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洼三十年》赵之南

19、盐化厂的黄昏 二零零

　　二零零七年秋天，南风集团产业的衰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报纸上的标题连着登了一个礼拜，说是集团负债累累，多条生产线停工，工人工资拖欠已达半年。拴柱不识字，可县城里看报的人多，消息传得比风还快。他从火车站扛活的工友嘴里听到了只言片语，从南环路边上水泥店里闲聊的主顾们口中听见了更详细的版本。那些话混在一块儿，像是一锅煮糊了的面，黏黏糊糊的，可大意他懂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日化第一股"，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子，风一吹就能散架。

　　拴柱已经有好几年没进过盐化厂的大门了。

　　从一九九八年下岗到现在，九年过去了。那条从洼里村通往厂门口的土路已经被南环路取代，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马路两旁的商铺换了又换，原先卖农具的铁匠铺变成了卖瓷砖的，原先卖棉花的门市部变成了手机店。就是没人再卖和生产相关的东西了。偶尔能从过去的工友嘴里听说厂区里头的情况——蒸发池早就干了，里头的卤水结了厚厚一层白色的盐壳，踩上去咔嚓咔嚓响。管道架子锈得发酥，手一扶就掉渣。原先三千多人的大厂，现在还在岗的不到三百，还都是看守性质的。

　　老根师傅是在这一年的立冬前后病重。

　　消息是秀莲带回来的。那天拴柱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起落落，木屑子溅了一地。秀莲从塬上下来，走了三里多地，进了院子，站在那儿喘了好一会儿。

　　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师傅不行了。

　　拴柱手里的斧头悬在半空，顿了足足有三秒，才落了下去。柴劈开了一半，纤维连着，藕断丝连地挂在木墩子上。

　　他跟着秀莲去了老根师傅家。

　　师傅住的那排老平房还是五十年代的砖房，只是比记忆中更破了。墙根的砖缝里头长满了青苔，房檐上的瓦片掉了好几块，露出里头的苇箔，被雨水泡得发了黑。院子里那口压水井还在，井台上结了一层薄冰，旁边的木桶让风吹到墙角，底朝天扣着。

　　拴柱推门进去，一股子浓重的中药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

　　老根躺在里屋的土炕上，身上盖着两床棉被，一床是黑的，一床是花的。他的脸陷在枕头里，只剩下一小团黄黄的皮包着骨头。眼窝陷得深得像两个洞，眼珠子蒙着一层白翳，像是两颗被水泡过的莲子。他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嘴角还挂着一个没擦干净的口水印，已经结了痂。

　　他听见脚步声，眼珠子在眼窝里动了动，朝着门口的方向转过来。可他的目光没有焦点，只是朝着声音的方向转了一个大概的角度。

　　谁？他的声音哑得像是从喉咙底下一层一层刮上来的，带着痰音。

　　拴柱走到炕沿边上，在那一小块被磨得发亮的炕沿上坐了下来。炕沿很凉，隔着一层薄薄的裤子布料，凉气渗进肉里。

　　师傅。他说。声音不高，像怕惊了谁。

　　老根的眼珠子又动了动。这一次，他的目光似乎聚了一丁点焦，落在了拴柱脸上。他看了好久，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嘴唇微微张了张，喉咙里咕噜一声，算是认出来了。

　　柱啊。他说。那声音比刚才更轻了，轻得像是一片落叶掉在地上。

　　拴柱伸出手，握住了老根的手。那只手冰凉的，皮肤底下几乎没有了肉，骨头咯着掌心，像握着一把干透了的柴禾。手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是风湿病闹的，这几年越来越重。手背上的老人斑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是谁把墨水泼在了黄纸上。

　　老根的手在拴柱的掌心里微微地动了动。不是攥，只是动了动，像是一条搁在岸上的鱼，尾巴还在本能地拍打着。

　　日子……老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日子……咋样了？

　　拴柱不知道他问他自己的日子，还是问厂子，还是问这个时代。他只是说：还行。师傅，你躺着，别操心。

　　老根的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那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片刻，然后慢慢散开了。

