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藏起自己之前》落墨写浮生

54、泥巴和粉笔 支教进入第

　　支教进入第二个月，天冷了。不是一天一天变冷的，是一夜之间。林晓川某天早上醒来，发现窗户上糊的报纸结了一层白霜。他用手指按了一下，霜化成水，顺着报纸的纹路往下淌。他把手缩回被子里，被子里也不暖，棉絮睡了一个月，压得结结实实，不再蓬松。他蜷着身体，把膝盖抱在胸前，等煤炉烧起来。每天早上生炉子是最难熬的时候，手指冻得发僵，火柴划好几次才着。引火的木柴受潮了，点着之后只冒烟，不起火。他蹲在炉子前，用嘴吹，烟熏得眼睛流泪。吹了大概十分钟，火才上来。他把手伸到炉口上方，火苗舔着他的掌心，暖的。他蹲在那里，让火烤了很久。
　　六点半，他去教室开窗通风。教室比宿舍还冷，水泥地结了露，踩上去滑。他打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讲台上的粉笔灰到处飞。他把拼音卡片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手冻得拿不住透明胶，撕了好几次才撕开。贴完卡片，他站在讲台上，看着空教室。十条长条凳，十张课桌。桌面被他用湿抹布擦过，木纹里嵌着铅笔印和圆珠笔印。有的课桌上刻了字，歪歪扭扭的——“王磊”“李小华”“早”。他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时候刻的，也许是他来之前，也许是很多年前。这些课桌从上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学生，字越刻越多，桌面越来越花。他用手摸了摸那些刻痕，凹进去的地方积了灰。他用指甲把灰抠出来，灰是黑色的，黏在指甲缝里，洗不掉。
　　七点，孩子们陆续到了。小军今天来得早，背着书包站在教室门口，没有进去。他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个红薯。林晓川走过去，说“你吃早饭了吗”。小军点了点头。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林晓川看了一眼那两个红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皮上还沾着泥。他把袋子拿到煤炉旁边，把红薯放在炉盖上。炉盖很热，红薯放上去发出滋滋的声音。小军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林晓川没有说“我帮你烤”。他做这件事不需要说。红薯烤了大概二十分钟，炉盖上冒出了糖浆，甜味在教室里散开。几个孩子转过头来看。林晓川把红薯翻了个面，继续烤。烤熟之后，他把大的那个放进小军的书包侧袋里，小的那个用手掰成两半，一半放在小军桌上，一半自己吃了。小军看着那半块红薯，没有动。林晓川站在讲台上，咬着红薯，很烫，糖浆烫了舌头。他说“今天早上我们复习拼音”。小军低下头，把那半块红薯拿起来，咬了一口。红薯很软，咬下去的时候发出轻轻的“噗”的一声。他嚼着，咽了，又咬了一口。林晓川没有看他。
　　声调操做了半个月，孩子们的声调比刚来的时候准了很多。那个把“凉”念成“娘”的小女孩，现在“l”还是发不准，但“凉”的声调对了，第二声往上扬，扬得很高，像在问问题。林晓川把她的名字记下来——李小梅。他在她的作业本上画了一个笑脸。她拿到本子，看了很久，然后跑过来问他“老师，这个是什么”。他说“笑脸”。她说“为什么画笑脸”。他说“因为你读得好”。她没有笑，但她把作业本合上，抱在怀里，跑回了座位。
　　他开始教孩子们写拼音。在黑板上画四线格，用尺子比着画，画得很直。他在格子里写“a”，先写左半圆，再写竖右弯。孩子们在本子上跟着写，有的写成了圆圈，有的写成了蝌蚪。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纠正。小军的本子很干净，没有涂改，但“a”写得不对，左半圆太扁，竖右弯太短。林晓川蹲下来，握住小军的手，带着他写了一遍。小军的手很凉，骨节突出。他的手被林晓川的手包着，在纸上一笔一划地走。写完之后，林晓川松开手。小军看了看本子，又写了一行“a”，这一行写对了五个，写歪了三个。林晓川说“有进步”。小军没有抬头。
