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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 34 章 十一月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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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旬,院里召开了新型号的技术评审会。
顾深的智能分析系统被推荐用于两个新的型号,其中一个是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窗口定在明年三月。这意味着系统要在四个月内完成适配、测试和部署。时间紧,任务重,但顾深觉得能做。她让林小北排了计划表,把任务拆到周,责任到人,一切按部就班。
问题出在第三个型号上。
不是方主任提的,是院里一位老总工私下找到顾深,希望她把系统用在一个深空探测项目上。这个项目的探测器要飞向小行星带,单程通信延迟超过四十分钟,这意味着地面无法实时干预。探测器必须自主完成所有异常检测和故障处置。老总工姓孙,头发花白,说话慢,但眼神很锐。他说:“小顾,你的系统在轨测试我看了,很稳。但深空探测不一样。没有地面支持,一旦出问题,探测器就废了。几十亿的投资,几代人的心血。你敢不敢做?”
顾深说:“我需要看技术指标。”
孙总工把资料发给她。顾深看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她给孙总工回了一条消息:“技术上可行,但需要修改底层架构。原来的模型依赖地面后处理,深空环境下必须把推理和决策全部前移。工作量相当于重写一半。时间需要六个月。”
孙总工说:“时间可以给。你确定能做?”
顾深说:“确定。”
她没说“我尽力”,她说“确定”。因为她算了每一笔账。算力、数据、算法、测试方案。她算出来能,就是能。不能的事她不会说能。
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安全冗余。
院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关键型号的软件系统必须有两套独立实现的备份。一套主用,一套备用。备用系统由另一家单位开发,用的是传统方法,与顾深的深度学习系统完全不同。按照流程,主备两套系统并行测试,择优选用。顾深不反对备份。她反对的是备份系统的测试标准比她的系统低。
她发现了这件事。在一次联合测试中,备份系统的故障漏报率是她的三倍,但院里的评审报告上写着“两套系统均满足要求”。她去找孙总工。孙总工沉默了一会儿,说:“小顾,不是你的系统不好。是备份系统开发单位是院里的老关系,不能让他们难堪。你的系统好,我们会用。但报告上不能写‘一套合格一套不合格’,面子上过不去。”
顾深看着孙总工。她没有生气。她只是在想:这就是系统。不是技术系统,是人的系统。技术系统有明确的标准。漏报率低于多少,误报率低于多少。人的系统没有。人的系统里有“面子”,有“关系”,有“不能让他们难堪”。这些词不在她的代码里,但它们在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里。
她回到办公室,想了很久。第二天,她给孙总工发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抄送方主任和院里技术委员会。备忘录的内容很简单:她要求对所有参评系统采用统一的、量化的测试标准,公开测试数据,接受第三方评审。如果她的系统不合格,她接受。但如果备份系统不合格,她不同意在报告上写“满足要求”。
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得罪人。备份系统的开发单位在院里扎根二十年,关系网密密麻麻。她一个年轻工程师,刚刚有了点成绩,就要掀桌子。方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说:“顾深,你这份备忘录发出去,以后你在院里会很难做。”顾深说:“我知道。”方主任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发?”顾深说:“因为标准不能有两个。技术不能让步给面子,在关键技术领域里当混子的人混出问题想让谁兜底呢?可以预见的问题提前排除不是一个做技术的人应该有的风骨和坚持吗?”
