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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七章 十二月初, ...

  •   十二月初,法租界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在梧桐树的枯枝上,薄薄一层白。但天蟾戏院的后台却比外面更冷。不是温度,是气氛——老方三天没露面了。上一次他失约超过一天,还是一年半以前的事。

      周明远每天傍晚去戏院,坐在后台角落里,看沈月红上妆、卸妆、上台、下台。她不问他为什么天天来,他也不说。小蝶端茶进来的时候,会多放一杯在他面前。连老琴师都习惯了——有一回他收琴的时候抬头看了周明远一眼,说了句“周先生今天又来了”,语气和说“今天戏票卖得不错”一样平淡。

      第四天晚上,老方来了。

      他推开后台的门,站在门口。蓝布长衫上沾着泥点子,脸上有淤青——左眼角一块紫的,嘴角也有血痕,已经干了,结成了暗红色的痂。折扇还拿在手里,但扇骨断了一根。

      沈月红从梳妆台前站起来。小蝶端着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

      “老方——”

      “没事。”老方在衣箱上坐下,把断扇骨的折扇搁在膝盖上,“路上摔了一跤。”

      “别骗人。”沈月红说。

      “没骗你。就是在弄堂里跑的,踩到冰上滑了一跤。不是巡捕房。是老赵。”老方摆摆手,“码头那边出了点状况,老赵去接货,让人盯上了。我去接应,跑得急了,摔了一跤。”

      周明远没说话。他看着老方膝盖上那把断扇骨的折扇——老方这人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但这把折扇跟了他很多年,扇骨是他自己削的,竹子的,磨得发亮。现在断了一根,他一直在用手摸那个断口。

      “日本人那批军火,”老方压低声音,“找到了。不在虹口纱厂了。转到了杨树浦,一个码头仓库里。三井洋行的仓库。”

      “三井?”周明远皱了下眉。

      “你听说过?”

      “三井在东北有矿山。我在美国念书时,有个日本同学,他父亲就是三井的人。”

      “这批军火是往东北运的。”老方说,“不是在上海用。是走海运到大连,再转铁路到奉天。关东军要用。”

      “情报能传出去吗?”

      “能。但得拿命传。码头上日本人二十四小时守着,巡捕房的外围也加了双岗。组织决定,元旦那天动手。”

      “动手?”

      “不是劫军火。是在码头外围放一把火,引开巡捕房的注意,趁机拍照取证。证据送到公共租界的洋人报纸上,逼法国人查日本人。这是以退为进。军火我们是劫不下来的,但可以把事情捅出去。国际舆论一压,日本人多少得收敛。”老方看着他,“火需要一个人放。巡捕房盯得最紧的是惊蛰,戏院里最近也多了陌生面孔。所以这次——”

      “我去。”周明远说。

      沈月红转过身来。“你不认识杨树浦。”

      “可以提前去踩点。”

      “踩点也轮不到你。码头那一带我熟。我跟过两次货。”

      “你说了,巡捕房盯的是你。”

      “那我就更应该去。”她顿了一下,“正因为他们盯着我,我去放火,他们反而想不到。”

      “别争了。”老方把断扇骨的折扇重新拿起来,“组织上已经有决定。你们两个都不去。放火的人有了——老赵。”

      “老赵?”沈月红愣了一下,“老赵不是——”

      “他儿子去年被日本人打死了。在奉天。老赵等了半年,等一个机会。这次他说,让他来。”

      后台安静了。墙上那面大镜子映着昏黄的灯光,映着老方膝盖上那把断了扇骨的折扇,映着沈月红站在化妆台前的身影。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闷闷的,长长的。

      “什么时候行动。”周明远问。

      “十二月三十一号。晚上十点。杨树浦码头,三井仓库外面。”

      “我们去做什么。”

      “接应。老赵放完火以后从东面撤,你们两个在西边的弄堂口等。万一老赵受伤,你们把他带走。如果没有意外,你们不用出面。火势一起来,巡捕房和日本人会乱成一团。那时候老赵已经撤了。你们只要看见火起,就走。不要等任何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老方看着他,“但有一条——绝对不要进仓库。绝对不要。你们的任务是在外围。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沈月红没有说话。她转过身对着镜子,镜子里她的脸很安静。但周明远注意到她的手——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指关节微微发白。

      老方走了以后,后台只剩两个人。小蝶被支出去买夜宵了。前台的锣鼓声已经停了,今晚没戏。整座戏院安静得能听见楼上老鼠跑过的声音。

      “十二月三十一号。”沈月红说。

      “嗯。”

      “那天晚上我有戏。新年夜,唱《白蛇传》。”

      “散戏以后呢。”

      “散戏以后,我本该去霞飞路参加一个堂会。林仲甫家办的,请了好几个角儿。”

      “你不能不去?”

