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散兄妹：两棵树之间的距离》神的好孩子

11、第十一章 无限坠落 林姜安的无

　　十岁那年秋天，姜安记住了一双手。
　　那双手是她的。小，指甲剪得很短，掌心上有一道铅笔印。她把这双手攥成拳头，攥了很久，指节发白。拳头里是一张纸——幼儿园发的舞蹈兴趣班报名表，粉红色，对折了两次，边角已经被手心的汗浸软了。纸上印着一个小女孩的剪影，穿着蓬蓬裙，一只脚高高翘起，像要飞到天上去。
　　她蹲在走廊上。走廊的水泥地是灰色的，有几道裂缝，其中一道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的膝盖磨得有点疼，但她没有站起来。门里面，母亲在打电话。“……我一个人带孩子已经够累了……他爸连抚养费都不给……”
　　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候像在哭，有时候像在骂。姜安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但她听得懂那种语气——那种语气告诉她，现在不能进去。
　　她低头看那张纸。她把那个跳舞的小人看了太多遍，以至于后来闭上眼睛都能画出她的样子：圆圆的脑袋，没有五官，四肢细得像火柴棍，但那条翘起来的腿充满了力量，好像马上就要从纸面上跳出来。
　　她想要变成那个小人。
　　电话挂断了。沉默了几秒钟。她听见母亲往杯子里倒水的声音，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响。
　　她站起来，腿麻了，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她推开门。
　　母亲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那杯刚倒的水，热气袅袅地往上飘。旁边有一本杂志，还没拆封，透明的塑料纸上印着价格：十元。母亲低头翻手机，没有看她。
　　“妈妈。”
　　“嗯。”
　　“这个。”她把报名表递过去，手有一点抖。
　　母亲接过去。看了一下。三秒，也许五秒。然后折起来，放在茶几上，压在那本杂志下面。
　　“学这些管干嘛？”
　　姜安看着那张被压住的粉红色纸。它只露出一个角，那个跳舞的小人的脚被遮住了。她忽然觉得那个小人再也飞不起来了。
　　“可是……”她想说“才三百块”，想说“妈妈你昨天买衣服一千多。”，想说“我不买新书包了，我可以用旧的”。但她没有说出口。因为母亲已经抬起头来看她了，眼神不是愤怒，是一种更让十岁小孩害怕的东西——平静，像冬天结了冰的河，看不见底下有什么。
　　母亲说，“补习也没用。你真聪明就不需要补习。”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又细又长，是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往里拧。姜安不知道什么叫逻辑谬误，不知道什么叫“归因偏差”，她只知道，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不够好。
　　她转身走出客厅。走到走廊上，蹲下来，抱住膝盖。学会了不哭。
　　那只跳舞的小人，从那天起，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但她的身体记住了那个姿势——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想要抬起来，却始终没有抬起来。

　　十四岁那年夏天，知了叫得人心烦。
　　母亲让她帮忙收拾抽屉。那个抽屉在最里面，拉手已经生锈了，拉的时候吱呀一声响，像什么小动物在叫。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旧电池、过期的药瓶、断了腿的眼镜、一捆发黄的账单。最底下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鼓鼓囊囊的。
　　姜安抽出来，倒出里面的东西。
　　几张照片。一个男孩，光着屁股的样子，穿着蓝色背带裤，站在公园的花坛前。花坛里种着鸡冠花，红得发紫。男孩，两只手背在身后，好像在藏什么东西。
　　她翻到背面。一行圆珠笔字，蓝色，有些褪色了：“小嵛一岁生日。”是母亲的字迹，比现在年轻，比现在圆润。
　　“妈，这是谁？”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手上还拿着锅铲。油烟味飘过来，混着葱花和酱油。她看了一眼那张照片，锅铲停在半空中，有一滴油落在了地板上。
　　沉默了大概五六秒。然后她说：“你哥哥。”
　　锅铲收回去了。她转身回厨房，姜安听见锅铲在铁锅里翻炒的声音，滋啦滋啦的，但她知道母亲在掩饰什么。
　　她低下头，重新看那张照片。
　　那个男孩——是她哥哥。她活了十二年，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哥哥。没有人和她提过，没有任何一张全家福里有这个人。他像一个幽灵，突然从抽屉里飘了出来，站在她面前，笑嘻嘻的牙。
　　那天晚上她开始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一根绳子吊着一颗白炽灯泡，关灯以后，灯泡变成一个灰白色的圆点，像一只睁着的眼睛。她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
　　她开始编故事。
