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介人间》阿依旺

10、捡了个小孩 她不是不会

　　缝隙里传出的那个声音，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深潭。
　　“你们的朋友，她叫毛蛋吗？”
　　我蹲在外面，浑身的毛一根一根地竖起来，又一根一根地落下去。不是害怕。是那种——你明明知道猫听不懂人话，但你偏偏听懂了。而说这话的那个东西，它不该会说话。至少，不该用这种方式说。
　　里面的三只小猫已经钻进去了。橘猫在哭，黑白花在安慰，灰猫在用细细的声音确认着什么。我听不清它们具体在说什么，但那个小小的、沙哑的、像含着糖的声音再也没有开口。
　　我等了一会儿。缝隙里安静了下来。只有橘猫偶尔抽噎一下，还有爪子扒拉泥土的窸窣声。
　　三只小猫从树根缝隙里鱼贯而出，沿着来路往回走。橘猫走在最前面，黑白花居中，灰猫殿后。它们走得很快，没有回头，也没有再说话。像是完成了某件大事之后的那种沉默——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我注意到，它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带上任何东西。缝隙里也没有传出第四只小猫的叫声。
　　毛蛋呢？它们不是来找毛蛋的吗？
　　我探头往缝隙里看了一眼。黑。什么也看不见。但那股洗头水的味道还在，混着泥土的腥气，从黑暗深处慢慢地渗出来。
　　那个小小的声音没有再响起。
　　我在缝隙口蹲了片刻，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得找周老板。
　　我不是那种会依赖人的猫。上次在沈家老宅，我宁愿踢翻酒瓶、被人拿着扫帚追，也不肯老老实实地“求人”。但这次不一样。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她发出的声音是人，不是猫。不管她为什么会在那里，不管她为什么会跟小猫说话，她都不应该一个人在树林深处的树根底下待着。天黑了，会冷，会有虫子，也许还有别的东西。
　　而我是一只猫。我能做的，只有叫人。
　　叫周老板这件事，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我沿着河堤跑回他下午钓鱼的位置，他已经走了快半个时辰了。但我有我的办法——不是对着空旷的河面干嚎，不是踢翻什么东西制造动静。我做的事情很简单：我蹲在他坐过的折叠椅印子里，不动了。
　　养猫的人都知道，猫有时候不是靠声音叫人的。是靠“不在”。
　　周老板回家之后，一定会发现我不在。他的车上有我的气味，他的钓箱盖子上有我的爪印，他每次收竿回家之前都会看我一眼——虽然我不一定跟他走，但他知道我在河边。这次他没看到我回去，他不会觉得奇怪吗？他可能会想：九万今天怎么没跟来？然后他会想起来，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动，还蹲在草地上。他不会专门倒回来找我，但他会记着。
　　不到半个时辰，河堤那头的土路上亮起了两盏车灯。车门拉开，周老板穿着那亮闪闪的皮鞋踩到了草地上。他手里没拿手电筒，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眯着眼睛在黑暗中找我。
　　“九万？”他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带着点沙哑，像是一路开车回来时哼歌把嗓子哼干了。
　　我站起来，朝他走了一步。
　　他看见了我。没有快步走过来，没有蹲下身子张开双臂——周老板不是那种人。他只是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站在原地等我。我走过去，在他脚边蹲下来，用头顶了一下他的裤腿。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看了一眼河堤下面黑沉沉的杨树林。他没有问“你怎么还不回家”，也没有说“走吧，回去了”。他就那么站了几秒钟，然后抬脚往杨树林的方向走去。我走在他前面。
　　这就是我跟周老板之间的默契。他不能说全部懂我，但他知道我带路的时候，就是真的有地方要去。他不会问去哪里，不会问为什么，只是跟着走。他走路不快，但步子很大，我得小跑着才能保持在前面。月光从杨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把他的影子切成一段一段的。他的旧皮鞋踩在落叶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到了那棵歪脖子老桑树前面，他停下来了。树根之间的缝隙黑黢黢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周老板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树根，然后侧过头，把耳朵凑近了缝隙。
　　我蹲在旁边，看着他的侧脸。月光照着他的半边脸，另外半边埋在阴影里。他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嘴唇翕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他听到了什么？我竖起耳朵，缝隙里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然后他伸出了手。
　　他的手臂很长，从缝隙口伸进去，没过了手腕，没过了小臂，一直伸到了接近肘关节的位置。他的肩膀卡在树根上，衬衫袖子被泥土蹭黑了。他的手指在黑暗中摸索着，像在摸一样看不见的东西。
