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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县城 陈校长说好 ...

  •   陈校长说好了周三去县里。周二晚上,林晓川把该带的东西装进书包——笔记本、两支笔、一瓶水、一包饼干。饼干是陈校长妻子给的,夹心的,奶油味,装在塑料袋里。他看了看书包,觉得东西够了,又放了一包纸巾进去。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紧张,是想不出在会上要说什么。陈校长说“你分享一下你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方法?他有什么教学方法。他教拼音,教声调,教孩子们念课文。这些方法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在格拉斯哥学的,是自己摸索的。他不知道这些方法值不值得在全县的老师面前说。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脖子。窗外的风小了,报纸不响了。他闭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不快不慢。他数到一百多,睡着了。
      周三早上,他比平时早起了一个小时。天还没亮,煤炉灭了,房间很冷。他没有生火,穿上衣服,去水窖打水。水窖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一个水泥池子,上面盖着木板。他把木板掀开,把桶放下去,提上来。水很冰,桶壁上结了一层薄冰。他提着桶走回宿舍,倒了一点在脸盆里,洗脸。水冰得脸发疼,他用毛巾擦干,脸上冒白气。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脸色发白,嘴唇干裂了。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舔到血。裂口不大,血丝细细的,他不管它。
      陈校长七点来学校接他。摩托车停在操场边上,发动机没熄火,突突突的。陈校长戴着安全帽,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林晓川背上书包,坐上摩托车后座,抓住陈校长的肩膀。陈校长说“抱紧,别掉下去”。林晓川抱住陈校长的腰。皮夹克很滑,他换了几次手,才抱稳。摩托车开动了,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眯着眼睛,看着路两边的树往后退。山路弯弯曲曲的,陈校长开得很快,每个弯道都倾斜着过。林晓川的身体往外甩,他用力抱住陈校长的腰,脸贴着陈校长的后背。皮夹克有烟味,混着汽油味,不好闻,但不讨厌。
      到了镇上,他们转大巴。大巴在车站等着,车门开着,司机在抽烟。陈校长买了票,林晓川跟着他上车。车上人不多,他们坐在最后排。大巴开了,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村庄,从村庄变成小镇,从小镇变成县城。县城比镇大,有红绿灯,有高楼,有商场,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林晓川看着窗外,觉得这个地方很陌生。他在格拉斯哥待过,在北京待过,在南方小镇待过。但这些地方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味道。县城的味道是汽油味、炸鸡味、和灰尘味。他不喜欢,也不讨厌。
      到了县教育局,他们下了车。教育局是一栋灰色的楼,六层,门口挂着牌子,白底黑字。林晓川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牌子,想起自己投简历的时候,投过县教育局的岗位。没有回音。现在他站在这里,不是以求职者的身份,是以老师的身份。他跟着陈校长走进大楼,上了三楼。会议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各乡镇的老师,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翻笔记本。林晓川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在脚边。陈校长坐在他旁边,拿出一根烟,看了看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把烟收回口袋。
      会议开始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台上,拿着话筒,说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带着北方口音,卷舌很重。他说县里要推广普通话教学,各乡镇要重视,要落实。他说了很多,林晓川听进去了,也漏掉了一些。漏掉的部分是他不需要的,听进去的部分是他已经在做的。他听着,觉得这个会和他关系不大。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普通话重要,他每天在教。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重视,他已经在重视了。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骨。
      轮到各乡镇代表发言。前面的几个人说得很好,有的准备了PPT,有的准备了讲稿,有的脱稿说了一长串。林晓川听着,手心出汗了。他不知道自己上去要说什么。陈校长在旁边小声说“你第三个”。林晓川说“嗯”。他的胃开始翻涌,和坐大巴一样。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握住那张糖纸。糖纸叠得很小,边角扎着手心。他握紧了。
      台上的人说完了,主持人说“下一位,青溪小学,林晓川老师”。林晓川站起来,走上台。他站在话筒前,看着台下的人。几十双眼睛看着他。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叫林晓川,是青溪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声音不大,但话筒把声音放大了,在会议室里回荡。他听到了自己的回声,闷闷的,像在录音机里听到的一样。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教孩子们普通话,从拼音开始。先教声母韵母,再教声调。我发明了一套声调操,用手势帮助孩子们掌握四个声调”。他伸出手臂,比划了一下。“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台下有人笑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好笑,但他没有停。他继续说“我还用录音机录下课文,让孩子们跟读。他们喜欢听自己的声音,听多了,就不怕了”。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台下的人,他看着会议室后面的墙。墙上挂着一幅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盯着那个“本”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然后他鞠了一个躬,走下台。掌声。不是很多人在拍,但有人在拍。他坐到座位上,手还在抖。陈校长在旁边说“讲得好”。林晓川说“我结巴了”。陈校长说“没人在意你结巴,他们在意你说的内容”。林晓川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糖纸。糖纸被手心捂热了。
