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玫瑰》璐璐瑶

6、“不抽烟不喝酒” 程胜利

　　程胜利决定去相亲，是在她二十五岁的冬天。
　　那时候她已经从那场失败的恋爱中缓过来快一年了。钱还完了，网贷注销了，手腕上的新疤痕也慢慢变成了淡粉色的细线。她换了新的工作，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行政主管——说是主管，其实手下就一个人，但工资涨到了六千块，够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勉强活着。
　　她以为自己不会再碰感情了。陆鸣那件事之后，她对“被爱”这件事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不是对爱情本身，而是对那个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里的自己。她不想再变成那样的人。不想再因为一个人记住自己不喝甜的咖啡，就把整颗心掏出去。不想再因为一个人说她不够好，就拼了命地想要变得更好来讨好他。不想再借钱，不想再借网贷，不想再为了一个男人吃白米饭配咸菜。
　　她把这些想法跟小苏说了。小苏那时候已经结婚了，老公是个程序员，话不多，但人很踏实。小苏听完她的“不想再碰感情”宣言，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胜利，你不能因为一个烂人，就把所有门都关上。”
　　程胜利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没说出来。
　　小苏又说：“我不是催你结婚。我是觉得，你值得遇到一个好人。你只是还没遇到而已。”
　　程胜利没有说话。她在想，“值得”这个词，她从陆鸣那里学到的版本是——你不值得被爱，除非你变得更好、更听话、更懂事、更不计较。但小苏说的“值得”，好像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好像她什么都不用做，不需要变得更好，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她本身就是“值得”的。
　　这个想法对她来说太陌生了。陌生到她觉得不是真的。
　　但小苏不是会骗她的人。小苏是那种会记得她生日、会在她被辞退后打电话问候、会在她失恋后骂陆鸣骂得比她还狠的朋友。小苏是第一种人。
　　程胜利想了很久，最后对小苏说：“那你帮我留意一下吧。有合适的，我去见见。”
　　小苏高兴得像自己中了彩票。
　　没过多久，小苏给她推了一个人的微信。小苏说，这人叫孙志远，是她老公的同事，也在那家科技公司做技术，比她大三岁，本地人，有房有车，性格老实，不抽烟不喝酒，是那种“很适合过日子”的人。
　　“不抽烟不喝酒”这五个字，让程胜利的心动了一下。她对烟味有生理性的厌恶。小时候父亲抽烟，家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味道，她的衣服、书包、课本上都是烟味，同学说她“你身上好臭”，她不知道怎么解释那是父亲抽的烟。后来她长大了，闻到烟味还是会条件反射地紧张。
　　“不抽烟不喝酒”，听起来就安全。
　　她加了孙志远的微信。他的头像是蓝天白云，朋友圈几乎没发过什么，背景图是一张很普通的风景照。程胜利翻了半天，只找到一条动态，是分享了一首歌，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她想，这是一个内心还算柔软的男生吧。
　　他们聊了一周，约在周末见面。
　　二、第一次见面
　　见面的地方是孙志远选的，一家商场里的连锁餐厅，干净、普通、不会出错。程胜利提前十分钟到了，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她有些紧张，手心在出汗，但她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见面，不合适就算了，她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她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她把这个念头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孙志远比约定时间晚了五分钟。他走进来的时候，程胜利第一眼的感觉是——普通。不是贬义的那种普通，而是说他看起来很平常，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头发剪得很短，脸圆圆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看起来就让人放心的、老实的、甚至有点憨厚的表情。
　　“你好，你是程胜利吧？我是孙志远。”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不快，带着一点北方口音。
　　“你好，请坐。”
　　他坐下来，把菜单推给她：“你看看想吃什么，我不挑。”
　　程胜利点了一个套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加了两个菜。“你点的那个套餐量不大，再加两个，我怕你吃不饱。”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很习惯照顾别人。
　　程胜利心里暖了一下。
