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57年 事已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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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陆月
我一直都以为自己知道普里奥泽尔斯克是个小地方，可真踏踏实实站在这里才发现，它比我知道的还要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街上出现一张陌生面孔，半个城的人都会注意到。如果这张面孔还是个亚洲人，那就不只是“注意到”的问题了，它可能会被当成八卦从街头传到巷尾，从肉铺传到面包店，再从某个热心大妈的嘴里传进某个不该听到的人的耳朵里。
而那个人，恰好是治安联络员的线人，又或者便衣本人。
换言之，从跳下马车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自己被什么人给盯上了。倒不是本人做了多么引人注目的事，恰恰相反，我的“不引人注目”在此刻灰扑扑的小城里反而显得狗狗祟祟，心怀不轨。
好吧，所以我就这么可疑地逛了十分钟，直至游荡到一个有点热闹的十字路口。
众所周知，苏联人民拥有排队的资格，尤其是在国营副食店与粮油店门前。而我所在的左边，是一家面包店，排着长长的队伍；右边则是镇上的邮局，门前竖着块公告栏，密密麻麻糊着各种通知告示。
热闹我就不凑了，穷鬼一枚。为了快速确认当下的具体时间，我选择阅读新贴的《真理报》——
“1957年9月17日。”
呼……Hold on！
我深呼吸一口气，又看向了公告栏旁边那张用红墨水写的大告示：“注意，公民们！提高警惕！”
下面有几行小字，大意是提醒民众注意可疑人员、发现异常及时向苏维埃报告等等，落款则为“普里奥泽尔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呵，很好。
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的。当我盯着那些张牙舞爪的俄文，终是忍不住笑了一下。
中苏闹掰始于玉米晓夫年代，这时候穿过来，不是自讨苦吃嘛？
天杀的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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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鲍里斯
我掀开被子起身，绕过地毯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寒意从脚底蔓延上来，带来一种熟悉到麻木的触感。
我住的是房管局分配的职工公寓，位于中央区东南边缘的居民社区。面积不大不小，厨卫一应俱全。
美中不足的是，窗帘是灰色的，墙壁是灰色的，就连床头那盏台灯的灯罩，也是灰色的。
但，这并非我刻意选择的颜色。
说实话，我也曾渴望鲜活明艳，可这个国家大部分东西都是灰色的——灰色的楼、灰色的街、灰色的人。若是不小心染上点色彩，反倒像块突兀的补丁，扎眼得很。
尤其于我这般身份而言，更是如此。
我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任由冷水泼在脸上。抬眼望向镜子，一寸一寸打量镜中不再年轻的自己。
这是鲍里斯·马尔林，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中校军官，一个独居的、没有家庭的39岁的孤僻男人。
是的，我已不再年轻，我即将步入中年，但我的心早已如垂暮老者，沉寂得毫无波澜。
暮气沉沉，如一潭死水。
这就是我，疲倦的我，眼底一片荒无。
我静静与自己对视几秒，终究收回目光，转身走向厨房烧水。
列宁格勒的秋天，天空像一块洗褪色的旧布，低低地压在屋顶上，让人提不上一点兴趣。
水烧开了，我泡了一杯浓茶，坐在厨房的小桌前翻开昨天的报纸。头版是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的报道，第三版有一个小小的讣告栏，每天总是挤着不同的名字。
我把报纸翻到最后一版，看完了关于拖拉机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报道，将杯中茶一饮而尽。
私人时间结束，该上班了。
我穿上军装，扣好每一颗扣子，对着门后的小镜子整理了一下帽檐。镜中人总是面无表情，像一具被程序设定好动作的工业机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有行尸走肉。
出门前，我照例检查了那占据半面墙的书架。这里塞了不少的文学作品，普希金、托尔斯泰、泰戈尔、吉皮乌斯……还有一些关于情报工作的专业书籍，以及几本德语和英语的词典，都是我常用常看的内容。
但更特别的是另外一本旧书，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我尝试着去理解它所描绘的未来，却总是想不起那个所谓的“未来”。
是我忘记了什么吗？
我不知道。
从公寓到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距离，步行大约二十分钟。我通常走路去上班，不坐电车，不坐地铁，走路的时候脑子可以放空，什么都不用想。
有时候，我会经过涅瓦大街。
今天的涅瓦大街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过去十年的每一天都一样。人们行色匆匆，裹着深色大衣低头赶路。没有人笑，也很少有人交谈打闹。
