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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更 大炼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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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的风潮来得猛,去得也快。
到了1959年春天,镇上的土高炉一座接一座地熄了火。那些从各家各户收缴来的铁锅铁铲早已炼成了不成形状的铁疙瘩,堆在公社大院后面,锈迹斑斑的,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李守正瘦了将近二十斤。本来就精壮的身板,那几个月下来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走路都带风——不是精神抖擞的那种风,是被事情追着跑的那种风。
杨秀兰心疼,但她不说。她学会了一件事:在这个家里,心疼不挂在嘴上,挂在行动上。她托周婶子从乡下买了二十个鸡蛋,隔两天给李守正蒸一个鸡蛋羹。李守正头一回看见桌上那碗黄澄澄的蛋羹,眉头皱了一下:“给孩子吃。”
“孩子有。”杨秀兰说,“这是你的。”
“我不吃。”
“你吃了才有力气上班。你要是倒了,这个家怎么办?”
李守正看了看她。
杨秀兰没躲他的目光。她手里还端着另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低头吹了吹,喂给怀里的李夏生。李夏生已经快一岁了,长了四颗牙,能吃些糊糊了,旁边李春月已经喝完粥,等李长河放下碗就一起跑出去玩了。
李守正端起蛋羹,三口两口吃完,抹了抹嘴,出门去了。
杨秀兰看着空碗,弯了弯嘴角。
日子刚消停没几个月,更大的难处来了。
1959年夏天开始,粮食越来越紧。镇上的供应量一减再减,粮本上的数字越来越小,食堂里的饭越来越稀。李守正每天在镇上调停各种纠纷——张家说李家偷了他家地里的红薯,王家说食堂分粮不公平,赵家老太太饿得浮肿了,儿子跑到镇政府门口哭。
“李主任,你给评评理……”
“李主任,我家的口粮被人偷了……”
“李主任,我爹快不行了,你批个条子让我们去县城买点吃的吧……”
李守正每天被这些话包围着,脸黑得像锅底。他手里能批的条子有限,能调动的粮食有限,能做的事也有限。他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尽量周旋——今天从公社仓库里挤出半袋碎米,明天跟隔壁镇调剂几十斤红薯干,后天把自家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果子分给邻居家的孩子。
那棵石榴树那年结得格外多,红彤彤的挂了满枝。杨秀兰本来想着晒成石榴皮入药,或者留几个给孩子们解馋。李守正一声不响地摘了大半,挨家挨户给街坊送了两个。
杨秀兰站在院里,看着光秃秃的石榴树枝,叹了口气。
“秀兰,”李守正把最后一个石榴搁在灶台上,“这个给孩子留着。”
杨秀兰点了点头。她知道,要不是还剩下这一个,李守正连这个都能送出去。他这个人就这样——对外头的人比对自己家的人还上心。
这件事后来被街坊邻居念叨了很多年。老赵家的儿子长大以后每次回河口镇,都要提一嘴:“那年要不是李主任那个石榴,我妈兴许就扛不过去了。”其实一个石榴顶什么事呢?但人记的往往不是那个石榴,是那个在所有人都揭不开锅的时候还想着别人的心。
那年冬天格外冷。
杨秀兰把家里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两床旧棉被、一件李守正退伍时带回来的军大衣、几件破棉袄。夜里她把军大衣盖在李长河和李春月身上,破棉袄裹着李夏生,自己和丈夫合盖一床薄被,冻得缩成一团。
李守正躺在黑暗中,半天没动。
忽然他翻过身来,把杨秀兰搂进怀里。他身上的热气透过薄薄的衣衫传过来,杨秀兰愣了一下。他们结婚这些年,李守正极少在床上有这样的举动。他不是那种会搂搂抱抱的男人。
“冷吧?”他闷声问了一句。
“不冷。”杨秀兰说。
但她没推开他。
那夜窗外的北风呜呜地吹,院里那棵石榴树的枝条被刮得啪啪作响。李夏生在旁边的小床上睡得不安稳,时不时哼唧两声。杨秀兰听着孩子的声音,感受着丈夫胸膛的温热,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
困难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三年里,河口镇像是老了十岁。街上的墙壁斑驳了,供销社的货架越来越空,茶馆关了门,说书先生不知道去了哪里。镇小学的孩子们面黄肌瘦的,上课的时候有气无力,读书声稀稀拉拉,再不像从前那样顺着风飘进镇政府的窗户。
李守正的白头发就是那三年长出来的。他才三十出头,鬓角却有了霜色。
杨秀兰的娘家那边也不好过。杨德厚的腿越来越不行,几乎下不了地;杨秀兰她妈的咳嗽变成了哮喘,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杨秀兰想接济娘家,可她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她只能隔一阵子走回杨家庄去看看,带几个自己腌的咸菜疙瘩,带一把野菜,带一碗红糖水——红糖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有一次她从娘家回来,天都黑透了。她抱着两岁多的李夏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镇上的土路上。李夏生趴在她肩膀上睡着了,小脸冻得通红。走到半路,远远看见一个人影打着手电筒迎过来。
是李守正。
他什么都没说,把军大衣脱下来披在杨秀兰身上,把李夏生接过去抱在怀里,转身往回走。
杨秀兰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抱着孩子走在前面,手电筒的光在夜里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她忽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李守正因为她把饭煮糊了就不在家吃饭的事。那时候她以为这个男人心硬得像石头。
可是石头捂久了,也是会热的。
1962年以后,日子慢慢缓过来了。
镇上的供应渐渐恢复了正常,茶馆重新开了张,说书先生换了一个人,但听书的还是那些老头儿。供销社的货架上又摆上了红糖、肥皂、煤油,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李长河七岁了,上了小学。他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三天两头被老师留下来罚站。李春月九岁,比弟弟懂事些,会帮着杨秀兰扫地、喂鸡、看妹妹。
李夏生四岁了。
这丫头从小就不一样。
她不像李长河那样上蹿下跳,也不像李春月那样温顺听话。她话不多,但眼睛特别亮,看什么都是一副把对方看穿了的表情。她爸下班回来,她不像她姐那样跑过去喊“爸”,也不像她哥那样吓得躲起来,她就站在院子里,仰着脸看着李守正走进来,轻轻地喊一声:“爸。”
就一个字。
李守正每次听见这一声“爸”,脚步都会顿一顿。
他后来跟杨秀兰说过一回:“这丫头,叫一声爸比哭一场还让人心里不得劲。”
杨秀兰笑着说他:“你就是吃软不吃硬。”
李守正没否认。
李夏生四岁那年秋天,镇上发生了一件事。
供销社丢了两匹布。
这在那年头是大事。两匹布能做好几十件衣裳,价值不小。供销社主任急得团团转,跑到镇政府找李守正报案。
“李主任,你得赶紧查,这要是查不出来,我这个主任当不成,你们也不好交代!”
