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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手戏 咖啡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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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开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的尽头,小门面夹在干洗店和关门了的五金铺中间,门口铺着一块防滑地垫。
埃塞俄比亚的豆子。
室内的光线比外面暗很多,从天花板上垂下几盏筒灯,在暗色的木质桌面上铺出一个个边界模糊的光斑。靠墙的架子上摆着几排陶罐,插在里面都干莲蓬和芦苇枝条在灯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子。
角落里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唱针搭在黑胶唱片上,转出极轻的沙沙声和一段遥远的小提琴旋律,这个咖啡馆在隔墙听一场历史的晚宴。
店里的客人不多,分散坐在几张小圆桌旁边,大多都戴着眼罩,咖啡杯碰撞的脆响和低声交谈的背景噪音里显得格外清晰。
一个服务员过来,她已经很熟练,不用语音播报就能避开那些桌椅,她把咖啡杯准确地放在靠窗那张桌子的正中央,杯底和桌面接触时发出极轻的咔嗒。
陆夫人坐在卡座上,背对着窗户,窗外的天光从她身后漫进来,把她银白色的头发边缘照出一圈柔和的光晕,脸上干干净净,连皱纹都显得规整,薄嘴唇抿着一条平直的线,下巴微微抬起,整个人的姿态像一位在图书馆里坐了一整个下午的老教授,等待着一场预约好的谈话。
她睁着眼,眼皮张开一条缝,露出下面空荡荡的眼眶,像两口被掏空了的井。她面朝着殷止和岑洱落座的方向,嘴角的纹路慢慢抬起来,弯出一个端庄中带点歉意的笑容。
“真没想到,我这个案子还有人愿意接。”她有些欣慰,手指激动地互相摩挲,“我还以为拖了四年,已经没有人在意了。”
岑洱在卡座的另一侧坐下来,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没有碰面前的咖啡杯,而是自然地交叠在一起。
他的脸朝陆夫人的方向微微偏转:“我需要把这个案子写进书里。”
他的语气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会做比较详细的记录,最终成稿会隐去所有人的真实信息,包括地名、时间、人物的声音特征和身份细节。”
陆夫人端起面前的咖啡杯,杯壁是厚实的陶瓷,在灯光下泛出精细的釉光,她双手捧着杯子,像捧着一只取暖的手炉。咖啡的热气扑在凑近的她的脸上,嘴唇在杯沿上抿,把杯壁上的水渍抿干净了才放回去。
“当然不介意,”她眉眼弯弯,“有人接这件案子,我已经很满足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只要别让知意那孩子再受更多的苦就好——她已经在里面四年了,外面的风声她听不到,但我知道那些媒体还在写她,说她心狠手辣、人面兽心,说我们陆家倒霉娶了个这样的媳妇。我一个人住在养老公寓里,有时候半夜醒了打开收音机,还能听到有人在讨论这个案子。”
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摩挲,在陶瓷表面发出声:“她已经很苦了,我至今还是不太愿意相信她杀了人。”
她停了一下:“可是死的是我的儿子,似乎不信也得信了。”
殷止把自己的那杯咖啡端起来闻,目光落在陆夫人那双空荡荡的眼窝又移向她肩头那枚珍珠吊坠的光泽上。
“您当初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问。
陆夫人的指尖在杯壁上停了下来。
“因为我见过沈知意的眼神。”每个字之间都隔了一拍呼吸的距离,“她第一次来我家里吃饭那天,我虽然看不见她,但我能感觉到她说话时头颈的位置——她说话的时候脸是朝着陆鸣的,但她的耳朵是朝着墙壁的。她整个人都在朝一个方向使劲,但她的话又在朝另一个方向流淌,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我很担心他们两个。”
岑洱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
“您后来喜欢她了?”
