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藏起自己之前》落墨写浮生

52、进山 出发那天，

　　出发那天，林晓川凌晨四点就醒了。不是兴奋，是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舒服，像有什么东西在拧。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天还没亮，房间是黑的。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他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山里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孩子们会不会怕他？他能教好吗？他想起报名表上写的那四个字——“想做一些事”。他连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写了这四个字。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骗人。
　　五点半，他起床了。洗漱，穿衣服，检查行李。一个托运箱，一个背包，和去格拉斯哥时一样。他背上背包，拖着箱子走出房间。母亲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他没有敲门，没有说“我走了”。他拖着箱子走过走廊，走过客厅，打开大门。门外的巷子还是黑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青石板路上。他关上门，没有回头。
　　他坐公交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到省城，再从省城转大巴。大巴是破的，座椅的皮革裂开了，海绵露在外面。车上人不多，有去县城办事的，有回家探亲的，有和他一样去支教的——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坐在前排，手里拿着一本《教育心理学》。他看了她一眼，没有打招呼。他没有力气打招呼。他的力气都用在忍住不吐。山路颠得厉害，大巴像一条在浪里翻的船。他的胃在翻涌，喉咙发紧。他闭着眼睛，把头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很凉，凉意从太阳穴传进来，把他的注意力从胃里拉走了一点。
　　开了四个小时，大巴在一个镇上停下来。他下车，在车站等下一趟车。车站很小，只有一条长椅，上面坐着一个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林晓川站在旁边，没有坐。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不凉。他拧上盖子，放回背包。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司机探出头，用方言喊了一个地名。林晓川没听懂，但他知道那是他要去的方向。他走过去，问“去不去青溪小学”。司机点了点头，用普通话说“上车”。他上了车。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有抱小孩的妇女，有扛着编织袋的男人。他挤到最后排，坐下来。面包车更颠，座椅更硬。他缩在角落里，把背包抱在怀里。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坐多久。他只知道他要一直往山里走，走到没有路的地方。
　　开了大概一个小时，面包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来。司机说“到了，从这里走上去，半个小时”。林晓川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的泥地上，看着那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路很窄，只能走一个人，两边是杂草和灌木。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深绿浅绿，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块一块的绒布。他拖着行李箱，开始往上走。行李箱的轮子在泥路上转不动，他只能提起来，走几步歇一下。提了不到十分钟，他的手就酸了，虎口被把手勒出了红印。他把箱子放下来，喘了一口气。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他站在路中间，前后都没有人。只有山，和他。
　　他走了一个小时才到。不是半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他上坡走得慢，箱子太重了。他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把箱子靠在腿上，甩一甩被勒红的手。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辣得睁不开。他继续走。他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只记得每拐过一个弯，前面还有另一个弯。路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蛇，在山坡上蜿蜒。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但他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办法查，也没有人可以问。他只能继续走。他想起在格拉斯哥，他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到公寓，也是一个人。但那里的路是平的，这里的路是往上走的。格拉斯哥是平的，山是往上走的。他的人生也是往上走的——每一步都费力气，每一步都喘。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平地上。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的屋顶。灰色的瓦片，在一片绿色中露出来。他加快了脚步，箱子磕在石头上，哐当哐当的。他走到学校门口，站住了。一排平房，灰砖墙，木门窗。操场是泥地的，长着杂草，有几个孩子在踢一个瘪了的皮球。他们看到他，停下来，站在原地，盯着他看。他站在门口，也看着他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格拉斯哥的教室，也是这样的——被所有人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了张嘴，说“你们好”。孩子们没有说话，继续看着他。
