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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白    ...


  •   我在那间房间里醒了三次。

      第一次是凌晨两点左右。睁开眼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天花板太低,灯太暗,空气里有股陌生的味道。我盯着那块水渍看了五秒钟,然后想起来——我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我不是。我是——我是谁来着?

      第二次是凌晨四点。被自己的心跳吵醒的。太快了,像有人在胸腔里敲鼓。我用手按着胸口,感受着掌心肌肤下那团乱撞的东西。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跳。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肯慢下来。他在梦里也在戒备着什么东西。

      第三次是早上六点。这次没有挣扎。睁开眼,坐起来,靴子放在床脚,大衣挂在衣柜顶上,一切都和昨晚一样。不一样的是窗外——窗帘底下漏进来一线光,灰白色的,带着早晨特有的那种冷清。天亮了。

      我坐在床边,没有动。

      不是因为困。是因为我在等一件事——等“穿越”的感觉回来。等那种“啊原来是一场梦”的解脱感。等手机震动,等群里的消息,等室友翻身的动静,等食堂早饭的油烟味从门缝里飘进来。

      什么都没有。

      窗帘底下那线光从门口移到了墙角,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看到眼睛发酸,看到那线光变得模糊、变出重影。然后我眨了一下眼,它又变回一条清晰的、灰白色的线,安静地躺在墙角。

      这不是梦。

      我站起来。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是实的,凉意从脚底板往上爬,经过脚踝、小腿,在膝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上。这具身体比我原来的怕冷。还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只是我以前没注意过?

      桌上那杯茶还在。昨天我倒的,没喝。茶汤已经凉透了,颜色变得很深,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茶膜。我把杯子端起来,凑到嘴边,停了一下,又放下了。不是不想喝。是这具身体在说——不喝。茶凉了不喝。费奥多尔不喝凉茶。

      我把茶倒了。水壶里还有热水,我重新沏了一杯。茶叶是红褐色的,卷成细细的小球,热水冲下去的时候慢慢舒展开,变成完整的叶片。红茶。加了一点什么东西,闻着像香料,又像花,说不清楚。我端着杯子站在窗前,用指尖挑开窗帘的一条缝。

      外面是一条窄街。对面是一栋差不多的旧公寓楼,灰白色的墙,窗户全用黑纸糊着。街上没有人。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停在路边,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灰,看起来很久没开过了。远处的天际线被低矮的楼房挡住了,看不见横滨的地标,看不见港口,什么都看不见。这里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我喝完那杯茶,把杯子洗了,倒扣在杯垫上。杯垫是深蓝色的布做的,边缘有几根脱线的线头。我看了那几根线头一眼,然后走开了。不是不想整理。是这具身体在说——不用。杯垫的线头不用剪。费奥多尔不关心杯垫。

      我发现自己开始用“这具身体”来理解自己的行为。不是“我不想喝凉茶”,是“这具身体不想喝凉茶”。不是“我不关心杯垫”,是“这具身体不关心杯垫”。我在把我自己和我正在使用的这副躯壳分开。好像有一个“我”住在里面,看着这具名叫“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器自动运转。

      但“我”是谁?

      我站在衣柜前,把那件黑色大衣拿出来摸了摸。面料厚实,垂坠感很好,里衬是暗红色的绸子,滑得像水。这不是cos服。我淘宝买的那件大衣面料硬邦邦的,穿着像披了一块帆布,这件不一样。这件大衣穿在身上,你不觉得你穿着它——你觉得它就是你的一部分。

      我把大衣挂了回去。今天不出去。今天不需要出去。今天我需要做一件事:把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从头到尾,弄明白。

      桌上有笔记本。床头有书。衣柜里有盒子。这间房间里有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只要我肯花时间去找。

      我先从书开始。

      床头堆着十几本书,全是俄语的。大部分是哲学和文学——有几本我听说过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有几本尼采、叔本华、别尔嘉耶夫。书脊没有折痕,书页没有折角,但翻开的时候,书脊会自然地展开到某一页——这些书被读过,被很仔细地读过。