　　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
　　他整个人僵了一瞬。那只伸进缝隙里的手不敢动了，像是怕碰碎了什么。然后他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把手往外抽。他的手指是蜷着的，不是抓着什么东西，而是轻轻地拢着——拢着一个小小的、软软的、没有反抗的东西。
　　一只小手。从缝隙里出来的，是一只小手。
　　那手太小了，小到周老板的手掌可以把它整个包住还富余很多。手指细得像火柴棍，指甲盖粉粉的，上面沾着泥。手腕细得像一截藕节，套着一个褪了色的红绳，红绳上原本应该有一个小珠子或者小铃铛，现在只剩下一截空绳。
　　周老板的另一只手也伸了过去，两只手像捧一碗水一样，把那只小手后面的东西从缝隙里托了出来。
　　一个小孩。
　　她太小了。小到我蹲在地上，视线平齐的时候，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头发稀稀的，黄黄的，扎着两个快要散开的揪揪，其中一个揪揪上的皮筋已经滑到了发梢，将掉未掉地挂着。她的脸被泥土糊了大半，看不清五官，只有一双眼睛是干净的——可能是因为哭过，泪水把脸上的泥冲出了两道浅浅的白印子。那双眼睛在月光下又黑又亮，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嵌在一张灰扑扑的脸上。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T恤，领口已经看不出粉色了，灰黑灰黑的，上面沾满了枯叶的碎屑和泥土。裤子是灰色的棉布裤，膝盖处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一小截白白的皮肤。脚上没有穿鞋，两只小脚丫沾满了泥，脚趾头蜷着，像是踩在冰凉的地上太久了。
　　她蜷在周老板的臂弯里，一动不动。不哭，不闹，不挣扎。像一只被从树洞里掏出来的、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猫。
　　周老板抱着她站起来，低头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他的表情很复杂——不是害怕，不是慌张，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先办着”的茫然。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换了个姿势，让小孩的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然后转身往河堤方向走。
　　我跟在后面。
　　从杨树林到车的这段路，周老板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怕颠着了怀里那个东西。她太小了，轻得像一团棉花，周老板抱着她的时候手臂的肌肉都是松的，好像多用一分力就会把她捏碎。
　　她一直没动。没睁眼，没出声，连呼吸都轻得几乎感觉不到。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但她的手指在动。那只没有被周老板完全包住的小手，食指在空气中无意识地画着圆圈，像一个钟表的指针在慢慢地、慢慢地转。
　　上了车。周老板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上，从后座拽了一件外套叠了叠垫在她脑袋下面。她歪在座位上，像一个被随意摆放的布娃娃。周老板发动车子的时候，她的脑袋往旁边一歪，他赶紧伸手扶住，然后从自己脖子上解下围巾，卷成一个卷，塞在她脑袋两侧。
　　车子开动了。突突突的声音在夜晚的村路上回荡。我蹲在副驾驶座位下面的脚垫上，仰头看着那个小孩。车内的顶灯没开，只有仪表盘上微弱的绿光映在她脸上。
　　她睁开了眼睛。
　　就是那双在月光下又黑又亮的眼睛，此刻在绿光里变成了更深更沉的颜色。她直直地看着面包车的车顶，眼珠一动不动。我以为她要哭了——小孩从那种地方被救出来，应该哭的。但她没有。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
　　我竖起了耳朵。不是用耳朵听，是用全身的毛在听。车厢里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和周老板换挡时变速箱的咔嗒声。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
　　但她明明在动嘴唇。那个口型——我看不懂人的口型。可我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在说：她在说话。她在跟谁说话。不是跟我，不是跟周老板。是跟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警局的值班大厅亮着白晃晃的灯。
　　周老板抱着小孩走进去的时候，前台值班的民警正在吃泡面。叉子上的面条挂到一半，停在了半空中。那个年轻的民警张着嘴看了两秒钟，然后把叉子往碗里一搁，按了一下桌上的呼叫器。另一个民警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了，然后又一个。三个人围着周老板和那个小孩，问了很多问题。周老板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小孩身上。
