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第 64 章 4. 番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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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报的各种新闻：
1.《他为什么从不庆祝？》——《太阳报》独家
多特蒙德夺冠那晚，威斯特法伦球场变成了黄色海洋。罗伊斯被队友举过头顶，格策抱着奖盘在草皮上滑跪，香槟喷得到处都是。
阿尔菲·贝克汉姆站在人群边缘，手里拿一瓶水。
他的队友冲过来想把他拉进庆祝圈，他把水瓶举起来挡了一下，摇了摇头。他站在看台下面，抬头看着那些跳跃的黄色人影，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本报跟踪阿尔菲·贝克汉姆职业生涯七十八粒进球后发现，他有七十六粒进球后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没有振臂、没有滑跪、没有亲吻队徽。进球后他只是走回中圈，低着头，偶尔弯腰系一下并没有松开的鞋带。
他在多特蒙德的队友、芬兰门将内瓦宁告诉本报：“我们早就习惯了。他进球我们比他更激动。有一次他在训练赛里连过五人打进一粒超级世界波，所有人都疯了，他走到场边喝水，喝完水，回更衣室了。马丁教练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我又不是第一次进球了’。”
“然后他练了一百个任意球。”
内瓦宁补充道。
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阿尔菲小时候由保姆艾琳·诺顿带大。艾琳曾经向邻居说过一句话：“这孩子三岁前是会哭的。后来就不哭了。”
本报辗转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在贝克汉姆家工作过的前保姆助理，她向本报透露了一个细节：“阿尔菲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膝盖磕出了血。他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膝盖，看了很久。大人在旁边问他要不要抱他，他没有伸手，自己爬起来走了。艾琳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把被子叠成了一条直线。”
三岁之后就不哭了。
进球之后也不庆祝了。
本报就此咨询了儿童心理学家安娜·威尔逊博士。她表示：“如果一个孩子过早学会了不在他人面前表露情绪，通常是因为他曾经在表露情绪时没有得到回应。这不是天生的，这是学会的。”
学会的。
一个四岁的孩子自己学会了。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太高兴，”阿尔菲在2017年的一次罕见采访中曾这样回答记者关于庆祝方式的问题。“进球是我的工作。”
工作。他说那是工作。
那年的多特蒙德夺冠之夜，威斯特法伦球场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个站在人群边缘的年轻人，把手伸进了口袋。
他在摸什么？
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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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克汉姆家的圣诞节：一个人的意面，一群人的香槟》——《太阳报》独家
这是本报连续第三年追踪报道“阿尔菲·贝克汉姆圣诞去哪了”。
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多特蒙德。一个人。
2021年圣诞节前夜，伦敦时间晚上七点，贝克汉姆夫妇在自家位于伦敦的豪宅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平安夜晚宴。大卫穿着深绿色的天鹅绒西装，维多利亚穿着镶金边的黑色连衣裙，布鲁克林、罗密欧、克鲁兹以及各自的伴侣全部在场。桌上摆着十二道菜，香槟开了五瓶，壁炉烧得很旺，花园里挂了三百多颗彩灯。
本报独家获取了当晚的照片——一家人围坐在长桌旁，手里举着酒杯，朝向镜头微笑。背景里的圣诞树高达五米，树下堆满了系着金色丝带的礼物盒。大卫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全家福，配文是：“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的了。”
与此同时，在德国多特蒙德——
一个阿尔菲的邻居向本报描述了她看到的场景：“大概晚上八点，我看到他一个人从超市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盒意面、一瓶番茄酱、一盒牛奶。他穿着灰色的卫衣，帽子拉得很低，没有人认出他。”