      会后,有几个人过来找他。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戴眼镜,说“林老师,你的声调操能不能教教我”。林晓川说“可以”。她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递给他。他画了几个手势,写了说明。她接过本子,看了看,说“谢谢你”。她说谢谢的时候看着他,眼睛亮亮的。林晓川说“不用谢”。她走了。又来了一个男老师,头发花白,说“你那个录音机的方法很好,我回去也试试”。林晓川说“好”。男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林晓川站在那里,觉得肩膀被人拍了一下,还留着那个人的手掌的温度。他站在会议室的角落,等着人都散了。陈校长走过来,说“走吧,去吃饭”。林晓川说“好”。
      他们去了教育局旁边的一家小饭馆。陈校长点了三个菜,一荤两素,两碗米饭。林晓川端起碗,吃得很慢。陈校长吃得很急,吃完了一碗又添了一碗。林晓川吃完了第一碗,陈校长说“再吃一碗”。林晓川说“饱了”。陈校长说“你吃了多少,一碗就饱了”。他把林晓川的碗拿过去,添了饭,放在林晓川面前。林晓川端起来,继续吃。吃的时候没有话。陈校长吃完了,点了一根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饭桌上方飘。陈校长说“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你这个人,话不多,但做的事多”。林晓川把碗里的饭吃完,放下筷子,说“我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走到洗手间,关上门。他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他脸色发白,眼睛下面有青黑色。他用凉水洗了脸,水很冰,脸上的热气被冲走了。他用纸巾擦干,纸巾上沾着粉笔灰。他不知道粉笔灰什么时候蹭到脸上的。他拍了拍脸,把纸巾扔进垃圾桶,走出洗手间。
      下午,他们坐大巴回镇上。林晓川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县城变成小镇,从小镇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山越来越近,绿色越来越深。他看着那些山,觉得它们在等他回来。不是等他这个人,是等他回去上课。明天有语文课,课文是《坐井观天》。他要在黑板上画一口井,画一只青蛙,画一只小鸟。他要在井的旁边写“坐井观天”四个字。他要教孩子们认识“井”“蛙”“鸟”这三个字。这些都是小事,但他想做。陈校长坐在他旁边,头靠着椅背,闭着眼睛。他睡着了,嘴巴张着,呼吸声很重。林晓川看着他,觉得他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他在这个山区教了三十年书,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他还在教,还在带新老师去县里开会,还在摩托车上吹冷风。林晓川转过头,看着窗外。
      大巴到了镇上,他们下车。陈校长骑摩托车送他回学校。山路很陡,天已经暗了,陈校长开了车灯,光在路面上晃。林晓川抱着陈校长的腰,风吹得他的耳朵疼。他把脸贴在陈校长的后背上,皮夹克的烟味和汽油味又钻进鼻子里。他闭着眼睛,听着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的,在山谷里回荡。车灯的光在山路上扫来扫去,照在树干上,照在石头上,照在路边的野草上。摩托车在一个拐弯处颠了一下,林晓川的身体弹起来,又落下去。他抱紧了陈校长的腰。陈校长没有减速。
      到了学校,陈校长在校门口停下来。林晓川下了车,腿有点软,站了一下才站稳。陈校长说“你进去吧,我先回去了”。林晓川说“路上慢点”。陈校长点了点头,摩托车掉头,突突突地开走了。车灯的光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林晓川站在校门口,听着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山谷吞掉了。他转身走进校门,推开宿舍的门。
      煤炉灭了,房间很冷。他把书包放在桌上,蹲下来生火。木柴干,划一根火柴就着了。他把火生起来,加煤,烧水。铁壶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的。他泡了一杯茶,端着杯子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小军的信。下午在镇上,他去邮局取信,邮递员递给他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林晓川老师收”。字歪歪扭扭的,是小军的字。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老师,我妈妈走了。她又去打工了。我想你。”他读了很久。信纸上的字写得很重,有的地方纸被戳破了,透出后面的光。他把信纸贴在脸上,闭着眼睛。信纸凉了,纸面粗糙,蹭着他的脸颊。他闻到纸的味道,铅笔的味道,还有小军的味道。他说不出那是什么味道,但他知道。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他写了很长一段,很多字,然后划掉了。又写了一段,又划掉了。他写不出。他想说的话太多了,多到纸装不下。他想说——小军,妈妈走了不是你的错。她想陪你,但她要赚钱。她赚了钱才能给你买鞋,买衣服,买文具。她不是不想陪,是不能陪。老师知道这种感觉,老师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很难,但你会习惯。习惯之后,你就不怕了。你还有奶奶,还有老师。老师在这里,老师不会走。等你长大,你可以去找妈妈。那时候你坐火车,不用走路。老师坐过火车,很稳。你不会怕的。他写完之后,看了一遍,把纸撕下来,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小军收”,下面写“林晓川寄”。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用搪瓷杯压住。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苦的。他把杯子放在炉口上热着,等着水开。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录音机,按了一下播放键。磁带开始转,沙沙的。孩子们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是李小梅。然后是赵小燕,“天气凉了,树叶黄了”。然后是刘磊,“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春”念成了“村”。他听着这些声音,不觉得冷了。煤炉里的火烧着,铁壶里的水响着,录音机里的孩子们念着课文。房间里有很多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在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他把录音机关掉,放回枕头下面。他躺下来,闭着眼睛。他想着小军,小军会不会也在被窝里哭,就像以前一样。他想对小军说——哭可以,不要一个人哭。他把被子拉到肩膀,缩在里面。被子还是湿的,但他不觉得重了。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慢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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