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 1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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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春风
五月的石狮，空气里开始有了初夏的味道。海风从台湾海峡吹过来，不再像冬天那样凛冽，也不像盛夏那样闷热，而是温温润润的，带着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甜腥气。操场边那排芒果树又开花了，细碎的小黄花一簇一簇地挤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铺得满地金黄。空气中全是芒果花的香气，浓得让人头晕，和教室里油墨试卷的味道搅在一起，变成了初二下学期特有的气味。
期中考试在五月中旬。成绩出来那天，杨晓东站在公告栏前，从下往上找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习惯从上面找了——从上面找是尖子生的特权，他的特权是从下往上找得更快。倒数二十名里没有他。倒数三十名里也没有。他的手指顺着名单往上移，移到第三十几名的时候，心跳开始加速。
杨晓东，数学八十一，英语六十二，语文七十八，物理七十五，政治七十九，历史七十一。总分四百四十六，全班排名第二十。
二十。
他的手指停在那个数字上，指尖微微发着抖。从倒数第十到第二十，从全班垫底到中上游。他用了一年半。一年半以前，他连一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对，英语单词听写每次都是零分。一年半以前，他唯一擅长的就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唯一被人记住的理由是他打架不要命。现在他考了全班第二十名。英语终于及格了——六十二分，比上学期的五十八分进步了四分。这四分是他用一整个寒假的补习换来的，是林小禾每天下午在煤炉旁边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帮他过筛子筛出来的，是许文彬那本破辅导书里圈了又圈的语法重点堆出来的。
他转过身，朝教室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排名表。第二十名。杨晓东。这三个字印在排名表上，字体跟其他五十一个名字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标记。没有星号，没有括弧，没有“进步显著”的红色批注。就是普普通通的三个字，排在第二十名的位置。但对他来说，这三个字出现在那个位置，本身就是一道看不见的光。
他把成绩单折好，放进口袋里。左边口袋，跟贝壳放在一起。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左腿的步子还是比右腿小一点——天热了，关节不那么僵了，但走快了还是能看出来。他已经不在乎了。他走得不快，但他一直在走。
走到教学楼下的时候，他看到了林小禾。她站在芒果树下，手里捏着刚发下来的成绩单，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看到杨晓东走过来，她把成绩单往身后一藏，但杨晓东已经看到了——她的物理只考了六十三分，总分排名滑到了全班第十八，比上学期退步了三名。她住院落下的功课，在物理这门新学科上终于开始显现出后劲不足的疲态。
“别藏了。看到了。”杨晓东走到她面前。
“物理太难了。”林小禾把成绩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语气里有种罕见的沮丧，“力学那一章我完全听不懂。什么摩擦力、弹力、重力、合力——我一个都搞不明白。我在家看了一个星期的书，考试的时候还是做不出来。我是不是很笨？以前语文英语还能拉分，现在物理一科就把我总分拽下去了。”
“你不笨。”杨晓东说，“你住院落了课。”
“都一年多了，还拿住院当借口。”林小禾苦笑了一下，右脚无意识地踢着地上的芒果花。花瓣被她踢得飞起来又落下，沾在她的鞋带上，“你也是住院，你数学从五十一考到八十一。我也是住院，我物理从六十一考到六十三。”
“你英语好。英语一直是你的强项，年级前三十。我英语到现在才刚及格。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林小禾抬起头看着他。她比他矮了大半个头，站在芒果树下，脸上被树叶缝隙里漏下的阳光照得斑斑驳驳。她看着杨晓东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些说教或者安慰的痕迹。但她没找到。杨晓东不是会安慰人的人——他不会说“加油你是最棒的”，不会说“下次一定能考好”。他说的是事实。是那些她自己在沮丧中忘了的事实。
“你说得对，”她把成绩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用手掌把褶皱抚平，“我英语是全年级前三十。你知道全年级有多少人吗？六百多。前三十，就是前百分之五。我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背单词背出来的。杨晓东——我被物理打击得差点忘了自己有多厉害。”