陆夫人的嘴角一弯,眼窝周围的皮肤跟着收紧。
“是的。”她的声音温温柔柔,带着一点感慨,“我后来喜欢她了,甚至觉得她比我那个儿子更像我自己的孩子。那时候陆鸣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白天在单位里忙,晚上下班回来倒头就睡,每周能回来看我一次已经算好的了。有一回我急性肺炎住院,高烧了三天,醒过来的时候感受到知意坐在病床旁边,她膝盖上应该是放着一本盲文书,就着病房里那盏小夜灯在读。她不知道我醒了,在医院守了我整整七天,白天回去给陆鸣做饭、收拾屋子,晚上再坐末班车来医院陪我,护士轮了两班她还没走。她那会儿才刚结婚两年,自己对医院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也过敏,一边打喷嚏一边给我削苹果,削完一个放在我手里,又拿一个接着削。她的苹果皮总能削得不断,一整条垂下来,我摸到的时候……我记不清了。"
她说到这里,声音里浮上来一层薄薄的、像雾气一样的东西,从喉咙口漫到嘴唇边,然后从唇缝里渗出来,变成一声被压扁了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她是个好孩子,那时候我就想,这孩子对我这么好,她是真的想跟陆鸣好好过日子的。是我儿子太执拗了,非要把什么事情都摊开来看个清楚。他发现了知意当初选他是因为他是盲人这件事后,就一直过不去心里那个坎。他跟我说过几次,说妈,如果她一开始就告诉我,我也不会介意,但她瞒了我这么久。我说她瞒你是因为她在意你的看法,她要是真的不在意你,她连瞒都懒得瞒。他不听,他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陆夫人抬起手,摸了摸自己耳后那枚珍珠吊坠的链子,指腹在细银链上滑过去。
“后来陆鸣来得少了,知意来得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有时候我主动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陆鸣,他说话的时候旁边没有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里也没有炒菜的动静,整间屋子安静得像只有他一个。我想过去看看他们,又怕自己去了添乱,就一直拖着没去,拖了好久,拖到了他们出事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
她把咖啡杯端起来,但没有喝,只是让杯壁贴着掌心,温度透过陶瓷一点一点地渗进她的皮肤里,像在取暖。
“去认尸那天,我在殡仪馆的走廊里站了很久,工作人员扶着我走到一间小厅门口,说就在里面,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进去。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小声说话,是知意的声音,她在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交代什么东西,问我儿子的衣服穿的是哪一件,我儿子喜欢穿的领带是哪一条,我儿子走的时候脸上盖的那块布能不能换成他平时用的那条手帕。她在那间小厅里待了比我更久的时间,等她出来的时候,她先找到了我站的位置,伸手碰了碰我的手臂,她的手好凉,她说妈,她对不起我,他走的时候很痛苦,我……我抬手扇了她一巴掌,她后面跟着的警察冲上来把我们拉开了。”
陆夫人把两只手重新交叠起来放在桌上,十根手指收拢成一个松散的拳头,指尖的皮肤在灯光下泛着一点脆弱的光泽。
“我一直在想,”她说,“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是不是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或者如果我不在住院的时候让知意来照顾我,她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累,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压在身上,最后在那天晚上拿起那个花瓶。”
她的声音像一根被烧到末端的蜡烛,烛芯塌进融化的蜡油里,把最后一点光也吞没了。
她的嘴唇颤抖出很小的幅度,整个下颌跟着晃动,两行泪水从她空荡荡的眼窝里溢出来,顺着颧骨的弧度滑下去,在脸颊上拖出两条湿痕,最终在下巴尖上汇聚,滴落在她穿着的那件深靛蓝色的开衫前襟上。
岑洱从外套内袋里摸出一包纸巾,隔着桌面递过去。
“谢谢。”陆夫人擦了擦眼泪,声音带着一点吸过鼻音之后的含糊,但很快被她调整回了原来那种端庄稳当的调子,“让二位见笑了,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一说起这些事就管不住自己。”
殷止把自己的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咖啡凉了,入口有一层薄薄的酸涩,在舌根上停了一下才散掉。
“您刚才提到沈知意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我儿子喜欢戴的领带是哪一条——”他说,把咖啡杯放回托盘里,指尖在杯沿上转了小半圈,“她是怎么知道您儿子喜欢戴哪条领带的?她自己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知道这个很正常,但她在那种时候还有心思去想这件事,甚至亲口交代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不太像一个刚刚杀了人的人会做的事情。”
陆夫人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蜷了一下。
“这正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陆夫人沉吟了一下,“我坐在走廊里听见她跟工作人员说话的时候,心里想的跟你现在想的一样。”