　　也许母亲更爱他。也许是因为有了他，母亲才不那么爱她。也许家里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了——那些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补习班、兴趣班、新衣服、零花钱，全部，一个不剩，都给了那个叫林嵛的人。也许母亲的控制欲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哥哥不在，才加倍压在了她身上。也许母亲常常在她看不见的时候偷偷拿出那张照片看，也许母亲在电话里对他说话的语气和对自己说话的语气不一样，更温柔，更小声，更——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只知道，胸腔里有一团东西在烧。不是愤怒，比愤怒更闷；不是悲伤，比悲伤更硬。是一种说不清名字的、滚烫的、让人想砸东西的东西，烧的她坐不住。
　　她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她要找一个地方，把这团火烧掉。
　　她选了恨他。
　　恨那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恨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个缺口。这样她就不用恨母亲了。恨母亲太可怕了，母亲是她唯一的亲人，母亲每天给她做饭、洗衣服、交学费，母亲也是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如果恨母亲，她就是白眼狼，就是不孝，就是那个所有亲戚都在背后嚼舌根的“没良心”。
　　但恨一个缺席的人，没有风险。他不在场，不会反驳，不会让她内疚。他可以承载所有的恨——那些对贫穷的恨，对控制的恨，对得不到的爱的恨。他是完美的靶子。
　　她用了一整个暑假，把这个靶子扎得千疮百孔。
　　后来她才知道，哥哥什么也没做错。他只是离开了。但在十几岁的姜安心里，离开本身就是最大的罪。

　　初中物理课，讲光的折射。
　　姜安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窗外下着雨，雨滴顺着玻璃往下淌，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幅模糊的水彩画。她用食指在蒙了雾气的玻璃上画了一个小人，穿着裙子，一只脚翘起来。画完以后，她盯着看了几秒，然后用袖子擦掉了。
　　同桌叫薇，是个爱笑的女孩，成绩中等，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这是姜安推断出来的，因为她总是有很多漂亮衣服穿。
　　“姜安，你放学去不去书店？新出了一本物理习题集。”
　　“不去。”
　　“你物理那么好，都不做题的？”
　　“不做。”
　　薇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姜安后来把它叫作“羡慕”。她在那双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倒影：一个不需要努力就能考高分的、神秘的、酷酷的女孩。这个倒影让她满意，也让她害怕。
　　满意的是，她不需要补习班，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向母亲要任何东西，就能证明自己比那些每天上补习班的人强。害怕的是，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努力了呢？如果有一天物理题变得不再“一看就会”了呢？那她就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和所有人一样的、需要埋头苦读才能苟延残喘的普通人。
　　而普通人，是不被允许有优越感的。

　　因为姜安每天失眠迟到，那时候她学会了第一条生存规则：成绩好干什么都行，这条规则是她不断犯错总结下来的，迟到没关系，不写作业也没关系，上课睡觉更没事，只要一直在前十名就很安全。数学老师是个年轻老师，戴着一副金闪闪的眼镜，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他把姜安叫到办公室，问她为什么不交作业。她靠在办公桌边上，说：“我会。”老头看了她一眼，从眼镜片上方射出来的目光有些锐利：“你脑子好使，但态度不行。”成绩单贴在后黑板上，红纸黑字，她的名字在前列。她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薇拉着她的胳膊说：“你也太牛了，不写作业还考第三！”她说：“这算什么。”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因为她知道这句话不是自信，是害怕——她需要用“这算什么”来给自己筑一道墙，墙的后面是“其实我已经很吃力了”的真相。
　　但真相不能说。
　　初二那年，沈翔问她：“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不学习？”他成绩中等，打篮球的时候喜欢把校服系在腰上。她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有一次下雨，她没带伞，他把自己的伞塞给她就跑进了雨里，跑了几步又回头说：“明天还我就行。”那天的雨很大，他的背影很快就模糊了，但她记住了那个回头。
　　他们开始在一起。放学以后，两个人骑着单车去河堤上坐着。河堤很长，一边是河，一边是稻田。河水浑浊，但傍晚的时候会被夕阳染成金色，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稻子正在抽穗，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湿漉漉的，很好闻。
