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玫瑰》璐璐瑶

4、“一个完美的靶子” 程胜利

　　程胜利拿到大学毕业证的那天，下着小雨。
　　她站在学校门口，手里攥着那个暗红色的证书，没有拍照，没有聚餐，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雨丝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身后是她待了四年的大学，面前是一条她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二十二岁。没有offer，没有积蓄，没有可以投奔的亲戚，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她铺路。她有的只是一个毕业证、一个学位证，和一身看不见的疤。
　　她把证书塞进书包，撑着伞走进了雨里。
　　没有人来接她。没有人对她说“毕业快乐”。她回到出租屋——那个她在学校附近租的、月租八百块的隔断间，房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她关上门，把湿漉漉的伞靠在墙角，坐在床沿上，发了很久的呆。
　　她知道她该开始找工作了。
　　但她不想面对这件事。不是因为懒，是因为害怕。她害怕面试，害怕被人审视，害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介绍自己，害怕被人问“你为什么有半年空窗期”“你为什么没有实习经历”“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自信”。这些问题像一个个坑，她知道她会在每一个坑里摔倒。
　　可她没有退路。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付不起房租，付不起房租就只能回到那个她拼命逃出来的地方。回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要再次面对那些亲戚们“关心”的眼神，面对那些“我们家胜利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的询问，面对那些她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的、藏在笑容背后的轻视。
　　她不能回去。
　　第二天，她开始投简历。
　　二、第一份工作
　　程胜利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
　　公司在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总共不到二十个人。面试她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姓林，大家都叫她林姐。林姐看起来很干练，说话语速很快，面试的时候问了程胜利几个问题，都是很基础的、可以提前准备的那种。程胜利提前背了两天的面试稿，把每一个可能问到的问题都写了答案，对着镜子练了很多遍。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抖，尽量让自己的眼神看起来不闪躲，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值得被录用的应届毕业生”。
　　林姐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你能接受加班吗？”
　　程胜利说：“能。”
　　她说了谎。她不是不能接受加班，她是不敢拒绝任何要求。在她二十二年的生命里，她从来没有学会说“不”这个字。对老师不敢说，对同学不敢说，对室友不敢说，对面试官更不敢说。她害怕任何一个拒绝的“不”字，都会让她失去这个可能唯一愿意给她机会的人。
　　她被录用了。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三千五。转正后四千五，交五险，不交一金。
　　程胜利在出租屋里收到录用通知邮件的时候，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她没有哭，没有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她只是觉得，好吧，终于开始了。终于要开始做一个大人了。
　　上班第一天，她提前四十分钟到了公司。办公室的门还锁着，她站在走廊里等了很久，直到一个来打扫卫生的阿姨替她开了门。她找到自己的工位——角落里的一张桌子，电脑是旧的，开机花了五分钟。她坐在那里，把桌面收拾干净，把文具摆好，像一个小学生在开学第一天整理自己的课桌。
　　同事陆陆续续地来了。林姐带着她认识了一圈人。她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她记住了他们的表情——那种看了一眼、说了句“你好”、然后就转身走掉的表情。没有人对她表现出任何多余的兴趣，也没有人对她表现出任何恶意。这已经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开局了。
　　没有恶意。她觉得这就够了。
　　第一个月，程胜利做得很慢。
　　不是因为她不聪明，而是因为她太害怕犯错了。每一篇文案她都反复修改很多遍，每一个词都要斟酌很久，发给林姐之前要在心里读三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敢点击发送。但即便如此，林姐还是会打回来——这里不行，那里不对，这个表达太学生气了，那个逻辑不通顺。
　　每一次看到林姐发来的反馈消息，程胜利的心都会猛地揪一下。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她在学校里被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任何形式的“反馈”，在她眼里都是“批评”；任何形式的“批评”，在她眼里都是“你在说我不好”；而“不好”这两个字，对她来说等同于“你是废物”。
