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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币 我猛地睁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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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睁开眼。
白色天花板。白色床单。白色墙壁。但不是那片空白了。是真实的、有边界的、有气味的世界。消毒水的味道。洗衣液的味道。灰尘的味道。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不知道那棵树在哪里。
不知道那个叫我名字的女孩在哪里。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干的。没有眼泪。
可我翻过枕头,枕头上有一小块湿的印记。不是口水。水渍的边缘有一圈淡淡的盐渍。是眼泪干涸之后留下的痕迹。
我不记得自己哭过。
一枚硬币出现在我掌心。
上面刻着“城南中学”和“心理咨询室”。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但我的脚知道路。
我穿过一条我没走过的街。拐过一个我没见过的弯。推开一扇我没摸过的门。
门后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两张椅子。一张桌子。窗户半开着,白色窗帘被风吹起来。
我坐下了。
不知道坐了多久。
门被敲响。
三下。
一个女孩站在门口。圆脸。马尾辫。校服袖口卷了两道。
她笑着。眼睛弯着。
“沈老师?”
沈渡没笑。他看着她的手。她的右手在身后,攥着衣角。攥得很紧,指节发白。讨好型人格的自动反应。
“进来吧。”
她走进来,坐下。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端正。
“你今天来,想聊点什么?”
她笑了。笑得很快、很标准,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这个笑练了至少十年。
“我没事,”她说,“就是班主任让我来看看。”
沈渡没说话。他看着她的右手。那只手从衣角上松了,交叠在左手上,拇指开始抠食指的侧面。来回。来回。她的身体比她诚实。
“你确定?”
她的笑容没掉。但她的右手停了。
停了半秒。
然后继续抠。
“嗯,我没事。”
窗帘被风吹起来。白色从他的余光里飘过。
他说:“你的手在抖。”
不是疑问。是陈述。像医生说“你发烧了”一样平静。
女孩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好像第一次发现它们在那里。
她把两只手压在腿下,坐得更端正。
抬起头,重新笑。
“老师,我真的没事。”
沈渡看着她的眼睛。弯的。但弯的下面,是平的。
他见过这种眼神。
在那些笑了一整天、然后晚上一个人躲在被子里不出声地哭的人脸上。
“好,”他说,“那就随便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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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有人在扫地,扫帚划过水泥地面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像那棵树在风里发出的声音。有人在远处说话,听不清内容,但声音的起伏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我的手背上画出一块小小的、暖黄色的光斑。
我看着那块光斑。
它在动。不是阳光在动,是云在动。云在天上慢慢地、慢慢地飘,太阳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被遮住,光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像一个在呼吸的东西。
我张开右手。
掌心里躺着一枚硬币。不是金属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材质,像石头,又像骨头,又像是某种被压了很多年、压得很紧很紧的东西。比普通的硬币大一圈,重得多,握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让人想把它放下的感觉。但它不是“重”在物理意义上,是“重”在别的什么意义上。像你把一段记忆握在手里,那段记忆本身没有重量,但那段记忆里的遗憾有。
正面刻着一行字:城南中学。
我把硬币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更小的字:心理咨询室。
我盯着这枚硬币看了很久。
久到阳光从我的左手挪到了右手,从手背挪到了手腕,从手腕挪到了袖口。久到窗外的扫地声停了,说话声也停了,世界安静得像一张被人按了静音键的唱片。
我不知道城南中学在哪里。
不知道心理咨询室里有什么在等我。
不知道那枚硬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手里。
但我的手指合拢了。不是我想合拢的,是它们自己合拢的,像一个握了很多次、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动作。它们知道怎么握这枚硬币,就像一个人知道怎么握住一把用了很多年的钥匙。
我下了床。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开始走了。