　　她揪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里转。她说：“没意思。”
　　“什么有意思？”
　　她想了一会儿。想说“和你坐在这里有意思”，但没有说出口。她说：“不知道。”
　　一年半以后的时候，他们分手了。这是姜安最长最深刻的感情经历。
　　原因她已经记不太清，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她没有说。
　　她转身走了。她没有回头。她不能回头。
　　后来她想起过很多次那个背影——不是沈翔的，是她自己的。她想象从背后看自己：一个瘦瘦高高的女孩，马尾辫，深蓝色校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走得很快很快，好像身后有洪水猛兽。
　　那个背影告诉她，爱，就是离开。

　　高考那天，天气闷热得像蒸笼。
　　考场在教学楼的四层，窗户正对着操场，操场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她的座位在第三排靠窗，桌面上有一个圆珠笔留下的墨点，墨水洇开了，像一朵蓝色的小花。监考老师是陌生面孔，一个中年女人，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走路没有声音。
　　语文。她先做了前面的部分，一路顺畅。拼音、词语、文言文、现代文阅读，她做得又快又准，像是在走一条走了很多遍的路。
　　翻到作文。
　　题目：《我的时间》。
　　她握着笔，看着那片空白。
　　空调嗡嗡地响，冷气从出风口吹出来，吹得她手臂上的汗毛竖了起来。后排有人翻试卷，哗啦一声，像风吹过一叠纸。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叹气，有人把笔帽咔嗒咔嗒地按着，一下，两下，三下。
　　她想了很多。想到母亲昨天送她来考场的时候，在校门口站了很久。母亲穿了一件新衣服，红色的，是她衣柜里最鲜艳的颜色。她说：“妈，你回去吧。”母亲说：“我看着你进去。”她走进校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那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太阳很大，母亲用手遮着眼睛，但身体没有动。
　　她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把作文写出来。写什么都可以——写她的孤独，写她的恨，写她的后悔，写她明明想要却永远说着“我不要”。她想写那个真实的、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的姜安。
　　但她没有动笔。
　　她想起克尔凯郭尔的话——她后来才读到，但此刻她凭本能就知道了——“绝望是一种优越感的疾病。”
　　她放下笔，靠着椅背，看窗外。天空很蓝，有一朵云慢慢地飘过去，形状像一条鱼。她想，也许这就是她的人生——一条游不动的鱼，不是不能游，是不想游。
　　铃声响了。交卷。
　　监考老师收卷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的作文部分，空白。老师顿了一下，抬头看她。她没有回避那道目光，直直地迎上去。老师什么也没说，把卷子收走了。
　　她走出考场。阳光很烈，眼睛一下子睁不开。她站在台阶上，被光照着，像一棵突然从暗室里搬出来的植物。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胸口那个堵了很多年的东西，好像松动了一点点，又好像更紧了。

　　大学四年，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
　　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她每次走到四楼就要用力跺一脚，才能让灯亮起来。她后来练就了一个本事：踩准节奏，在灯灭之前刚好走到五楼。
　　她的床位是靠近阳台的上铺。她买了一床深灰色的床帘，把自己围起来，像一个茧。茧里面是手机、充电宝、一包抽纸、一瓶矿泉水。茧外面是室友们的说笑声、追剧声、吃外卖的声音。她听得见，但她不参与。
　　大一开学第一周，她去上了一节高数课。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她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老师讲得很快，粉笔断了好几次，断掉的粉笔头滚到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她听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些公式，这些推导，这个专业，这个学校，这整个“好好读书然后找个好工作”的人生剧本。她不想演了。
　　她从后门走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走进任何一间教室。
　　她开始了一种奇怪的作息。下午三点起床，洗漱，去食堂份饭，带回宿舍吃。下午刷剧，从国产剧刷到美剧，从美剧刷到韩剧，从韩剧刷到日剧。晚上看闲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小说、诗歌，什么都看。日出时，关灯，躺下，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有几道裂缝，像干涸的河流。