　　陈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五十多岁，矮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他的脸上有皱纹，但眼睛很亮。他走过来，伸出手，说“你就是林老师吧”。林晓川握住他的手。陈校长的手很粗，茧很厚，握得很用力。陈校长说“一路辛苦了”，他说“还好”。陈校长帮他把行李箱提进校门，一边走一边说“学校条件不好，你多担待”。林晓川说“没关系”。陈校长笑着说“你还没看呢就说没关系”。林晓川没有笑。他不是不想笑，是他不会在这种时候笑。他不知道“看条件不好”之后应该露出什么表情。他说“没关系”是因为他不在乎条件。他在乎的是——他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
　　陈校长带他去看宿舍。宿舍是教室隔出来的半间，大概十平方米。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暖水瓶。窗户是木框的，没有玻璃，糊着报纸。风吹进来，报纸哗哗地响。林晓川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山。山很近，近到好像伸手就能摸到。陈校长说“条件艰苦，你先住着，缺什么跟我说”。林晓川说“好”。陈校长走了。林晓川一个人站在宿舍里。他把行李箱放倒，拉开拉链。把床单铺上，把衣服叠进一个纸箱做的衣柜里。洗漱用品放在桌上。最后，他把笔记本从行李箱的夹层里拿出来，放在枕头下面。和所有的地方一样，他把秘密藏在枕头下面。他坐在床边，看着这个房间。墙上有一张旧报纸，日期是三年前的。他盯着那张报纸，想着——他在这里了。在一个他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在一间他不会住很久的房间里，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待下去。格拉斯哥有苏晚，有Callum，有Aisha，有Thomas。这里谁都没有。他只有自己。
　　晚饭是和陈校长一起吃的。陈校长的家在学校的另一边，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厨房和客厅，楼上是卧室。陈校长的妻子端上来两碗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葱花。陈校长说“你多吃点”，林晓川说“谢谢”。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是因为他的胃还在翻。陈校长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南方”。陈校长说“南方好啊，南方暖和”。林晓川说“这里也暖和”。陈校长笑了。林晓川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好笑，但他没有问。他低着头吃面，把荷包蛋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陈校长的妻子又给他盛了一碗，他说“够了”，她说“你太瘦了，多吃点”。他端起碗，又吃了一碗。吃完之后，他帮陈校长的妻子收了碗，洗了碗。陈校长的妻子说“你不用洗”，他说“没关系”。他站在水槽边，用丝瓜瓤擦碗。水是凉的，从山上的水窖接来的。他的手指被凉水冻得发红，但他没有停。他需要做一些事，手在动的事。手在动，脑子就不会转。脑子不转，就不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吃完晚饭，他走回学校。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在泥地上晃。他走到校门口，推开铁门。操场上空无一人，月光照在泥地上，泛着银白色的光。他站在操场中央，抬起头，看到满天的星星。这里的星星和格拉斯哥不一样，格拉斯哥的星星藏在云后面，这里的星星一颗一颗地嵌在天上，密得像撒了一把米。他看了很久，脖子仰酸了，低下头。他走到宿舍门口，推开门，打开灯。白炽灯，瓦数很低，黄黄的，照不亮整个房间。他坐到床边，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他写了一行字：“到了。山很深。没有信号。明天开始上课。”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像一张车票——他拿着它，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地方对不对，但他已经在了。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然后他脱了衣服，没有水洗澡——陈校长说洗澡要去一公里外的河边，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他用毛巾蘸了暖水瓶里的水，擦了擦脸和脖子。水很烫，毛巾在脸上留下了一层白气。他擦完，躺到床上。床板很硬，硌得他的背疼。他翻了个身，侧着睡，还是疼。他把被子拉到胸口，被子是棉花的，很重，压在身上像一层壳。他闭着眼睛，听着窗外的风。风吹得报纸哗哗地响，像有人在翻书。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格拉斯哥的暖气片。那里的声音是嗡嗡嗡的，有规律的。这里的声音没有规律，风来了就响，风停了就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他只能等。
　　第二天早上，他被公鸡打鸣叫醒了。不是闹钟，是公鸡。他睁开眼睛，看到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金线。他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他用暖水瓶里的水漱了口，洗了脸。把头发梳了一下。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把扣子系到最上面。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是一面巴掌大的圆镜，靠在桌上。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脸，看不到脖子以下。他的脸很白，眼睛下面是青黑色的。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肌肉往上提，但眼睛里没有光。他放下镜子，走出宿舍。