她把成绩单重新折好，放进书包里，动作比刚才从容了很多。然后她看着杨晓东，忽然问：“你物理是怎么考七十五的？你住院比我多住了两个月，物理你也是一节课没上过。”
杨晓东想了想。“龚叔店里有个旧天平。以前用来称布料的，后来换了电子秤就不用了。我每天对着那个天平琢磨，把砝码换来换去，就想明白杠杆原理了。物理不是靠背的，是靠想的。力学听不懂，就先别做题。拿个东西在手里掂一掂，感受一下力。再不行——下次补习的时候，我教你力学，你帮我过英语语法。”
林小禾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嗯。”
“那说定了。你教我物理，我教你英语。互相补习。”林小禾伸出小拇指。
杨晓东看了看她伸出来的手指，犹豫了一秒，然后也伸出小拇指，跟她勾了一下。她的手指很凉——不是天冷，是末梢循环还没完全恢复。天热了以后她的手还是比正常人的手凉，医生说神经虽然恢复了，但毛细血管的弹性不如以前。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完全正常。也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正常了。她收回手指，笑着说了一声“勾了手就不许反悔”，然后转身跑回教学楼。她的步子比以前更快了，右脚的跛行在天热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只有跑快了之后那条腿会微微地向外划一个小小的弧线。
杨晓东站在芒果树下，看着她跑远的背影，心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他想起林小禾刚从医院出来时，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下台阶的样子。那时候她的腿完全不听使唤，下两级台阶要花两分钟，走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喘气。他想起她住院时问他“你会每天来吗”，他回答了“会”，其实没有做到——他只在医院里陪过她几次，因为要回学校上课，因为要在陈国栋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打架的废物，因为要在那个被刻了“杀人犯”三个字的课桌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埋怨过他。她只是每天在病房里扶着栏杆练习走路，一个人，咬着牙，额头上全是汗，把嘴唇咬破了也不停下来。她靠自己站起来了。他用了一年半从倒数第十爬到第二十，她用了一年半从坐轮椅到能跑步。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有光的地方爬。互相补习，互相拽着袖子，谁也别想把对方甩下去。
五月底，学校宣布了一件事。石狮三中和石狮一中联合举办“优秀学生夏令营”，暑假期间在一中校园内进行为期两周的学习和交流活动。选拔条件是：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年级排名前八十，且期末考试成绩保持在同一水平。
这个消息在初二（五）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石狮一中——那是全市最好的高中，省重点，校门比三中气派十倍，操场是塑胶跑道，图书馆有五层，教学楼里有电梯。在三中的学生眼里，一中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圣殿。能去一中参加夏令营，哪怕只有两周，也是莫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这次夏令营会安排一中高中部的老师亲自授课，还会组织参观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史馆。对那些成绩在中上游徘徊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提前“踩点”的机会，也是一针强心剂。
许文彬当然在名单上。他的年级排名第四，闭着眼睛都能进。他是全班唯一一个可以提前锁定夏令营资格的人，连申请都不用写——陈国栋直接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了。
杨晓东不在。他的年级排名在两百名左右，离前八十名还差了将近一百二十名。他看着教室后面的公告栏，那张夏令营通知被他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读了——选拔条件、活动内容、食宿安排、报名截止时间。“食宿由一中统一安排，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二十元。”二十元。他在龚叔店里一天工资才十五块。这就是差距。不是分数上的差距——是分数背后的资源、投入、伙食标准、空调教室、塑胶跑道——所有这些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堆在一起形成的差距。