没有人认出他。多特蒙德的人怎么会想到呢？那个在超市买速冻意面的年轻人，三周前刚刚在欧冠小组赛里打进了制胜球。
一位多特蒙德球员的母亲向本报透露：“我儿子邀请过阿尔菲去家里过圣诞。他说不用了。我儿子说‘那你一个人做什么’，他说‘做点什么吃的，看录像，睡觉’。”
“我儿子说‘你不打电话回家吗’。他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本报记者查阅了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相关线索。那个圣诞夜里，贝克汉姆夫妇发布了十二张家庭聚会的照片，点赞超过两百万。阿尔菲的Instagram账户在2021年只有一条更新——一张模糊的雪景，拍摄于多特蒙德的街道，配文只有一个句号。句号。
一位曾与贝克汉姆家族共事多年的公关人士告诉本报：“阿尔菲不去参加家庭聚会，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邀请他。他收到了邀请。他只是不去。”
收到了。不去。
邮递员后来告诉本报，每年十二月，他都会在贝克汉姆家寄出的包裹袋里看到一个寄往多特蒙德的小盒子。寄件人是大卫·贝克汉姆。
他不知道盒子里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本报只能确认一件事：那个盒子从未被拆开过。
一个邻居说，她有一次在阿尔菲公寓的垃圾桶里看到一个完好的快递盒，胶带没有撕开，地址是大卫·贝克汉姆亲笔写的。
“我以为他只是忘了拆。后来有一天，我又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这栋楼这么多户，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别人家的垃圾。”
“只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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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家：阿尔菲拒绝曼联内幕——那通电话到底说了什么》——《太阳报》
本报独家获得了一条改变英格兰足球史的消息：阿尔菲·贝克汉姆拒绝曼联的真相。
2016年夏天，曼联青训总监亲自致电大卫·贝克汉姆，表达了俱乐部对阿尔菲的强烈兴趣。这位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曼联甚至准备好了一份三年的青年合同，附带一线队选项。“他们认为阿尔菲有潜力成为曼联未来十年的核心。”
根据本报从接近贝克汉姆家族的消息源处获得的独家信息，大卫在电话中表达了感谢，并承诺“会和阿尔菲好好谈谈”。随后，大卫亲自从洛杉矶飞回伦敦，那可能是他当年唯一一次专门为了家庭事务飞回英格兰。
父子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地点在伦敦贝克汉姆家的书房里。
“阿尔菲问他父亲：‘你是希望我去曼联，还是希望我成为曼联的人？’”该消息人士向本报复述了部分对话内容。“大卫说：‘我希望你快乐。’阿尔菲说：‘那你不要打电话给曼联。’”
“然后他站起来，走了出去。大卫说他当时坐在书房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大概十五分钟没有动。维多利亚后来进来问情况，大卫说了一句：‘他不需要我。’”
不需要。
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对他父亲说“你不要打电话”。
三天后，阿尔菲·贝克汉姆独自飞往多特蒙德，没有经纪人，没有父母陪同。海关记录显示，他入境德国时填写的职业一栏写着“学生”。
他拒绝了曼联。全世界都知道他拒绝了曼联。
但没人知道他拒绝的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大卫·贝克汉姆后来在《每日电讯报》的一次采访中承认，自己曾经“在电话里问过阿尔菲为什么不想来曼联”。记者追问阿尔菲的回答，大卫沉默了将近二十秒——这在采访中几乎等于永恒——然后说：“他说：‘因为我需要自己做决定。’”
“我当时觉得他太年轻了。”
“后来我发现，他比我年轻时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多特蒙德的球探克劳斯·费舍尔曾告诉过他一个细节：签约当天，体育总监佐尔克问阿尔菲“你确定不要经纪人”，阿尔菲说“德文看不懂，数字看得懂”。然后他在合同上签了名，走进了更衣室。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独自走进了一个全是成年人的更衣室。
他后来告诉一个队友：“如果当时他们给我安排一个经纪人，我就不会签约了。我不想要别人替我做主。”
不想让别人替自己做主。