　　中午，其他老师回家吃饭了。林晓川在煤炉上热了昨天的剩饭，炒了一个鸡蛋。鸡蛋是陈校长妻子给的，装在塑料袋里，十个。他炒了两个，一个自己吃，一个留着晚上吃。他坐在宿舍里，对着煤炉吃饭。煤炉的火不旺，饭还没吃完就凉了。他把冷饭拨到一边，吃完了鸡蛋，把碗洗了。碗放在桌上，和课本、粉笔盒、笔记本摆在一起。他看了看这个房间，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暖水瓶，一个煤炉。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拼音表，纸已经卷边了。桌上放着他的录音机，是在镇上二手店买的，老式的那种，用磁带。他花十五块钱买的，又花五块钱买了一盒空白磁带。他把录音机擦干净，按了一下播放键，齿轮转起来的声音沙沙的。他对着录音机说“你好”，录下来，倒回去，播放。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有点失真，像隔了一层布。他又录了一段课文，“天气凉了，树叶黄了”。放出来，声音闷闷的，但他觉得这个声音可以给孩子们用。
　　下午，他在课堂上把录音机拿出来。孩子们看着那个黑色的方块，很好奇。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孩问“老师，这是什么”。他说“录音机”。她问“干什么用的”。他说“可以把声音录下来”。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复读机”，又划掉了，写了“录音机”。他按下录音键，对着录音机说“跟我读”。然后按停止，倒带，播放。录音机里传出他的声音，“跟我读”。孩子们笑了。有人说“是老师的声音”，有人说“好好玩”。他让孩子们跟着录音机念“跟我读”这三个字。孩子们念了，录音机把他们的声音也录了进去。他倒带，播放，教室里所有人的声音一起传出来——“跟我读”。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小军没有笑，但他抬起了头。他看着录音机，眼睛里有光。林晓川把录音机放在讲台上，说“以后我们用这个练普通话”。孩子们不笑了，看着他。他不知道他们听没听懂“以后我们用这个练普通话”这句话。但他知道他们听懂了“以后”。以后是一起的意思。
　　周五下午，他录了一盘磁带，让孩子们带回家听。磁带不够，只有一盒。他把录音内容分成几段，每段念三遍，让不同的孩子拿不同的段落。他没有磁带壳，就用纸把磁带包起来，写上每个孩子的名字。李小梅拿的是一段“zcs”的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她拿到磁带，很小心地放进书包里，用手按了按书包盖，怕掉了。小军拿的是一段“bpmf”的拼音。他把纸包的磁带放在文具盒里，铅笔和橡皮夹住它，固定好。林晓川说“回家多听”，小军点了点头。
　　放学后，孩子们走了。陈校长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下山，然后走过来，递给他一根烟。林晓川说“我不抽烟”。陈校长把烟叼在自己嘴里，点着了，吸了一口。烟从他的鼻子里喷出来，在冷风里散开。陈校长说“你教得好”。林晓川说“还不行”。陈校长说“你说不行，可孩子们进步了。上周镇上教研员来听课，说你们班的普通话比以前好了很多”。林晓川说“是吗”。陈校长说“你不信？教研员说，你们班的学生至少敢开口了。以前叫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不说话。现在会说了，虽然说得不好，但敢说了”。陈校长吸了一口烟，又说“你来之前，这里来过好几个支教老师，最长的待了一年，最短的待了一周。你知道最短的那个为什么走吗”。林晓川说“不知道”。陈校长说“待了一周，说受不了，太苦了。没有热水，没有手机信号，周末一个人待着，待不住”。陈校长看着远处的山，烟在手指间夹着，快要烧到滤嘴了。他说“你待得住吗”。林晓川说“待得住”。陈校长说“那就好”。他把烟头掐灭在操场边的石头上，走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在山谷里响了一会儿，然后越来越远，消失了。
　　林晓川站在操场上，看着陈校长消失的方向。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叶子枯了，卷成筒状，在地上滚。他走回宿舍，关上门。门栓还是那个生锈的门栓，他用力拉了几下才扣上。扣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校舍里回响了一下。他站在门口，没有开灯。窗外的天还没有全黑，灰蓝色的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一条的灰线。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煤炉旁边，坐下来。煤炉里的火已经灭了，他把炉灰掏出来，倒进铁桶里。炉灰很细，扬起来呛得他咳嗽。他咳了几声，声音在空房间里弹来弹去。