“你想去？”蔡小勇凑过来，顺着他的目光看着公告栏。
“想去有什么用。年级前八十。”
“还有期末呢。你要是期末能考进前八十——”蔡小勇说了一半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把后面半句咽回去了。杨晓东这次期中考试年级排名大概在两百名左右，从两百名冲到前八十，一个学期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杨晓东没有把通知从脑海里划掉。他回到座位上，从铅笔盒里拿出那两张许文彬打印的一中校园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教学楼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操场上的塑胶跑道红得发亮，图书馆门前种着一排整整齐齐的棕榈树，跟他每天上学路过的八七路两边那些灰扑扑的行道树完全不一样。他把照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期末年级前八十。”
然后他把照片夹进错题本里，翻开数学课本，开始做一次函数的练习题。他做得很慢，每一道题都画了图——函数图像是一条直线，y=kx+b。k是斜率，b是截距。k决定了直线的倾斜程度，b决定了直线和y轴的交点位置。他以前觉得这些抽象的符号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爸是裁缝，他妈是缝纫工，函数能帮他爸裁布还是能帮他妈踩缝纫机？但现在他知道，函数能帮他去一中。能帮他站到她面前。能把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变成一个触手可及的计划。
六月初，石狮下了一场暴雨。不是台风那种狂风暴雨，而是持续不断的、绵绵密密的梅雨。雨从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下，一直下到第二个周末才停。操场变成了沼泽，芒果树被雨水打得抬不起头，花瓣落了一地又被雨水冲进下水道。走廊上永远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泥土味混在一起的气息，让人昏昏欲睡。
就在这个潮湿闷热的梅雨季里，杨晓东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信封上写着“石狮第三中学 初二（五）班杨晓东 收”，寄件地址是“厦门市某某中学”——杨晓东没有听说过那所中学的名字。信封的右下角贴着一个小小的贴纸，是一只卡通小猫，竖着耳朵，眼睛圆圆的。
杨晓东看到那只猫贴纸的一瞬间，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定在了原地。
他认得这只猫。王雅雅以前铅笔盒上贴着的也是这种猫贴纸，她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上封口处也是这种猫——应该是同一个系列的。她买了很多，一张一张地攒着，舍不得用。她把这只猫贴在信封上，大概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看到这只猫，就知道这封信是来自谁的。
他的手指抖了一下，差点把信掉在地上。距离她上次写信给他，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半。距离他最后一次在泉州校门口远远地看到她，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冬天加一个春天。她转去厦门之后，他以为自己再也收不到她的信了——全封闭学校，信件要被审查，手机不能带，他连她在厦门哪个区都不知道。他以为那个冬天的校门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他拿着信，没有在教室里打开。他把信放进校服左边口袋里，跟贝壳放在一起。那封信很薄，隔着一层纸，他能感觉到贝壳硬硬的边缘。两样东西贴在一起，一个是他从初一开学第一天揣到现在的信物，一个是她在全封闭学校里不知花了多少心思才寄出来的信。他按了按口袋，确认信还在，然后坐回座位上，翻开英语课本，假装在读课文。但他的手指一直在口袋里摸着信封的边缘，指腹一遍一遍地摩挲着那只卡通猫的贴纸，猫的耳朵被他摸得微微翘起。
那节课是英语课。顾老师在讲台上讲被动语态——“be+过去分词”的用法。她在黑板上写了一排例句：“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he wind. The homework was done by the students.”杨晓东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的手一直放在左边口袋里，隔着校服布料摸着那封信。信封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硬硬的，比贝壳大，比贝壳薄，比贝壳轻。顾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愣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I am not ready.”顾老师看了他一眼，让他坐下了。她说“I am not ready”不是被动语态，是主系表结构。