      我随便翻开一本《罪与罚》,在书的扉页看到一行小字。不是印刷的,是手写的,字迹和笔记本上的一样:

      “拉斯柯尼科夫错了。他不是被‘理论’毁掉的。他是被‘后悔’毁掉的。后悔是最大的弱点。”

      我把书合上。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罪与罚》,读到了一个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结论。大部分人觉得这本书讲的是“罪”与“罚”的辩证关系,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杀了人之后内心的煎熬和最终的救赎。费奥多尔读到的不是这个。他读到的是一句警告——不要后悔。后悔会让你输。

      笔记本上那行字又浮了上来:“你不是棋子。你是下棋的人。”

      下棋的人不会后悔。棋子才会。

      我把书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有些有批注,有些没有。有批注的那些,字迹都很小,挤在页边距里,像是写的时候不想占用太多空间。内容大多是简短的、冷静的、像手术刀一样的判断句。没有情绪,没有疑问,只有结论。

      这些批注不是“读书笔记”。是一个人在通过读书确认自己是谁。

      我把笔记本摊开在桌上,从第一页开始重新读。这一次不是浏览,是学习。我要记住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他的计划,他的联络人,他的暗号,他的语气,他的思维。我要变成他。

      不。我本来就要扮演他。扮演到所有人都相信为止。

      笔记本的前半部分是涩泽龙彦的记录。不是情报,是“观察日志”。每一页都标注了日期,最早的一张是半年前的。

      “X月X日。涩泽在港口区出现,随行三人。他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多迈五厘米。不是伤病,是习惯。习惯可以被利用。”

      “X月X日。涩泽今天穿了一件新大衣,深灰色。他的助理昨天去过银座的高档男装店。他在意自己的外表。在意外表的人在意别人的看法。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可以被预测。”

      “X月X日。涩泽和港口□□的干部会面。他比对方早到了七分钟。早到的人缺乏安全感。他想控制局面,但他不知道自己控制不了。”

      这不像情报分析。这像一个人在解剖另一个人。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理解他——理解到比他自己还深。然后再杀他。

      我把涩泽龙彦的部分翻过去,翻到“猎犬·第三阶段”。

      这个计划比涩泽的部分更细。不是“细致”,是“精密”。每一个环节都留了冗余,每一条路线都画了备选方案,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变量都被标注了应对方式。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量。这是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多次推翻重来才能打磨出来的计划。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不是计划。是费奥多尔对自己写的备注。

      “条野采菊的眼睛看不见,但他的感知会覆盖整个审讯室。他听心跳,听呼吸,听微表情牵动皮肤时发出的摩擦声。不要试图欺骗他。要让他自己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反驳。让他问。让他说。让他觉得他在控制节奏。你只需要坐在那里,心跳平稳,呼吸均匀。他要的就是这个——一个在他面前不会紧张的人。因为他没见过。”

      “他问‘你为什么来这里’的时候,不要说‘寻求保护’。说‘交易’。他用‘保护’这个词,你就用‘交易’这个词。你在告诉他,你不欠他任何东西。”

      我一条一条地往下看。每一条都像一把钥匙,对应着一把我还不知道长什么样的锁。条野采菊。末广铁肠。猎犬。这些名字从笔记本上跳出来,变成一个个立体的、会呼吸的人。条野在听我的心跳。末广在看我握刀的手。他们不是纸面上的角色,他们是活着的、受过训练的、每天都在和异能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士。

      而我要在他们面前演一个“不想被发现的卧底”。

      不。不是“演”。是不能被发现。

      我合上笔记本。窗外的光已经从墙角移到桌子腿了。快中午了。

      我去厨房找吃的。厨房在走廊的另一头,很小,一个灶台一个水池,冰箱是那种老式的单门,开门的时候有一股冷冰冰的、塑料和霜混在一起的味道。冰箱里有几样东西——半棵卷心菜用保鲜膜包着,两根蔫了的胡萝卜,一盒鸡蛋,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黄油。柜子里有面条和罐头,还有一袋大米。

