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共渡河》柚见君

2、十年 我人生二十

　　我人生二十年光景，仿佛就在十岁那年，被硬生生劈成了两半。

　　十岁之前，我是军阀何事秋的儿子。他从易县乡下把我带回京城，住进大帅府。
　　那些年的记忆早已模糊，只记得日子是优渥了，雕花的窗，锃亮的地板，餐桌上的菜肴也变得精细繁多，不再是从前在乡下时那一碗寡淡的苞谷粥。

　　可他那会儿是真忙，忙得脚不沾地。我常常被一个人留在那空旷的大宅院里，对着庭院里那几尾肥嘟嘟的红鲤鱼，能发上一整天的呆。

　　记忆最深的，反倒是他的军装。
　　那时候他的军装似乎还没现在这般繁复，呢料是深灰色的，领口袖口镶着暗色的绦子，铜扣锃亮，肩章硬挺，穿在他身上，衬得人身姿如松，自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仪。
　　我那时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神气的衣裳。

　　有一回，我实在心痒难耐，趁着他外出，偷溜进他房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沉重冰凉的军上衣从衣架上扒下来。
　　那衣服于幼年的我而言实在太过长大，下摆直拖到地上，袖子挽了好几道还空荡荡的。我就这么拖着挂着，踩着小板凳，对着穿衣镜，努力想做出他那种睥睨的神色，觉得自己威风极了。

　　正学着他在镜前踱步，门却“吱呀”一声开了。
　　他回来了。
　　我吓得差点从板凳上跌落，手还揪着那宽大的衣领。

　　他站在门口，逆着光，高大的身影几乎堵住了整个门框，脸上瞧不出喜怒。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少不了一顿训斥，隔壁张副官家的小子偷他爹的烟枪，被打得三天没下床。
　　正胡思乱想着，他却已大步上前，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时，一把将我捞了起来。我趴在他臂弯里，心跳如擂鼓，他却只是顿了顿，一言不发，伸手——却不是打我，而是精准地揪住了我被军装裹住的后脖领子，像拎一只偷食不成的小猫崽儿，把我整个人从那沉重的呢料里给提溜了出来。
　　我两脚悬空，徒劳地在他手里扑腾来扑腾去，那模样想必是狼狈又可笑至极。
　　他却只是哼了一声，把我撂在地上，捡起那件皱巴巴的军装，随手掸了掸，语气听不出波澜：“老子的虎皮，也是你能披的？”
　　我当时瘪着嘴，眼眶发红，又不敢哭。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将那军装挂回衣架上，转身走了出去。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廊的拐角，心里说不出是委屈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我渐渐长大，才明白那句话底下，或许还藏着别的东西，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的解读。他那个人，心思深得像口井，谁也摸不准底。
　　如今想来，那大约可以算是我童年时期为数不多的“黑历史”之一。可即便是那样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竟也觉得有几分暖意。

　　十岁之后，天地便换了颜色。
　　他突然就把我送走了，远渡重洋，去了德国。没有商量和预告，只是某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书房，桌上摊着一本护照和一张船票。
　　“收拾收拾，下个月走。”他说这话时，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手里的毛笔蘸着朱砂，在一份公文上画着圈。
　　我站在书桌前，愣了好久，才挤出一句：“去哪儿？”
　　“德国。”
　　“去多久？”
　　“看情况。”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神色淡淡，我没来得及分辨，他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批他的公文了。
　　“去吧。”他说，“别给老子丢人。”

　　我就这么被打包送上了船。

　　先是汉堡码头，我记得那港口总是灰蒙蒙的，巨大的货轮鸣着沉闷的汽笛，吊车如同钢铁巨兽的臂膀，装卸着来自东方的茶叶、陶瓷，还有当时的我说不清的象征着殖民与掠夺的货物。
　　咸腥的海风混着煤烟味，码头上到处是扛着麻袋的苦力，赤着上身，脊背被晒成古铜色，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有个脸上刻着风霜印记的老船员，看我总是孤零零站在岸边看船，曾用粗糙的手递给我一只用旧报纸折的小纸船，咧着嘴笑，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
　　他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太清，大约是叫我别想家之类的话。那只纸船后来被我放在窗台上，有一天被风吹落，掉进了易北河里，在浑浊的河面上漂了几转，便被浪打湿，散了架，再也寻不见了。

　　再后来，我进入容克贵族私校的少年军校预科班，接着顺利入读普鲁士军官学校。规矩森严，纪律如铁。一同被送出去的，不止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几个南洋来的华侨子弟，以及朝鲜来的贵族后裔。
　　大家抱团取暖，却也各自在异乡的冷眼里艰难求生。我们学着德语，学着他们的战术操典，也学着他们刻板下的骄傲。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连走路都有固定的步幅和节奏，起初我极不适应，觉得透不过气来。可日子久了，竟也习惯了那种被规则包裹的安全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服从，服从让你活着。

　　直到一战爆发，炮火与硝烟不再是沙盘上的推演。
　　我亲眼见过凡尔登战场如同被犁过一遍的焦土，见过斯巴达克团起义时街垒上的鲜血，近距离嗅过死亡与钢铁燃烧的辛辣气味。那些气味，仿佛已渗进我的骨缝里，洗刷不尽。

