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种田日记》三只鱼腥草

1、支边二年零三天 杨晓筱

　　杨晓筱是被一头驴踢醒的。严格来说，驴踢的不是她，是卫生所的门。但卫生所的门是薄铁皮包的，驴蹄子踹上去，整面墙都在抖，挂在墙上的塑料人体骨骼图哗啦一声掉下来，正好盖在她脸上。
　　“杨老师！杨老师！”外面传来阿布的声音，不急不慢，带着凉山那边特有的拖腔，“多吉家的驴又闹了，您快来给看看。”杨晓筱把人体骨骼图从脸上揭下来，看了一眼墙上那块永远慢五分钟的挂钟——凌晨四点四十七分。她在被窝里躺了三秒钟。
　　第一秒想的是：我是内科副主任医师。
　　第二秒想的是：我为什么要给驴看病。
　　第三秒想的是：算了，驴也是动物，动物也是病人，病人不分种属。她翻身坐起来，套上那件省服，趿拉着拖鞋去开门。山里的凌晨冷得扎骨头。卫生所门口挂着一盏节能灯，惨白的光照出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身影——阿布，二十一岁，本地人，赤脚医生，她名义上的徒弟。阿布身后站着一头灰驴，四条腿岔开，脑袋耷拉着，嘴里往外淌口水，看着确实不太精神。
　　“什么情况？”杨晓筱蹲下来，手背贴上驴的额头。烫的。“多吉说这驴三天没吃草了，喂啥吐啥，肚子胀得跟鼓似的。”阿布递过来听诊器，“我听着肠鸣音没了，怕是肠梗阻。”杨晓筱接过听诊器，在驴肚子上听了几个点，又摸了摸那硬邦邦的腹部，心里大概有了数。她站起来，面无表情地看了阿布一眼。
　　“你判断得没错。”她说，“肠梗阻，绞窄性的可能性不小。”阿布眼睛一亮：“那咱们给它做手术？”“做什么手术？”杨晓筱转身回屋，从药柜里翻出一瓶液体石蜡和一袋乳果糖，“先灌肠，不行再说。这是人家多吉家唯一的牲口，在这儿开腹腔，死在台上了你赔？”阿布缩了缩脖子，小跑着去打温水。给驴灌肠这事儿，杨晓筱来支边之前没想过。她在三甲医院轮转过急诊、ICU、心内科，处理过心脏骤停、农药中毒、多器官衰竭，唯独没在凌晨五点给一头驴从□□往里灌石蜡油。但支边两年了，什么都学会了。
　　这地方叫布拖，是西南腹地一个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找的县城下面的一个村子。说村不准确，是散落在山梁上的几十户人家，最近的一户离卫生所也要走二十分钟。全村唯一的硬化路面是卫生所门口那二十米水泥地——那是上一批支边医生磨了两年才批下来的。杨晓筱是两年零三个月前来的。省里搞“健康扶贫”，三甲医院要派人下沉到边远地区。名单下来的时候，科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杨晓筱三十五岁，没结婚，没孩子，父母在老家由哥哥照顾，无牵无挂，不派她派谁？杨晓筱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她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事到了她这儿，都跟水过鸭背似的，不太往心里去。医院给的条件是干满两年就回去，回来还能优先晋职称。划算。
　　两年零三个月过去了。现在她蹲在地上，一手捏着灌肠管，一手按着驴屁股，额头上的汗滴在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驴总算有了一点反应，后腿蹬了蹬，噗地放了一个又长又臭的屁。阿布往后跳了两步，杨晓筱纹丝不动。“通了。”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驴又放了一个屁，比第一个还响。然后它扭过头，用一种难以描述的眼神看了杨晓筱一眼，慢悠悠地迈开步子，朝多吉家的方向走了。走了三步，停下来，回头又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行，你厉害。
　　阿布在边上笑得见牙不见眼：“师父，这驴记住您了，上回您踢了它，这回您又捅了它——”“我再说一遍，”杨晓筱站起来，把听诊器卷好塞进口袋，“上回是它先踢的我。我那是正当防卫，不是踢它。”“有什么区别嘛。”“前者是受害者，后者是施暴者。语文没学好就去多看看书。”阿布嘿嘿笑，也不反驳。
　　他们往回走。天边刚露出一点灰白色的光，远处的山梁上零星亮着几盏灯，像萤火虫趴在墨蓝色的绒布上。有鸡叫了，有狗也醒了。村子在苏醒，以一种缓慢的、与世无争的节奏。卫生所是一栋两层的砖混小楼，一楼是诊室和药房，二楼是杨晓筱的宿舍。阿布不住这儿，他从村东头走过来要四十分钟，天不亮就动身，两年如一日。
　　“早上的病人什么时候来？”杨晓筱一边洗手一边问。“日头上来之后吧。”阿布靠在诊室的门框上，翻一个磨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昨天吉克家的小儿子还咳嗽，依火家的老人降压药快吃完了，还有……”他翻了翻，顿了一下：“还有牛牛坝那边的几个小孩，该做随访了。”杨晓筱擦手的动作停了一瞬。