　　吃饭的时候，他们聊了很多。孙志远跟她说他的工作，做后端开发的，每天写代码，偶尔加班，周末基本双休。他跟她说他的家庭，父母都在老家，已经退休了，身体还算硬朗，他是独生子。他跟她说他的爱好，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偶尔打打游戏，偶尔看看球赛，大部分时间在家待着。
　　“那你喜欢出去玩吗？”程胜利问。
　　“不太喜欢，我觉得在家待着最舒服。”他笑了笑，“我这个人比较宅。”
　　程胜利觉得“宅”不是什么问题。她自己也很宅。她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不喜欢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如果找一个也喜欢宅在家里的伴侣，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各做各的事，偶尔说几句话，那样的生活听起来很安全。
　　“你会做饭吗？”程胜利问。
　　孙志远摇了摇头：“不会。但我可以学。”他又笑了笑，笑得很憨。
　　程胜利没有追问。她想，会不会做饭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可以做饭，他来洗碗，分工合作。她已经开始在脑海里构建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平等的家庭生活了。她太渴望这种东西了。从小渴望到大。渴望到一个男人对她笑了笑，她就觉得那扇门可能真的开了。
　　吃完饭，孙志远坚持要买单。“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让女生请，你下次再请我。”他说。
　　“下次”这个词让程胜利的心跳快了一拍。他在预设还有下次，这说明他对她满意。
　　她对自己说，也许这一次，运气终于站在她这边了。
　　三、恋爱
　　他们开始正式交往。
　　孙志远是一个在初期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人。他不吵架，每次程胜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他都会安静地听，然后说“别想太多了”。他不会说太多甜言蜜语，但他会在下雨天来接她，会在她加班晚了的时候给她发消息说“注意安全”，会在周末的时候问她“要不要去你家给你做饭”——虽然最后还是她做的饭，他负责在旁边切葱。
　　程胜利觉得，这样就够了。
　　她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她不需要一个人为她赴汤蹈火，不需要一个人为她摘下月亮。她只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她身边，不伤害她，不利用她，不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孙志远没有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没有骂过她，没有否定过她，没有让她觉得她不够好。他只是在那里，像一个不会倒的桩子，稳稳当当地杵在她的生活里。
　　对于程胜利来说，“不伤害”已经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
　　交往三个月后，孙志远带她见了父母。孙志远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在老家县城里住着一套不大的房子。父亲话不多，一直在厨房忙活，母亲拉着程胜利的手说：“志远这孩子从小就老实，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人好。你跟了他，他不会亏待你。”
　　不会亏待你。这句话程胜利记了很久。她想，这就是她想要的——不被亏待。不需要被宠上天，不需要被捧在手心，只需要被正常地、公平地、像一个平等的人一样对待。
　　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把标准降得有多低了。
　　交往五个月后，孙志远向她求婚了。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昂贵的钻戒，没有单膝下跪。他们在他家的客厅里看电视，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细细的银白色的戒指。
　　“胜利，我们结婚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她，盯着电视，像是随口说了一句。
　　程胜利看着那枚戒指，沉默了几秒钟。她在想，她准备好了吗？她真的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们才交往五个月，她真的了解他吗？
　　但她又想起自己二十五岁了，想起小苏说的“你值得”，想起孙志远这五个月里从来没有伤害过她。一个不伤害她的人，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一个有稳定工作有房有车的人，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人——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说了“好”。
　　孙志远把那枚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有点大，但她没有说。
　　四、结婚
　　婚礼很简单。