　　她读了萨特。“人是自由的，人注定自由，人背负着自由的重量。”她读了加缪。“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她读了卡伦·霍妮。“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导致了内在的鄙视。”她读了弗洛姆。“逃避自由，是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病症。”
　　她读懂了。每一个字都读懂了。但懂和做之间，隔着一条她不知道怎么跨过去的河。
　　期末考试前三天，她开始突击。复印同学的笔记，在图书馆从早坐到晚，咖啡一杯接一杯。她的脑子好使，三天能顶别人三周。考完以后，成绩出来，不高不低，刚好及格，偶尔良好。她看着成绩单，没有表情。
　　室友们渐渐不再邀请她参加聚会了。就像河里的石头，水流久了，石头周围的沙子就会被冲走，留下一块孤零零的石头。她没有怪她们，她甚至松了一口气。因为聚会意味着说话，说话意味着暴露，暴露意味着可能被讨厌。她宁愿不被喜欢，也不愿被讨厌。
　　大三那年秋天，她在一个下雨的傍晚遇见了渡。
　　她坐在图书馆二楼靠窗的位置，窗外种着一排银杏树，叶子刚开始黄。沈渡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存在与虚无》，问她：“旁边有人吗？”她说没有。他坐下来，翻了翻书，忽然说：“你也在读萨特？”她侧头看了他一眼。戴眼镜，笑起来的嘴角有一点歪，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
　　“嗯。”她说。
　　“你觉得‘他人即地狱’是不是被误解得最多的一句话？”
　　她想了想，说：“也许不是误解，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地狱。”
　　渡看了她几秒，笑了。他说：“你说话很有意思。”
　　他们开始聊天。聊了一个下午，从萨特聊到加缪，从加缪聊到波伏娃，从波伏娃聊到人生的意义。窗外的雨停了，天边透出一小块橘色的光，银杏叶上挂满了水珠，亮晶晶的。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圈，一圈，两圈，三圈。她感到一种很久没有过的东西——有人在对她说话，不是“你要努力”，不是“你怎么不学”，而是“你觉得呢”。
　　渡后来约她吃饭，约她散步，约她看电影。她都去了。但她始终没有让自己陷进去。她学会了一套技巧：微笑，点头，不主动，不拒绝。距离刚好，不远不近，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是暖的，但你知道天一黑就没有了。
　　有一天晚上，渡送她回宿舍。月光很好，圆圆的，挂在银杏树的枝丫间。渡忽然停下来，说：“姜安，你是不是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她愣住。沈渡看着她的眼睛，月光落在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两点小小的光。“你总是在快要靠近的时候退一步，总是笑，总是点头，但从来不真的说什么。”
　　她想说“是”。想说“我害怕依赖，害怕被丢下，害怕把真实的自己交出去以后，你发现我不值得”。但她没有说。她笑了笑，说：“你想多了。”
　　沈渡站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好。晚安。”
　　她转身走进宿舍楼，走到六楼，站在窗前往下看。渡还站在那棵银杏树下，仰着头，好像在等她拉开窗帘。她伸出手，摸了摸冰凉的玻璃，但没有推开窗。
　　十五分钟后，他走了。
　　她后来的很多年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那棵银杏树，想起月光下那个站了很久的身影。她想，也许她做错了。也许她应该推开窗，喊一声“渡”，也许就什么都不同了。
　　但她没有。她从来都是那个不会回头的人。
　　工作以后。
　　她开始规律地上班。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出门，八点半到单位。她把很多事情装进了一个箱子，锁上，钥匙吞进肚子里。
　　但箱子会漏。在凌晨两点，在一个人醒着听窗外的雨声的时候，箱子就会自己打开。她躺在黑暗里，看着天花板上的影子——路灯的光透过窗帘渗进来，在墙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模糊的光斑，像一个未完成的填空题。
　　她开始后悔了。
　　撕心裂肺的哭泣后，是很轻很轻的、像灰尘一样的后悔。它们落在书桌上，落在枕头边，落在她喝水的杯子里。她喝下去，觉得嗓子干涩，说不出话。
　　她想，也许她不应该不写作文。也许她不应该推开翔。也许她不应该让渡一个人在银杏树下站那么久。也许她应该告诉母亲，她很痛，从有记忆就开始痛了。也许她应该告诉那个没见过面的哥哥，她不恨他了，她从来没有真正恨过他，她只是需要一个人来装下那些装不下的东西。
　　但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三月的某个早晨，她走到楼下，发现那棵她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树开花了。是一棵玉兰，光秃秃的枝干上，顶着一朵朵白色的花，没有叶子，只有花。那些花开得很放肆，一朵一朵，像一盏盏点亮的灯。她站在树下，仰着头看了很久。花瓣很厚，像丝绸一样，边缘有一点点泛黄。风吹过来，有一片花瓣落下来，旋转着，打在她的肩膀上。
　　她捡起那片花瓣。很轻，很薄，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她坐在床边。窗外的月亮很圆，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像一摊打翻了的水。她忽然想起那年蹲在走廊上的自己，膝盖上放着一张粉红色的纸。那个小女孩等了很久，门没有开。