　　HIV母婴阻断的随访。那几个孩子的母亲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的，基本都是在生产时才发现，有的甚至到孩子出了症状才查出来。阿布就是从这个项目里被筛出来的——十六岁，查出阳性，父母双亡，一个人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村子里的人路过都要绕道走。但他在确诊后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他开始自学医学。
　　卫生所每一批来的支边医生都是他的老师。有的愿意教，有的不愿意，有的甚至躲着他——毕竟在那个年头，大多数人听到“HIV”三个字母，第一反应是退三步。直到杨晓筱来了。她来的第一天，阿布照例等在卫生所门口，手里拿着那本被他翻烂了的《内科学》。杨晓筱看了他一眼，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把书翻到艾滋病那一章，我考考你。”
　　第二句：“你叫什么名字？”阿布后来跟她说，就那两句话，他记一辈子。没有犹豫，没有退半步，没有那种“我虽然不歧视你但是离我远一点”的微妙距离感。就是一个医生对另一个准医生的态度——来，考考你。阿布考得不错。杨晓筱当天晚上给医院打电话，说这边有个好苗子，能不能帮他把继续教育的学费报了。医院说，支边经费不包含这个。杨晓筱说，行，那我自费。她自费了两年。
　　此刻阿布还靠在门框上翻他的笔记本，浑然不知师父心里正翻过这两年的每一页。杨晓筱把目光从他身上收回来，走进诊室，开始整理药柜。这是她每天早上的固定流程——检查库存，补充常备药，把过期的一个月前已经扔完了，现在的都是这两年内新进的。她拿起一瓶阿莫西林，看了一眼批号，放了回去。
　　“阿布。”
　　“嗯。”
　　“我下周走。”诊室里安静了。不是那种刻意的、凝重的安静，而是一种更自然的安静——像风吹到尽头忽然停了，像一支曲子到了休止符，不需要宣告什么，就是安静了。阿布没有抬头，仍然看着他的笔记本。但翻页的那只手停了一瞬，很短暂，几乎看不出。
　　“哦，”他说，“那下周之前，我把这几个小孩的随访都跑了，数据整理好给您。”“不用给我，给你自己。”杨晓筱说，“你以后要用。”阿布这才抬起头，隔着那副镜腿用白胶布缠了三圈的眼镜，看着她。“师父，”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您这话说的，好像我以后还能干这个似的。”杨晓筱没接话。
　　她知道他在说什么。在这个村子里，一个HIV阳性的赤脚医生，给村民量血压都要被人嫌弃——把那根袖带给我消消毒，你别碰我。他能撑到今天，靠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命硬，二是脸皮厚。而这两样东西，都不足以让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她转身继续整理药柜，把维生素B12的安瓿一瓶一瓶码好，手指的动作不急不慢。“我给你联系好了县医院的检验科，”她说，语气跟交代病情似的，“过去先做实习，1年后如果先考助理医师，后面能考下医师证来，就能转正。”“县医院？”“嗯。我跟王院长说过了，他欠我个人情。”阿布沉默了几秒。“什么人情？”“去年他老婆脑出血，是我半夜骑电动车去县里开的刀。三十五公里，山路，下雨。”杨晓筱说这话时面无表情，“那种路况还能赶到的，整个县不超过三个人。我算一个。”阿布张了张嘴，想说谢谢，又觉得这个字太轻了，说不出口。最后他只说了一句：“那您回去了还回来吗？”杨晓筱把最后一瓶维生素码好，关上药柜的门。“再说吧。”她说。她没说的是，回城的机票已经订好了，下周三。
　　宿舍里那个黑色的行李箱已经摊在地上，她每天睡前往里面放一两样东西，不急不慢，像她做任何事一样。两年零三个月。她来的时候，这个卫生所连体温计都凑不出三根能用的。现在呢？有冷链冰箱，有简易生化仪，有国家项目配的便携式B超。她走之后，会有下一个支边医生来，把这一切接过去。这就是支边。铁打的卫生所，流水的医生。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滴进去，看不见，但久了，石头也能滴穿。她要滴完了。
　　接下来的日子平平无奇——这是杨晓筱的风格。白天接诊。早上来的是吉克家的小儿子，咳嗽，听了肺，没什么大问题，开了两盒止咳糖浆。依火家的老人自己走来量血压，高压一百五，低压九十五，杨晓筱把降压药加了一点点，又嘱咐了一遍低盐饮食。老人走的时候，从兜里掏出几个核桃，硬塞给阿布。“给你师父的。”阿布捧着核桃回来，杨晓筱正在写病历，头都没抬：“吃了吧，我牙不好。”
　　“您牙好着呢，上次啃骨头啃得比我还快。”
　　“那是我饿急了。现在不饿。”阿布把核桃揣进兜里，转身去给一个拉肚子的小孩开蒙脱石散。中午的时候，村里养牛的老陈来了。不是给人看病，是给牛。杨晓筱看了一眼老陈身后的牛，又看了一眼老陈。
　　“老陈，我上次说了，我是人医，不是兽医。”