      我煮了一碗面。没有汤底,只有酱油、盐和一点点黄油。面端回房间,坐在桌前吃。筷子是木头的,用得久了,颜色变深了,筷尖有点弯。我挑起面条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左手放在桌沿上,五指微微张开,像在准备随时推开桌子站起来。

      吃面的时候不需要这个姿势。但“他”需要。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管做什么,身体里都有一根弦是绷着的。他在吃饭的时候也在戒备。

      面吃完了。我把碗洗了,放回柜子里。水龙头的水很凉,冲在手上像冬天的河水。我看着水流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指——白色的、细长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指——觉得它们像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像博物馆里装在玻璃柜里的展品。

      下午。我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把每个抽屉都拉开看了看。

      抽屉里的东西不多,摆得很整齐。一沓空白信纸,几支黑色水笔,一盒新的茶叶,一小瓶墨水(还没开封),一本俄文版的横滨地图,边缘被翻得起了毛边。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港口、军政府大楼、某条我叫不出名字的街道。红圈旁边标注了时间和距离,精确到分钟。

      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封口用线绳缠着。解开线绳,里面是一沓身份证明文件。不同名字,不同照片,不同国籍。但每张照片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头发有时是白的,有时染成了黑色,有时戴了眼镜,有时剃了胡子。但那双紫色的眼睛不会变。空洞的、安静的、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一样的眼睛。

      这些身份是费奥多尔的“壳”。他脱掉一个,换上另一个,在横滨的黑暗里走动。没有人知道哪个是真的,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把文件袋放回抽屉,关上。

      外面天又暗了。窗帘漏进来的光从灰白色变成了淡金色,又从淡金色变成了灰白色——黄昏了。一整天过去了。我没有出门,没有人来找我,没有电话响,没有任何事发生。死屋之鼠的据点安静得像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角落。

      但如果这就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喝茶,翻地图,写计划——那他和一个独居的普通大学生有什么区别?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下课回寝室,泡面,刷手机,写作业,一个人。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我那时候不会被猎犬追捕。我那时候没有杀过任何人。我那时候不会在吃面的时候用戒备的姿势坐着。

      晚上。果戈里没有来。

      我坐在床边,把金属盒子又打开了。照片、钥匙、笔记本。我拿起那把旧钥匙看了看。铜的,齿纹很深,很老了,边缘有一层暗绿色的铜锈。钥匙柄上刻着一个字母——不是俄文,是拉丁字母:“D”。

      D。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姓氏首字母?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钥匙放回去,拿起照片。三个人,果戈里、西格玛、费奥多尔。我又看了那张照片很久。这一次看的不是费奥多尔的表情,是西格玛的。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我说不上来。像是放心。像一个一直很累的人,在某个瞬间,忘记了自己很累。

      我翻过照片。背面那行字:“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什么?最后一次拍照?最后一次三个人在一起?还是最后一次做某件事?

      我把照片放回去,拿出那本小笔记本。昨天只翻了几页,今天从第五页开始读。

      第五页。

      “我遇到西格玛的时候,他刚从‘书’里被创造出来。他不记得任何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全是问号。我觉得他像一面镜子。因为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比我还糟糕——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而我连‘自己不知道’这件事都不知道。”

      第六页。

      “西格玛问我:‘你不也一样吗?你记得小时候的事吗?’我回答不上来。我不记得。不是‘记不清’,是‘没有’。我的过去是一片空白。不是因为失忆,是因为在被‘书’触碰之前,我不存在。我是被‘书’写出来的。和西格玛一样。”

      我的手停在纸页上。这几个字在纸面上发暗,墨水渗进纤维里,边缘有一圈淡淡的晕染。写这行字的时候,笔尖停过。

      “我不存在。”

      第七页。字迹比前面的潦草。

      “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给自己造了一个过去。不是假的——是真的。我去了莫斯科,住了两年,认识了一些人,做了一些事。那段过去是真的,只是在‘我存在’之前发生的。听起来矛盾,但就是这样。时间不是一条线,是一张网。你可以从这里跳到那里,只要你知道网眼在哪里。”

      “第二,我决定找到‘书’。不是为了许愿,不是为了改变什么。是为了知道——谁写了我。谁把我造出来的。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造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东西?”