方主任看着她,沉默了很久。他说:“你考虑过后果吗?”顾深说:“考虑过。最好的结果是院里采纳统一标准,我的系统公平竞争。最坏的结果是我的项目被砍,我被边缘化,甚至被调离。这些后果我愿意承担。”方主任说:“你才三十出头,前途正好。值得吗?”顾深说:“值得。不是因为我有把握赢。是因为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做。”
方主任没有再劝。他说:“备忘录我看到了。我不会拦你,也不会保你。你自己扛。”顾深说:“谢谢方主任。”
接下来的两周,院里炸了锅。备份系统的开发单位写了联名信,质疑顾深的测试方法“不客观”“故意贬低同行”。顾深没有回应。她把测试数据、测试脚本、测试环境全部公开,放在内网上,任何人可以复现。她说:“数据在那里,脚本在那里,你们自己跑。跑出来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
她不怕被质疑。她只怕质疑不基于事实。事实是硬的,关系是软的。不管你是谁的关系,在科学领域,哪个领导的话也没有牛顿的话管用。
第三周,技术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顾深去参加。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人,备份系统开发单位的领导、院里的老专家、孙总工、方主任。顾深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备份系统的负责人先发言,说顾深的测试标准“过于严苛”,“不符合工程实际”。他说了很多,顾深听着,没有打断。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面。
她打开自己的PPT,第一页是备份系统的漏报率数据。她说:“这是备份系统在三次联合测试中的漏报率。第一次是百分之十二,第二次是百分之十五,第三次是百分之十三。我方系统的漏报率是百分之三。工程实际要求是百分之十以下。备份系统三次均未达标。这不是我‘过于严苛’,是备份系统没有达到合同写明的技术指标。”
会议室安静了。备份系统的负责人脸色很难看。他说:“我们的测试环境不一样。”顾深说:“测试环境是一样的。数据是同一份,接口是同一个,裁判是同一批人。不一样的是算法。我的算法用了深度学习,你们的算法用的是传统阈值法。在复杂噪声环境下,传统阈值法做不到百分之十以下。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但方法的问题不能靠‘面子’来解决。探测器飞出去,不会给面子。”
会议室更安静了。孙总工清了清嗓子,说:“顾深,你的意思是,备份系统不能用?”顾深说:“我的意思是,标准要统一。如果院里认为百分之十二的漏报率可以接受,那就修改合同指标,把所有系统的标准都降到百分之十二。我接受。但不能两套标准。他们用百分之十二,我用百分之十。要么一起上,要么一起下。”
她停了一下,又说:“我知道我这样做会让很多人不舒服。探测器飞出去之后,该报警的时候没有报警,不该报警的时候乱报警。那时候没有人会记得‘面子’。他们只会记得‘这个系统不行’。我愿意为我的坚持付出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失去项目、失去位置、甚至失去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的机会。”
她说完了。会议室沉默了很久。然后孙总工说:“投票吧。”
投票结果:十四票赞成,六票反对,两票弃权。院里的决定:所有参评系统采用统一标准,公开测试,第三方评审。备份系统如果连续两次测试不达标,取消其备份资格,由顾深的系统单线运行。
顾深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方主任在走廊上等她。他说:“你赢了。”顾深说:“对。”方主任说:“你知道备份系统那个领导刚才怎么说你吗?他说你‘不知天高地厚’。”顾深说:“天高,地厚,中间是事实。事实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方主任看着她,摇了摇头,走了。顾深站在走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她看着那块光,心里很平静。她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牺牲”的悲壮。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把事实放在桌上,然后说:这是事实,我为此负责。哪怕输了,也是对的。她愿意为这个“对”付出代价。代价来了,她扛。代价没来,她继续做事。
周末,石天从剧组打来电话。他不知道顾深在院里的事,只是照常问她最近怎么样。顾深说:“还行。做了一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事。”石天说:“什么事?”顾深说:“把事实说了出来。”石天沉默了一下,说:“你没事吧?”顾深说:“没事。最多被调离,或者被边缘化。我能接受。”石天说:“你就不怕?”顾深说:“怕。但怕也要做。对的事,不做比做更怕。”石天说:“你这个人……”他没说完。顾深说:“我怎么了?”石天说:“你是个傻子。”顾深说:“我知道。”
她挂了电话,坐在窗前。窗外的槐树叶子快落光了。她看着那些树枝,想起老周。老周如果在,会说:“你又给自己找麻烦。”她会说:“麻烦找我,不是我找麻烦。”老周会说:“那你就扛。”她会说:“扛。”
她扛住了。她分清了。什么是她可以控制的,什么是她不能控制的。她可以控制自己说真话、公开数据、接受任何结果。她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评价她、院里怎么决定、备份系统会不会报复。她做了能控制的,接受了不能控制的。不纠结,不后悔,不害怕。
她在笔记本上写:
“11月18日,技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统一标准。我说了真话,得罪了人。愿意付出代价。代价没来,继续做事。来了就扛。对的事,不做比做更怕。”
她合上笔记本,关了灯。想:明天还有对接会,下周还有测试。事情不会因为一次投票就变少。但她不怕。她有信念,事实比面子重要,对的事比舒服的事重要。她愿意为这个信念付出一切。因为这是她自己选的。不是别人告诉她的,不是书上读来的,是她从看光、写代码、跑实验、走河边这些事里长出来的。根扎得很深,风吹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