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六章 一九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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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来得早。
十一月没过完，上海的弄堂里就开始结冰了。早晨起来，石板路上薄薄一层白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黄浦江的风灌进每一条巷子，又潮又冷，冻得人骨头疼。法租界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
周明远在亭子间里批改安国和安邦的英文作业。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哗响。他找了张旧报纸把窗缝塞住，还是冷。他想，上海的冬天和东北没法比，但上海的冬天让人更难受——东北的冷是干冷，多穿两件就扛得住。上海的冷是湿冷，渗进骨头缝里，穿多少都没用。
他想起榆树老家的火炕。冬天烧得暖烘烘的，躺在上面像躺在一只大手里。母亲在炕那头做针线，父亲坐在炕沿上看账本。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他把钢笔放下，搓了搓手。手指冻得发僵，字写得比安国还难看。
有人敲门。不是房东那种砰砰砰地砸，是轻轻的三下，指关节叩在木板上，又脆又短。
他打开门。沈月红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呢短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她手里提着一个油纸包，纸包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珠——外面在下雨，不是雨，是那种上海冬天特有的细密的水雾，比雨轻，比雾重，落在衣服上不声不响，却能湿透三层布。
“你怎么来了。”
“顺路。”
她进了屋，把油纸包放在桌上，解开。两只生煎，皮煎得焦黄，上头撒着芝麻。还有一包茶叶。和上次一样。也和上上次一样。
“又是生煎。”
“你不爱吃？”
“爱吃。”
她脱下短大衣搭在椅背上。里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布夹袄，领口别了一枚素色的盘扣。头发比上次见时又短了些，刚刚过耳，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周明远注意到她的脸色不太好，比平时白，嘴唇也有些干。
“你病了？”
“没有。这两天戏多，累的。”
她在床沿上坐下，拿起他桌上的一本英文课本翻了翻。是安国的那本，封面已经用浆糊粘过了，但还是翘着边。
“你这先生当得还行。”
“凑合。”
“安国最近怎么样。”
“会拼revolution了。”
沈月红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在台上给观众看的笑，是嘴角往上翘、眼睛里有一点什么东西在闪的笑。
“你教他了。”
“不是教。是他自己问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这个词，问我什么意思。”
“你怎么说。”
“我说是革命。”
“他懂吗。”
“他说他爸在家里骂过这个词。”
沈月红放下课本，拿起一只生煎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皱了皱眉。
“凉了。”
“你每次都买到凉的。”
“不是我买凉的。是我来太远。从戏院到这儿，要走半个钟头。”
“那你下次别买了。我去戏院吃。”
“你不去。”
“我去过。”
“你去是接头。不是找我。”
周明远没接话。她说得对。
她把那只凉生煎吃完，拿手帕擦了擦手指。窗外有人在喊“收旧货”，声音又尖又长，从弄堂口一直传到弄堂尾。留声机的声音从楼下飘上来，放的是《天涯歌女》，周璇的嗓子又细又甜，唱得人心飘起来。
“老方让我告诉你，”沈月红说，“日本人那批军火查到了。在虹口，一个日本人开的纱厂仓库里。”
“消息可靠？”
“虹口大戏院的琴师说的。他有个徒弟在纱厂做工，亲眼看见卡车半夜往里运木箱。木箱上印着日文。”
“军火。往哪儿运？”
“还不清楚。可能是往北，也可能是就地存放。老方已经报上去了。”
“那就等指示。”
沈月红点了点头。她把油纸包往他面前推了推。
“剩的那只，你再不吃就凉透了。”
周明远拿起那只生煎咬了一口。果然凉了。面皮硬了，馅也有些腥。但他还是吃完了。
“你这儿真冷。”沈月红看着窗缝里塞着的旧报纸，“窗户漏风。”
“房东不肯修。说房租才几个钱。”
“你跟他说你是美国回来的。”
“说过。他说美国回来的更应该多交房租。”
沈月红笑了一声。她站起来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窗缝里塞着的报纸。报纸已经潮了，一碰就碎。
“这报纸还是十月份的。”
“没来得及换。”
她从窗台上拿起那一叠旧报纸，翻了翻。都是《申报》，有的已经发黄了，有的还新。她翻到其中一张，停住了。
“这张你留着。”
周明远凑过去看。是十一月初的报纸，头版头条写着“国民政府军收复多伦”。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留着这张了。