　　他慢慢地闭上眼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是咳嗽，是那种从肺底子里翻上来的喘息，一声高一声低，像是有人在胸腔里拉风箱。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瘦弱的身体在棉被底下鼓起又落下。拴柱看着他的胸口，看着那层棉被底下隐约的起伏，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攥紧了。

　　秀莲在旁边站着，手里端着一只粗陶碗，碗里是刚熬好的中药。她没说话，只是把碗放在炕沿上，用一条灰乎乎的毛巾盖住碗沿，怕热气散了。

　　拴柱坐在炕沿上，一直坐着。

　　他握着老根的手，从晌午坐到后晌。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西窗户上透进来的光从白变成了黄，从黄变成了橘，最后变成了暗红。有人在外头喊了一声该烧火了，是隔壁的老太太来给老根送晚饭——一碗面糊糊，里头卧了两个荷包蛋。可老根吃不下。他只是躺在那儿，眼睛半睁半闭，呼吸声越来越弱。

　　拴柱把师傅的手放进被子里，掖了掖被角。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外屋。

　　外屋里放着一只落满了灰的木箱子。箱子是师傅的旧物，大概是七十年代陪嫁或者买的，上面贴着一张年画，年画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鱼，颜色早就褪了，只剩下一层泛黄的白。拴柱掀开箱子盖，一股子樟脑和霉味混在一块儿的气味扑面而来。

　　箱子里是师傅的全部家当。几件旧工服，洗得发了白，叠得四四方方。一双裂了口的胶鞋，鞋底磨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橡胶。几本旧账本，里头记着几十年来吃饭穿衣的花销，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从年轻时候的工工整整到后来的哆哆嗦嗦，一目了然。还有一沓发黄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站在盐化厂门口，腰杆笔直，工装整洁，旁边站着一群穿工装的年轻人，个个笑容满面。拴柱认出了那张照片里的师傅，那时候他大概也就四十几岁——和自己现在的岁数差不多。

　　照片底下压着一块手帕。是师傅当年给他的那一块。拴柱把手帕拿出来，展开。边角的刺绣已经磨光了，只剩下一圈线头。可针线还在，密密麻麻的，还能摸出针脚的触感。他想起那年临走前，师傅把这块手帕塞到他手里的情景。那时候师傅的手还不是这样的，虽然也有裂口，虽然也是凉的，可里头还有肉，还有劲儿。现在这双手变成了一个空壳子，什么都不剩了。

　　他把那块手帕叠好，放回箱子里。然后他掀开箱子的第二层——那里头是师傅攒下的钱。数了数，一共三百四十七块五毛。用一个小布包装着，整整齐齐的。那是师傅这几年来拾荒、捡破烂、卖废铁，一分钱一分钱攒下来的。

　　拴柱把钱攥在手里，攥得死紧。他的眼眶酸了一下，像被烟熏着了。他眨了两下眼，没让那滴眼泪掉下来。不是他不难过，是他知道师傅不想看他掉眼泪。师傅一辈子好面子，到老也想看到一个体面的收场。

　　他把钱包好，放回箱子里，盖上箱子盖。

　　回到里屋，天已经擦黑了。

　　秀莲点了一盏油灯，放在炕沿上。灯焰一跳一跳的，把老根的脸照得半边亮、半边黑。他的嘴微微张着，呼吸声更轻了，轻得几乎听不见。秀莲坐在炕沿边的小马扎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拴柱走过去，在老根的另一边坐下来。他重新握住师傅的手，那只手比晌午的时候更凉了。

　　师傅的眼睛猛地睁开了。

　　那是一瞬间的事情，快得让人措不及防。他的眼珠子在那层白翳底下猛地动了一下，瞳孔里闪过一丝亮光，像是一盏快耗尽了油的灯，在最后灭掉之前猛地跳了一下。

　　他的手在拴柱的掌心里紧了紧。不是大力的攥，只是紧了紧，像是要确认什么。

　　然后他的嘴唇动了动。

　　阀门……他说。声音轻得像蚊子叫，第三个字已经听不清了——是拧？还是松？拴柱没听明白。他只听见师傅在说话，可说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也许师傅自己也不知道。那可能只是他在下意识地重复一个动作，一个做了几十年的动作。拧阀门、修管道、调压力表——这些动作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头上，比他的记忆还牢靠。