多么奇怪的一句话，从一个十六岁的人嘴里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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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英格兰的儿子，却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太阳报》
他举起了大力神杯。
金色纸片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队长袖标上。全世界都在尖叫，队友冲过来把他压在草皮上，他被埋在最底下，看不到脸。所有人都在喊他的名字。
那是2030年7月15日。
英格兰是卫冕世界冠军。
阿尔菲·贝克汉姆是英格兰的队长。
然后，在庆祝活动结束以后，他一个人在走廊里。
本报独家采访了当晚在球场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她不愿透露姓名，但向本报描述了一个细节：“大概凌晨一点，庆祝已经结束了，我在场馆里检查失物。我在走廊尽头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脚边放着一个背包。他低着头，手里拿着手机，屏幕是暗的。我走近了一点，认出是他。我没有打扰他。我走过去了。”
“后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看那个手机。”
没有通话记录。没有短信界面。他只是看着那个暗掉的屏幕。
另一条线来自英格兰队内部人士：“他在更衣室里总是最早换好衣服的人。别人在给家人打电话，他没有。他坐在角落，把护腿板擦干净，放进背包里。没有人跟他说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喜欢被打扰。”
“但有一次，凯恩问他：‘你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吗？’”
“他说：‘我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这个习惯。
全英格兰都爱他。温布利九万人，每场比赛都会喊他的名字。他的球衣销量常年位居榜首。泰晤士报做过调查：80%的英格兰民众认为阿尔菲·贝克汉姆是“最被低估的英格兰队长”。
但没有人知道他在凌晨一点的球场走廊里，一个人坐在墙边，看着屏幕暗掉的手机，不知道打给谁。
那夜他住在的一家酒店。同一个酒店的同一层楼，住着他的其他队友。隔壁房间有人在笑，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用FaceTime给远在伦敦的家人看奖牌。
他的房间很安静。前台工作人员说，他没有叫过客房服务，没有接过电话，第二天早上退房时，房间床上的枕头没有凹陷的痕迹——像是没有人躺过一样。
全英格兰都欠他一个拥抱。
可没有人能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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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那个保姆才是他真正的母亲》——《太阳报》
艾琳·诺顿今年七十四岁。她在伦敦南部的那栋老房子里住了五十一年。她的客厅里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男孩站在花园里颠球的背影——浅金色的头发，瘦瘦的肩膀，脚上穿着一双大了两码的球鞋。
本报独家采访了这位几乎从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女性。
她抚养了阿尔菲·贝克汉姆十二年。
“他小时候很安静，”艾琳坐在厨房里，面前放着一杯茶，语调平缓。“不是那种害羞的安静，是他想让你知道他在这里，但他不需要你做什么。”
“他三岁那年，有一次在客厅摔倒了。我没有立刻去抱他，因为他在试着站起来。他站起来了，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上面没有血，他就继续走了。我当时就想，这孩子以后会很独立。”
独立。
一个三岁的孩子，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看了看手掌，继续走。
艾琳向本报回忆了那些琐碎的、从未被讲述过的细节：“他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话旁边等了一整个下午。他以为他爸爸会打电话来。后来天黑了，我说‘阿尔菲，该睡觉了’，他说‘我再等十分钟’。过了十分钟，我说‘该睡觉了’，他说‘再等十分钟’。后来他睡着了，趴在电话旁边，电话没有响。我把他抱回床上，他没有醒。”
“第二天他问我：‘昨天有人打电话来吗？’”
“我说‘没有’。他说‘哦’。然后他去吃早饭了。”
“那件事我再也没有提起过。”
本报问艾琳，她是否曾觉得阿尔菲不快乐。她沉默了很久。