　　没有请太多人，就是两边的亲戚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程胜利穿了一件租来的白色婚纱，化了妆，头发盘起来。她站在酒店的小舞台上，看着对面穿着黑色西装的孙志远，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不是幸福，不是激动，而是一种类似于“终于”的感觉。终于完成了这件事。终于有人愿意跟她站在一起了。终于她在世俗的意义上，不再是一个人了。
　　她想，也许婚姻就是这样。不需要心动，不需要激情，只需要两个人达成一种默契——一起过日子，互相照顾，不互相伤害。
　　司仪问：“孙志远先生，你愿意娶程胜利女士为妻吗？”
　　孙志远说：“愿意。”
　　司仪问：“程胜利女士，你愿意嫁给孙志远先生吗？”
　　程胜利说：“愿意。”
　　两个字。轻飘飘的，像两片羽毛。但她不知道这两片羽毛落下来之后，会变成一座山。
　　五、婚后
　　婚后的第一个月，一切还好。
　　他们住在孙志远婚前买的房子里，两室一厅，不大但够住。程胜利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阳台上养了几盆绿萝，厨房里的调料瓶按照高矮排成一排，沙发上铺着她选的浅灰色沙发套。她每天下班后先买菜，然后回家做饭，等孙志远回来一起吃。吃饭的时候孙志远会跟她说公司里的事，她会跟他说她今天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吃完饭后孙志远会去洗碗——他确实洗碗，虽然洗得不怎么干净，但她觉得他在做，这就够了。
　　她觉得这就是她想要的正常生活。
　　第二个月，她注意到一些变化。
　　孙志远开始在家里抽烟了。
　　不是偶尔抽，是每天都抽。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点燃一支烟，然后整个客厅就弥漫起那种她从小就不喜欢的、呛人的、黏腻的烟味。程胜利咳嗽了几声，皱了皱眉，但没有说话。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她想说“你能不能别在家里抽烟”，但她怕说出来的那一刻，一切就变了。怕他会觉得她事儿多，怕他会说“这是我买的房子，我想在哪抽在哪抽”，怕他会用一种她没见过的、陌生的表情看着她。
　　她选择了忍。她打开窗户，让烟味散出去。十月的晚风带着凉意灌进屋子，她站在窗前，抱着自己的手臂，觉得有点冷。
　　第二个月月底，她发现孙志远不上班了。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那天她下班回来，看到孙志远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电视上显示着游戏画面，茶几上放着一碗已经凉了的泡面，旁边是一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烟灰缸。
　　“公司裁员，我被裁了。”孙志远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手指在游戏手柄上飞快地按着，“没事，我拿了赔偿金，够花一阵的。过几天再找。”
　　程胜利站在玄关，手里还提着从超市买回来的菜。她想说“没事的，工作可以再找”，但她还没开口，就闻到了一股混合着烟味、泡面味和汗味的复杂气味。她看了看客厅——茶几上堆着几个空的泡面桶，地上散落着咬了一半的苹果核、用过的纸巾、和两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下来的袜子。一只在沙发下面，一只在电视柜旁边。
　　她把菜放进厨房，开始收拾。她把泡面桶叠起来放进垃圾袋，把苹果核和纸巾扫进簸箕，把两只袜子捡起来扔进洗衣篮。她收拾的时候，孙志远一直在打游戏。她收拾完了，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孙志远的后脑勺，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他是被裁的，不是主动辞职的。他心情不好，需要时间调整。她应该理解他，应该支持他，应该在他低谷的时候陪着他。这是妻子的职责。
　　她这样告诉自己。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孙志远没有去找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变成了一套固定的流程——早上睡到自然醒，醒了以后躺在床上玩手机，玩到中午起来泡一碗面，然后坐到沙发上打游戏，打到天黑，程胜利下班回来做饭，他吃完饭继续打游戏，打到凌晨，睡觉。第二天重复。
　　程胜利开始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家务。做饭、洗碗、洗衣服、拖地、倒垃圾、买菜、交水电费。她把客厅收拾干净，第二天回来又是乱的。她把烟灰缸倒干净，第二天又是满的。她把袜子捡起来，第二天又有新的袜子出现在新的地方——餐桌上、厨房的灶台边、甚至有一次在鞋柜里。
　　她开始觉得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的累。那种累像一层厚厚的雾，弥漫在她的生活里，让她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她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看一眼躺在床上的孙志远，想着“也许今天他会去找工作”，但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同样的画面——孙志远穿着同样的睡衣，坐在同样的位置，打着同样的游戏，茶几上放着同样的泡面桶。
