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烟如缕》邱莹莹

10、第 10 章

　　第十章钢铁森林的游牧者

　　乌鲁木齐在1992年的冬天，是一座正在疯狂生长的钢铁森林。

　　李寻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时候，双脚踩在红旗路客运站满是冰碴的泥水里。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过脸颊，空气里弥漫着煤烟、羊膻味和一种从未闻过的、属于工业城市的机油味。这里和那个宁静的边陲小镇截然不同，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从雪地里钻出来，到处是脚手架和轰鸣的推土机。人们行色匆匆，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嘴里喷着白气，眼神里透着一股急于摆脱贫困的焦灼与贪婪。

　　他穿着王福贵给做的那件棉大衣，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个误入现代文明的原始人，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户口本和怀表的布包。

　　按照王福贵的指示，他要先去铁路局找当年的老邻居。他拦住一个路人，问路。那人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指了个方向：“往前走，看见大转盘再问去！”

　　李寻就这么走着。他路过二道桥，那里的巴扎热闹非凡，维吾尔族的商贩在叫卖着葡萄干和英吉沙小刀，和记忆中的扎黑丹集市有几分相似，但更加有序，也更加喧嚣。他路过人民电影院，巨大的海报上写着《妈妈再爱我一次》，画面上那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孩，让他心头一紧。

　　他找到了铁路局家属院。那是大片大片的老式红砖楼，外墙斑驳，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杂物。

　　敲门。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手里还拿着菜篮子。

　　“你找谁？”老太太警惕地看着他。

　　“阿姨，您好。”李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生硬，“我是□□的儿子。”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太太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土豆和洋葱滚了一地。

　　“你……你说啥？”老太太颤抖着嘴唇，眼睛瞪得老大，“建国？你……你是建国的娃？”

　　这个老太太叫张秀芝，是□□当年的邻居，也是看着□□长大的长辈。她把李寻拉进屋里，又是倒茶又是拿糖，眼泪止不住地流。

　　“造孽啊……你娘呢？你娘没回来？”张秀芝抓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

　　“我娘……去世了。”李寻低声说。

　　“唉……”张秀芝长叹一口气，眼圈又红了，“你爹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大家伙儿都穷，他去援外，省吃俭用往家里寄钱。谁想到……谁想到就回不来了。”

　　在张秀芝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李寻拼凑出了父亲□□的大致形象。一个勤奋、老实、有些书呆子气的工程师。他在铁路局是个技术骨干，一心扑在工作上。1979年出国前，他还特意把家里的窗户都修了一遍，叮嘱妻子张秀芝要照顾好自己。

　　“你爹走的时候，你娘刚怀上你不久。”张秀芝回忆道，“后来消息断了，大家都以为他死在外面了。你娘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改嫁了，带着你……去了南方？还是哪儿来着？我也记不清了。”

　　李寻的心沉了下去。原来，在他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个“母亲”。那个女人抛弃了他，改嫁了。而他记忆中的母亲，那个给了他生命和尊严的法拉姆，在法律意义上，竟然是个“外人”。

　　这种身份的错位感让他感到一阵恶心。

　　张秀芝留他在家里吃饭。红烧肉炖得烂烂的，香气扑鼻。但李寻吃得如同嚼蜡。他问起了父亲的具体工作地点，问起了当年的同事。

　　“你要找工作？”张秀芝明白了他的意思，“现在的铁路局可不好进，都是正式工，得有关系。不过你要是不嫌累，可以去劳务市场碰碰运气。现在到处盖楼，缺力工。”

　　第二天，李寻去了劳务市场。

　　那是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地。天还没亮，就挤满了几百号等着被雇佣的民工。李寻站在人群中，像回到了奎达的黑市。只是这里的老板不拿鞭子，而是拿着卷尺和图纸。

　　“谁会看图纸？”一个包工头喊道。

　　人群骚动了一下，没人敢应声。李寻犹豫了一下，举起了手。他在扎黑丹修过车，在奎达记过账，那些复杂的机械图纸和工程符号难不倒他。

　　包工头打量了他一眼：“你？毛都没长齐，会看图纸？”

　　“我会。”李寻跟着他到了工地。那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商场基坑。包工头扔给他一张结构图。

　　李寻只看了一眼，就指出了图纸上的一个错误：“这里，钢筋配比不对。按照这个图施工，三层以上会塌。”

　　包工头愣住了，夺过图纸仔细看，随即冷汗下来了。这图纸是设计院刚送来的，他正准备下料，幸亏这小子眼尖。

　　“你叫啥？”包工头态度大变。

　　“李寻。”

　　“行，李寻，你跟我干。月薪三百，管吃管住。”

　　三百块钱。这在当时的乌鲁木齐是一笔巨款。李寻点点头，接下了这份工作。

　　他成了工地上的技术员兼监工。但他依然住在工棚里，和那些农民工一起吃大锅饭。他干活不要命，白天在基坑里爬上爬下，晚上在工棚的煤油灯下研究图纸。他学得很快，几个月时间，他就弄懂了建筑行业的全套流程。