　　“哎呀杨医生，您就帮忙看看嘛，这牛三天不好好吃料了，镇上的兽医要后天才能来，等不及嘛。”老陈搓着手，脸上堆满了笑。杨晓筱深吸一口气，蹲下来看了看牛的眼睛——眼结膜发白，贫血。又摸了一下牛的肚子，鼓的，但不是气体，是液体。“腹水？”她皱了皱眉，叫阿布把便携式B超搬过来。探头贴上去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不是腹水，是一个巨大的、边界不清的团块。她盯着屏幕看了十几秒。“老陈，”她说，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你这牛，不是小毛病。”老陈的脸一下就垮了。杨晓筱没再多说，站起来把手套摘了。她不需要说什么“可能是肿瘤”或者“预后不良”，跟老陈说这些没用。她只需要说一句：“我建议你尽快找兽医来，如果确诊了，这牛……该处理就处理。”老陈在原地站了很久，最后默默地牵着牛走了。阿布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他去年刚借的钱买的这头牛。”杨晓筱没说话。
　　她转身回了诊室，继续写她的病历。下午的太阳照进卫生所，把水泥地晒得发白。阿布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面前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大眼睛，瘦，嘴唇上有疱疹。他在做随访——问饮食，问睡眠，问有没有发烧，问有没有按时吃药。男孩的母亲站在边上，手搭在孩子的肩膀上，指节因为常年劳作而粗大变形。“最近复查过CD4吗？”阿布问，语气老练得不像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上个月去了县里，说是三百多。”母亲的声音很轻。阿布在本子上记下来。三百多，比上次高了五十。他抬起头，对那个男孩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张嘴，我看看嗓子。”男孩听话地张开嘴，阿布拿棉签压住舌头，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咽部有点充血，多喝水，不要吃辣的。”他把糖塞进男孩手里，“好了，去吧。”男孩攥着糖跑了，母亲跟在后面，走到门口忽然转回来，对阿布说了一句：“谢谢你，小阿布。”阿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杨晓筱看到了。
　　她靠在诊室的门框上，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她说，“像个医生了。”阿布推了推眼镜：“什么叫像个医生，我本来就是医生。”
　　“你是赤脚医生，真的很赤脚，我们平时说赤脚医生是形容词，在你这就成了写实的了。”
　　“赤脚医生也是医生。”
　　“你穿鞋了。什么臭毛病，不穿鞋，为了名副其实吗？”
　　“师父，您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太欠。”杨晓筱难得地笑了一下，很短，像天上划过的流星，眨眼就没了。那一周剩下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日常里过去了。杨晓筱把她这两年的病例记录整理成册，手写的，厚厚一本，塞给阿布的时候说：“里面有一些有意思的病例，你在县医院如果遇到类似的，可以参考。”阿布接过去，翻开第一页。
　　第一行写着——“支边病例记录，杨晓筱，2022-2024。赠阿布。”再翻一页。
　　“病例一：凌晨四点被驴踢伤左小腿，自行清创缝合，抗生素预防感染。痊愈。备注：以后给驴看病的时候，站侧面。”
　　阿布抬起头。杨晓筱正背对着他，在收拾那个黑色行李箱。她把白大褂叠得整整齐齐，放了进去。然后是那支用了三年的钢笔。然后是去年过生日阿布送她的那双手套——灰色的，毛线的，织得歪歪扭扭，一只大一只小。她把手套放进去的时候，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师父。”“嗯。”
　　“周三我送您。”
　　“不用，天不亮就得出门，山路不好走，你留着看卫生所。”
　　“我送您。”阿布又说了一遍，语气不重，但没商量。杨晓筱没再拒绝。她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立起来，靠在墙角。窗外，山里的夜风正把核桃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远处有狗叫了一声，又安静了。天上有星星，很多很多，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幕，像有人打翻了满满一罐碎银子。杨晓筱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她想，下周这个时候，她应该在省城的酒店里，洗一个不用烧火的热水澡，然后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麻辣的，重口的，不用迁就任何人胃口的。她应该高兴的。但她忽然想起今天早上那头灰驴看她的眼神。想起老陈牵着牛离开的背影。想起那个HIV男孩攥着水果糖跑出去的样子。想起阿布靠在门框上，说“您回去了还回来吗”。她关上窗户。明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