李守正带着民兵连的人查了三天。查来查去,最后查到了一个人头上——杨家庄的一个后生,论起来还是杨秀兰没出五服的远房侄子,叫杨二小。
这杨二小才十九岁,在供销社打杂。他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妈眼睛不好,他妹妹冬天连条棉裤都没有。他一时糊涂,趁着夜里值班,偷了两匹布,卷起来扛回了杨家庄,藏在他家的柴房里。
李守正带着人找到杨家庄的时候,杨二小的妈跪在院子里,磕头如捣蒜:“李主任,你饶了他吧,他是一时糊涂啊,你要抓就抓我,是我没教育好……”
杨二小蹲在墙角,抱着头,浑身发抖。
李守正站在院子里,脸色铁青。
杨家村的人围了一大圈,交头接耳。有人认得李守正是杨秀兰的男人,小声说:“这不是秀兰她女婿吗?二小跟秀兰还是亲戚呢,他总不能六亲不认吧?”
李守正听见了这句话。
他慢慢转过身,看了说话的那个人一眼。那眼神冷得能冻死人,说话的人立刻缩了脖子,不敢再吭声。
“带走。”李守正说。
民兵上前把杨二小架起来。杨二小的妈扑上来抱住儿子的腿,嚎啕大哭。李守正看了她一眼,蹲下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婶子,不是我李守正心狠。两匹布,放在那是全公社的财产。他拿了,就要担责任。我今天要是因为他是亲戚就放他一马,明天我就不配穿这身衣裳。”
他站起来,让两个民兵把杨二小带走了。
走之前他留下了一句话:“婶子,你家里的事,我会跟大队说,看看能不能给你和你闺女安排点救济。”
这件事在杨家庄传开了。
有人说李守正大公无私,是个好干部。也有人说他太绝情,连远房亲戚都不放过。杨秀兰她爸杨德厚坐在门槛上听完这些议论,半天说了一句:“守正做得对。要是干部都徇私,这天下还叫天下吗?”
杨秀兰是从她四哥杨满仓嘴里听说的这件事。
杨满仓那天晚上骑自行车到镇上来,把这事跟她说了。说完了看着她,等她表态。
杨秀兰坐在灶膛前,火光照着她的脸。她想了一会儿,说:“四哥,你回去跟杨家庄的人说,守正做这事之前没跟我商量,我也管不了他。但他做得没错。二小自己要担这个责任,谁也替不了他。”
杨满仓点了点头,骑车回去了。
那天夜里李守正回来得很晚。他进院子的时候,杨秀兰还在灶房里坐着。锅台上搁着一碗红薯粥,还冒着微微的热气。
李守正看了那碗粥一眼,又看了杨秀兰一眼。
“吃了吗?”杨秀兰问。
“在镇上吃过了。”李守正说。
他没说吃的什么。杨秀兰知道他多半没吃,但她不再问了。她把那碗粥推了推:“那也得再吃点,瘦成这样,风一吹就倒了。”
李守正坐下来,端起碗,一口一口地喝粥。
杨秀兰坐在对面,看着他喝。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灶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芯跳动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的。
“二小的事,”李守正放下碗,忽然说了一句,“你怪不怪我?”
杨秀兰摇了摇头。
“你不怪我?”李守正看着她。
“你是治保主任,你不管谁管?”杨秀兰说,“你要是因为他是亲戚就放了他,我反倒要看不起你。”
李守正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杨秀兰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弯弯嘴角的浅笑,是真的笑了一下,眼睛里有光。
“你倒是深明大义。”他说。
“我不是深明大义,”杨秀兰站起来收拾碗筷,“我是嫁了你这个人,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变了,我才不跟你过。”
李守正没接话。
但他坐在灶房里又待了好一会儿才起身去洗漱。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这个人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吃完就走,哪有坐着发呆的时候?
杨秀兰在里屋哄李夏生睡觉,听见外屋的动静,心里想:这个家,好像越来越像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