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仍记初年

16、第十六章 秘密

　　吴芝萍的左耳，从她记事起就是聋的。

　　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没有发过高烧，没有受过外伤，没有家族遗传——丽华耳朵好得很，在档口里能同时听到门口顾客的脚步声和厨房里水烧开的声音。但吴芝萍的左耳从小就像一台关了电源的收音机，什么信号都收不到。

　　第一个发现的人不是她自己，是她小学三年级的同桌。那天同桌凑到她左边耳朵说了一句悄悄话——“你的铅笔掉了”——吴芝萍毫无反应。同桌以为她故意不理人，气了一整个下午。后来类似的误会发生了无数次：老师站在她左边点名她没回应，同学在左边叫她去食堂她继续往前走，吴芝鸣半夜在她左边耳朵旁边说“二姐你打呼噜了”——她毫无知觉。久而久之，所有人都觉得她反应迟钝、心不在焉、不爱理人。

　　她从来没有解释过。她把“听不到”当成一种需要隐藏的缺陷，像白校衣腋下的黄渍一样，遮住就没人看到。她学会了坐在教室靠左的位置，这样老师讲课的声音从右边传过来，她就不用转头。她学会了看人的嘴唇——不自觉地，在看到对方嘴巴动的瞬间脑子里就把口型转换成词汇，准确率高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读唇。她学会了在没听清的时候点头微笑，假装懂了。这种技能后来在钢锅公司派上了大用场——客户在她左边抱怨的时候她全程微笑点头，客户以为她在耐心倾听，其实她一个字都没听到。

　　这个秘密她藏了将近二十年。丽华不知道，吴福吴强不知道，吴芝英吴芝鸣吴菲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带任何人走进这个秘密的围墙里。直到赵有成站在工厂后面的台阶上，说了一句：“你左边耳朵，是不是听不到？”

　　然后他说：“那我以后都站在你右边说话。”

　　那天晚上她回到单间，坐在床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工业区永远不灭的橙色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她膝盖上投下一小块光斑。她把收音机打开，调到最常听的电台，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用手捂住右耳。左耳对着收音机的喇叭——什么都听不到。只有一片干净的、完整的、绝对的安静。和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她放开手，收音机的声音涌进右耳——主持人正在播报明天的天气，晴，局部有阵雨。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画面。大概是七八岁，她和吴芝鸣在院子里玩。丽华在厨房里喊她吃饭，喊了好几声，她背对着厨房蹲在地上看蚂蚁，一动不动。丽华走出来在她左边耳朵边上吼了一声“吴芝萍你是聋了吗”。她转过头看到妈妈气急败坏的脸，眨眨眼睛，小声说了一句“我没听到”。丽华没有追问。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注意力不集中。她也以为只是注意力不集中。后来她慢慢发现，不是注意力的问题，是左边耳朵没有声音。但她已经学会了不解释。不解释比解释容易。解释需要很多话，而那些话她从来没有练习过。

　　结婚很多年以后——大概是静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把这件事完整地告诉了有成。不是随口提，是认真地、完整地说了一遍。孩子们都睡了，芝萍从孩子们的房间轻轻走出来，带上了门。有成坐在沙发旁边的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她说她从懂事起左耳就听不到，她说她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她在幼儿园被叫“迟钝”，在书店被人说“高傲”，在钢锅公司面对客户左耳接收不到的抱怨。她说她怕他觉得她不完整。

　　有成听完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了。”

　　吴芝萍愣住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站在你左边说话你从来没反应。”他喝了一口茶，“我以为你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一直站你右边。”

　　吴芝萍低下头，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已经不年轻了——关节粗大，指腹有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渍。这双手洗了无数碗、包了无数吐司、擦了无数货架、磨出了无数个在吉隆坡咬牙挺住的日夜。现在这双手正在发抖。

　　“你不嫌弃吗？”她问。

　　赵有成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说了一句话：“我磨床这么多年，听力也退化了。再过几年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吼。”他指了指自己的右耳，“这只耳朵，高音频听不到了。以后我可能也会聋。到时候你不嫌弃我就好。”

　　吴芝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比她的大很多，指节粗大，指甲剪得极短，掌心有砂轮留下的硬茧。这双手在磨床的轰鸣声里做了半辈子，磨平了无数金属，也被金属磨平了。她握着他的手贴在自己左耳上，让他感受那片绝对的安静。“这里什么都听不到，”她说，“但是你说话的时候，这边会震动。”她没有撒谎——左耳虽然听不见，但骨骼能传导震动，每一次他站在右边说话，声波穿过空气再穿透她的颅骨，在左耳背后的颞骨上留下极其微弱的震颤。那种震颤不是声音，但她能捕捉到。

　　有成没有把手抽回去。他的指尖轻轻地、慢慢地摩挲着她耳后的皮肤。那里有一条细小的血管，跳得很慢，但在他的指腹下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他的桃花眼红了一圈。这双眼睛年轻的时候让工厂里不少女工偷偷多看了他几眼，现在眼角有了皱纹，但对着她的时候还是很柔软。

　　“这样呢，”他问，“能感觉到吗？”

　　“嗯。”

　　“那以后我不说话，就这样摸你耳朵，你就知道我来了。”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笑。她想起小时候在沙捞越，她以为这个秘密会跟着她一辈子，像一个拿不掉的标签，贴在左耳上，上面写着“不完整”。现在标签还在，但有成在上面加了一行字，写的是——“我知道。没关系的。”

　　那之后，有成果然一直站在她右边。连走路都是——出门逛街他永远走她左边，把右耳留给她；饭桌上他永远坐在她右边；连吵架都是站在她右边吵。有一次他习惯性地绕到她右边才开口，芝萍说你站在哪边都行反正我两边都听不见，有成板着脸说那正好。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这是他们吵架史上最短的一次冷战，持续了不到五秒。

　　孩子们很晚才知道这件事。不是芝萍主动说的——是静嘉自己发现的。静嘉大概十岁那年，有一次在妈妈左边叫她，叫了好几声妈妈都没反应。静嘉绕到她右边又叫了一声，她马上转头。静嘉问：“妈你左边耳朵是不是听不到？”芝萍愣了一下，然后说：“嗯。”静嘉没有大惊小怪，她只是说了一句“那我以后站在你右边说话”，然后继续低头写作业。在静嘉看来，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妈妈的左耳听不见，就像妈妈喜欢吃炒花生、不喜欢用洗衣机、每次打电话都会问“你吃饭了没有”一样，只是妈妈这个人的众多特征之一。她不觉得这是什么缺陷。因为她从小看到的外婆、阿姨们、妈妈——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伤疤，有些看得见，有些看不见。对她来说，妈妈的左耳只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不需要同情，不需要遮掩，只需要站在右边说话。

　　芝萍看着女儿低头写作业的侧脸，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坐在沙捞越的小学教室里，胳膊夹紧不敢举手。那时候她以为那件发黄的校衣就是她一辈子脱不掉的羞耻。现在她的女儿坐在她面前，知道了她的秘密，反应只是“那我站在你右边”。两代人之间隔了三十年，同一个小动作，完全不同的重量。她转过身去拿抹布擦了擦灶台，擦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抹布拧干了三次，灶台亮得能照见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