　　她想跟他谈谈。她试了几次，每次刚开口，孙志远就会说“知道了知道了，烦不烦”，或者“我在找工作了好不好”，或者“你以为我想这样啊”。他的语气不算凶，但那种不耐烦让程胜利本能地缩了回去。她被训练过太多次了——任何一丝不耐烦，任何一点厌烦的表情，都会让她觉得“我惹他不高兴了”“我要被讨厌了”“我应该闭嘴”。
　　她闭嘴了。
　　六、家暴
　　第一次被打，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五个月。
　　那天程胜利下班回来，发现家里来了几个孙志远的朋友。客厅里烟雾缭绕，茶几上摆满了啤酒罐和花生壳，几个人围在一起打牌，地上全是烟头和脏脚印。孙志远看到程胜利回来，说了一声“回来了啊”，然后继续打牌。
　　程胜利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她每天花一个小时收拾干净的客厅变成了这副样子，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刻绷断了。不是剧烈的断裂，而是像一根用了太久的皮筋，终于失去了所有弹性，无声地断掉了。
　　她没有发火。她走进去，换掉鞋，把包放好，然后开始收拾。她把啤酒罐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垃圾袋，把花生壳扫进簸箕，把地上的烟头用纸巾捏起来。她做这些的时候，孙志远的朋友们安静了一下，有一个说“嫂子别收了，我们自己来”，但没有人真的动手。
　　孙志远突然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腕。
　　“你干什么？”他问。
　　程胜利看着他的手，说：“我收拾一下。”
　　“我朋友在呢，你收拾什么？你是不是嫌他们脏？”孙志远的声音不大，但程胜利听出了那种危险的、她从没听过的语气。
　　“我没有。”她说，声音已经开始抖了。
　　“那你收拾什么？”
　　“地上太乱了，我——”
　　话没说完，孙志远推了她一把。
　　不是很用力，但足够让她失去平衡。程胜利向后踉跄了两步，后腰撞在餐桌的边角上。尖锐的疼痛从腰椎蔓延到整个后背，她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没有出声。
　　孙志远的朋友们面面相觑，有人站起来说“志远，别这样”，有人已经开始穿外套了。很快，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程胜利直起身，看着孙志远。她想说“你为什么要推我”，但她看到孙志远的脸时，那句话被咽了回去。孙志远的脸不是她认识的那张脸。那张脸上没有憨厚，没有老实，没有“别想太多了”的安慰。那张脸上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陌生的、让她害怕的东西。不是愤怒，愤怒她见过。这是一种更冷的东西，像冬天的风，不是一下子把你吹倒，而是一点一点地、无孔不入地渗进你的骨头里。
　　“别收拾了。”孙志远说完这句话，坐回沙发上，点燃一支烟，继续打游戏。
　　那天晚上，程胜利躺在床上，后腰的淤青在翻身的时候隐隐作痛。她侧躺着，看着黑暗中孙志远的轮廓，他在打游戏，屏幕的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表情切成明暗两半。
　　她想，也许是她想多了。他只是推了她一下，不是打她。他没有打她。他只是心情不好，被裁员了，朋友来了，她收拾东西让他觉得丢了面子。她不应该在他朋友面前收拾。是她的错。
　　第二天早上，她做早饭的时候，后腰还是很疼。她对着锅里的粥，对自己说：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
　　她不知道，这句话是家暴受害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她正在进入一个无数人走过、却很少有人能走出来的迷宫。她不知道，“他只是推了我一下”是这个迷宫的第一道门。
　　她走了进去。
　　第二次发生在第六个月。
　　那天程胜利加班到很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她打开门，看到客厅的灯没开，只有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孙志远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个空的泡面桶，一碗泡面还没吃完，面条已经涨成了一坨。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有几根掉在了茶几上，把木质的桌面烫出了几个焦黑的圆点。
　　程胜利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被烫出来的焦黑的圆点，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的疲惫。那种疲惫不是来自加班，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绝望。她每天收拾，他每天弄乱。她每天打扫，他每天弄脏。她每天把茶几上的烟头清理干净，他每天重新堆满。她的劳动像水倒进沙子里，瞬间就被吸收了，不留任何痕迹。
　　她把包放下，走到茶几前，拿起抹布开始擦。她擦掉烟灰，擦掉泡面汤溅出来的油渍，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泡面端起来准备倒掉。