“他的笑容很少。但我知道他在高兴的时候，他会走得快一些。他训练回来，如果走得特别快，说明今天踢得不错。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今天踢得很好’，但我能从他的步伐里看出来。”
“那后来他去了多特蒙德、去了尤文图斯、去踢世界杯——你有在电视上看他吗？”
“看。”艾琳的声音第一次抖了一下。“但我不看直播。太紧张。都是隔天看重播。他进球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我能安心看。”
“那你有没有告诉过他？”
“没有。他太忙了。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还在看着他。他是大人了。大人不需要别人一直看着他。”
她停了一下，然后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但他永远是我的孩子。”
采访结束时，本报记者注意到厨房桌上放着一份皱巴巴的报纸——是几天前的《米兰体育报》，一版翻开的，上面是阿尔菲在尤文图斯进球后的照片。报纸边缘被反复摩挲过，起了毛边。
艾琳没有承认那是她看的。
但她也没有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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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球在床头，泡面在桌上》
《太阳报》
巴黎，夏特莱剧院。金球奖颁奖典礼。
阿尔菲·贝克汉姆穿着深蓝色西装，白色衬衫，没有打领带。他走上台，接过那座金色的奖杯，全场起立鼓掌。他在话筒前站了三秒钟，然后说了三句话。
“谢谢。谢谢我的队友，谢谢教练。谢谢艾琳。”
全场再次鼓掌。
他没有提父母。
本报独家获悉，颁奖典礼结束后，阿尔菲·贝克汉姆没有参加任何官方庆功宴，没有出席派对，没有接受任何独家专访。他在后台逗留了大概二十分钟，和一个工作人员聊了几句天气，然后从侧门离开了剧院。
一个参加典礼的嘉宾向本报描述了当晚的细节：“我看到大卫和维多利亚坐在第三排。阿尔菲说‘谢谢艾琳’的时候，大卫的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维多利亚抿了一下嘴唇。他们鼓掌了，但他们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形容不出来。”
形容不出来。本报记者后来在视频里看到了那个瞬间：镜头切换到大卫和维多利亚的面部特写，两秒钟。大卫的脸上没有笑容，他鼓掌的节奏比周围人慢了半拍，像是一个人在跟着一首听不见的歌打拍子。维多利亚的下颚微微收紧了。她在微笑，但那是一种没有到达眼睛的微笑。
阿尔菲没有看他们。
典礼结束大约一小时后，一位酒店工作人员向本报透露了一个细节：“我看到阿尔菲先生一个人回到酒店，手里拿着一个包，里面大概是那个奖杯。他没有走正门，是从侧门进来的。他问我‘有没有泡面’，我告诉他餐厅已经关了，但前台有一些杯面。”
“他就拿着一杯泡面上了楼。”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那只空杯子——摆在床头柜上，旁边放着那座金球奖。奖杯被端正地放着，底座和茶几表面平行，没有任何偏移，像是有人特意调整过角度。
床头柜只有一件多余的东西。那杯面。
那一夜，那个握着金球奖的男人，吃了一杯泡面。他没有把它放在地上，没有丢进垃圾桶，就是摆在床头柜上，和那座无数人终其一生追逐的金色奖杯并列。
清洁工没有把它扔掉，但后来也不记得它去了哪。
没有人知道那杯泡面是他自己吃的，还是只是摆在那里，和一个奖杯作伴。
本报试图联系阿尔菲·贝克汉姆就此置评，但他的经纪人在截稿前未作出回应。不过，我们从一个不可能被公开承认的渠道获得了一条信息，那或许是这个故事里最轻的一句：他没有要求换房间，也没有任何投诉。那晚他睡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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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生活：
你退役后的第三天，飞回了都灵。
不是因为你约好了谁，而是因为你名下多了一座小农庄——在都灵东南方向的山丘上，开车四十分钟，种着两公顷的葡萄。你是在尤文图斯最后一个赛季买下的，当时只是想要一个周末能安静待着的地方。现在它是你的全部。
农庄的石头房子有两百年历史，墙壁厚得手机信号都穿不透。
你花了一个月清理院子里的杂草，把坍塌的葡萄架重新立起来。你买了几本关于葡萄栽培的书，全是意大利语的，你读得很慢，但每个词都查了字典。
邻居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叫皮耶罗（不是那位球员），瘦得像一根竹竿，手指关节粗大。他看到你在葡萄园里笨手笨脚的样子，站在篱笆那边笑了十分钟。
“英国人，你会把葡萄气死的。”皮耶罗用方言说。你没完全听懂，但你猜出了大概。