她从手边那只棕色的皮质手包里摸出一张薄薄的卡片,她把那张卡推到桌子中间,推的方向稍微偏了一点,角度歪向了岑洱那一侧。
殷止伸出手把它捡了起来,翻过来看了一眼。
是一张智能门卡,白色的塑料壳子,正面印着一行模糊的编号和“文风湾·11号楼·5室"的字样。
“这是当时案发的那间房子的门卡。”陆夫人说,“案发之后门禁被更新过一次,但旧卡没有注销,我托人保留了下来,一直没有交给别人。我不知道你们用不用得上,但我觉得放在我这里也没有用,倒不如给你们,说不定哪天你们进去看看,能发现一些警方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殷止把门卡翻到背面,背面干干净净,没有标记也没有划痕。他把卡片揣进了自己夹克的内袋。
陆夫人手包里的手机震了一下。她摸出手机——那是一台特制的盲用机型,外壳上嵌着凸起的盲文按键和一个小型的扬声器,扬声器里传出一段急速的、语速极快的男声,像是什么通知或者紧急消息。她的眉心微微蹙了一下,眉头的皮肤聚起一道浅浅的竖纹。
“真抱歉,”她把手机重新放回包里,双手撑着桌沿站了起来,站定了之后先伸手摸了摸桌沿和椅背的位置,确认了自己和家具之间的空间关系,“我这边临时有点急事要处理,得先走一步。二位如果还需要什么信息,可以随时联系我,这个案子就拜托你们了。”
殷止也跟着站了起来:“您慢走。”
陆夫人绕过桌角,扶着墙壁上的防滑扶手朝门口的方向慢慢走去。她的背影在咖啡馆暖黄色的灯光里显得瘦小但笔直,肩膀没有垮下来,步伐的节奏是均匀的。
殷止把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一口喝干净,杯底最后几滴液体的味道比前面更酸涩一些,他皱着鼻子把杯子放回托盘。
“走吧,去监狱。”
岑洱出声站起,顺手把自己那杯完全没有动过的咖啡推到了桌子中间,杯子在桌面上滑了一小段距离,杯沿轻轻碰上了陆夫人那只空杯,发出脆响。他把外套的扣子系好,朝门口的方向偏了偏头,辅助仪在他腕间震了一下,开始播报从当前位置到出口的路线。
殷止插着兜跟在他身后,两个人隔着半步的距离,像两根被同一阵风吹斜了的线,朝着同一条方向移动。
监狱四面是高墙,墙头拉着带尖刺的铁丝网,大门是灰白色的金属,门框上方的摄像头被装在一个铁制的防护罩里,频率探测仪24h启动。安检通道很窄,两侧的墙壁上嵌着防撞软垫,地面铺着有纹理的防滑橡胶,方便盲人在押人员辨认方向。
殷止把随身带的物品放进扫描仪里——案件本、录音盒、烟盒、打火机——检查员把打火机单独拿出来放回他手里,说这个不能带,得先存柜。
探访室在一栋三层建筑的一楼,走进去先是一段不长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每隔两米装着一个圆形的发声装置,持续发出微弱的、有节奏的电子滴答声,帮助盲人通过声音定位自己的位置和方向。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隔音门,门上有观察窗,玻璃很厚,从外面看进去像一个被放大了的鱼缸。
殷止推开门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几个人了——两个穿灰色制服的狱警站在墙角,心理辅导员坐在靠门的位置,手里捧着一本翻了一半的盲文杂志,听见门响抬了一下头,然后重新低下头去继续摸自己的书。
沈知意坐在隔音玻璃对面的椅子上。
玻璃是单向的,从探访室这一侧可以看到她那边的全貌。
她瘦了很多,囚服的袖子挽到了肘部,腕上的骨头支棱出来,把皮肤顶出几个硬朗的棱角。
她的眼睛闭着,或者说,她几乎没有用力睁过它们,眼皮松弛地垂着,睫毛在眼窝处投下一片浅浅的灰影。
她坐在那张固定在地板上的金属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嘴唇微微张开,保持着一种随时准备开口的状态,但她的面部朝向是朝正前方的,没有偏向探访室的任何一侧,像一个人在听一场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广播。
岑洱把录音盒从口袋里摸出来,按下播放键。
沈知意当初录的那段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带着底噪和回声:"我叫沈知意。今年三十一岁。已婚。丈夫叫陆鸣,三十四岁,盲人。我丈夫死了,是我杀的。"
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朝向录音盒的方向偏了几度,嘴唇合拢了,然后又张开,嘴角的弧度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一次微妙的迁移,让整张脸的轮廓从一种安静的、空旷的状态变成一种更尖锐的、更紧绷的状态。
“我们是来调查你的案子的。”岑洱说,他的声音隔着玻璃传递过去的时候被厚实的隔音材料削掉了一部分高频,进入到沈知意耳朵里的只剩下了更低沉、更温钝的声波,“关于当年的事情,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沈知意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蜷了一下,然后重新松开。
“没有。”她说,声音比录音带里的那条干了一些,“就是录音里说的那样。我认过罪了,判也判了,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你们关系不好。”
岑洱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关系”两个字咬得比其他的字重了半拍。
他在叩击一面墙,试探那面墙后面的空间有多大。
沈知意的嘴角又弯了一下,这次弯的幅度比刚才更大了,露出牙齿,上下两排门牙的边缘几乎平齐,像两片打磨过的瓷。她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很轻的、像笑又不笑的声响。