　　周六早上，他醒来，天已经亮了。他躺在床上，听着鸟叫。今天不是公鸡叫，是麻雀，叽叽喳喳的，很多只，在窗外的那棵树上。他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煤炉昨晚灭了，他重新生火。木柴受潮更严重了，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火苗小小的，在木柴上舔来舔去。他蹲在炉子前，用嘴吹，吹了很长时间，火才上来。他用铁壶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茶叶还是陈校长给的，玻璃罐子里的，快见底了。他端着茶杯坐在窗前，窗外是山。他盯着一座山头，看着光从山顶往下移。早晨的光先照在山顶上，然后慢慢往下，照亮山坡，照亮山谷。光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停了，山脚下的村子还在阴影里。
　　他拿出笔记本，翻到之前写的那一页。他写了一行字：“周末。第二个月。炉子越来越难点。木柴受潮了。”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们很轻。不是内容轻，是写下来的动作轻。他不需要记这些事，但他记了。记下来之后，这些事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的事。它们从心里搬到纸上了。纸不会走，不会忘。他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下面。
　　上午，他备课。下周要教复韵母，ai、ei、ui、ao、ou、iu。他画拼音卡片，在纸板背面画图。ai画一个挨着的人，两个人站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他画了两个人，一个高一个矮，高的戴眼镜，矮的扎辫子。ei画一个背着东西的人，背着一个大包，弯着腰。ui画一个围巾，围巾绕了好几圈。他画得很慢，每张卡片用十几分钟。画完六张卡片，一个上午过去了。手指又被彩笔染了颜色，这次是蓝色和红色混在一起，变成紫色。他洗了几遍，洗不掉。
　　中午，他吃泡面。泡面是他从镇上背回来的，一包五毛钱，买了二十包，放在纸箱里。他把煤炉上的铁壶拿下来，换上小锅，加水，烧开，放面饼。面饼在沸水里散开，他用筷子搅了搅，放调料包。粉色的粉末倒进水里，水变成了浑浊的橙色。他把锅端到桌上，坐在床边吃。吃完之后，汤也喝了。他把锅洗了，碗洗了，放在桌上。然后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中间延伸到墙角。他盯着那道裂缝，想着陈校长说的话——“你待得住吗”。他待得住。他不知道自己能待多久，但他待得住。因为他在做有用的事。孩子们在学普通话，小军开口了，李小梅的“l”虽然还发不准但声调对了。这些都是有用的证明。他不需要别的证明。他闭着眼睛，听窗外的风。风大了，吹得树枝打在窗户上，啪嗒啪嗒的。他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重，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没有掀开。
　　周日，他又备课。这次不是画拼音卡片，是写教案。下周要教课文《小小的船》。他翻开课本，念了一遍。“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他把课文抄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粉笔很短，他捏着粉笔头，手指几乎贴到黑板。抄完之后，手指全是粉笔灰，白色的，一吹就飞。他在教案本上写下教学目标：正确朗读课文；认识“弯”“船”“尖”“坐”“闪”等生字；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课文大意。他写完之后，看着教学目标，觉得它们很官方。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这些。他真正的目标是——让孩子们喜欢上念课文，念出来的时候不害怕。这个目标写不进教案本。他把它写在笔记本上，夹在教案本的夹页里。他合上教案本，放在桌上。
　　下午，他到教室里去检查拼音卡片。卡片还在墙上，有的被风吹得翘起了角。他用透明胶重新贴了一遍。贴完之后，他在教室里走了一圈。课桌整齐，凳子整齐。他在小军的座位前停下来。桌面很干净，没有刻字，没有铅笔印。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木头凉的。他想起小军给他的那根铅笔，笔杆上的牙印。他把那根铅笔放在宿舍的抽屉里，没有再用。他舍不得用。不是因为铅笔好，是因为铅笔是小军给的。