第一年你只收了不到三百公斤葡萄。皮耶罗帮你联系了镇上一个小酒窖，把葡萄酿成了酒。拿到酒的那天，你开了一瓶。酒液是深红色的，在杯子里转圈。你喝了一口——酸，涩，带着一股泥土味。不难喝，但也不像超市里卖的那些。皮耶罗喝了一口，咂了咂嘴。“还行。”他说。你笑了。
第二年，你的葡萄收成翻了一倍。酒窖的人开始认识你了——不是因为你是阿尔菲·贝克汉姆，而是因为你是“那个山上的英国人”。你学会了大半方言，在市场上摆摊卖自己的酒，站一整个上午，卖出二十几瓶。一个老太太买了三瓶，问你“你长得好像那个踢球的”，你说“很多人都这么说”。
第三年，马丁来了。他退休了，从格拉斯哥飞过来，拖着行李箱站在农庄门口，跟你说：“我来住两周。”他住了两个月。每天早上帮你修葡萄架，下午坐在院子里看书，晚上跟你喝酒。你们不怎么说话，但那种安静让你舒服。
“阿尔菲，”马丁有一天晚上喝了两杯酒后说，“你以前踢球的时候，从来不笑。你现在笑了。”你摸了摸自己的脸。“有吗？”“有。”你说那是因为酒，马丁说不是。
第四年，你的酒开始有名字了。你叫它“TRE”——意大利语的“三”，也是你小时候在多特蒙德的号码。你不想叫什么“贝克汉姆珍藏”，你只想让人记住酒本身。皮耶罗说你这名字太怪了，没人会买。结果第一批发售的两千瓶在两周内卖光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酒真的好。
第五年，弗朗西斯卡来了。她辞了尤文图斯队医的工作，来农庄找你。你说“你疯了”，她说“也许”。你们在石头房子里住下了。她负责种菜、养鸡、做奶酪，你负责葡萄园。你们分工明确，吵架的时候也会摔门，但吵完之后她会在厨房给你留一盘千层面。
你四十二岁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马特奥——那个你教过传中的少年，他二十五岁了，在尤文图斯踢了五年主力，现在已经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在电话那头说：“阿尔菲，我要结婚了。你能来吗？”
你去了。婚礼在科莫湖边的一个别墅里。你穿着白色衬衫，坐在最后一排。马特奥的新娘是个金发的意大利姑娘，笑起来很大声。马特奥在台上致辞的时候，突然提到了你：“阿尔菲·贝克汉姆，他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告诉我，你不需要成为别人，只需要成为你自己。我一直记得。”
全场的目光转向你。你低下头，摆了摆手。
你五十岁的时候，大卫·贝克汉姆出了一本自传。他在书里用了一整章写你。标题是“阿尔菲，我的儿子”。你从网上看到了节选，没有买书。你站在都灵的农庄里，手里拿着一瓶自己的酒，看着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维多利亚在采访里被问到关于你的问题。她说：“阿尔菲很好。他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我们为他骄傲。”你在手机上看那段采访的时候，正在剪葡萄。你停下来，把剪子放在地上，看了三十秒。然后你继续剪。
你五十五岁的时候，英格兰足总邀请你参加世界杯夺冠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你拒绝了。他们又打了一次电话，你拒绝了。第三次，是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打来的，声音很紧张：“贝克汉姆先生，我们只是——球迷们很想见你。就几分钟。”
你去了。你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头发白了一半，站在温布利的球场中央。全场九万人起立鼓掌。你举起手，挥了一下。
你在台上站了三分钟，然后下来了。你拒绝接受采访，拒绝参加晚宴，自己开车回了酒店。酒店离温布利不远，但你绕了一段路，经过了你小时候住过的街区。那栋房子还在，花园里的树长高了很多。
你六十五岁的时候，马丁去世了。你飞到格拉斯哥，参加了一个很小的葬礼。马丁没有家人，只有几个老朋友和几个以前的球员。你站在墓地里，把一瓶你自己的酒放在墓碑前。“TRE”，你蹲下来，说了一句“还行”。
你七十岁的时候，你的朋友问你想不想回伦敦看看。你说不想。他没有追问。你们坐在农庄的院子里，葡萄熟了，空气里全是甜味。
你拿起手机——你已经不太会用手机了，找了半天才翻到相册。你看到一张照片：你二十几岁的时候，站在安联球场的草皮上，手里举着欧冠奖杯，身上全是香槟。你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那时候头发真多。”你说。你的朋友笑出了声。
晚上，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一杯酒。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还是老样子，雪线比几十年前高了一些。你把酒喝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风从山里吹下来，吹得葡萄叶子沙沙响。你深吸了一口气，关灯，回屋。
作者有话说
第64章 第 64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