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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山里的月亮 比赛回来之 ...

  •   比赛回来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早上生炉子,烧水,泡茶,带孩子们做声调操。上午上课,中午吃剩饭,下午批作业,傍晚站在操场上看夕阳。周五送走孩子们,周末一个人在空校舍里备课、改作业、看山。林晓川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日子了。不是“忍受”,是“习惯”。习惯煤炉的烟熏眼睛,习惯报纸糊的窗户在风里哗哗响,习惯周末一个人对着空炉子说话。习惯之后,时间就过得快了。他看了看日历,支教第四个月了。一百二十天。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第四个月。李小梅的‘l’还是发不准,但她敢念了。赵小燕的新鞋子脏了,她不再低头看了。刘磊的门牙还没长出来,但‘春’念得没那么‘村’了。小军没有再来信。”他写了“小军没有再来信”这行字,停了笔。他盯着这行字,想加一句什么,但加不出来。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下面。
      陈校长最近来学校的次数多了。以前他每周来两三天,现在几乎每天都来。林晓川问他“你不用忙家里吗”,陈校长说“家里没事”。他坐在办公室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根烟,不点,叼着。林晓川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陈校长说“你最近瘦了”。林晓川说“没有”。陈校长说“瘦了,脸上都没肉了”。他说“你一个人,吃饭不按时”。林晓川说“我吃了”。陈校长说“吃和吃不一样。你吃的那些东西,能顶什么”。林晓川没有说话。陈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袋东西,递给他。塑料袋里装着几个煮鸡蛋,还热着。他说“拿着”。林晓川接过来,鸡蛋热乎乎的,捂在手心里。他说“谢谢”。陈校长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林晓川坐在那里,把鸡蛋剥开,吃了一个。鸡蛋很烫,他吹了吹,咬了一口,蛋黄是溏心的,流了出来,他用手指抹了一下,舔掉。他吃了三个,留了两个,拿回宿舍放在桌上。
      周末,苏晚给他打电话。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苏晚说“你那边怎么样”。林晓川说“还好”。苏晚说“孩子们听话吗”。林晓川说“听话”。苏晚说“你瘦了没”。林晓川说“没有”。苏晚说“骗人,你每次都瘦”。林晓川没有说话。苏晚说“我下个月可能要回国一趟,到时候去看你”。林晓川说“你找不到的”。苏晚说“你发个定位给我”。林晓川说“这里没有定位”。苏晚说“那你告诉我怎么走”。林晓川说“你先到镇上,再坐车到山脚下,再走半个小时”。苏晚说“走路半小时?”林晓川说“嗯”。苏晚说“那我得穿运动鞋”。林晓川笑了一下。苏晚说“你笑了”。林晓川说“没有”。苏晚说“我听到你笑了”。林晓川没有说话。苏晚说“你开心就好”。她挂了。林晓川拿着手机,站在操场上。信号格从一格变成了零格。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走回宿舍。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拿出那本从格拉斯哥带回来的书,《Attachment and Loss》。他翻到第五章,依恋与丧失。他读了一段,“丧失依恋对象后,个体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抗议、绝望、疏离。抗议是试图重新获得依恋对象的行为,绝望是意识到失去不可逆转的痛苦,疏离是个体重新组织自我和生活的能力。”他读了三遍。他想,他对白宇的丧失经历了三个阶段。抗议是发消息、等他回复、反复看他朋友圈。绝望是坐在天台上,风灌进领口,脚悬在半空中。疏离是去格拉斯哥,遇见苏晚、Callum、Aisha、Thomas,是在山里教孩子们念“bpmf”。他走过来了。没有人帮他,他自己走的。但他不是一个人走的。苏晚在电话里说“你开心就好”,陈校长给他带煮鸡蛋,李小梅叫他“林老师早”。这些人不在他的笔记本里,但他记得。他记得就好了。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月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一条的银线。他站在那些银线里,觉得自己也在发光。不是月亮的光,是他自己的。他从哪里来的光,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孩子们给的,也许是苏晚给的,也许是陈校长给的,也许是他自己本来就有,只是以前没有发现。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躺回床上。
      第四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李小梅的“l”终于发准了。不是突然准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娘”到“良”,从“良”到“粮”,从“粮”到“凉”,她用了四个星期。林晓川让她念“凉”,她念出来了。林晓川说“再念”。她念“凉”。林晓川说“再念”。她念“凉凉凉”。林晓川说“好”。李小梅说“老师,我学会了吗”。林晓川说“你学会了”。李小梅张开嘴,又念了一遍“凉”,然后笑了。她没有捂嘴,牙齿咬着手背,但她没有捂嘴。她把手放下来,让牙齿露着。她的门牙也掉了,和劉磊一样,漏风。但她不在乎了。林晓川站在讲台上,看着她笑,觉得这个笑值了。值得他每天生煤炉,值得他蹲在炉子前被烟熏得流泪,值得他一个人过周末,值得他对着空炉子说话。他不需要别的了。
      赵小燕的新鞋子脏了。粉色的鞋面上沾了泥,鞋带也黑了。她不再低头看了。她穿着那双脏鞋子在操场上跑,和刘磊追来追去。林晓川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跑。赵小燕跑得很快,马尾辫在身后甩,鞋子踩在泥地上,溅起泥点。她不在乎了。她在乎的是追上刘磊,拍他的背,说“我抓到你了”。她抓到刘磊了,刘磊说“你没有”。赵小燕说“我抓到了”。刘磊说“你碰的是我的衣服,不是我的背”。两个人争起来。林晓川说“别争了,去上课”。他们跑进教室,坐到座位上。赵小燕的鞋子上又多了几块泥,她看了一眼,笑了一下,把脚伸到课桌下面。
      刘磊的门牙还没有长出来。他每天用舌头舔那个缺口,舔完了又舔。林晓川说“别舔了,长不出来了”。刘磊说“老师,你骗人”。林晓川说“我没骗你,舌头舔多了,新牙会歪”。刘磊把舌头缩回去了。他念“春”的时候,还是“村”,但他念得很大声。比赛的时候他念“村天”,回来之后他还是念“村天”。林晓川没有纠正他。漏风会自己好,新牙长出来了,风就不漏了。但声音大是自己学会的。他在台上念“村天”,台下没有人笑。他知道了,念错了也没关系。林晓川不需要教他这件事,比赛教了。