放学铃响的那一刻，杨晓东第一个冲出教室。他甚至没有等蔡小勇，一个人拿着那封信，跑下楼梯——他的左腿在冷天里会僵，但六月的天很暖和，他的腿很灵活，几乎看不出跛行——跑过操场上那片被雨水泡得松软的泥地，跑到那片废弃的旧仓库后面。仓库墙上爬满了青苔，角落里的旧课桌还是去年那几张，被雨淋得发黑，表面长了白色的霉菌。这里没有人来。这里是他和林小禾的秘密避风港——不，不是他和林小禾的。这里是他一个人的。他在这里打过太多场架了，每一块砖、每一道裂缝都见证过他挨拳头时咬紧的牙关。
他在旧课桌旁边蹲下来，后背靠着长了青苔的墙壁，用袖子擦了擦手——手上有汗，他怕汗把信封浸湿了——然后小心地撕开信封。
信纸只有一张。不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那种——是那种很正式的白色信纸，抬头印着“厦门某某中学”的字样。信纸上有折痕，折痕很深，大概是被压在枕头下面压了很久。她的字还是那么漂亮，但比一年前更成熟了，不再是一笔一划的那种工整，而是有了一些连笔的笔锋。有些字的笔画发着抖，好像写的时候手不太稳。信纸上有几个洇开了的小圆点，也许是水滴，也许是别的什么。
“杨晓东：”
杨晓东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喉咙里堵了一团东西。他靠着长满青苔的墙壁，把信纸举在眼前。雨后的夕阳从仓库破了一半的屋顶照进来，把信纸照得半透明，他隔着纸能看到自己手指的影子。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下读。
“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对不起。上次写信跟你说不要回信，是我爸要求的。他说如果我再跟石狮的任何人联系，就把我转走。后来我还是被转走了，但不是因为我给你写信，是因为他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个人——他看着那个人说，‘他居然敢来这里’。我那天没有注意到他在车里。他把车窗摇上去以后什么都没跟我说，但第二天就开始给我办转学。”
杨晓东的手指攥紧了信纸的边缘。那天在泉州校门口，王华春看到了他。王华春摇上车窗之后，不是在退让——是在做决定。而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以为那个眼神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警告，他以为举起成绩单是一种宣示，他以为让王华春看到自己的进步就能改变什么。但那个男人用一纸转学通知告诉他：你什么都不是。你在我面前举起成绩单的那一刻，你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
“这封信是托人带出来的。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同学，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不用住校。她说可以帮我把信带出去寄。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如果被我爸发现，可能连这个学校都待不了。但我必须写这封信。因为有一件事，我想了快半年，必须告诉你。”
杨晓东的眼皮跳了一下。他从她的字迹里看出了一种不寻常的东西——这几行字的笔画比前面更用力，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纸上，笔尖几乎把纸戳穿了。不是愤怒。是那种反复纠结了很久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攥紧了拳头、咬牙说出口的语气。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
“杨晓东，你过得好吗？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你的事。初二开学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你躺在医院里，浑身缠着绷带，脸上全是血。那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我想打电话给你，但我没有你的号码。我想写信，但我不敢。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爸没有给我转学，如果我还在石狮，你还会不会被人打成那样。也许不会。也许还是会。我不敢往下想。我哭了很久，到后来没有眼泪了，只剩下害怕。怕你死了。怕你活着但再也不能走路了。怕你躺在医院的床上睁着眼睛，心里在想为什么我不在你身边。”
她的字在这里出现了一行明显的抖动，长长的一道斜线，像是写到这里的时候手忽然失去了控制。然后她重新稳住了笔迹，继续往下写。