　　拴柱把耳朵凑近了一些，想再听听。可师傅已经没有再说话了。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手在拴柱的掌心里一点一点地松开了。先是手指，再是掌心，一点一点地，像一捧沙子从指缝里头漏下去。

　　他的胸口还在起伏着，但很弱了。那起伏的间隔越来越长，从每隔几秒鼓一下，到每隔十几秒鼓一下。然后再也没有鼓起来。

　　拴柱握着他师傅的手，握了很久。那只手在他的掌心里渐渐变凉了，凉得像一个物件——一个茶杯，一个扳手，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他感觉不到任何脉搏了。师傅的手虽然还搭在他的手心里，可已经不再是师傅的手了。

　　秀莲在旁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不是清嗓子的咳，是那种从心底子里头叹出来的咳。她站起来，用一块白布把老根的脸盖上了。那块白布是早就准备好的，叠得四四方方，放在箱子顶上。

　　拴柱还坐在那儿。他的手还保持着握手的姿势，五指微微弯曲着，握着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温度。他的眼睛盯着白布底下那一团微微凸起的轮廓——那是师傅的鼻子和颧骨。然后那团轮廓也渐渐模糊在了昏黄的灯光里。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他想起自己头一天进厂，师傅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拎着一把扳手，扳手上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那时候师傅四十二岁，腰杆笔直，笑起来的声音从胸腔里滚出来，像闷雷。他想起自己被机器夹了手指，师傅二话不说，背着他跑了三里地，去厂医院。他想起师傅在除夕夜塞到他手里的小布鞋。他想起师傅在垃圾堆里弯腰捡纸板的背影。他想起师傅给他的那块手帕——那块已经磨秃了边的老粗布手帕。

　　现在这些记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师傅带走了大部分，只留下了一个空壳子和三百四十七块五毛钱。

　　他坐在炕沿上，看着白布下头的师傅，一直坐到油灯里的油烧干了，灯焰猛地跳了一下，灭了。

　　屋子里一片漆黑。

　　拴柱在黑暗里坐着，一动不动。他的手垂在身侧，手指还保持着那个弯曲的姿势，像是握着一把永远拧不紧的阀门。

　　院子外头传来一阵风声。风从姚暹渠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盐碱的涩气，卷着枯黄的树叶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有远处狗在叫，吠了两声，停了。再远处，南环路上偶尔有汽车开过，车灯的雪亮光柱在窗户上扫过，把屋子里照亮了片刻，然后又归于黑暗。

　　拴柱坐在黑暗里。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一个时辰，可能是一整夜。他的腿麻了，背酸了，可他不想动。他怕一动，师傅就真的不在了。只要他还坐在师傅身边，师傅就还在。那只手还在他的掌心里，虽然凉了。那张脸还在白布底下，虽然不动了。只要他还坐着，师傅就没走。

　　天快亮的时候，秀莲进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里头盛着一碗热汤面。她把碗放在炕沿上，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了谁。

　　拴柱。她叫了一声。

　　拴柱没有动。他坐在黑暗里，眼睛盯着白布底下那一团模糊的轮廓。

　　秀莲叹了口气。那声叹气里带着心疼，也带着无奈。她走到拴柱身边，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那只手是粗的、热的、裂着口子的——是常年在果园里干活的手。

　　她什么都没说。她不需要说。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像他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样。他们都是被日子磨透了的人，不需要多余的话。

　　拴柱慢慢地抬起头。黑暗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口深井。可那井底没有水，只有干了的泥沙。他站了起来——腿麻得差点没站住，他扶着炕沿，缓了两秒钟，然后直起了腰。

　　他伸出手，掀开了白布的一角。

　　师傅的脸露了出来。那张脸比他记忆中更小了，更黄了，皮肤贴在骨头上，像是一层被风吹干了的纸。嘴角还微微地张着——那是临终前说"阀门"时候张开的——现在定型了，再也合不上了。眼睛是闭着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里头装着一团黑暗。

