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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个人的周末 周六早上, ...

  •   周六早上,林晓川被冻醒了。不是慢慢醒的,是身体突然缩成一团,被子不够长,脚露在外面,脚趾冻得发疼。他蜷起来,把脚缩进被子里,被子是湿冷的,棉絮吸了潮气,压在身上像一块湿抹布。他睁开眼睛,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一道的金线。他盯着那些金线看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睡久了,荞麦壳被压碎了,细小的粉末从枕套里渗出来,粘在脸上。他用手抹了一下脸,指腹上沾了灰。
      他不想起床。今天是周六,没有课,没有孩子,没有人会来敲他的门。他可以一直躺着,躺到中午,躺到下午,躺到天黑。没有人会发现,也没有人在乎。他把被子拉到头顶,缩在里面。被子里黑暗,暖和,呼吸出来的水汽让被子变得更湿。他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一深一浅,一深一浅。呼吸声很大,在被子里回荡,像一个在狭窄空间里来回走的人。他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他的脑子在转,转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像一锅煮糊了的粥。他想起格拉斯哥,想起苏晚,想起她在图书馆里把草莓推到他面前。他想起草莓很红,蒂是绿的,上面有水珠。他想起自己吃了一颗,甜的。他把被子掀开,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他咳了一下。不能再躺了。他坐起来,穿上衣服。衣服是凉的,贴在皮肤上像一层冰。他打了个哆嗦,把毛衣拽下来,套头的那种,卡在脑袋上卡了两秒钟,然后拉下来。毛衣起球了,领口松了,露出锁骨。他用手摸了摸锁骨,凸出来的,像两块石头。
      生炉子。木柴在煤炉旁边的纸箱里,他弯腰去拿,手指碰到木柴,湿的。他把木柴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有一股霉味。他把木柴放回纸箱,挑了几根看起来干一点的,摞在炉膛里。划火柴,第一根断了,第二根划着了但火苗太小,没点着纸就灭了。第三根划着了,他把火凑到纸下面,纸着了,火苗窜上来,舔着木柴。木柴表面湿,烧不起来,只冒烟。烟从炉膛里涌出来,熏得他眼睛流泪。他蹲在炉子前,用手扇烟,烟不散,钻进他的鼻子、嘴巴、眼睛里。他咳起来,咳得很厉害,弯着腰,一只手撑着地面。地面是水泥的,很凉。他的手掌贴在水泥上,凉意从手心往上走。他咳完了,站起来,擦了擦眼泪,继续吹火。吹了大概五分钟,木柴终于着了。他把煤块放进去,煤块被火烤着,发出滋滋的声音。他蹲在那里,看着火从煤块的边缘烧起来,先是橘红色,然后变成蓝色,然后整个煤块都红了。他伸出手,在炉口上方烤。火苗舔着他的掌心,暖的。他的掌心里有凉气,被火一点一点地逼走。
      他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茶叶是陈校长给的,玻璃罐子里的,已经喝完了。他上周去镇上买了一包,散装的,五块钱,装在塑料袋里。他抓了一小撮放进搪瓷杯里,倒上开水。茶叶浮在水面上,慢慢沉下去。他端着杯子,坐在窗前。窗外是山。今天没有雾,山很清楚,一层一层的,深的,浅的,最远的那个山头在阳光下泛着灰蓝色。他看着那座灰蓝色的山头,想起格拉斯哥的冬天,那里的天也是灰蓝色的,但不是山,是天空。天空和山不一样。天空很远,山很近。他伸手就能摸到窗户,窗户外面就是山。山不和他说话,但它在那里。他每天看它,看它从亮变暗,从暗变亮。它不变,变的是光。光在它身上走来走去,早晨在山顶,中午在山腰,傍晚在山脚。光走了,它还是它。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苦,茶叶放多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起身去拿热水瓶,兑了点开水。苦味淡了一些。
      上午,他备课。下周要教课文《比尾巴》。他把课文抄在黑板上,“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抄完之后,他在教案本上写教学目标:正确朗读课文,认识“谁”“尾”“巴”“长”“短”“伞”等生字,能说出不同动物的尾巴特点。他写完之后,又在笔记本上写真正的目标——“让孩子们学会问问题。问‘谁的尾巴长’,问‘为什么’,问‘老师,这是什么’。问出来,说出来,别藏着。”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备完课,他走出宿舍,到操场上走了一圈。操场很小,一圈大概一百步。他走了十圈。走的时候,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看着地上的石子。石子的颜色不一样,有的白,有的灰,有的黑。他用脚把一颗白色的石子踢到操场边上,又踢了一颗黑色的,把它们踢在一起。白色的和黑色的靠在一起,像两个人。他蹲下来,看着那两颗石子,然后站起来,继续走。走了二十圈。腿酸了,他停下来,站在操场中央,仰头看天。天很蓝,没有云。蓝得很干净,像刚洗过。他看了很久,脖子仰酸了,低下头。