　　工地的老板姓陈，是个福建人，精明能干，满嘴生意经。他发现李寻是个人才，开始有意提拔他。

　　“小李啊，”陈老板拍着他的肩膀，“光出力没用，得动脑子。现在这世道，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

　　李寻记住了这句话。

　　有一次，工地急需一批钢材，但市场上缺货，价格一天一个样。陈老板急得团团转。李寻想起了他在奎达做走私生意时的一些门路。虽然那是违法的，但那种对物资流通的敏锐嗅觉还在。

　　他私下里联系了一个以前在边境上认识的哈萨克族倒爷，绕开正规渠道，从哈萨克斯坦弄进来一批螺纹钢。价格比市场价低了百分之十，而且质量过硬。

　　陈老板赚了一大笔钱。他对李寻简直是刮目相看。

　　“小李，你真是我的福星！”陈老板豪爽地塞给他两千块钱红包，“跟着我干，以后亏待不了你。”

　　李寻收下了钱。他没有挥霍，而是把钱寄了一半给王福贵，剩下的存进了银行。

　　日子似乎又好起来了。他在乌鲁木齐站稳了脚跟，甚至开始攒钱。但他依然孤独。工地上的人叫他“李工”，老板叫他“小李”，但他知道，没有人真正懂他。每当夜深人静，工棚里鼾声四起，他就会拿出那块怀表，听着那哒哒的声响，想起法拉姆。

　　1993年的春天，乌鲁木齐爆发了大规模的抢购潮。物价飞涨，人心惶惶。陈老板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资金链断裂，工地停工了。

　　李寻失业了。

　　他并没有慌。这几年的历练，让他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大洗牌的机会。

　　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加上陈老板还欠他的工钱，盘下了一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门面。那里原来是卖烟酒杂货的，位置偏僻，生意惨淡。

　　李寻把店名改成了“寻记五金”。

　　他不卖烟酒，只卖建材配件。螺丝、钉子、电线、开关。这些都是工地上的刚需，虽然利润薄，但周转快。

　　他的经营方式很独特。别人卖东西是一口价，他卖东西是先看图纸。谁家装修，谁家盖房，把图纸拿来，他免费给你算材料，保证不多不少，省钱省心。

　　这种“技术流”的销售模式，很快在附近的工地和小装修队里传开了。大家都说，那个“寻记”的老板是个神人，算得比计算器还准。

　　生意越做越好。李寻雇了两个伙计，买了辆二手三轮车送货。他依然穿着朴素，吃着简单的饭菜，但他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

　　这一年冬天，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在铁路局家属院附近买了一套二手房。那是张秀芝住的那片小区，六十平米，老旧，但干净。

　　搬家那天，张秀芝过来帮忙打扫卫生。看着这个沉默寡言却极其能干的年轻人，她感慨万千。

　　“寻娃啊，”张秀芝擦着桌子，“你爹要是能看到你今天这样，死也瞑目了。”

　　李寻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合法的、温暖的家。他不再是尘埃，他成了一块石头，一块虽然不起眼，但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石头。

　　但他心里还有一个结。

　　一天晚上，他喝了一点酒，壮着胆子问张秀芝：“张姨，您还记得我娘……我是说，我亲生母亲，她叫什么名字吗？”

　　张秀芝正在叠衣服，手顿了一下。

　　“咋突然问这个？”

　　“我想知道。”李寻盯着她，“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丢下我。”

　　张秀芝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提它干啥。”

　　“我想知道。”李寻的声音很平静，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执拗。

　　“你娘叫……叫刘芳。”张秀芝犹豫着说，“是个小学老师。人长得漂亮，性子也柔。你爹走后，她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后来……后来有个干部看上了她，帮她安排了工作。她就……就跟那个干部走了。把你……把你送到了孤儿院。”

　　孤儿院。

　　李寻的拳头猛地攥紧了。原来如此。原来他不是被遗弃在卡车下的，他是被送进孤儿院的。而那个所谓的“中国技术人员夫妇”惨死，不过是法拉姆为了保护他而编织的谎言。

　　真相像一把重锤，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

　　他猛地站起来，抓起桌上的酒瓶，狠狠地摔在地上。

　　“啪——”

　　玻璃碎片四溅。

　　张秀芝吓坏了：“寻娃，你咋了？”

　　李寻没有说话。他看着满地的狼藉，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凄厉，像狼嚎。

　　原来，他憎恨了半辈子的命运，竟然始于一个女人的改嫁。原来，他引以为傲的坚韧，源于一个谎言。

　　他跌跌撞撞地冲出家门，跑进寒冷的夜色里。他跑到父亲□□曾经工作的铁路边上，对着呼啸而过的火车，嘶声大喊：

　　“我不是李寻！我是凯蒂斯！我是被遗忘的尘埃！”

　　喊声淹没在火车的汽笛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