　　我记得有一个冬夜，战壕外零下十几度，我和几个同学被派去运送弹药，回来时遇上了炮击。我们趴在弹坑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身下是冻得硬邦邦的泥土，耳边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远处伤兵的哀嚎。
　　有一个同学，才十七岁，是慕尼黑一个啤酒商的儿子，平日里最爱跟我们吹嘘他父亲的酿酒秘方。那晚他趴在我旁边，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炸开，弹片削去了他的半边脑袋。我转过头时，看见他剩下的那只眼睛还睁着，瞳孔里映着远处燃烧的火光，嘴巴微微张着，像是还想说什么。我伸手去够他的脉搏，指尖触到的皮肤还是温的，可人已经不在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何事秋。

　　如今，我就带着这一身的硝烟味，瞒着他，偷偷跑回了这山雨欲来的故国。

　　这些年，他在国内声名鹊起，亦或是恶名昭彰。报纸上偶有他的消息，总是语焉不详，透着血腥气。
　　“易武军何部于直隶击溃XX部，俘获甚众”“何某人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意图不明”……诸如此类的标题，隔三差五便出现在《申报》或《大公报》的角落里，字里行间都是刀光剑影。
　　我试图从那些零星的报道中拼凑出他的模样，却发现越拼越模糊。记忆中的男人，和报纸上那个杀人如麻的军阀，真的是同一个人吗？甚至作为他的儿子，我对于他以及他的过往，也是不甚清楚的。

　　好似曾经有那么一个画面，是他身边的副官抱着我，我揪着那军装衣襟，缠着要问我的来历，要他讲故事。朦朦胧听见说，何事秋曾经是某位老爷的私生子，被其正妻送到乡下来，后来又如何有了我，如何吞并民团、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最后杀回京城，才有了日后我们生活的大帅府。跌宕起伏，倒像是戏台上演绎的话本子。

　　故事听了个大概，我正在兴头上，就被一双铁钳一样的大手抱走了。挣扎扭动间，瞧见何事秋那双冷淡的三白眼，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却莫名让我一个激灵，忙向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后面的事不了了之，坊间关于他的传闻纷繁杂乱，谁也不知哪个是假哪个是真。

　　他极少给我写信，照片更是罕有寄来。倒是我，少年时期特有分享欲，总会定期写信回去，偶尔还会附上在军校得的奖章照片，或是站在柏林街头的留影。身处异国他乡，就盼着这尺素锦书漂洋过海而去，能换得漂洋过海的往来。
　　但他回信也少，更多时候也就寥寥几字，“知道了”“好好读书”“钱不够说”，翻来覆去也看不出个花儿来。我曾为此赌气，连着几个月不给他写信，心想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可最后还是我败下阵来，夜深人静时，对着信纸发呆，笔尖在纸上戳了半天，终究还是写下了一句“一切安好，勿念”。
　　如今想来似乎有些幼稚，那大约是我和他之间一场冷战。只是这场冷战的对手，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

　　我从未想过，隔了十年的光阴，万里之遥的山水，竟会是在这般狼狈的情形下，与他重逢。
　　心头一时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齐齐涌上来，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何事秋……
　　这名字在我舌尖滚过一圈，带着涩意，以及道不明的悸动。

　　火车还在远处烧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浓烟滚滚地往上升，像是要把这天幕也给熏黑了。雪地里到处是散落的行李、破碎的玻璃碴子，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在白雪的映衬下触目惊心。逃出来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远处，有的在哭，有的在喊，有的呆呆地坐在地上，像是被吓傻了。
　　我在这一片狼藉中，浑身湿透，头发里全是雪沫子，额头上还肿了个包，大约是方才撞在窗框上磕的。

　　视线先落在那只军靴上。
　　靴子是上好的黑色牛皮制成，靴筒高及小腿肚，沾满了雪泥，怀表碎片就散落在靴底周围，细小的齿轮在雪地上半埋半露，像是一堆被碾碎的梦。
　　目光缓缓上移，掠过被军裤包裹的线条利落的小腿，军装下摆，深灰色的呢料熨帖地垂着，一丝褶皱也无，腰间束着的武装带勒出一道紧窄利落的腰线，胸膛宽阔，肩章上的徽记是一颗金星，衬着暗红色的底，在跳动的火光中忽明忽暗。

　　最后定格在他脸上。

　　十年光阴，并未在他脸上刻下多少衰颓的痕迹，反倒比记忆里更多了几分沉稳与厚重。
　　明明天天风雪来去，他的肤色却依旧是常年不见日头的苍白，衬得那眉眼愈发深邃。一双三白眼，眼白多了些，看人时总带着点天然的阴鸷与审视，仿佛天生就不常吐露温情软语。他就这般垂着眼睑，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风雪在他身后卷舞，将他整个人衬得像是从哪幅古画里走出来的修罗神。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十年不见，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我张了张嘴，最后干巴巴地挤出一句：“……那什么，好巧啊。”

　　何事秋像是被我这不着调的话给噎了一下，三两步便跨到了我面前。他步子极大，军靴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心口上，高大的身影几乎将我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将身后的火光与风雪都挡在了外面。
　　我下意识后仰了些，他反而倏地俯下身，离得太近了，近到我能看清他睫毛上沾着的细碎雪花，眼底仿佛有两簇映着远处火光的橘红色亮点跃动。
　　也不说话，只抽出腰间那把精巧的手枪，枪管略嫌粗鲁地抬起了我的下巴，迫使我仰头看着他。
　　“疯言疯语的，脑子摔坏了？”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