　　“你干什么？”孙志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这碗面不能吃了，我帮你倒了。”
　　“谁让你倒的？我还没吃完。”
　　程胜利转过身，手里还端着那碗泡面。她看着孙志远，想说“这面泡了两个小时了，已经不能吃了”，但话还没出口，孙志远站了起来，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碗，摔在了地上。
　　碗碎了。泡面和汤汁溅了一地。碎片飞起来，有一块划过程胜利的小腿，一道细细的血线沿着她的皮肤渗了出来。
　　程胜利低头看着满地的碎片，没有说话。
　　“我跟你说我还没吃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孙志远的声音很大，大到程胜利觉得整栋楼都能听到。
　　她蹲下去捡碎片。一块锋利的瓷片划破了她的手指，血珠从伤口涌出来，和地上的汤汁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淡粉色的液体。她没有管那道伤口，继续捡。
　　孙志远站在那里看着她捡了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让她浑身发冷的话。
　　“你别装了。”
　　程胜利的手指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孙志远，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愧疚，没有她以为会看到的任何一种情绪。他看着她的表情，和他在游戏里看敌人的表情一模一样——冷漠的、毫不在意的、像在看一个不会疼的东西。
　　她突然明白了。她不是在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人生活。她是在跟一个她没有见过的人生活。这个人不是被裁员后才变成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他藏了五个月，藏到她嫁给了他，藏到她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才把面具摘下来。
　　她把碎片捡完，站起来，把垃圾袋打好结，换了衣服，做饭。吃完饭，洗了碗，洗了澡，上床睡觉。她没有哭。不是因为不想哭，而是因为她太累了，累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她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离开他。另一个声音马上接上来：你怎么离？你刚结婚，你怎么跟别人说？你离了婚去哪里？你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
　　后一个声音更大。后一个声音她听了二十五年，已经分不清那是自己的声音，还是那些伤害过她的人的声音。
　　七、毒品
　　结婚第八个月，程胜利发现了一个她从未想过的、真正让她崩溃的事情。
　　那天她下班回来，看到孙志远在卧室里，门关着。她推开门的时候，看到孙志远坐在床边，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面小镜子和一张对折的卡片。镜子上有一条白色的粉末，孙志远正用卷起来的钞票凑过去。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的大脑在那一瞬间给出了答案。
　　她站在门口，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晃动。不是真的晃动，是她觉得世界在那一秒碎了。像一块玻璃被人从中心敲了一锤，裂缝从中间向四面八方蔓延，每一道裂缝都在说同一句话——你完了。你彻底完了。
　　“你在干什么？”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孙志远猛地抬头，快速地把镜子盖住，把卡片塞进抽屉里。他的动作太慌了，有一些白色的粉末洒在了床单上，他没有注意到。
　　“没什么。”他说。
　　程胜利看着床单上那一点白色的粉末，没有说话。她转身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她的身体在发抖，不是那种微微的颤抖，而是整个人像筛糠一样地抖。她的牙齿在打战，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她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不是无声地流，是那种从身体最深处涌出来的、伴随着干呕和痉挛的、完全失控的哭。
　　她想起了那些新闻。那些因为吸毒家破人亡的新闻，那些丈夫吸毒后打妻子打孩子打到住院的新闻，那些“我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的采访，那些“我不知道他在吸毒”的哭诉。
　　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她不知道孙志远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知道他吸了多久了，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个家——这个她以为“安全”的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想起那四万一千块。想起陆鸣。想起那些深夜在出租屋里吃白米饭配咸菜的日子。想起她花了整整一年才还清的网贷。她的生活好不容易从那场噩梦里爬出来，她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好不容易觉得自己可以正常地活着了。然后她嫁给了一个瘾君子。