      我把笔记本合上了。

      不是因为读完了。是因为再读下去,我可能会开始相信这些。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来自一个普通的世界。我有父母,有朋友,有学校,有手机里有几百个联系人、几十个群、几千条聊天记录。那些都是真的。那些记忆是清晰的、具体的、有细节的。

      我记得小学三年级被老师罚站在走廊,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我的裤子吹得贴在腿上。我记得初中第一次月考数学考了满分,同桌借我的卷子抄,抄错了一道填空题。我记得高中晚自习停电,全班点亮手机屏幕,在微弱的光里继续做题。我记得大学寝室老六打呼噜的声音,像一台老旧的摩托车发动不起来。

      这些怎么可能不是真的?

      “在被‘书’触碰之前,我不存在。”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书”创造出来的。他的过去是空白的,他是自己给自己造了一段过去。

      那我呢?

      我的“过去”,也是空白的吗?那些漫展、地铁站、苹果糖、大学、室友——是我给自己造的吗?是为了让自己相信“我是一个普通人”而编出来的故事吗?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用手指挑开窗帘的缝。外面全黑了,窄街两边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街道。对面那栋旧公寓楼的窗户还是全黑的,没有一户亮灯。这个街区好像没什么人住。费奥多尔选了这里,因为这里不会有人注意他。

      一个不存在的人,住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合适。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窗帘的缝自己合上了,久到那线光又从指缝间漏出去,消失在黑暗里。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走廊。脚步声,一个人的,很轻但很稳,越来越近。不是果戈里——果戈里的脚步声带着一种弹跳的节奏,像踩着节拍器在走。这个脚步声是平的,不紧不慢,每一步都一样长,一样重。

      脚步声在我的门口停了。

      没有人敲门。没有人说话。

      我和那个人之间隔着一扇木门。木门不厚,我能感觉到门的另一边站着一个静止的重量。他在听。不是在等,是在“听”。听我的呼吸,听我的心跳,听我没有动、没有出声、没有给他任何反应。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紧张。他不会因为有人站在他门口就心跳加速,不会因为有人不说话就主动开口。他不会给任何人任何东西,除非他想给。

      我控制住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心跳慢下来了,但不是“平静”的慢,是刻意压下去的慢,像一个人把音量调低,但音乐还在响。

      门外的那个人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脚步声远去了。和来时一样,每一步都一样长,一样重,不紧不慢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不知道那是谁。可能是果戈里回来确认我还在,可能是死屋之鼠的其他成员,可能是猎犬的人。也可能只是这栋楼里另一个住户走错了门。

      但在那十秒钟里,我做了一件事——我把自己的心跳压下去了。不是“费奥多尔的身体”替我做的,是我自己做的。我用意志控制了自己的生理反应。

      这说明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乘客”。我在这具身体里,有一部分的控制权是我自己的。也许比“一部分”更多。

      我把窗帘拉严实了。

      回到桌前,把笔记本翻开到今天读到的最后一页,那行关于“书”的字下面。我拿起笔,在空白的页边写下了一句话:

      “如果你是被‘书’创造出来的,那你想要什么?”

      写完之后我看着这行字,觉得它不像一个“穿越者”该问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大学生穿越到文豪野犬的世界,应该问“怎么回去”,而不是“你想要什么”。

      我把笔放下。

      今晚,这间房间里又多了一个问题。

      我躺回床上,关了灯。黑暗从四周合拢过来,和昨天一样的黑暗,和昨天一样的安静。但心跳比昨天慢了一些。不是因为它不害怕了,是因为它在学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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