这座城市的表情，似乎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固定了，直到现在也还像一张被冻住的脸。
我在路边的报刊亭买了一份《真理报》，夹在腋下继续走。路过十二月党人广场的时候，我的脚步慢了下来，站在广场边缘，盯着那座纪念碑看了大概半分钟。
我说不清自己为何停下脚步。或许是这座石碑勾起了零碎的残影，又或许，什么都没有想起。
记忆就是这样的，你明明知道那里有一块空白，但你不知道空白里曾经填着什么，就好似一个被擦掉字迹的黑板。
朋友，俄语中有一个词，叫“тоска”，它很难用其他语言精准翻译，但大概意思是：深沉的、无法排解的忧伤，对某种不可及之物的渴求，是灵魂沉甸甸的惆怅。
不知你是否看得懂？但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能感觉到тоска。
我讨厌它，可它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以至于我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习惯了无时无刻不被它缠绕着呼吸。
终于，我走到了铸造厂大街4号，克格勃大楼。
这儿的一切，在我看来也是灰色的，灰色的走廊、灰色的地板、灰色的大门以及灰色的沉默。
我上了三楼，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掏出钥匙开门。
办公室不大不小，常用的布置也就沙发桌子那几样。窗台上有一盆精心呵护的天竺葵，是去年从旧花市淘到的，那灿烂热烈的红色被我视作了某种“可爱”。
瞧瞧！这样的红艳，怎能不让人心生欢喜！
我痴痴地欣赏着它的可爱，浇了点水，这才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坐到办公桌前，打开台灯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桌上堆着一摞文件，大多是下级单位送来的情报汇总和分析报告，看着就头疼。而现在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下属筛选的信息，将有价值或特别重要的部分整理成摘要，视情况而上报。
枯燥、重复、安全，又让人头晕眼花。但总的来说，不出意外的话这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了，反正我在度假时讨厌不来单位提供的黑海疗养服务。
今天的工作，大概率会和昨天一样无聊。我心不在焉地翻开第一份文件，才刚读了两页，我那勤快的下属维克多·彼得罗夫少尉便敲门进来了。
“中校同志，普里奥泽尔斯克联络点送来一份紧急报告。”他将一只牛皮档案袋放在桌面，“边境地带抓获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无任何合法证件，国籍暂时无法核实。”
“连国籍都无法确认？”我放下手里的文件，微微蹙眉。一桩普通的偷渡案，按理不该层层递送到我这里。
“是的，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人？
“联系驻华外交代表机构核实身份了吗？”
“已经对接过，对方查无此人，她身上也确实找不到任何身份证明。”
我拆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报告，右上角钉着一张寸照。照片里的女人有着典型的黑发黑眸，是二十多岁的亚洲面孔，比我年轻不少。
镜头下的她神情平静，不见慌张，没有愤怒，也无半点恐惧，只是淡淡地望过来，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
看着这张平静的脸庞，我愣了几秒。
“中校同志，有问题吗？”维克多出声询问。
“没事。”我将照片放回档案袋，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报告留在这里，你先下去吧。”
“是。”
门被轻轻关上。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烦了文件，便靠着椅背望向天花板发呆。片刻后，熟悉的痛感骤然袭来，从太阳穴出发，一点点蔓延至整个头部。
老毛病了。去医院检查过几次，始终找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奥娜谢宁说我这是心病，每当这种感觉出现，便意味着我的大脑正试图在记忆的废墟里挖掘些什么。
这种心病无从根治，又因突如其来变得难以捉摸。可我偏厌恶这种无法掌控的感觉，它让我格外脆弱，甚至可能潜藏着某种未知的危险。
对克格勃而言，不确定的危险本就是常态。可我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这种“常态”，总忍不住胡思乱想，觉得这或许是另一个人的人生，一切变化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伏笔。
“你的状况又变差了。”奥娜谢宁常这样说，“人的大脑，就像一座精密却脆弱的档案馆。那些被强行尘封的记忆不会真正消失，你越是排斥，它们越会疯狂滋长。当紧张与疲倦同时达到峰值，尘封的闸门便会在瞬间崩塌。这很危险。”
她担忧地看着我：“中校同志，我想您应该需要一名心理医生。”
“我需要药。”我说。
对，我需要“药”。尽管我明白这很危险，但我不可能将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吐露给一名无法信任的心理医生。
也就是这般想法，让我越来越离不开各种“药”的安慰了。
我想，我大抵是真的病了吧。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