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44、苏晓蔓的选择 苏晓蔓

　　苏晓蔓的艺考成绩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收到的。
　　她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她正在出租屋里对着镜子练声。镜子是她在旧货市场买的，十五块钱，边框是塑料的，镀了一层金色的漆，已经斑斑驳驳地掉了大半。镜子右下角有一道裂纹，从边缘一直延伸到中间，把她的脸切割成两半，一半完整的，一半破碎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嘴巴张成“啊”的形状，声音从喉咙里出来，经过口腔，经过嘴唇，在空气中振动。她练的是气息，孟老师教的——“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肺是一个气球，气要从底部开始充，先填满下腹部，再填满上胸部。呼气的时候，要从上往下，先把胸部的气放掉，再把腹部的气推出去。”
　　她已经练了三个月了。从冬天练到春天，从穿着羽绒服练到穿着单衣。她的气息比以前稳了很多，高音不再那么紧了，低音也能沉下去了。孟老师说她的进步很大，“再练半年，可以去考更好的学校”。半年，她想，半年后她已经高考完了，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妈”。她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然后按下接听键。
　　“妈。”她说。
　　“蔓蔓。”她妈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哭过，又像是刚睡醒，“成绩出来了。”
　　苏晓蔓的手在抖。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那只手也在抖。她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双手握在一起，用力握，握到指节发白。
　　“怎么样？”她问。
　　她妈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很短，短到只有一两秒，但苏晓蔓觉得那是一个世纪。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鼓，鼓槌一下一下地砸在她的胸腔里。
　　“中戏和北电都没过。”她妈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差了几分。”
　　苏晓蔓没有说话。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她也看着她，两个人对视着，谁也不说话。那张脸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涟漪。但她的心不是死的，它在跳，跳得很快，快到她觉得它会从胸腔里蹦出来。
　　“蔓蔓？”她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你还在吗？”
　　“在。”苏晓蔓说。
　　“你难过吗？”
　　“不难过。”苏晓蔓说。
　　“你别骗妈。”
　　“真的不难过。”苏晓蔓说，“妈，我挂了。”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手机屏幕暗了，她的脸映在黑色的屏幕上，模糊的，像一幅没画完的素描。她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那张脸没有哭，没有笑，没有任何表情。那是一张空白的脸，像一张没写字的纸。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雨还在下，不是暴雨，是那种细细密密的、像牛毛一样的春雨。雨丝很细，很轻，飘在脸上凉凉的，像有人在用羽毛轻轻拂过她的脸颊。楼下是江城的老城区，低矮的楼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屋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水，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碎玻璃。远处有一棵梧桐树，树叶绿得发亮，雨滴从叶子上滑下来，落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她看着那棵树，想起了陈启明。想起了高一刚转学来的那天，她穿着白裙子，拖着行李箱，走进教室，全班的视线都被她吸过去。她一眼就看到了他——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身上，他的头发在发光。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只有零点几秒，但她记住了。她记住了那个眼神——不是惊艳，不是好奇，而是一种很淡的、像在看一个普通同学的眼神。那种眼神让她不舒服，因为她习惯了被注视，习惯了被欣赏，习惯了成为焦点。她不喜欢被当成普通人。
　　所以她开始追他。塞零食，写情书，在走廊上拦住他。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主动，足够热情，足够耀眼，他总有一天会看到她的。但她错了，他从一开始就看到她了，只是他看到的不是她以为的那个她。他看到的不是她的漂亮，不是她的张扬，不是她的光芒万丈。他看到的是她的孤独，她的脆弱，她的不甘心。他看到她，但他不喜欢她。他喜欢的是林晓月，那个安静的、温柔的、会写字的、像一朵栀子花一样的女孩。
　　苏晓蔓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她比林晓月漂亮，比林晓月会打扮，比林晓月会说话，比林晓月更懂得怎么吸引男生的注意。但陈启明选择了林晓月，不是因为她比她好，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她。喜欢这件事，没有道理可讲。不是你好他就会喜欢你，不是你不好他就会不喜欢你。喜欢是一种不讲道理的东西，它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你抓不住，也留不下。
　　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她看着窗外的雨，想起了她爸说的话——“去吧，撞了南墙就回来。”她撞了，撞得头破血流。但她不想回去，因为她不想认输。认输比失败更可怕，因为失败只是一时的，认输是一辈子的。
　　她拿起手机，拨了她爸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快得像他一直守在电话旁边。
　　“爸。”她说。
　　“蔓蔓。”她爸的声音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成绩出来了？”
　　“嗯。”苏晓蔓说，“没过。”
　　她爸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很长，长到苏晓蔓以为信号断了。