      中午,他煮了一锅粥。米是陈校长妻子给的,装在蛇皮袋里,大概二十斤。他舀了一碗米,淘了两遍,放进锅里,加水,放在煤炉上。煤炉的火不旺,粥煮了很久才开。他坐在煤炉旁边等着,粥开了,他用勺子搅了搅,粥还很稀。他盖上锅盖,继续煮。煮了大概四十分钟,粥稠了。他把锅端到桌上,倒了一碗,撒了一点盐。没有菜,就吃盐粥。他吃得很慢,一勺一勺地舀,粥很烫,他吹一下吃一口。吃到半碗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小军给他的大白兔奶糖。他一直没有吃。他把糖纸剥开,奶糖是白色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糖霜。他把奶糖放进粥里,搅拌了一下,糖化了,粥变甜了。他吃着甜粥,觉得小军也在吃。小军在山下,在奶奶家,也许也在吃饭。他不知道小军吃什么,但他知道小军给他的糖在他的粥里。糖化了,甜味散开了,每一口都有。他把碗底舔干净,洗了碗,放在桌上。桌上有一摞碗,摞在一起。他只用一个碗,但架子上有六个碗,是陈校长妻子拿来的。她说“你一个人,也要有客人用的碗”。他没有客人,但他有碗。六个碗,摞在那里,等他不用。
      下午,他坐在窗前看了一本书。书是从格拉斯哥带回来的,英文的,《Attachment and Loss》,鲍尔比写的。纸页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了。他翻到第三章,依恋与分离。他读了一段,“分离焦虑的强度和个体对依恋对象的可及性的评估有关。当个体认为依恋对象不可及时,焦虑水平会升高。”他读了三遍,不是不懂,是懂了之后在想。他的依恋对象是谁?小时候是母亲,但母亲不可及,他不去找了。后来是白宇,白宇也不可及,他也不找了。现在呢?他的依恋对象是谁?没有。他不需要任何人了,他告诉自己。但这本书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依恋对象,一个安全的、可及的、会在你回头的时候看到的人。他没有。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书摊开着,摊在第三章。他没有合上。
      下午三点,他走出宿舍,又到操场上走了十圈。走完之后,他在操场的台阶上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山路。山路弯弯曲曲的,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他知道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从学校往下走,走半个小时到公路,再从公路走一个小时到镇上。他一个人走过,背着包,包里装着要给孩子们打印的试卷。试卷是在镇上打印的,一张五毛钱,他打印了二十张,花了十块钱。他背着试卷往回走的时候,天快黑了,路上没有人。他走得很快,脚下的石子滑,他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破了皮。试卷散了一地,被风吹到了路边的草丛里。他蹲下来一张一张地捡,捡完拍拍土,叠好,放回背包。他坐在台阶上,卷起裤腿看了看膝盖。伤口已经结痂了,指甲盖大小,黑色的。他用手抠了一下,痂不掉,指甲掐进去,疼。他放下裤腿,站起来,走回宿舍。
      傍晚,他煮了一碗面。面是挂面,从镇上买的。他把水烧开,下面,煮了五分钟,捞出来,拌了一点酱油和猪油。猪油是陈校长妻子给的,装在玻璃罐子里,白色的,凝固了。他用筷子挖了一小块,放在热面上,油化了,香味散出来。他端着碗坐在煤炉旁边吃,面很烫,他挑起来吹,吹凉了再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煤炉。煤炉的铁皮已经烧变了色,从黑色变成了暗红色,有些地方鼓起了铁锈。他用筷子敲了一下炉门,铁皮发出“铛”的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很响。他敲了第二下,第三下。铛,铛,铛。三下。他把筷子放在碗上,继续吃面。
      晚上,天黑了。他开了灯,白炽灯,瓦数很低,黄黄的,照不亮整个房间。他坐在灯光下,拿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他拿起笔,想了想,写了一行字:“周六。一个人。生炉子划了七根火柴。走了四十圈操场。粥里放了小军的糖,甜的。膝盖的痂还没掉。晚上敲了三下炉门。”他写了这行字,看着它。这些事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他把它们写下来了,它们就不小了。它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没有人会看到这些字,但他在写。写下来的时候,他在对自己说——你做了这些事,你在这里。
      他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下面。他脱了衣服,躺到床上。煤炉里的火已经封了,铁壶里的水还温着。他听到水在铁壶里晃荡的声音,轻轻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划船。他闭着眼睛,听着这个声音,想起格拉斯哥的暖气片。那里的声音是嗡嗡嗡的,有规律的,像催眠曲。这里的声音没有规律,风来了就响,风停了就静。但他不觉得它们吵了。它们是陪着他的。风陪着他,煤炉陪着他,铁壶里的水陪着他。它们不说话,但它们在那里。他不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人,是因为他学会了和这些东西待在一起。风吹报纸的声音,煤燃烧的声音,水烧开的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他的周末。他不喜欢它们,也不讨厌它们。它们就是它们。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还是湿的,棉絮结成了块,压在身上很重。他缩在里面,呼吸变慢,变深,变长。他在呼吸声里睡着了。