“多伦在哪儿。”
“察哈尔。离东北不远。”
她没说话，把那张报纸折好，压在烟灰缸底下。然后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
“周明远。”
“嗯。”
“你想回东北吗。”
“想。”他没犹豫，“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
“等太平了。”
“太平。”她念了一遍这个词，像在品一个不太相信的味道，“上回你说等太平了去贝加尔湖。养牛羊。搭火炕。”
“你还记得。”
“我记得。”她说，“你说吉林人不会搭火炕跟山东人不会摊煎饼一样丢人。”
“你学会摊煎饼了吗。”
“没有。戏班不让进厨房。说花旦的手不能沾油。”
“等以后我教你。”
“你也不会。”
“我会。”周明远说，“我在美国学会的。那边没有煎饼，但有 pancake。差不多。都是面糊摊在锅上。”
“ pancake 是什么。”
“美国的煎饼。配枫糖浆。”
“甜的吗。”
“甜的。”
“那不行。煎饼得卷大葱。”
“到了贝加尔湖没有大葱。”
“那就种。”
“你会种地？”
“不会。”她说，“但我爹会。我爹种了一辈子地。我跪在那儿磕头的时候，我爹躺在一张破席子上，身子还是热的，手上有泥。他那双手到死都没洗干净过。”
周明远没有接话。他看着她。窗外是上海阴冷的冬天，弄堂对面的墙上爬山虎已经枯了，只剩褐色的藤蔓贴在砖面上。她的脸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显得很素净，颧骨很高，嘴唇有一点干。
“沈月红。”
“嗯。”
“你怕死吗。”
她想了想。“怕。不是怕死，是怕死了以后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
她看着他。
“我知道。”他又说了一遍，“你是沈惊蛰。山东明泽人。七岁那年冬天跪在冰碴子上磕头求人给你爹一副棺材板。跪了一上午，没人理。你爹被一张破席子卷着抬出去，你连坟都没记住在哪儿。后来你娘死在街上，巡捕房收尸的时候连名字都没问。你被戏班子收养，学了十年戏，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花旦。你在台上演李香君，演白素贞，演穆桂英。你在台下是地下党交通员，送了三年的情报，没出过一次差错。”
他停了一下。
“你爱吃生煎。怕冷。嗓子没坏过。有一回发烧烧到三十九度，上台照唱。你教我，在戏院门口扮情侣要挽着胳膊。你说革命不是报私仇，是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跪在冰碴子上磕头。”
沈月红站在窗台前，一动没动。
“你把我祖宗八代都查清楚了。”
“还有一样没查清楚。”
“什么。”
“你在台上唱破的那个音。到底是真的破了，还是你故意唱的。”
她没回答。她把脸转向窗外。弄堂里有人在收晾晒的衣服，竹竿碰在墙上，哐当哐当地响。
“是真的。”她说，“每次唱到那一句，就破了。我以为没人听得出来。”
“我听得出来。”
她转过头看着他。窗外的天光很暗，她的眼睛里却有东西在亮。
几天以后。闸北地下党联络站遭到巡捕房突袭。
消息是老方带来的。他站在天蟾戏院后台，脸色比平时更沉。手里的折扇合着，指关节捏得发白。
“不是巡捕房。是特务。有叛徒。”
沈月红从梳妆台前站起来。她正在上妆，半边脸敷了粉，另半边还是素净的皮肤。镜子里映着她半明半暗的脸。
“谁。”
“不知道。可能是印刷厂的，也可能是码头那边的。组织上正在查。”
“损失大吗。”
“闸北三个联络点都被抄了。人抓了五个，东西全没了。”老方顿了一下，“其中包括军火转运的情报。”
周明远靠在门框上，把烟头掐灭在墙缝里。
“接下来怎么办。”
“等。等叛徒露面。也等组织查清楚。”老方看着他们，“这期间你们暂停接头。戏院的联络站暂时冻结，惊蛰照常唱戏，钟声照常教书。没有紧急情况不要见面。”
沈月红和周明远同时看向对方。
“多久。”沈月红问。
“不知道。至少十天。也许更久。”
老方走了。后台只剩他们两个。小蝶被支到门口把风。沈月红对着镜子继续上妆，手里的粉扑一下一下地拍在脸上，力道很重，像在打什么。
“十天。”她说。
“至少。”
她把粉扑放下，转过身看着他。
“这十天里如果有紧急情况——”
“没有如果。”周明远说，“老方说了，没有紧急情况不要见面。”
“你听老方的？”
“听。”
她看着他。片刻之后她把头转回去，对着镜子。镜子里，她的脸已经完全被油彩覆盖了。沈月红不见了，变成了李香君。
“今晚《桃花扇》。”她说。
“我知道。”
“你来看吗。”
“来。”
“老方说不要见面。”
“他管不着我看戏。”
她笑了一下。镜子里的李香君也笑了一下。但李香君的笑是假的，她的笑是真的。
那天晚上的《桃花扇》，周明远坐在最后一排。台上，沈月红扮着李香君，水袖翻飞，声音又清又亮。她唱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那一句，果然又破了。破在那个“塌”字上，声音裂了一道缝，像一面镜子从中间碎了一条纹。
台下没有人听出来。只有他听出来了。
他坐在黑暗里，在心里把那句唱词接了下去。
散了戏他没有去后台。他走出戏院，站在马路对面，看着戏院门口那两盏红灯笼。灯笼在夜风里轻轻晃着。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一个穿灰呢短大衣的身影走出来，站在巷口停了片刻，然后往福熙路的方向走了。头也没回。他知道她在克制。