　　拴柱用那只裂着口子的手，轻轻地、慢慢地，把师傅的嘴角合上了。指尖触到师傅的皮肤——那是冰凉的、发硬的触感，像触摸一块被风吹透了的石头。

　　他把白布重新盖好。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院子里。

　　天已经亮了。东边的塬上泛起了一层灰白，太阳还没出来，可天已经放亮了。风比夜里小了些，可还是冷得很。拴柱站在院子里，用院子里的凉水激了把脸。水花溅在脸上，杀得慌。他用手抹了一把，水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领口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他走到墙角，捧起一捧黄土。那土是松的、干的、带着一股子熟悉的土腥气。他用两只手把那捧土堆在院子中央，堆成一个小小的土丘。

　　那是给师傅准备的。姚三娘说，今儿下午要来给老根送终。按老规矩，送终的时候要撒一把土，意思是落叶归根。拴柱先把土准备好了。

　　他端着那捧土，站在院子中央，等着人来。

　　太阳从塬上爬起来了。金色的光照在土墙上，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拴柱站在阳光里，手里的土被晒得微微发热。他看着远处塬上的苹果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只剩下一些焦黄的叶片还挂在枝头，在风中摇晃着。

　　他不知道师傅这一走，带走了什么。也许带走了盐化厂最后一点体面。也许带走了他青春里最后一块磐石。也许什么都没带走，只是一个人的命到了尽头，像火耗尽了油，像水烧干了锅。

　　他只是站在那里，端着那捧土，站了很久。

　　直到院子里来了人——姚三娘拄着拐棍走在前头，秀莲搀着她，后头还跟着几个老街坊。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像是怕踩坏了地上的什么东西。

　　姚三娘走到拴柱跟前，看着他手里的土，又看着他眼里的血丝。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拴柱的肩膀——拍了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

　　三下。跟老根当年拍的一样。

　　柱啊。她说。后事……得办了。

　　拴柱点了点头。他把手里的土交给姚三娘，转身走进灶房。他要去给师傅煮最后一碗面——那是送别饭，按照河东的规矩，人走之前要吃一碗上马面，到了阴间不饿肚子。

　　他在灶房前头蹲下来，生火、舀水、和面。他的手很稳，可心在抖。他一边擀面，一边想起师傅教他的那些话——阀门往左拧是开，往右拧是关。手要稳，劲要匀。不要急，一急就容易出事。

　　他把面条下到锅里。面条在沸腾的水里头翻滚，一根一根的，像一条条白色的虫子在挣扎。他用筷子搅了搅，把面条搅散。

　　那碗面他煮得比任何时候都慢。他希望这锅水永远开不了。他希望这碗面永远煮不熟。他希望师傅还躺在里屋的炕上，等着他端着这碗热面进去。

　　可水还是开了。面还是熟了。

　　他把面捞进一只粗瓷碗里，浇了一点醋、一滴香油，端进里屋。

　　白布已经揭开了。师傅的脸在晨光里看得很清楚——黄黄的、瘦瘦的、嘴角已经合上了，看着比夜里平静了许多，像是睡着了。

　　拴柱把面碗放在炕沿上。面条在汤里沉浮着，一缕缕的热气从碗沿上飘起来，散了。

　　师傅，面好了。他说。你……起来吃一口。

　　没有人回答他。师傅躺在那儿，眼睛闭着，嘴唇闭着，胸口不再起伏了。他的两只手放在被子上，交叉着，安安静静的，像两截枯树枝。

　　拴柱站在炕沿边上，看着师傅的脸，看了很久。过了好半晌，他端起那只面碗，走到院子里。他把那碗面汤泼在了墙角根——那是河东送别的规矩，上马面不吃，泼在门槛外头，让亡人上路。

　　面汤泼在地上，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面条黏糊糊地贴在土上，很快就干了。

　　拴柱端着那只空碗，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刺得他眼睛疼。他眨了两下眼，有什么东西从眼眶里滑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空碗里，发出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一声——叮。