　　操场上已经有孩子在跑了。他走进教室，站到讲台上。教室是水泥地，黑板是水泥的，已经开裂了。讲台上有一盒粉笔，粉笔很短，有的只剩下一截手指那么长。他拿起一根，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林晓川”。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灰掉下来，落在他的手指上。他转过身，面对那些孩子。十个孩子，最小的看起来七八岁，最大的大概十一岁。他们坐在长条凳上，有的穿着大人的衣服，袖子卷了好几道，有的光着脚，鞋子放在凳子下面。他们看着他，眼睛很亮。他张了张嘴，说“同学们好”。孩子们没有回应。他们看着他，不说话。他又说了一遍“同学们好”，放慢了速度。一个小女孩举起了手，说“老——师——好”。三个字，每个字都像在爬坡。她说完了，低下头。其他的孩子也跟着说“老师好”，声音不整齐，有的快有的慢，但每个人都说了。林晓川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他的喉咙有点紧。他说“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我姓林，你们可以叫我林老师”。他不知道自己说的他们能不能听懂。他的普通话是标准的，但他不确定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他放慢了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孩子们听着，有的点头，有的没有表情。
　　他开始上课。第一堂课是语文，课文是《秋天》。他翻开课本，读了一遍。“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他读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读完之后，他让孩子们跟着读。孩子们张开嘴，跟着他念。“天——气——凉——了。”念到“凉”的时候，有的孩子念成了“娘”。他没有纠正，继续往下读。他不想在第一堂课就让他们觉得“我念错了”。他想让他们觉得“我在念”。念就好。念了，就会慢慢对。
　　下课后，孩子们围着他。不是围，是站在旁边，不靠近也不离开。一个小女孩把一朵野花塞进他的手里。野花是黄色的，很小，花瓣已经蔫了。他说“谢谢”，小女孩跑了。其他孩子看着他手里的花，有的笑了，有的没有表情。他把花夹在课本里。他不知道这朵花能夹多久，也许明天就碎了，但它现在在这里。在他的课本里，在他的教室里，在他的第一天。
　　中午，他在宿舍里吃午饭。陈校长的妻子给他带了一碗米饭和炒青菜。米饭是糙米，有点硬，青菜炒得很咸。他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在桌上。他坐在床边，拿出笔记本，写了一行字：“第一天。他们叫了老师好。”他写了这行字，合上笔记本。他不想写太多，因为他还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他只知道孩子们叫了“老师好”。那个小女孩说“老师好”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他知道那种抖。他抖了二十三年。今天他听到了别人的抖，他觉得不那么害怕了。不是因为他好了，是因为他不孤单了。抖的人不止他一个。大家都在抖。抖着抖着，就不抖了。
　　下午，他上了一节数学课。教的是乘法口诀。他写在黑板上，“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他转过身，发现孩子们在看黑板，但没有张嘴。他说“跟我读”。他念一句，他们跟着念一句。声音很小，像蚊子叫。他说“大声一点”。他们大了一点。他说“再大声一点”。他们又大了一点。声音在教室里回荡，从水泥墙上弹回来，嗡嗡的。他站在讲台上，听着那些嗡嗡的声音，觉得它们像山风。山风也是这样，穿过来穿过去，撞在墙上，变成回声。他喜欢这个声音。不是因为它好听，是因为它是活的。这座学校是活的。
　　放学后，孩子们走了。校舍空了。陈校长和其他老师也走了，他们住在山下的村子里。林晓川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他们沿着山路往下走，三三两两，边走边打闹。他站在那里，直到那些背影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他转身走回宿舍。他坐在煤炉旁边，炉子里没有火，还没有到生炉子的时候。他看着那个空炉子，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他拿起笔记本，写了一行字：“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很重。不是字重，是“一个人”这三个字重。在格拉斯哥他也是一个人，但那里有苏晚的消息，有Callum的电话，有超市、图书馆、路灯。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山，和风，和这个空炉子。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他躺到床上，闭着眼睛。风又在吹了，报纸哗哗地响。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格拉斯哥的暖气片。暖气片的声音是有规律的，像一个人在重复同一句话。报纸的声音没有规律，像很多人在说不同的话。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他们在说——“你在这里。你一个人。你能待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今天是第一天。他待过了第一天。明天是第二天。他会待过第二天。然后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不知道他能待过多少天，但他在数。数到数不清的时候，也许就不数了。
　　晚上，他走到操场上看星星。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星星更密了。他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低下来。他想起小军，想起小军问他“老师，你还会回来吗”。他当时说“我会尽量回来”。他没有做到。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他只能让自己不忘记。不忘记小军，不忘记那个卡住的女孩，不忘记陈校长说的“两年能教很多东西”。他没有两年了。他只有现在。现在他在一个新的地方，有新的孩子。他不知道这些孩子会不会像小军一样，在他的心里扎下根。他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像离开小军一样离开他们。但他知道他现在在这里。他在。这就够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两颗叠在一起的糖纸。陈诺的和小军的。他把它们拿出来，对着星光看了一眼。糖纸很薄，星光从背面透过来，纹路模糊。他看不清楚，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在他的口袋里，在他的手心里，在他的路上。他把它们放回去，转身走回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