　　“爸。”她说，“你生气吗？”
　　“不生气。”她爸说，“蔓蔓，你想复读吗？”
　　苏晓蔓想了想，说：“不想。”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等一年。”苏晓蔓说，“爸，我想去江城大学。播音系。”
　　她爸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次，沉默短了一些。
　　“你甘心？”他问。
　　“不甘心。”苏晓蔓说，“但我不想再等了。”
　　她没说的是，她留在江城，是因为陈启明要去北京了。她想去北京，想考中戏，想考北电，想离他近一点。但她没考上，她没有资格去北京了。她只能留在江城，留在她长大的地方，留在这个有他痕迹但没有他的城市。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深夜突然记起——有一个女孩，曾经那么用力地喜欢过他。
　　“好。”她爸说，“那就不复读。去江城大学。”
　　“爸。”苏晓蔓的声音突然哽住了，“谢谢你。”
　　“傻孩子。”她爸笑了，“谢什么？我是你爸。”
　　苏晓蔓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她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她穿着黑色练功服，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没有妆，嘴唇干裂，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她看着那张脸，想起了三年前刚转学来的自己——那时候她穿着白裙子，拖着行李箱，墨镜推到额头上，像个明星。三年后，她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一个没有考上中戏北电的、只能去江城大学的、普通的女孩。
　　她伸出手，摸了摸镜子里自己的脸。手指碰到冰凉的玻璃，那种凉意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
　　“苏晓蔓。”她对自己说，“你认输了吗？”
　　镜子里的她没有回答。
　　“我不认输。”她说，“我不会认输的。”
　　她没有哭。她以为她会哭，但没有。她的眼眶红了，鼻头酸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她开始收拾东西。
　　出租屋住了三个月，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能装完。她把衣服叠好，一件一件地放进箱子里。衣服不多，就那几件——校服、校服、还是校服，还有几件她从家里带来的，粉色的外套、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练功服。她把那件白色连衣裙拿出来，看了很久。那是她第一次见陈启明时穿的，三年前，高一，转学第一天。她穿着那条裙子走进教室，全班的视线都被她吸过去。她以为自己是主角，以为全世界都会围着她转。但后来她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谁的主角。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也是别人的配角。在陈启明的故事里，她是配角。在林晓月的故事里，她也是配角。但在这个出租屋里，在这面布满灰尘的镜子前，她是主角。唯一的主角。
　　她把那条裙子叠好，放进行李箱最底层。她不会再穿了，但她舍不得扔。那是她的青春，她的回忆，她曾经那么用力地活过的证据。
　　她又把笔记本拿出来。Hello Kitty的，六本，每一本都写得满满当当。她翻开第一本，第一页写着“苏晓蔓，2002年1月，艺考培训班”。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像小学生写作业。她翻到中间，看到自己抄的台词——“我等了你很久。”那行字下面画了波浪线，旁边写着“情感不够，再练”。那是陆一鸣写的，字迹潦草，但很有力。她想起陆一鸣说过的——“台词不是念出来的，是说出来的。你要让观众觉得你不是在背台词，而是在说自己的话。”她现在懂了，那句话是对的。台词不是念出来的，人生也不是演出来的。你不需要让观众觉得你在说自己的话，你需要说的就是自己的话。不需要演，不需要装，不需要把自己包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你只需要做你自己。
　　她把笔记本摞好，用绳子捆起来，放在行李箱上面。笔记本很重，沉甸甸的，像装满了石头的袋子。但她没有扔掉，因为那些不是石头，是她的脚印。每一个字都是她走过的路，每一个句子都是她跨过的坎。
　　她收拾完东西，站在房间中间，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她住了三个月的地方。房间不大，二十来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角落里塞着一个落满灰尘的旧冰箱。墙上的壁纸已经翘起来了，露出下面发霉的墙面。窗帘是她自己买的，淡紫色的，上面印着碎花。她把窗帘取下来，叠好，也放进了行李箱。那是她唯一带走的东西，不是因为它值钱，而是因为它陪她度过了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对着镜子练声的清晨，那些一个人哭一个人笑的孤独时光。
　　她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间，关上门。门锁发出“咔嗒”一声响，像一个句号，结束了一段故事。她站在走廊上，回头看了一眼。门是关着的，门上的号码是“302”，三个数字，用油漆喷的，红色的，有点褪色了。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走出楼道，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天还是阴的，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抹布。空气很新鲜，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和台球厅里的烟味完全不同。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胸腔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她拉着行李箱，走在老街上。行李箱的轮子在石板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街边的店铺已经开门了，有人在卖早点，热气从蒸笼里冒出来，在清晨的冷空气中变成白雾，像一朵朵小小的云。有人在扫地，扫帚在水泥地上发出“唰唰”的响声，像有人在说话。有人在遛狗，狗是金毛，很大，毛很长，跑起来像一团金色的云。