　　她被放在值班大厅的长椅上，身上盖了一件不知谁找出来的军绿色大衣。大衣太大了，把她从头盖到脚，只露出一小截鼻尖和几根黄黄的头发。她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着。
　　有一个女民警蹲下来，轻轻掀开大衣的一角，露出她的脸。女民警用纸巾蘸了温水，一点一点地擦掉她脸上的泥。泥下面是苍白的皮肤，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有一道细细的、已经结痂的划痕。擦干净之后，那张脸露了出来——圆圆的脸，翘翘的鼻头，嘴唇薄薄的，抿成一条线。说不上多好看，就是一张普通的、很小的孩子的脸。两三岁，也许两岁，也许不到两岁。
　　女民警轻声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嘴唇抿得更紧了一些。
　　“你家住在哪里呀？”
　　没有回答。她把脸侧了过去，朝向椅背，把后脑勺对着所有人。
　　女民警又问了几个问题，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柔，像怕吓着什么小动物一样。但那个小孩始终没有开口，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发出来。她的嘴唇没有再动过。她的眼睛闭上了，睫毛不再颤了，呼吸均匀得像睡着了一样。
　　我蹲在长椅下面，从大衣的缝隙里看着她的后脑勺。那两个快要散开的揪揪现在彻底散了，头发披在枕头上，像一把被风吹乱的干草。她刚才在车上明明动了嘴唇。她说话了的。虽然我没听到声音，但她动了嘴唇。
　　不。我听到过她说话。
　　在树根缝隙外面，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个声音——“你们的朋友，她叫毛蛋吗？”那个声音又小又沙哑，像含着糖，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那不可能是我听错了，三只小猫也听到了，它们回头看我了的那个眼神表示它们听到了。
　　可现在，她躺在警局的长椅上，盖着大人的军大衣，像一个失声的、不会说话的、普通的小孩子。
　　也许她在缝隙里说的那些话，根本不是用嘴巴说的。也许她只是动了动嘴唇，而我——一只猫——从她的嘴唇上读出了那些字。也许猫天生就会读人的嘴唇，只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也许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发出了声音，也许那些声音只有猫能听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说不清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不够聪明，是因为我是一只猫。我不能走到那个女民警面前，告诉她：“这个小孩会说话，她在树林里跟三只小猫说过话，她说了一个叫‘毛蛋’的名字。”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只会听见“喵喵喵”。
　　周老板从里面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杯，杯里有温水。他蹲下来，把纸杯凑到小孩嘴边。她没有睁眼，但嘴唇碰到了水，本能地抿了一下，然后又抿了一下。水从她嘴角溢出来，沿着下巴滴到军大衣上，洇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圆印。
　　周老板用拇指擦掉她下巴上的水，动作笨拙但很轻。然后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最后看了一眼蹲在长椅下面的我。
　　我眨了眨眼。
　　他又看了我片刻，然后站起来，把纸杯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那根一直没点的烟，在手指间转了转，又塞了回去。他走到警局门口，站在台阶上，看着外面的黑夜。夜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他衣领翻起来，他没有缩脖子。
　　我跳上长椅，从军大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大衣里面暖暖的，有洗衣粉的气味，还有那个小孩身上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不是洗头水的味道了，是更里面的、更本来的、一个很小的人的味道。她的身体蜷着，膝盖缩到胸口，两只小脚丫冰凉的，挨着我的肚子。
　　她没有躲。
　　我把下巴搁在她的脚踝旁边，闭上了眼睛。
　　外面传来警车发动的声音，有人要出警了。周老板还站在门口抽烟——那根烟终于点着了，红红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我在大衣底下，在那团暖烘烘的黑暗里，等她的嘴唇再次动起来。
　　她没有动。
　　但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小，很小，小到也许不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她身体里面、从她蜷缩的膝盖和胸口之间那个窄窄的空间里传出来的。是一个字，或者半个字，或者只是一口气。像是“猫”，又像是“毛”。或者是“喵”。
　　我不确定。
　　但我觉得，她不是不会说话。她只是在等一个听得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