“你们知道的,”她原本平稳的语调上每一个字都带上了一种被绷紧了的脆,“我本来就只是看中他这个盲人身份,谁知道婚后被他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再装作一对恩爱夫妻了不是吗?他每天问我是不是不喜欢他,每天问,早上醒来第一句话是‘你今天喜欢我吗’,晚上睡前最后一句话是‘你明天还会在吗’,我被问了整整两年,问得我听见他的声音就想把耳朵堵上。后来他不问了,他开始往那个花瓶里录音,录他怎么做饭、怎么收拾屋子、怎么给我熨裙子,他录了一年多,录了不知道多少段,每一段结尾都是一样的——他说‘知意,如果你今天不想说话,就放一段录音给我听’。"
她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像一根线被绷到了极限,在裂开之前忽然被人松了手。
“他说他可以给我空间,结果他给了什么?他把自己的声音塞满了我的生活,每一句录音都是‘我在这里’‘我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愿意看我一眼’,我是一个健全人,一个健全的、不需要被人看的人,而他每一天都在用他的方式看我,用他的耳朵看我,用他的录音带看我,用他那双瞎了的眼睛隔着三百六十五天,隔着两千条录音带,隔着那个花瓶——”
她忽然把脸抬起来,朝向玻璃的方向,紧闭的眼睛正对着岑洱和殷止所在的位置,她的嘴唇在颤抖,嘴角的弧度已经从一个微弱的笑意变成了一道裂开的、弯弯曲曲的口子,像一个被刀划破的布料边缘,露出了底下白色的里衬。
“他本来就该死。”声音从低处升起来,像一架被人突然推高了档位的机器,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尖锐的、刮擦性的质地,“如果他不发现那些事,如果他不去翻我那张报名表,如果他不问我那些问题,我们就能一直那样过下去了——他吃他的饭,我收拾我的碗,他听他的收音机,我擦我的桌子,他以为他在爱我,我假装我不知道他在爱我——那样就够了,那样我们都能活得好好的。他为什么要掀开那个盖子?他为什么不能假装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让我变成一个杀人的凶手?”
她的眼泪下来了,流进嘴角那道弯弯曲曲的口子里,混着她嘴唇上的唾液,在灯光下泛出一层湿润的光。她的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又一个短促的、破碎的音节,像被砸碎了的瓷器碎片在口袋里互相碰撞,每一个碎片上都带着棱角:
“他该死!他该死!!他该死!!!”
她的嗓音混杂着录音盒里面反复播出的几年前的认罪声,形成跨越4年的恐怖重叠。
她的身体从椅子上弓起来,瘦削的肩胛骨在囚服下面像一对被折断一半的翅膀。手指攥紧了,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指节泛白,手腕上的青筋鼓出来,像一条条细小的河流在皮下被抬高了水位。她的嘴张大了,刚才那种克制着的、抿着的唇线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到最大的、几乎能看见喉咙深处的口型,尖细的、像被掰断的铁丝一样的声音从那张嘴里一根一根地挤出来,刺穿了隔音玻璃的厚度,扎进探访室那一侧的空气里:
“他!该!死!”
两个狱警走过来,一个人从左边按住沈知意的肩膀,另一个人从右边托住她的胳膊肘,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发力,把她从椅子上提了起来。她的双腿在金属椅子腿之间挣扎了一下,膝盖顶到了桌沿,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狱警一左一右架着她往门口的方向拖,她的头向后仰着,那些破碎的音节还在从那张嘴里往外溢,像实验室摔下来的硫酸瓶,酸液从瓶口涌出来,淌在地上,滋滋地冒着白烟。
门被推开又合上,走廊里传来她逐渐远去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像一段被拉长了的回音,在隔音门的缝隙里挤进来一丝半缕,然后被那层厚实的金属板彻底切断了。
探访室里安静下来,墙角的发声装置还在滴答滴答地响着。心理辅导员从头到尾没有抬起过头,那本翻了一半的杂志安静地躺在他的膝盖上。
岑洱和殷止从监狱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到了西边的高墙上面,把那堵灰白色的墙照出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铁丝网顶端的尖刺在天空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殷止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门卡,他把门卡往天上抛了一下,卡片在空中转了一圈半,落回来的时候被他用掌心一把抄住了,塑料壳子拍在掌肉上。
“她们俩才是亲子关系吧?”他把门卡在指尖上转了小半圈,然后收进夹克内袋里,“两个演员。一个在咖啡馆里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多喜欢这儿媳妇,一个在监狱里嚎得跟被掏了心窝子似的说自己有多恨那丈夫。但你要是把她们俩的话拼在一起听——”
他停了一步,偏头看向旁边的岑洱。
岑洱正站在监狱大门右侧的小坡下面,辅助仪在给他播报往东走三百米到公交站台的路线。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清瘦的下颌线照出了柔和的暖调,鬓角的短黑发被风轻轻地撩动了一下,又落回原处。
“——拼在一起就是同一个故事的两段录音带。上下一合,严丝合缝,连情绪爆发的节点都对得上,你管这叫什么?这叫对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