　　周一，上课。他带孩子们做声调操，然后复习拼音。他把新画的复韵母卡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教。孩子们跟着念，“ai—ei—ui”。小军的声音很小，但他念了。他念“ai”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大，像在打哈欠。林晓川没有纠正他，因为“ai”念对了。念完之后，林晓川把录音机拿出来，放他周末录的课文。录音机里传出他的声音，“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孩子们安静了，听着。念完之后，他让孩子们跟着录音机读。第一遍，声音很小。第二遍，大了一点。第三遍，有人在喊。教室里的声音从“嗡嗡嗡”变成了“轰轰轰”。他站在讲台上，听着这个声音，觉得它像山风。山风也是这样，刚开始小，然后变大，然后变得很大，大到能把树吹弯。他喜欢这个声音。
　　中午，他没有回宿舍。他把煤炉搬到教室门口，坐在台阶上吃午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跑累了就过来围着他。李小梅蹲在他旁边，问他“老师，你一个人住怕不怕”。林晓川说“不怕”。她说“我晚上一个人在家会怕”。林晓川说“你奶奶不在吗”。她说“奶奶在，但奶奶睡得很早”。她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用树枝在地上画圈。林晓川看着她的头顶，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皮筋是红色的，已经褪色了。他想说“不怕，山里有月亮”。他没有说。他说“晚上害怕的时候，可以念课文”。李小梅抬起头看他，“念课文有用吗”。林晓川说“有用”。他不知道有没有用，但他觉得念课文比一个人怕好。念课文的时候，你在和文字说话，文字不会走，不会不理你。他在格拉斯哥睡不着的时候，也念课文。念的是英语。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不是因为课文催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事，一件你可以控制的事。害怕的时候，你需要一件你可以控制的事。
　　小军也过来了。他没有靠近，站在两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字。林晓川看到他写了一个“山”字，又写了一个“小”字。“山小”，两个字挨在一起。小军把树枝放下，站在那里，看着自己写的字。林晓川没有说话。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黄土，把“山小”两个字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小军蹲下来，用树枝重新描了一遍，把灰拨开。他描得很慢，“山”的中间一竖写得特别长，“小”的两个点写得特别大。描完之后，他站起来，把树枝放在地上，转身走了。林晓川坐在台阶上，看着那两个被重新描过的字。风吹过来，灰又盖上去，字又模糊了。但小军描过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
　　傍晚，孩子们走了。林晓川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看着夕阳。太阳落在山后面，光从山脊往上射，把云染成了橘红色。他站在那里，看着那片橘红色，想起格拉斯哥卡尔顿山上的夕阳。那时候他一个人，现在他也一个人。但他不一样了。格拉斯哥的他在找自己，山里的他在做自己。做自己不需要找，做就是了。他转身走回宿舍，煤炉里的火还燃着，铁壶里的水还温着。他倒了一杯水，端着杯子坐在窗前，看着天慢慢变暗。星星出来了，一颗一颗的，先亮的，后亮的，越来越密。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拿出笔记本，写了一行字：“第二个月。孩子们会念‘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了。小军会写‘山小’了。我在这里。”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躺下来，听着窗外的风。风吹得报纸哗哗地响，他听着那个声音，不觉得它吵了。它像一个人在说话，说的不是“你一个人”，说的是“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