　　他把那只碗攥在手里，攥得死紧。碗沿上的豁口硌着掌心，可他感觉不到疼。

　　院子里那棵枣树上落下了一只麻雀，歪着头看着他。麻雀的眼睛黑豆似的，亮晶晶的。拴柱也看着麻雀。一人一鸟，隔着一丈远的距离，对视了片刻。

　　然后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院子里又空了。

　　拴柱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那只碗。碗底有一条缝，是他早年不小心磕的。那条缝现在被他手心里渗出来的血染红了——碗沿的豁口割破了他的手，可他一直没有觉察。

　　他看着碗底的血，又看着院子里那一小滩泼出去的面汤。那面汤已经被太阳蒸干了一半，只剩下几根面条贴在泥上，像是几条死去的小虫子。

　　他攥着那只带血的碗，站在院子里，一直站到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得人头皮发麻。

　　姚三娘从里屋出来，走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把碗轻轻地拿走了。

　　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把那只碗放在灶台上，然后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把拴柱肩膀上的土拍了拍，像拍一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孩子。

　　走吧。她说。送你师傅一程。

　　拴柱点了点头。他的嘴唇干裂得起皮，嘴角还有一块没擦干净的血迹——是他刚才咬破了嘴唇。他用手背抹了一下脸，把眼泪和血混在一起，抹开，糊了一脸。

　　他转身走进里屋。

　　师傅还躺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安安静静的、再也不会起来的样子。

　　拴柱走过去，在炕沿边上跪了下来。

　　他磕了三个头。一个头磕下去的时候，他听见了额头碰在炕沿石上的声音——沉闷的、结实的，像是一块石头砸在另一块石头上。他抬起头来的时候，额头上沾了一层灰白的碱面子，是师傅炕席上的灰。

　　磕完了三个头，他站起身来，把被子掀开，把师傅从炕上抱了起来。

　　师傅的身体很轻。比他想象的还轻。像一捆晒透了的柴火，像一堆被风吹散的稻草。他抱着师傅，感觉到师傅的骨头硌着他的手臂，一根一根的，清清楚楚。

　　他抱着师傅，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房间，走过了院子，走过了那棵枣树，走过了墙角那一小滩干透了的面汤。

　　外头已经有了不少人。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们站在巷子里，手里拿着白纸幡子，眼圈红着，可没人大声哭——按照河东的老规矩，人走了不能大哭，要闷着，闷着才能走得安稳。

　　拴柱抱着师傅，走在前头。他的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他知道师傅喜欢稳当的人。师傅一辈子手稳、脚稳、心稳，不喜欢慌慌张张的。他现在抱着师傅，也得走得稳当。

　　秀莲跟在后头，手里端着一只簸箕，簸箕里盛着纸钱。她一边走一边把纸钱往天上撒。黄裱纸在空中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拴柱的头发上、肩膀上、脚边。像是下了一场黄色的雪。

　　姚三娘走在最后，手里拄着拐棍，嘴里念念有词。她念的是送亡人的词，是河东多少年传下来的——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念多少年，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听得懂。可她还是念着，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

　　一行人走到了村口的荒滩上。

　　荒滩上已经有人提前挖好了坑。坑不大，刚好能放进一具棺材。坑沿上的土是新的，黄里带黑，散发着一股子潮湿的腥气。棺材是拴柱在县城买的——最便宜的那种，松木的，没上漆，只是刷了一层桐油。他把师傅轻轻地放进了棺材里，动作很轻，像是怕惊醒了师傅的梦。

　　然后他拿起铁锹，铲起一锹土。

　　土是松的、湿的、带着草根的。他把那锹土撒进棺材里，落在师傅的脸上。土粒在师傅的皮肤上滚动着，有几颗钻进了师傅干裂的嘴角里。拴柱看着那几颗土粒，想伸手把它们拨出来，可他的手停在半空，又缩了回来。

　　他继续铲土。一锹，两锹，三锹。

　　土渐渐盖住了师傅的脸。然后盖住了师傅的胸口。然后盖住了师傅的手。最后，师傅整个人都消失在了黄土底下，只留下一个平平整整的土堆，像一个小号的塬。

　　拴柱站在土堆前头，手里还攥着那把铁锹。他的手上全是土，指甲缝里嵌满了黄泥。他看着那个土堆，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铁锹插在地上，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自己就走不动了。