　　她想笑。她想狂笑。她想对天大笑，笑命运对她的戏弄，笑她对“安全”的渴望把她推进了一个比之前所有的坑都更深的坑。
　　幼儿园的牛奶。小学的老师。初中的室友。高中的黄谣。大学的A。职场的方敏、刘雯。恋爱的陆鸣。
　　现在，婚姻的孙志远。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第二种人”在等着她。她拼命地跑，拼命地逃，从一个环境逃到另一个环境，从一段关系逃到另一段关系。她以为这一次她选对了，她以为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有房有车、看起来很安全——她以为这些标签加起来就等于“好”。
　　但那些标签只是标签。它们下面藏着一个她根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的人。她只看到了他想让她看到的——五个月的耐心、温柔、不伤害。她没有看到他藏在背后的东西——懒惰、暴躁、不负责任，以及毒品。
　　这一次，她不能怪命运。她不能怪陆鸣，不能怪方敏，不能怪那些欺负她的人。这一次，她要怪自己。是她太急了，急到看到一点好就觉得足够好了，急到没有花时间去确认这个人到底是谁，急到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陌生人。
　　她在卫生间的地上坐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眼泪干了，久到窗外的天从亮变暗。然后她站起来，洗了脸，打开门。
　　孙志远已经不在卧室了。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着游戏，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茶几上放着新的泡面桶，旁边是满的烟灰缸。
　　程胜利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很恶心。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恶心，是生理意义上的、真实的恶心。她的胃开始翻涌，她捂住嘴，转身冲进卫生间，抱着马桶吐了很久。她什么都没吃，吐出来的只有酸水。
　　她吐完，靠在马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卫生间的灯光是白色的，照在她的脸上，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蜡黄，眼睛红肿，嘴唇干裂，头发散乱。她看起来像一个陌生人。一个她不想认识的、可怜又可悲的陌生人。
　　她站起来，打开窗，让冷风灌进来。她想清醒一点。她想做一个决定。
　　八、离婚
　　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没有马上摊牌，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像当初对陆鸣那样直接冲到对方面前。因为她知道，这一次不一样。陆鸣只是一个骗子，而孙志远是一个吸毒的人。吸毒的人是可怕的，是不可预测的，是可能做出任何事情的。她不能激怒他，不能让他觉得她要揭发他，不能让他觉得他失去了控制。
　　她开始悄悄地收集证据。她把床单上那一点白色粉末用纸巾沾下来，装进密封袋里，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她趁孙志远不在家的时候，翻了他的抽屉，找到了那面镜子和那张卡片，拍了照片。她记下了他手机上几个频繁联系的陌生号码。
　　她没有报警。因为她怕。她怕报警之后孙志远会报复她，怕事情闹大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嫁了一个吸毒的人，怕她的工作、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全部毁掉。她选择了最懦弱也最安全的方式——悄悄地离开。
　　她先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她，丈夫吸毒属于法定可以判决离婚的情形，但她需要有证据，而且要做好长期诉讼的准备。她说她没有钱打官司。律师说那你可以协议离婚，如果他愿意签字的话。
　　她决定先试试协议。
　　那天晚上，孙志远打完游戏走进卧室，程胜利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孙志远，我们离婚吧。”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平静的。她为这一刻准备了两个月，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她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激动，不要让他觉得她在害怕。
　　孙志远站在那里，看了她几秒钟。然后他笑了。他笑了。那个笑容让程胜利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那不是她认识的那个憨厚的笑，那是一种冰冷的、轻蔑的、像看一个笑话一样的笑。
　　“你说什么？”他说。
　　“我说，离婚。”
　　“为什么？”
　　程胜利看着他，把那两个月里她反复想过的话说出来了：“我知道你在吸毒。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婚。”