      “不去才让人起疑。这种堂会,巡捕房的人都盯着——谁来谁不来,谁几点走,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得去。至少去露个脸。”

      “然后呢。”

      “然后我从林家后门出来。十点,杨树浦码头西边的弄堂口。我等你。”

      “好。”

      沈月红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你以前放过火吗。”

      “没有。”

      “我也没有。”她顿了一下,“但我看过火烧。明泽有一年大旱,田里的麦子着火了。火光把半边天都烧红了。我站在村口看,我爹说别看了,回去。我没听。我一直看到火灭了。”

      “怕吗。”

      “怕。但怕的不是火。是火烧完了以后,地上什么也不剩。”

      门外传来脚步声。小蝶端着夜宵回来了,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一阵冷风。沈月红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那件灰呢短大衣。

      “我回住处了。明天见。”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周明远忽然叫住她。

      “沈月红。”

      她回头。

      “火会烧完的。但地上不会什么都不剩。”

      她看了他一眼,然后推开门,走进上海的冬夜里。

      十二月最后几天,上海下起了冻雨。雨不大,但密,打在脸上像针尖。法租界的梧桐树全秃了,枝丫上挂着冰凌,风一吹,叮叮当当地响。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黄包车夫的脚底板在湿滑的石板路上直打滑。

      周明远去了杨树浦两次。一次是傍晚,装作找码头工人的工头,在仓库外围转了一圈。三井仓库在码头最东边,灰砖墙,铁皮顶,大门口有日本人站岗,腰间别着枪。围墙很高,墙头插着碎玻璃。第二次是半夜,他在仓库西边的弄堂里蹲了两个钟头,摸清了巡捕房换岗的时间——夜里十点换一次,十二点再换一次。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仓库后面的小巷是空的,没有岗哨。如果老赵从东面放火,火势一起来,日本人往东追,西边的弄堂就是最安全的撤离路线。

      他把这些记在一张纸上,在天蟾戏院后台交给了老方。老方看完把纸烧了。

      “写得清楚。”

      “我爹教我的。烧酒要掐头去尾,行动也要掐头去尾——掐准了时间,就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呢。”

      “另一半靠命。”

      老方没说话。他把那把断了一根扇骨的折扇拿起来,在手里转了转。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周明远面前。

      “老赵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他儿子叫赵志国,奉天人,东北大学的学生,学历史的。去年冬天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没回来。他说,你也是东北大学的,教历史的。他说——周先生,我替我儿子谢谢你。”

      周明远低下头。他想起东北大学的教室,想起那些打瞌睡的学生,想起老刘——戴圆框眼镜、喜欢喝茶的老刘。他不知道老刘是不是也被抓走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傍晚。天蟾戏院门口挂起了红灯笼,新年夜的招牌戏《白蛇传》座无虚席。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旗袍的,挤满了楼下的座位和楼上的包厢。空气里混着脂粉味、烟味和炒栗子的甜香。

      周明远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位子上。台上的沈月红扮着白素贞,水袖翻飞,唱得满堂喝彩。她唱“才知道人生最苦是别离”的时候,声音清亮得不像话,没有破,一个字都没破。

      散戏已经快九点了。她在台上谢了三次幕,笑得很有分寸。然后她走进后台,周明远跟了进去。后台里人仰马翻,谁也没注意他们。

      沈月红坐在化妆台前卸妆,动作很快。白素贞的脸被擦掉了,露出沈月红的脸。她没多说话,只对着镜子问了一句。

      “几点了。”

      “九点一刻。”

      “我得去林家了。堂会十点开始。”

      “十点我在杨树浦等你。”

      她站起来,穿上那件灰呢短大衣,把一顶素色帽子戴在头上。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

      “生煎买了吗。”

      “买了。等完事了吃。”

      “别再凉了。”

      “不会。”

      她从后门出去了。周明远在后台多坐了十分钟,然后也出了门。

      杨树浦的夜比法租界黑得多。路灯稀稀拉拉,有几盏还是灭的。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和煤烟味。远处码头上传来起重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

      周明远提前到了。他蹲在西边弄堂口的阴影里,背靠着冰凉的砖墙。他把怀表掏出来看了看——九点五十。还有十分钟。夜风从弄堂里穿过来,冷得他手指发僵。他想起东北的冬夜,想起那年在雪地里走了四十里路送情报,手套丢了一只,回来手冻得发紫。那时候也是这样的冷。但那时候他是一个人,今天不是。

      十点整。远处码头上忽然亮起一道火光。不是慢慢烧起来的,是轰的一声,一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三井仓库东侧窜起来,紧接着是第二团、第三团。有人在喊,用日文,用中文,乱成一片。巡捕房的警哨响了,尖锐刺耳。火光越来越大,把半边天空都映成了暗红色。和沈月红说的明泽那场火一样——半边天都烧红了。浓烟滚滚地升上去,遮住了江对岸的灯光。

      周明远蹲在阴影里没有动。他的任务是接应。老赵从东面撤,他等在西边。只要老赵出现,他就带他走。如果没有意外,他不用出面。他盯着弄堂口的方向,眼睛一眨不眨。

      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不是从东面来的。是从他身后,弄堂深处。

      他猛地转过头。一个黑影踉踉跄跄地从弄堂里跑出来,捂着胳膊,指缝里渗着血。不是老赵。是沈月红。

      “你怎么——”

      她没回答。她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刚从堂会上溜出来的人。“走。”

      “老赵呢。”

      “老赵不会来了。”

      “什么?”