      周日早上,他被公鸡打鸣叫醒了。公鸡叫了三遍,第一遍很响,第二遍小一些,第三遍像是随便叫叫。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他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今天他要在教室里做一件事——用录音机录下孩子们的朗读声。上周他把赵小燕的朗读洗掉了,她很伤心。他买了一盒新磁带,专门用来录孩子们的声音。他把录音机擦干净,装上新磁带,按了一下录音键,齿轮转起来的声音沙沙的。他对着录音机说“今天是周日,我一个人在教室。我想录下孩子们的声音,但他们不在。那我就先录自己的声音。等他们来了,我再录他们的。”他倒带,播放。录音机里传出他的声音,闷闷的,有点失真。他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那个人不像他。但那就是他。一个人在空教室里,对着录音机说话。他把录音机放在讲台上,走出教室。
      上午,他批改作业。孩子们的拼音本上写满了“a、o、e”,有的工整,有的潦草。他在写得好的旁边画红圈,画了二十多个。红圈画多了,笔芯没水了。他换了一支红笔,继续画。画完之后,他在作业本的第一页写评语。李小梅的本子上写着“有进步”,赵小燕的本子上写着“读得很好”,小军的本子上写着“你会写得更好”。他写这些评语的时候,想起自己的老师从来没有给他写过评语。作业本发下来,只有勾和叉,没有字。他那时候每次翻开作业本,都希望能看到一行字,哪怕只是“加油”。他没有。现在他给这些孩子写,每一行字都是他小时候想看到的。他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在意,但他写。写出来,就是给了。
      中午,他煮了红薯。红薯是陈校长给的,放在煤炉旁边的纸箱里,已经放了两个星期,有的发芽了,绿芽从红薯的皮里钻出来,细细的,嫩嫩的。他把发芽的挑出来,放在一个碗里,加了一点水。他不知道能不能养活,但他想试试。他把碗放在窗台上,阳光能照到的地方。芽很小,白色的,尖端带一点紫。他看着那些芽,觉得它们也在活着。他需要看到活着的东西。除了他自己,除了那些孩子的作业本,除了煤炉里的火,他需要看到植物在长。这红薯的芽会越长越大,会长出叶子,会爬到窗户外面。他想象那棵红薯藤爬满窗户的样子,绿色的,遮住了报纸。他笑了一下,很小。
      下午,他坐在窗前看书。还是那本《Attachment and Loss》,他翻到第四章,“依恋行为的本质”。他读了一段,“依恋行为不是一种可选项,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无论年龄大小,个体都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安全感和舒适感的依恋对象。”他把书放下,看着窗外。山在下午的光里变成了深绿色,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他的依恋对象是谁。不是母亲,不是白宇,不是任何人。但他有依恋对象,是那些孩子。他需要他们需要他。他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他在的时候,他就不空。不是满,是不空。空和满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他在那里。他可以待在那里。
      傍晚,他走到操场上,看夕阳。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橘红色的光照在山顶上,把山的轮廓照得很清楚。他看着那些山的轮廓,想起自己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也看过夕阳。那里的夕阳是宽的,铺满整个天空。这里的夕阳是窄的,只有山顶那一小片。但他觉得窄的好,因为它只照这里。他站在这里,光也在这里。他和光在一起。光走的时候,他回宿舍。太阳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一抹暗红色。他转身走回去。
      晚上,他吃了剩下的红薯,喝了一杯茶。他把碗洗了,把煤炉封了,把门栓扣上。他躺到床上,拿出笔记本,写了一行字:“周日。红薯发芽了。放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的书。夕阳只照了山顶。”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闭着眼睛,听着风。风很大,吹得树枝打在窗户上,啪嗒啪嗒的。他不害怕。他知道那是树枝,不是人,不是鬼,不是任何需要害怕的东西。它是风,是树枝,是山。他在这里,它们也在这里。它们不会伤害他。它们只是在做它们自己。他也可以做他自己。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被子还是湿的,但他不觉得了。他缩在里面,身体慢慢变暖。他在变暖的过程中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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