　　孙志远的笑容消失了。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程胜利觉得时间停止了。然后他走到她面前，伸出手，不是打她，是拿走了她手里的信封。他把信封拆开，看到里面是两份她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甲方乙方已经填好了，她已经在乙方那里签了字。
　　孙志远把协议书翻了一遍，然后当着她的面，撕了。
　　纸片落在他们之间的地板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我不会签的。”他说。
　　程胜利看着满地的纸片，没有捡。她站起来，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她听到孙志远在门外说了一些话，她听到了“你想都别想”“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人”“你走不了”这些句子。她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让水流的声音盖住他的声音。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觉。她坐在卫生间的浴缸边上，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她的脸。她在搜索：丈夫吸毒不肯离婚怎么办、家暴如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分居多久可以自动离婚、离婚后没有地方住怎么办。
　　她一条一条地看，越看越绝望。法律是有的，但法律的保护需要时间、金钱和勇气。她一样都没有。
　　第二天她照常去上班。她把那些藏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证据拿了出来，又拍了几张照片。她在午休的时候给一个法律援助热线打了电话，对方告诉她，如果丈夫不同意离婚，她可以向法院起诉，但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吸毒属于严重过错行为，如果有确凿证据，法院判决离婚的可能性很大。
　　但她需要证据。需要尿检报告，需要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需要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书。她手里那一点白色粉末和几张照片，远远不够。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九、离开
　　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那天她下班回来，打开门，发现孙志远不在家。家里很安静，没有游戏声，没有电视声。她换好鞋，走进客厅，看到茶几上放着几个空的泡面桶，烟灰缸还是满的。她走过去准备收拾，余光扫到茶几下面的一个塑料袋。
　　她蹲下去，打开那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包白色粉末，两小袋，还有一个用过的注射器。
　　注射器。
　　她的心脏停跳了半拍。他开始注射了。不是吸了，是注射了。从吸食到注射，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分水岭。注射的人，已经不是她认识的那个“人”了。
　　程胜利把塑料袋放回原处，站起来，走进卧室，开始收拾东西。她没有犹豫，没有纠结，没有在心里跟自己打架。她的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她把衣柜里自己的衣服拿出来，叠好，塞进一个行李箱。她把身份证、毕业证、银行卡全部装进一个文件袋，塞进背包里。她把卫生间里自己的洗漱用品装进一个塑料袋。
　　她动作很快，快到她的大脑还没来得及说“你真的要走吗”，她的身体已经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了。
　　她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回头看了这个家最后一眼。这个她亲手布置过、每天打扫、以为会是她的“安全屋”的家。客厅的灯是她挑的暖黄色，沙发上的靠垫是她从网上挑了很久才选中的，冰箱上贴着她买的冰箱贴。这些东西都不属于她了。她不要了。
　　她打开门，拖着行李箱走了出去。
　　她给孙志远发了一条消息：“我走了。离婚协议书我放在茶几上了，你签了寄到这个地址。不签的话，我会起诉。你自己选。”
　　然后她关机了。
　　她拖着行李箱，在深夜的马路上走了很久。行李箱的轮子碾过人行道，发出单调的“隆隆”声。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孤零零的问号。她想打车去小苏家，但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她不想开机，不想看到孙志远的消息。她只想消失，消失在这个城市的夜色里，像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
　　她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了小苏家楼下。她按了门铃，小苏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谁啊？”
　　“是我，胜利。”