      第四个月的第三个周末,林晓川去了镇上。不是为了比赛,是为了寄信。他把给小军的回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信封上写着“小军收”,下面写“林晓川寄”。他不知道小军的班级,只写了“镇中心小学”。信能不能寄到,他不知道。但他寄了。他把信封塞进邮筒的时候,听到信封掉下去的声音,“咚”的一声。他站在邮筒前面,看着邮筒的投信口。投信口是铁的,漆成绿色,上面写着“中国邮政”。他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从邮局出来,他在镇上走了一圈。他买了几本作业本,两支红笔,一包茶叶。又买了一袋苹果,装在塑料袋里,提在手上。他走到车站,等面包车。车站很小,只有一条长椅,上面坐着两个老人。林晓川站在旁边,把苹果放在地上。面包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车上人很多,挤在一起。他把苹果抱在怀里,怕被人挤坏了。车开了,山路颠簸,苹果在袋子里晃。他用手护着,不让它们碰来碰去。
      回到学校,天快黑了。他把苹果分给孩子们,一人一个。李小梅接过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咬了一口。赵小燕把苹果装进口袋里。刘磊已经吃完了,核拿在手里,不知道扔哪里。林晓川指了指垃圾桶,刘磊把核扔了进去。林晓川自己也拿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酸的。他不喜欢吃酸的苹果,但他吃完了。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给苏晚发消息。信号只有一格,消息转了很久才发出去。“今天去镇上寄信了。给以前的学生。”苏晚回“你还在和他联系”。林晓川打“没有联系,我给他写信”,删掉了,改成“我给他写了封信”。苏晚回“他会很高兴的”。林晓川看着这行字,想说什么,但说不上来。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苦的。他把杯子放在炉口上热着,等着水开。
      第五个月的第一天,他做了一件很久没做的事——给母亲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喂”。林晓川说“妈”。母亲说“你在哪”。林晓川说“我在山里”。母亲说“我知道你在山里,我问你在哪个山”。林晓川说“在西部”。母亲说“冷不冷”。林晓川说“冷”。母亲说“多穿点”。林晓川说“穿了”。母亲说“吃了吗”。林晓川说“吃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电话里有电流声,滋滋的。母亲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林晓川说“不知道”。母亲说“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林晓川说“嗯”。母亲挂了。林晓川拿着手机,听着忙音。忙音嘟——嘟——嘟——很响,刺耳。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他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他缩了缩脖子。他想起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没有“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你快点回来”,没有“你不回来怎么办”。只有“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他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在说“我等得起”。他宁愿相信是。
      第五个月的第二周,陈校长病了。不是大病,感冒,发烧,咳嗽。他撑着来学校,坐在办公室门口,裹着一件军大衣,脸烧得通红。林晓川说“你回去休息”。陈校长说“没事”。林晓川说“我帮你代课”。陈校长说“你能代得了吗”。林晓川说“能”。陈校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回去了”。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你帮我看着点”。林晓川说“好”。陈校长走了。摩托车的声音下山了。林晓川站在操场上,听着那个声音消失。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他转身走进办公室,打开陈校长的抽屉,拿出课程表。他看了一眼,今天下午三年级有数学课,五年级有语文课。他拿起课本,走进三年级的教室。
      三年级的孩子他不认识。他们看着他,他也在看着他们。他说“我是四年级的林老师,陈老师生病了,我来代课”。孩子们不说话。他翻开课本,开始上课。他教得没有陈校长好,但他尽力了。下课之后,三年级的孩子们围着他,问“林老师,你明天还来吗”。林晓川说“陈老师病好了就不来了”。他们说“那陈老师什么时候病好”。林晓川说“很快”。他们不说话,散了。林晓川站在三年级教室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他想起自己的四年级,想起李小梅、赵小燕、刘磊。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问代课老师吗?他不想知道答案。
      第五个月的第三个周末,陈校长病好了。他骑着摩托车上山,在校门口停下来,摘了头盔,脸还是有点红,但精神好了很多。他走到办公室,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玉米。他说“给你”。林晓川接过玉米,玉米还热着。他说“谢谢”。陈校长说“不用谢”。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这次他点着了,不是叼着。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阳光里飘。陈校长说“你来了快五个月了”。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五年能教完一届学生,五个月只能教个开头”。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你还会待多久”。林晓川说“不知道”。陈校长说“我希望你待久一点”。他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石头缝里。林晓川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玉米,玉米很烫,他的手心出汗了。他看着陈校长的背影走进办公室,门关上了。他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玉米的香味飘进鼻子里。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吃玉米。玉米很甜,一粒一粒地剥下来,放进嘴里。他吃得很慢,一粒一粒地吃。吃到最后一根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手里剩下的半根玉米。他想起小军,想起小军给他的那颗糖。糖吃完了,甜味还在。玉米吃完了,甜味也会在。他吃完最后半根,把玉米芯扔进煤炉里。玉米芯烧着了,火苗窜上来,橘红色的。他盯着那个火苗,觉得它像一颗星。不是天上的星,是他心里的星。不大,不亮,但它燃着。它在,就不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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