　　她打开窗户。夜晚的空气涌进来，带着玉兰花的香味，清甜的，淡淡的。远处有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
　　她对着那个方向，伸出了手。
　　窗外的玉兰花在月光下微微发光，像一盏一盏白色的灯笼。
　　她把窗户关上一半，留了一条缝。好让那些花香，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渗进她的房间，渗进她的肺，渗进她身体里那些关了太久的、落了灰的角落。
　　她躺回床上。灯关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长方形的格子，像一个窗户。她看着那个光格子，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串一串的，止不住地流。
　　她想缩在母亲的怀里，像五岁的时候那样。母亲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轻轻的，像哄一个婴儿。“妈在，妈在。”
　　她想说：妈，你是不是一直都在？
　　妈，我恨了你那么多年，你会不会怪我？
　　妈，我高考故意不写作文，你知道了吗？
　　妈，我大学四年没有上过一节课，你知道了吗？
　　妈，我每天都在想，要不要跳下去，你知道吗？
　　她也想起自己恨了他十几年。她把所有的痛苦都装进了“我恨哥哥”这个袋子里，扎紧口，背在身上，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现在那个袋子破了，里面装的东西漏了一地。她低头看，漏出来的不是恨，是委屈。
　　是五岁的委屈，是十二岁的委屈，是十六岁的委屈，是二十二岁的委屈。是那些她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憋在心里发了霉的、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委屈。
　　而这些委屈的对面，不是一个敌人，是一个一直在等她的人。
　　那之后的很多个夜晚，姜安失眠得越来越频繁。
　　不敢睡着。睡着就会做梦，做梦就会梦见那些她不想再想的事情。梦见小时候，梦见母亲的脸，梦见哥哥站在树下，手里捧着一个粉红色的礼物盒子，笑着说“妹妹生日快乐”。然后醒来，枕头湿了。
　　每一条都像一根针。不是那种尖锐的、一下扎进去的针，是那种很细很细的、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肉里钻的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扎进去的，等你发现的时候，身上已经全是针眼了。
　　有一天晚上，她站在窗前，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里面传来的是她自己的声音。
　　那个声音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你们都会原谅我吗？”
　　她愣住了。她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但她知道它在说什么。
　　那个声音又问了一遍，更轻了，像一根羽毛落在地上：“如果我做了什么……你们都会原谅我吗？”
　　她把额头抵在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她的额头是热的。冰与火之间，她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那个下午她大概七八岁，放学回来，母亲正在厨房里揉面。她趴在厨房门口看母亲揉面，母亲的手上沾满了面粉，一下一下地揉着，面团在案板上发出“噗噗”的声响。她忽然说了一句：“妈妈，如果我做错事了，你会骂我吗？”母亲头也没抬，说：“你是我女儿，做错事妈妈也会爱你。”她当时觉得这只是一句普通的话，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普通。
　　但现在她忽然意识到，那是她这辈子听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而她花了二十多年，才明白这句话有多重。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很久。
　　她打了一行字：“妈，如果我做了错事，你会原谅我吗？”
　　然后删掉。又打：“妈，我不配。”
　　又删掉。又打：“妈，我想回家。”又删掉。
　　最后她什么都没有发。

　　她躺下来，面对墙壁，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两下，三下。她想：如果妈妈真的爱我，那她应该原谅我做过的一切。如果哥哥真的想我，那他应该不在乎我有没有回他的消息。如果他们真的都在等我，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眼泪顺着鼻梁流下去，滴在枕头上。枕头已经湿了一片，凉凉的。
　　自由是可以选择活下去，也可以选择不活下去。而她，不知道该怎么选。
　　她闭上眼睛。天花板上那盏灯还亮着，灰白色的圆点，像一只睁着的眼睛。那只眼睛看着她，好像在问：“姜安，你还要不要？”
　　她想说：我不知道。
　　但那只眼睛没有回答。它只是一直亮着，一直亮着，在四楼的天花板上，像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温柔而残忍的问号。
　　她在那个问号下面，慢慢地蜷缩起来，像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