此后连着好几天，周明远没有去戏院。他照常去林家上课，照常批改安国和安邦的作业，照常在傍晚沿着霞飞路走到外滩，站在江边看轮船。江风很大，他把长衫的领子竖起来，手插在口袋里。
安国问他最近怎么不去看戏了。他说忙。安邦说沈老板的新戏《白蛇传》可好了，报上都说好。他说我知道。
他不知道。他好几天没看报了。
第十天，老方来了。雨从早晨开始下，不大，但很密，打在石板路上溅起细细的水花。老方推开亭子间的门，收了伞，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水。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叛徒查出来了。码头的。已经被组织处理了。”
“联络站呢。”
“戏院下周恢复。但换地方接头。湖心亭太显眼了，改在虹口大戏院。”
“好。”
老方看着他。
“惊蛰让我告诉你，她这几天嗓子不舒服，让你不用去看戏。”
“严重吗。”
“她说不严重。就是着凉。休息几天就好。”
老方走了。雨还没停。
周明远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弄堂里积水漫过了石板缝，爬山虎的枯藤被雨水冲得摇摇晃晃。他站了很久，然后拿起挂在门后的大衣，出了门。
他没去戏院。他去了虹口。
虹口大戏院在虹口一条横马路上，比天蟾小得多。门口没人，海报上写的是别的戏班，不是天蟾。他推门进去，后台只有一个老头在打盹。他问沈老板在不在。老头说沈老板不来这儿，她在天蟾。他说她嗓子不好。老头说嗓子不好就歇着，反正这几天没戏。他道了谢，出来了。
雨还在下。他站在虹口大戏院门口，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
然后他去了天蟾戏院。下午的戏院门口冷清得很，大门关着。他绕到侧面的小巷子里，巷子里很暗，和每天晚上一样。后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走廊里没有灯，尽头有一线昏黄的光从后台透出来。
沈月红坐在梳妆台前。她没有上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头发随意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报纸，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抄什么。她听到脚步声，从镜子里看到了他。
“你怎么来了。”
“路过。”
她转过头。她的脸比上次见时又清瘦了些，颧骨更高了，眼窝有一点陷进去。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着。
“老方说不能见面。”
“十天到了。”
“还差一天。”
“我等不了了。”
她放下笔。窗外雨声很密，打在戏院的屋顶上，噼里啪啦地响。后台的空气里混着脂粉味和潮湿的水汽。
“你淋湿了。”她说。
“外面下雨。”
“我看见。”
她从梳妆台下面扯出一条干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来擦了擦头发，毛巾上有戏院特有的气味——头油、旧木头、烟草。
“嗓子还疼吗。”
“不疼。就是累了。”
“你骗人。你脸色不好。”
“戏班子里谁说真话。”她把报纸翻过去，不让他看到抄的内容。“报纸上都是假的。唱戏的嘴里也都是假的。”
“我不信。”
“不信什么。”
“不信你说的假话。”
沈月红低下头。她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在报纸边缘轻轻划着。周明远走过去，站在她身后。镜子里映着两个人。
“我今天去虹口大戏院找过你。”他说。
“去那儿干什么。”
“他们说你不来那儿。他们说你这几天没戏。”
“本来就没戏。嗓子哑了。唱不了。”
“那我给你唱一个。”
她愣了一下。镜子里，她的眉毛挑了起来。“你唱什么。”
“二人转。吉林的。我爹以前教过我。”
他没等她说好。他清了清嗓子，开口唱起来。是一首东北的二人转小调，调子简单，词也土——讲的是一个庄稼汉过年赶集给媳妇买头绳的故事。他唱得不好，跑了好几处调，词也记不全，唱到一半干脆自己编了几句。
沈月红先是忍着，后来没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不是那种礼貌的笑，是前仰后合的那种，是忘记了一切身份和处境的、从喉咙里涌出来的那种。
“你这唱的是什么。穆桂英挂帅？”
“不是穆桂英。是——庄稼汉买头绳。”
“头绳。买给谁。”
“媳妇。”
“你编的。”
“后半段是我编的。前面的词是我爹教的。我爹会唱二人转。他跟我娘唱了一辈子。我娘没了以后，他就不唱了。”
她的笑声停了。她把脸转向窗外。雨还在下。
窗外的雨下了一整夜。沈月红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报纸哗哗响。雨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在窗台上溅成细碎的水花。
“周明远。”
“嗯。”
“等这批军火的事办完了，我请你吃生煎。”
“你欠我的。”
“上回我带了。是你欠我。”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得。”她转过头看着他，“谁欠谁，我每一笔都记着。”
雨一直下到天亮。周明远在戏院后门抽了一根烟，然后拢了拢湿透的长衫，走进了上海的冬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