“后来我听说你出院了。听说你拄着拐杖回学校了。听说你参加了期末考试，成绩进步了。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蹲在宿舍走廊尽头的角落里，对着墙壁笑了很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室友问我怎么了，我说数学考了一百四十分。其实我数学只考了一百三十八。但我不在乎。你出院了。你还在。你还在。”
杨晓东的眼眶忽然烫了一下。他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继续往下看。夕阳光从破屋顶移了一格，落在他膝盖上，把他的校服照得发亮。
“杨晓东，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里。但如果到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接下来的一段话，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工整的。不再是前面那种歪歪扭扭的、被泪水和犹豫浸泡过的字迹。而是一种很稳很稳的、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用来握笔了才能写出来的字。每一个字都站得笔直，像一个个咬着牙不肯倒下的士兵。
“我决定不再等三年了。”
杨晓东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三年太长了。长到我怕你等不到。长到我怕我坚持不住。长到我怕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被时间改变了太多，等三年之约到期的时候，我们都变成了跟当初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不等了——不是不等你。是不想再把命运交给时间来决定。我要做一个决定，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决定。”
“你以前跟我说，你配不上我。你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家住小区我家住筒子楼。你还记得我那时候怎么回答你的吗？我说我不在乎。你现在一定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的成绩还不够高，觉得自己的腿还没好利索，觉得自己住在筒子楼里配不上一个家里开厂的女生。所以我要告诉你：中考，我会考回石狮一中。”
杨晓东看着“石狮一中”四个字，呼吸停了一瞬。不是三中的高中部——是一中。石狮最好的高中。省重点。他贴在课桌里那两张黑白照片上的地方。她也要考那里。和他要考的是同一个地方。他们之间隔了两百多公里和整整两年的分离，却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同一座校园。
“我不是为了你才考一中。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要离开厦门，离开这所全封闭的学校，离开我爸妈的控制。我要考回石狮，考到一个他们够不着的地方——因为石狮离厦门开车要两个多小时，他们不可能每天管着我。一中的学费比私立中学低得多，我可以靠奖学金生活。如果他们不给我学费，我就申请助学金。我已经查过了，一中每年都有助学金名额。我算过了，够用。我不能再让他们用学费来威胁我。我不能再让他们用皮带控制我。我不能再让他们用‘你是不是跟那个小混混还有联系’来质问我。”
“所以我不等了。我要做。我要考回去。我要在石狮一中的校门口等你。”
杨晓东的手指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他把信纸翻过来，最后一段话很短。
“杨晓东，你还留着那块贝壳吗？我这边的碎片还剩十七片。本来有十八片的，搬宿舍的时候弄丢了一片，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十七片。我把它们用透明胶重新粘了一遍，每一片都换了新的胶带。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数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十七，然后闭上眼，想你在石狮过得怎么样。想你的腿还疼不疼。想你的英语有没有及格。”
“我们约的不是三年了。是石狮一中。”
“等我。”
落款是两个字。没有划掉。没有涂改。就是清清楚楚、一笔一划、用力到几乎把纸戳穿的两个字——
“雅雅。”