　　她走过那家面馆，是她带李默去过的那家。面馆还没开门，卷帘门拉着，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本店转让”。她看着那张纸，想起了李默——他吃面的样子，低着头，筷子夹着面条，送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他说“好吃”。她说“比你那台球厅的盒饭好吃吧”。他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吃面。她看着他吃面的样子，眼眶红了。
　　她不知道李默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过得好不好。她给他发过短信，他没回。她打过电话，他没接。她去找过他，他的出租屋已经换了人，新租客是个年轻的男人，戴着眼镜，穿着格子衬衫，像个程序员。他说“李默？不认识。我刚搬来的”。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那扇门是关着的，和三个月前一样。但里面的人不是李默了。
　　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消失，为什么不回短信，不接电话，不见任何人。也许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狼狈，也许他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也许他只是想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扛着，一个人走完那段最难的路。她理解他，但她还是想见他。不是因为她想帮他，而是因为她想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
　　她拉着行李箱，走过老街，走过长江大桥，走过江城一中。学校已经放假了，校门关着，门卫室里的老大爷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京剧，声音很大，大到隔着马路都能听到。她站在校门口，看着里面那棵大梧桐树。树叶绿得发亮，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想起了高一刚转学来的那天，也是在这棵树下，她第一次见到陈启明。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阳光从他肩膀泻下来。他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她记了三年。
　　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苏晓蔓回到家的那天，她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番茄蛋汤，还有一盘葱花饼。都是她爱吃的，每一样都是。她妈站在灶台前，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锅里是红烧排骨，酱红色的，油亮亮的，冒着热气。她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妈，把脸埋在她的背上。她妈的背很暖，暖得像冬天里的火炉。
　　“妈。”她说，“我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她妈笑了，“去洗手，吃饭。”
　　她洗了手，坐到餐桌前。她爸坐在对面，手里拿着报纸，看到她，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
　　“蔓蔓。”他说，“你决定了？”
　　“决定了。”苏晓蔓说，“去江城大学。”
　　她爸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在她碗里。
　　“多吃点。”他说，“你瘦了。”
　　苏晓蔓看着那块排骨，喉咙发紧。排骨是红烧的，酱红色的，油亮亮的，散发着酱油和糖的香味。她用筷子夹起来，咬了一口，肉很烂，入口即化，味道很香。她嚼着嚼着，眼泪掉了下来。不是无声地掉，是哭出了声，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哇哇地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趴在桌上，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妈放下筷子，走过来，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慢，像在哄一个婴儿。
　　“傻孩子。”她妈说，“哭什么？”
　　“我不知道。”苏晓蔓哭着说，“我就是想哭。”
　　“想哭就哭吧。”她妈说，“哭完了就好了。”
　　苏晓蔓哭了一会儿，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像被雨水冲刷过的土地。
　　“妈。”她说，“我是不是很差？”
　　“谁说的？”她妈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你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没人要我？”
　　“因为那些人配不上你。”她妈说，“丫头，你要记住，不是你不够好，是他们不够好。”
　　苏晓蔓看着她妈，突然觉得她妈很伟大。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因为她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说出了最对的话。那句话像一颗钉子，钉进了苏晓蔓的心里，钉得很深，拔不出来。
　　“妈。”她说，“谢谢你。”
　　“谢什么？”她妈笑了，“我是你妈。”
　　苏晓蔓也笑了。她拿起筷子，继续吃饭。排骨还是那个味道，但这一次，不咸了。
　　晚上，苏晓蔓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翻到陈启明的号码。她看了很久，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很久。她想打过去，想听听他的声音，想问他“你考得怎么样”“你要去北京了吗”“你会不会想我”。但她没有打，因为她知道答案——他考得很好，他要去北京了，他不会想她。他想的不是她，是林晓月。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掉台灯，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朵云，飘在灰白色的天空中。她盯着那朵“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高一转学来的第一天，想起了元旦晚会唱《勇气》的那天，想起了陈启明在后台还她情书的那天，想起了艺考培训班的日子，想起了陆一鸣说“你会成功的”，想起了她爸说“去吧，撞了南墙就回来”。