　　门开了。程胜利拖着行李箱上楼，小苏在门口等她，看到她拖着行李箱、脸色惨白、眼睛红肿的样子，什么都没问，一把把她拉进了屋，抱住了她。
　　程胜利终于哭了。
　　不是无声地哭，不是偷偷地哭，是那种抱着一个人、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放声大哭的哭。她哭得像一个孩子，像一个被抢走了玩具、被推倒在地、被所有人遗忘的孩子。她哭的不是孙志远，不是那场失败的婚姻，而是她这一辈子——从幼儿园到现在，从牛奶到毒品，从“我孙女没有偷”到“我们离婚吧”——她在哭她的整个人生。
　　小苏没有说话。她就那样抱着程胜利，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像拍一个婴儿。
　　程胜利哭了很久。久到她的嗓子哑了，久到她的眼睛肿得睁不开，久到她觉得自己哭干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然后她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话。
　　“小苏，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小苏没有回答。她只是把程胜利抱得更紧了一些。
　　十、离婚之后
　　三个月后，离婚手续办完了。
　　孙志远最后还是签了字。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的父母知道了。小苏的丈夫不知道怎么辗转联系到了孙志远的父母，把孙志远吸毒的事告诉了他们。那对老实巴交的县城老人连夜赶到城里，看到儿子屋里那些东西，老母亲当场就哭了，老父亲坐在沙发上抽了一整包烟，最后说了一句：“让人家走吧，别害人家了。”
　　孙志远签了字。程胜利没有要房子，没有要车，没有要任何东西。她只要了自己的自由。
　　离婚的那天，她从民政局走出来，天很蓝，风很大。她把离婚证书放进包里，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冷空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小摊炸串的味道，有干燥的、属于冬天的、凛冽的味道。她第一次觉得这些味道不难闻。因为这些味道是自由的。
　　她没有地方住了。她不能一直住在小苏家，小苏的老公虽然没说什么，但人家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能成为一个永远赖在别人家里的负担。
　　她开始找房子。带着离婚的伤疤、空空的银行卡、和一颗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心。
　　她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单间，在城郊结合部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有漏水留下的黄色水渍。房租只要六百块一个月。
　　她搬进去的那天，把房间打扫干净，从超市买了一块浅蓝色的布铺在床上当床单。她站在窗前往外看，楼下是一条窄窄的巷子，对面是一栋同样老旧的居民楼，两栋楼之间的晾衣绳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床单被罩，像一面面说不出名字的旗。
　　她想，这就是她二十五岁的人生。离婚，租房，从头开始。
　　她很害怕。她怕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她怕自己像一块被反复揉皱的纸，折痕太多、太深，已经不可能再变得平整了。她怕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断地遇到第二种人，不断地被伤害，不断地逃跑，不断地重新开始。她太累了。她不想重新开始了。重新开始意味着她又要从头去认识一个人，从头去相信一个人，从头去经历一次“你以为他是好人其实他不是”的全过程。她没有力气了。
　　但她也知道，她不能不重新开始。因为她没有退路。她不能回老家，不能靠任何人，她只有她自己。
　　她在那个六百块的单间里住了很久。久到她习惯了墙上的水渍，习惯了楼下巷子里的猫叫，习惯了半夜听到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她用最慢的速度活着——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她不社交，不交朋友，不打开任何婚恋软件。她的世界缩小到只有工作和这个房间。
　　她没有好起来。但她也沒有更坏。
　　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外面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面染成一片浅白色。她突然想起了一句话，是她在某个地方看到的，已经不记得出处了——
　　“你不需要变得很好才值得被爱，你值得被爱，仅仅因为你是你。”
　　她盯着那片月光看了很久，然后翻过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会相信这句话。
　　不是今天。也许不是明天。但也许有一天。
　　她还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但她决定等。反正等了那么多年了，再多等几年又何妨。
　　她闭上眼睛，月光落在她的脸上。
　　今晚没有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