写得很长,但王谦读得很快,一目十行,因为他要知道的不是张劭写了什么,而是张劭没写什么。御史台查案,看的不是写了什么,是没写什么。遗漏的,往往是真相。

      读完,王谦抬起头,看着张劭。“张郡守,你在奏报中说,谢灵运在芝县‘垦荒造田,修路架桥,立学堂,开药铺,劝农种薯,推广靛蓝’。这些都是好事。但孟顗弹劾他的那些事,你一个字都没有提。”

      张劭看着他。“因为那些事不存在。本官不能提不存在的事。”

      王谦的手指在奏折上轻轻敲了敲。“张郡守,你是永嘉的父母官,芝县在你的治下。谢灵运在芝县做了三年,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孟顗说他在芝县‘聚敛民财’,是不是事实?”

      “不是。”

      “孟顗说他在芝县‘与县令赵永年勾结,欺瞒朝廷’。”

      “赵永年是本官举荐的。谢灵运和他‘勾结’,那本官也是‘勾结’了?”

      王谦沉默了片刻。“张郡守,本官不是在审你。本官在查案。请你配合。”

      张劭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窗外是永嘉郡府的后院,院子里种了几棵桂花树,八月的桂花已经开了,甜香扑鼻。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议论什么。

      “王御史,”他没有回头,声音从窗边传来,“你知道本官为什么举荐赵永年为芝县县令吗?”

      “请讲。”

      “因为他是芝县最合适的人。他在芝城住了三年,深得百姓信任。他懂农桑,懂医药,懂百姓疾苦。他当县令,芝县的百姓服他。”张劭转过身,看着王谦,“你知道芝县的百姓为什么服他吗?因为他不是来当官的,他是来干活的。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去田里看看庄稼,再去药铺看看病人,再去染坊看看布匹。他吃的和百姓一样,穿的也和百姓一样。他不收赋税,不征徭役,不抓壮丁。他只做一件事——让百姓吃饱饭,穿暖衣,有活干,有地方住。”

      王谦听着,没有说话。

      “谢灵运也是一样。”张劭继续说,“他来芝城之前,那里是一片荒山野岭。三年后,那里有一千六百多口人,五百亩水田,两百亩旱地,百亩茶山,五十亩药圃,十五亩靛青。有学堂,有药铺,有铁匠铺,有水磨坊,有造纸坊,有酿酒坊,有染坊。有番薯,有茶叶,有药材,有蓝布。这些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谢灵运带着百姓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张劭的声音有些哑了,但他的眼睛很亮。“王御史,本官不知道孟顗为什么要弹劾谢灵运。本官只知道一件事——谢灵运在芝城做的事,本官做不到。永嘉郡的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他是个人才,是天下少有的人才。这样的人,朝廷应该护着他,不是毁了他。”

      王谦看着张劭,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桂花香从浓烈变得清淡,久到院子里的麻雀从枝头飞到了屋顶。他把张劭的奏折收进袖中,站起来,朝张劭拱了拱手。

      “张郡守,本官回京之后,会如实向陛下禀报。你放心。”

      张劭看着他。“王御史,本官不放心。本官不是不放心你,是不放心那些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们想杀人,我们想救人。他们比我们狠,比我们毒,比我们不要脸。我们怎么赢?”

      王谦沉默了片刻。“张郡守,御史台是陛下的耳目。陛下不是瞎子,不是聋子。谁是谁非,他心里有数。”

      张劭苦笑了一下。“心里有数有什么用?心里有数的人,往往不说话。说话的人,往往心里没数。”

      王谦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出了郡府的大门。

      元嘉七年八月,王谦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文帝的御案上。报告写得很客观,把在永嘉的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列了一遍,不加评论,只陈述事实。但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辩护。

      王谦在报告的最后写道——“臣观谢灵运在芝城三年,所行之事,无非农桑教化。孟顗所劾各节,臣皆未之见。番薯之利,已播永嘉全郡;靛青之布,远销建康。百姓爱戴,如父母。臣以为,谢灵运无罪。”

      文帝读完这份报告,沉默了很久。他把报告放在御案上,拿起孟顗的弹劾奏疏,两相对照,看了又看。一份是捕风捉影,一份是实地查证;一份是空话连篇,一份是言之有物。他想护着谢灵运,但他不能做得太明显。他要给孟顗一个交代,给朝中那些观望的人一个交代,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传朕的旨意,”他对身边的宦官说,“谢灵运一案,查无实据,不予追究。孟顗等所劾不实,着各罚俸三月,以示惩戒。谢灵运劝农有功,赐绢百匹,金五十两。芝县县令赵永年,勤勉尽职,赐绢五十匹。”

      这道旨意传出去的时候,建康的官场又是一阵骚动。谢灵运无罪,孟顗受罚。胜负已分。

      孟顗在建康的府邸里,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卷书,但没有在看。他的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摩挲,一下,两下,三下,像是在抚平什么看不见的褶皱。

      “谢灵运,”他低声说,声音冷得像冰,“你赢了。但你赢不了太久。”

      消息传到芝城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底了。

      谢灵运正在番薯地里挖番薯。今年的番薯长得特别好,最大的有碗口大,紫红色的皮,黄色的瓤,甜得像蜜。他蹲在地里,一只手抓住番薯藤,另一只手用锄头轻轻挖开土,把番薯从土里取出来,放在竹篮里。他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接生——把一个个沉睡的婴儿从大地母亲的子宫里抱出来。

      周安从大路上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气喘吁吁地喊:“郎君!建康来信了!陛下下旨了!”

      谢灵运没有抬头,继续挖番薯。“念。”

      周安展开信,大声念了起来。念到“查无实据,不予追究”的时候,他的声音在发抖。念到“孟顗等各罚俸三月”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了。念到“谢灵运劝农有功,赐绢百匹,金五十两”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信纸上,把墨迹洇开了一小片。

      谢灵运蹲在番薯地里,听完了。他放下锄头,拍了拍手上的泥,站起来,看着面前的番薯地。番薯藤爬满了地面,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块番薯——是刚才挖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温热。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感受着它的温度和重量,感受着它从大地深处吸收的、被阳光和雨水滋养的、被他用汗水浇灌的生命力。

      “令仪,”他说,声音很低,“你听见了吗?”

      沈令仪站在田埂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色粗麻布衣,头发用荆钗绾着,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脸颊上。她的手里也拿着一块番薯,刚挖出来的,还带着泥土。她看着谢灵运,嘴角弯了一下。

      “听见了。”

      谢灵运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手里的番薯被太阳晒得表皮微微发干,久到田埂上的沈令仪被风吹得眯了眯眼。他忽然觉得,他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不是发现番薯,不是推广番薯,不是在芝城种田、养鱼、修路、教书,而是——相信她。她说过“番薯是天下百姓的命,天下百姓不会让你死”。她说对了。他活着。

      “令仪,”他说,“谢谢你。”

      沈令仪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不用谢。你活着,就是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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