      “老赵下午被巡捕房的人带走了。他们提前得到了消息。有叛徒。”她喘着气,声音很低很快,“老方让我来告诉你——行动取消。赶紧撤。”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林家出来的时候,老方让小蝶来截我。小蝶不知道具体什么事,只说老方说了——让周先生别等了,赶紧走。”

      “老赵——”

      “不知道。可能已经——”

      她没有说完。远处传来枪声。不是一声,是连着好几声,从仓库的方向传过来。接着又是几声,更近了。火光照亮了弄堂口的墙壁,影子在墙上狂乱地晃动。

      “走。”她说。

      他们沿着弄堂往西跑。脚下的石板路又湿又滑,沈月红的布鞋踩在水坑里溅起泥点子。后面的喊声越来越近,有人在吹哨子,又有人开了枪。子弹打在砖墙上,碎砖头崩起来砸在周明远肩膀上。他没有停。

      他们拐进另一条弄堂,又拐进一条。沈月红对这一带很熟,每个拐角都不用想。他们在黑暗里跑了不知多久,喊声渐渐远了。最后她推开一扇铁皮门,把他拉进一间废弃的平房。

      门关上。世界忽然安静了。

      屋里很黑。只有从门缝里透进来一线火光——远处的仓库还在烧。他们靠墙站着,喘着粗气。沈月红的帽子跑掉了,头发散下来贴在脸上。周明远这才看见她胳膊上不是血——是红墨水。堂会上用的,大概是刚才翻墙的时候打翻了林家桌上的墨水瓶。

      “没受伤?”

      “没有。”她靠在墙上,闭了一下眼睛,“你呢。”

      “没事。”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老赵下午被带走的。巡捕房外围的人先撤了,老方也被迫转移。小蝶在林家后门截住我,说老方让你赶紧撤。我不敢直接来,怕他们顺藤摸瓜跟到码头。绕了三趟电车,把帽子也跑丢了。”

      “新叛徒是谁。”

      “不知道。老方没说。可能是码头上的人,也可能是印刷厂的。组织上这次伤得不轻。”

      周明远靠在墙上,盯着对面墙上那一线火光。老赵。那个等了半年要为儿子报仇的老赵。今天下午被带走的。他没能等到放那把火。但火还是烧起来了——是谁放的?老方安排的后手?还是仓库那边出了什么意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老赵被带走了,火还是烧了,而他们两个蹲在这间破平房里,等着外面的警哨声停下。

      火光暗下去了。远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

      “革命不是报私仇。”沈月红说,声音很低,“但老赵有资格报仇。他等了一辈子,就等这一把火。现在火不是他放的。”

      “火还是烧了。”周明远说,“不管谁放的,火还是烧了。”

      “那是他应得的。他儿子——”

      “他儿子叫赵志国。东北大学的学生。学历史的。”

      “你怎么知道。”

      “老方跟我说的。老赵让我替他儿子谢谢我。”

      沈月红没有说话。她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周明远在她旁边蹲下。黑暗里他看不清她的脸,但他能感觉到她的肩膀在发抖。不是因为冷。

      “今天下午,”她说,“我出门的时候,老赵也在戏院。他来跟老方最后对一遍晚上的路线。小蝶给他倒了杯茶,他说不喝,等晚上完事了再喝。那杯茶还在后台放着。”

      她停了一下。

      “我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沈老板,今晚《白蛇传》唱得好。他上午来看了彩排。”

      周明远没有说话。黑暗里,远处码头的火光完全灭了,只有浓烟还在升腾。

      “走吧。”他站起来,把手伸给她,“天快亮了。”

      她没有接他的手。她自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已经被压扁了。

      “什么。”

      “生煎。你说你买。我不信。”

      “凉的?”

      “热的。”她说,“我出门以前让小蝶去买的。一直揣在口袋里。”

      她把油纸包打开。两只生煎,压扁了,皮破了,馅漏出来。但还冒着热气。

      周明远拿起一只咬了一口。是热的。面皮被压碎了,但馅还是鲜的。混着她短大衣口袋里棉絮的味道。他后来在香港的公寓里,每年除夕都在那封信上加一段,每一段都写不到这个味道。他写过卡岔河的鲫鱼、榆树的雪、父亲站在甑锅前的背影,但他从来没写过杨树浦码头外这间破平房里一只压扁的生煎。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人明白,这只破生煎,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