　　太阳已经到了头顶，晒得人头皮发麻。风从荒滩上刮过来，带着一股子盐碱的涩气和新翻泥土的腥气，卷着纸钱的碎屑在人的裤脚边打转。拴柱走在前头，身后跟着秀莲、姚三娘、还有其他几个老街坊。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有脚步声和风声混在一起，沙沙地响。

　　回到院子里，拴柱把那只空碗从灶台上拿了下来。碗底的血已经干了，结成了一条暗红色的细线。他把碗放在水缸里，舀了半瓢水，一下一下地冲洗。血条在水里慢慢地化开，变成一丝一丝的红，然后消失在水底。

　　碗洗干净了。他把它倒扣在灶台上，让水流干。

　　然后他走到院子里，坐在那块石头上。那块他师傅以前常坐、他也常坐的石头上。石头已经被屁股磨得发亮了，中间凹下去一个小坑，能接得住一捧雨水。

　　他坐在石头上，看着师傅住过的那间屋子。门还开着，里头的炕还空着。被褥已经被抱出去晒了，只剩下一张光溜溜的炕席，在炕上铺着。炕席是苇子编的，已经磨得发灰，有几处还破了洞。

　　他看着那张炕席，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他想起自己当年头一天进厂的时候，师傅就是在这张炕上给他讲规矩的。那时候师傅的炕席还是新的，苇子的颜色还是黄的。那时候师傅的声音很亮，从胸腔里滚出来，像闷雷。那时候他觉得这张炕很大、很宽、很暖和，能睡下整个世界的安稳。

　　现在那张炕席破了，师傅不在了，屋子空了。

　　他把头埋进膝盖里，两只手抱着后脑勺，肩膀一抽一抽的。他没有哭出声。他想哭，可嗓子眼儿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只是在那里一抽一抽的，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

　　秀莲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她没有走过去。她知道这时候走过去是多余的。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着他，眼眶也红了。

　　院子外头的马路上，一辆大卡车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卷起一阵黄土，呛得人咳嗽了两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只剩下拴柱一个人，在那个被磨得发亮的石头上，一抽一抽地，无声地哭。

　　那个黄昏，拴柱给自己煮了一碗面。

　　面条是他自己亲手擀的，白面掺了棒子面，不筋道，下锅就烂。他在灶膛前头坐着，看着锅里的面条在热水里头翻滚，然后从翻滚到静止，从静止到坨成一团。他把面条捞进碗里，浇了一点醋，坐在门槛上吃。

　　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面条已经凉了，黏在一起，像一团糨糊。可他还在嚼，一口一口地，像是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似的。

　　灶膛里的火已经熄了。院子里的天已经黑透了。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一块黑黢黢的天幕，从东罩到西。

　　他吃完了碗里的面条，把碗放在脚边的台阶上。碗底磕在石头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空响。那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传得很远、很远，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院子里。

　　他站在师傅住的屋子门口，往里头看了一眼。屋子很小，很黑，很安静。炕上空了，桌子空了，墙上的年画还在，年画上的胖娃娃还抱着那条鱼，在昏暗中朝着他笑。

　　他转身走回自己的屋子。

　　炕上是娘，已经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西屋里是苗苗，还在趴在桌子上写作业，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划过。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把被子拉到下巴上。

　　他闭上了眼睛。可眼睛闭上了，脑子还是醒的。师傅的脸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年轻时的、中年时的、老年时的、捡破烂时的、临终时的。那些脸叠在一起，像一摞被风吹乱了的纸，一张一张地在他的眼前飘过。

　　他把那块手帕从枕头底下掏出来，攥在手心里。那手帕已经被他洗得发白了，边角的刺绣磨得只剩下一根线头。他把脸埋在手帕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股子味道已经没有了——师傅的体味、樟脑味、中药味，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他自己的味道——汗味、土腥味、面汤味。

　　他知道，师傅走了，把最后一点日子里头的温热带走了。从今往后，这块手帕就是他自己的手帕了。一个男人的手帕，一个父亲的手帕，一个下岗工人的手帕，一个编柳条筐的男人的手帕。

　　他攥着那块手帕，在黑暗里睁着眼睛，一直睁到天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