杨晓东把信纸放在膝盖上，用双手捂住了脸。他的肩膀在抖——不是哭。是那种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担惊受怕、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想念，在瞬间找到了同一个出口。她没有忘记他。她没有放弃。她在全封闭的学校里，用不知道什么方式托人把信带出来寄给他。她弄丢了一片贝壳碎片，还剩十七片，每天晚上数一遍。她不再等了——她要考回来。她和他是同一种人。都是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藏着一个不肯死的希望的人。这个希望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叫做石狮一中。他们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各自瞄准了同一个目标。他从许文彬帮他打印的两张黑白照片，她从自己在网上查到的助学金政策——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困境压着，却做出了同一个决定。他把手从脸上拿开，重新看了一遍信。然后他把信纸小心地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了左边口袋。那个口袋里现在有三样东西——半块贝壳，一张成绩单，和一封写着“等我”的信。
他站起来，腿有点麻，踉跄了一下——左腿还没完全恢复力量，蹲久了会发软。他扶着仓库的墙壁站稳了。墙上的青苔湿漉漉的，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上来。然后他走出那片废弃的仓库，走到操场上。雨后的夕阳把整个操场染成了金红色。芒果树上的水珠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像一树碎金子。空气里弥漫着雨后泥土和芒果花混在一起的气息，清新得让人想大口呼吸。他站在操场中央，仰起头，闭着眼睛，让阳光落在脸上。
然后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块贝壳。贝壳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荧光，边角已经完全磨透了，能从薄的地方看到对面手指的颜色。上面那道嵌着暗红色血痕的“东”字，已经磨得只剩下最后几道浅浅的划痕了。贝壳快碎了。他知道。他用了一年半，把它从一块完整的贝壳磨成了一片薄得透光的残片。但它还没有碎。她弄丢了一片碎片，还剩十七片。他的半块贝壳还在，她的十七片还在。拼在一起，就是完整的。
他把贝壳放回口袋，转过身，朝教学楼走去。他没有回教室——已经放学了，教室里没人。他去了车棚，推了自行车，骑向龚叔的店。他骑得很快，左腿在温热的晚风里格外有力，蹬车的频率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冲进店里的时候，龚叔正在泡茶。煤炉上的茶壶咕嘟咕嘟地冒着蒸汽，龚叔端着茶杯看着他。
“怎么了？跑这么急？”
“龚叔，”杨晓东喘着气，“我能每天多干两个小时吗？我想攒钱买一套一中出的模拟卷。期末考试要用的。一中出的卷子最接近中考难度。”
龚叔看着他，慢慢放下茶杯。他打量了杨晓东几秒，看着这个从ICU里爬出来、拄着拐杖回到店里、每天下午在煤炉旁边背单词的少年。这个少年他认识两年了。从杨晓东第一天来厂里搬货到现在，他看着他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看着他脸上的伤疤多了一道又一道，看着他从倒数第十考到第二十。他说的不是“我想买一双新球鞋”，不是“我想换一辆新自行车”。他想买的是一套模拟卷。
“行。不过别累着。你腿还没好利索。”
“腿已经好了。”杨晓东说。
龚叔没有再说什么。他倒了一杯茶递给杨晓东——还是那种最便宜的乌龙茶，发苦发涩。杨晓东接过来一口喝了，被苦得皱了皱眉头。然后他在账本前坐下来，翻开今天没写完的货单，拿起笔。他的字比以前更工整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好像那些货单上的数字和品名不只是龚叔的生意，也是他自己的未来。
那天晚上，杨晓东回到筒子楼的小隔间，在台灯下把王雅雅的信从头到尾又读了三遍。然后他翻到错题本的反面——他用正面抄错题，反面写日记。他在那一页上写了一行字：“期末年级前八十。暑假一中夏令营。中考石狮一中。不是三年。是一中。她在等我。”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不像日记，更像一张欠条。他欠了她一年半的等待，欠了自己一年半的努力，欠了林小禾的糯米团子和许文彬的辅导笔记，欠了蔡小勇每次来医院看他的路上蹬坏的自行车脚踏板，欠了他妈在医院走廊上跪着的十分钟，欠了龚叔多给他的每一个工时。这些欠条堆在一起，重得像那座永远搬不完的货仓。但他不需要一次还清。他只需要每天还一点。每天背一个单词，每天弄懂一道错题，每天在龚叔店里多干两个小时，每天睡前把贝壳握在手心里对自己说一句：明天继续。
杨晓东把错题本合上，关了台灯。黑暗里，他把手伸进左边口袋，摸到那半块贝壳。贝壳被他握了一天，温温热热的，表面光滑得像一块被海水冲刷了千百遍的卵石。他用拇指沿着贝壳边缘的弧度轻轻滑动，从起点滑到终点，再从终点滑回来。
他闭上眼睛。窗外的海风从台湾海峡灌进来，穿过八七路狭窄的巷子，穿过筒子楼关不严的窗户，吹在他脸上。风里有芒果花的香味，有远处海水的咸腥，有夜市收摊后残留的烟火气。他在这片混沌的气味里，慢慢地睡着了。他的手指还按在口袋里的贝壳上，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梦里也在念着什么。
也许是在念她的名字。也许是在念那个他们不约而同瞄准的目标。也许是在念信上那两个字——“等我”。
作者有话说
第14章 第 14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