　　她撞了。但她没有回来。她还在走，还在找，还在等。等什么？她不知道。也许等一个答案，也许等一个结局，也许等一个人。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软，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她把鼻子埋进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苏晓蔓。”她对自己说，“你会成功的。”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挂在天上。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根银色的丝线。
　　她看着那根银线，想起了陈启明说过的话——“春天总会来的。”她不知道她的春天什么时候来，但她知道，它会来的。一定会的。
　　苏晓蔓去江城大学报到的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她拖着行李箱，站在江城大学的校门口，看着那块写着“江城大学”四个字的石碑，看了很久。石碑是灰色的，上面的字是红色的，用金粉描过，在阳光下闪着光。门口有很多人，有拖着行李箱的新生，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有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有人在拍照，有人在问路，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不是难过，是舍不得。
　　苏晓蔓没有让爸妈来送。她说“我自己能行”。她妈说“你一个人行吗”。她说“行”。她爸说“让她去吧，她长大了”。她妈没有再说什么，但出门的时候，苏晓蔓看到她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
　　她拉着行李箱，走进校门。校园很大，路很宽，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叶绿得发亮，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走过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在跑步的人，脚步声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她走过图书馆，图书馆是新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块巨大的水晶。她走过教学楼，教学楼是旧的，灰色的外墙，白色的窗户，门口贴着迎新生的标语——“欢迎新同学”。
　　她找到了播音系的报到处，在一栋老教学楼的一楼。报到处前面排着队，不长，五六个人。她排在最后面，等着。前面是一个男生，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背着双肩包，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额头。他转过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愣了一下。
　　“苏晓蔓？”他说。
　　苏晓蔓也愣了一下。她看着那张脸，觉得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你是？”她问。
　　“陆一鸣。”他笑了，“艺考培训班，你忘了？”
　　苏晓蔓想起来了。那个从北京来的男生，高高瘦瘦的，眼睛很亮，说话慢条斯理的。她记得他说过——“我爸是演员，演过几部电视剧，都是配角。”她记得他说过——“所有人都说‘你是陆川的儿子，你应该去学表演，你应该子承父业，你应该比你爸强’。”她记得他说过——“我不想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想做自己。”
　　“你怎么在这？”苏晓蔓问，“你不是要去北京吗？”
　　“不去了。”陆一鸣说，“我爸说，让我自己选。我选了江城大学。”
　　“为什么？”
　　“因为我想离开北京。”陆一鸣说，“在那个城市里，我太容易被认出来了。在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做自己。”
　　苏晓蔓看着他，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
　　“陆一鸣。”她说。
　　“嗯？”
　　“你会成功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苏晓蔓说，“勇敢的人，不会输。”
　　陆一鸣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很短，但很真。
　　“苏晓蔓。”他说，“你也会成功的。”
　　“为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你是我见过最不服输的人。”陆一鸣说，“不服输的人，也不会输。”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并排站在一起，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办完报到手续，苏晓蔓拖着行李箱去了宿舍。宿舍在七号楼，四楼，六人间，上下铺。她是第一个到的，床铺都空着，她选了一个靠窗的下铺，把被褥铺好，把枕头放好，把从家里带来的毛绒兔子放在枕头旁边。兔子是白色的，耳朵很长，眼睛是红色的，像两颗红宝石。她拍了拍兔子的脑袋，小声说：“小兔，我们要在这里住四年了。”
　　兔子没有回答。它歪着脑袋，用两颗红宝石做的眼睛看着她，表情永远是不变的、天真的、无辜的。
　　她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挂进柜子里。衣服不多，就那几件——校服、校服、还是校服，还有那条白色的连衣裙。她把连衣裙挂在最里面，用塑料袋套着，怕落灰。她不会再穿了，但她舍不得扔。那是她的青春，她的回忆，她曾经那么用力地活过的证据。
　　她把笔记本摞在桌上，六本，Hello Kitty的，码得整整齐齐。她翻开第一本，第一页写着“苏晓蔓，2002年1月，艺考培训班”。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像小学生写作业。她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写着“苏晓蔓，2003年6月，高考结束”。字迹很潦草，像是在颤抖。她看着那行字，想起了高考前的那段日子——那些失眠的夜晚，那些流过的眼泪，那些对着镜子说“你行的”的清晨。那些日子很难，但她过来了。她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但她过来了。
　　她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在桌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笔记本上，Hello Kitty笑得天真无邪。
　　“苏晓蔓。”她对自己说，“你做到了。”
　　她笑了，笑着笑着，哭了。
　　窗外，阳光很好，风很轻，鸟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