那枚硬币在我掌心里,慢慢地变暖。从冰凉的石头,变成温热的掌心。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醒了,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开始跳动。
不是我的心跳。
是它的。
我走了很长的路。
不是一天走完的。是很多天。我走过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群,陌生的红绿灯,陌生的公交车。没有人看我,没有人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这个城市里像一个透明的影子,被所有的人穿过,不被任何人挡住。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找到城南中学的。
也许是那枚硬币。也许是那双金色的眼睛。也许是那个在梦里叫我的声音。也许只是我的脚记得路,而我的脑子不需要知道。
我站在城南中学门口的时候,是傍晚。
暮色四合。天空从头顶的深蓝慢慢过渡到天边的橘红,像一块被谁从中间点燃的画布。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不是同时亮的,是依次亮的,像有人在黑暗中一颗一颗地点亮星星。远处是教学楼的钟楼,钟楼的尖顶上落着一只鸟。灰色的。不是乌鸦,是一只灰雀。它歪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保安室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制服。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按了一个按钮。
铁门发出沉闷的“嗡”的一声,缓缓滑开。
“新来的心理老师?”他问。
“嗯。”
“等你好几天了。”
我走进校门。铁门在我身后合拢,金属撞击的声音在暮色中传得很远很远,像一声沉闷的钟响。
钟楼上的灰雀扑棱了一下翅膀。
没有飞走。它从钟楼的尖顶上飞下来,落在心理咨询室的窗台上。
心理咨询室在教学楼一层的尽头。门上贴着张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上面印着四个字:“预约请进”。窗户外面是一棵老槐树——我后来才知道它叫老槐树,树枝伸到窗玻璃上,风一吹就沙沙地响,像有人在窃窃私语。
我推开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个很久没有人坐的椅子终于等到了那个要坐上去的人。
里面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扇窗户。桌上有一盏台灯,一只白色的杯子,和一本翻开的、落了一层薄灰的笔记本。
台灯是关着的。但我看见灯丝里还残留着一点点红光,像是有人刚刚才把它关掉,热量还没散尽。
我把那枚硬币放在桌上。
金属——不对,石头——不对,骨头——碰到木头的声音,不是“当”,也不是“咚”,是一种很闷的、很低的“嗡”,像一段被压缩了几千年的声音终于找到了出口。
窗外的那只灰雀叫了一声。
很小声。像是有人在远处轻轻咳了一下。
我抬起头。
它站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我。它的眼睛是黑色的。普通的、鸟类的、黑色的眼睛。
但它看我的方式,和那只狐狸一模一样。
我拉开椅子,坐下去。
椅子没有吱呀。
它没有机会吱呀,因为同一秒,门被人敲响了。
笃笃笃。
三声。不急不慢。
“请进。”
门开了。
一个女孩站在门口。
十七八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头发扎成低马尾,垂在肩后,发尾有点分叉。她的手里抱着一本书,书的边角被翻卷了,看得出被翻过很多很多遍。她的站姿很直,像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每一个关节都被调整到最“得体”的位置。
她的脸上挂着一个笑。
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不夸张,不敷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服务生面对客人时露出的标准笑容。
但她的眼睛没有在笑。
那两汪黑色的潭水底下,什么都没有。没有光,没有温度,没有波动。像两口枯井。像那个我在梦里见过的、无数人对我说“对不起”之前的表情。
她走进来,把书放在桌上,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
“沈老师好!”她的声音清脆得像刚拧开的汽水瓶,“班主任让我来的,说是聊聊最近的状态。其实我没什么事,真的,可能就是最近睡得有点晚——”
她说着话。
但我没有在听她说什么。
我在听她的右手。
那只手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攥着衣角。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被她攥出了好几道深深的褶子,指节泛白,指甲盖下面像没有血一样。她可能自己都没发现这个动作,就像一个人不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呼吸急促。
身体比脑子诚实得多。
她一直在说。我在听。
听的不是她说出来的话,是她没有说出来的那些。
窗外的暮色更深了一些。橘红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子上拉出一道细长的、像刀痕一样的光线。
我叫沈渡。
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
我欠自己一条命。
面前这个女孩,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