　　但她忍住了。她没有哭，没有退缩，她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她只是回复一句“好的，我改一下”，然后对着屏幕深呼吸三次，再重新打开文档。
　　她知道林姐不是那些欺负她的人。林姐只是在工作，在带一个新人，在完成她的职责。但知道是一回事，感受是另一回事。她的身体不听话，她的心跳不听话，她的大脑不听话。每一次修改意见发过来，她的大脑都会自动播放那些旧磁带——“你以后要饭都没人要”“这么简单都不会”“你怎么这么笨”。
　　第二个月，林姐找她谈话。
　　“胜利啊，你工作态度是很好的，也很认真。但是你的产出速度太慢了，一篇推文你要写两天，这样不行的。你能不能快一点？”
　　程胜利点头，说：“好的，我努力。”
　　她没有说出口的是：我慢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我怕我写出来的东西是错的，怕你觉得我很差，怕你给我一个不好的评价，怕你像那些人一样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第三个月，她勉强通过了试用期。转正的时候，林姐说：“你文案的基础还行，但是思维不够开阔，你要多看看别人家的公众号，多学习。下个季度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完成十二篇稿子，有问题吗？”
　　程胜利说：“没有。”
　　她想说“我尽量”，但她知道“尽量”不是一个好的回答。好的回答是“没问题”，是“我可以”，是“你放心”。这些词她都说得很熟练了，因为从小她就在说——没关系，没事的，我可以的。没有人问过她到底能不能，但她在所有人问之前，就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因为她怕。她怕如果她说“我可能不行”，那个给她机会的人就会转身离开。
　　转正后的日子，依然是慢的。程胜利依然在害怕，依然在修改很多遍，依然在看到反馈的时候心跳加速。但她比以前好了一点点。她开始和旁边工位的一个女生有了交流，那个女生叫小苏，比她大两岁，性格大大咧咧的，说话不太过脑子，但人很好。
　　小苏会在午饭的时候叫她一起去吃。她们会去写字楼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点两份盖浇饭，小苏会在等餐的时候刷短视频，偶尔把手机转过来给她看，“你看这个猫好好笑”。程胜利会凑过去看一眼，笑一下，然后把视线收回来。她不知道该怎么和人建立更深的联系，但她至少学会了最基本的——笑，点头，偶尔说一句“确实”。
　　她觉得一切都在变好。她有一份工作，有工资，有一个会叫她一起吃饭的同事，有一个每个月会按时打钱的账户。虽然钱不多，扣掉房租和生活费，每个月能剩下的不到一千块，但至少她能活下去了。
　　她以为这就是人生的转折点——熬过了那些黑暗的学校时光，终于要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她不知道暴风雨还在后面。
　　三、有的人因为你年纪小，处处照顾你
　　转正后的第四个月，公司来了一位新同事。
　　她叫方敏，比程胜利大四岁，有两年多的行业经验。她被安排坐在程胜利旁边，空着的那个工位。方敏入职的第一天，带了一大袋零食分给全公司的人，每个人都分到了，包括程胜利。
　　“你好呀，我是方敏，以后请多关照。”方敏笑着把一包小饼干递给她。
　　程胜利接过饼干，说了声“谢谢”。她对这种主动示好的人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在她的经验里，主动靠近她的人，往往不是真的想和她做朋友，而是要么需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要么就是想利用她。但她也知道，这种警惕可能是过度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坏人。她告诉自己，不要用过去判断现在。
　　方敏确实对她很好。至少一开始是。
　　方敏会主动跟她聊天，问她大学学了什么，问她住在哪里，问她平时喜欢做什么。程胜利的回答都很简短，但方敏似乎不介意，总是能找到话题继续聊下去。方敏还会在工作上“帮她”——“你这个标题改一下会更好”“你这个排版不太对，我帮你调一下”。程胜利觉得方敏很专业，也很热心，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和方敏有点像朋友了。
　　有一天中午，小苏请了假，程胜利一个人去吃饭。方敏主动说：“我也没吃，一起吧。”
　　她们去了那家小餐馆。方敏点了和程胜利一样的盖浇饭，笑着说：“看你总吃这个，一定很好吃。”吃饭的时候，方敏问了她一个让她措手不及的问题。
　　“胜利，你觉得林姐怎么样？”
　　程胜利愣了一下。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说好？说不好？说“我觉得她挺好的”？她不知道方敏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她不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同事闲聊，还是一场有目的的试探。她从小就没有学会辨别这些东西。她只会一种应对方式——说实话。
　　“我觉得林姐挺好的，她很专业，教了我很多东西。”她说。
　　方敏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两周后，公司开周会。林姐在会议上提到了一个项目的进度问题，那个项目是方敏主要负责的，程胜利配合做一些文案支持。林姐说：“这个项目的文案部分，进度有点慢了。”
　　方敏说：“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胜利这边出的东西，质量上还行，但是速度确实需要提升。我之前帮她改过几次，可能她还在适应阶段。”
　　程胜利坐在座位上，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方敏说的那些话，单独看每一个字都是事实——她确实速度慢，方敏确实帮她改过。但方敏说这些话的方式、说这些话的场合、说这些话时那种“我不是在告状我是在陈述事实”的语气，让程胜利感到了一种熟悉的寒意。
　　那种感觉，她太熟悉了。在初中，那些女生也是这样，笑嘻嘻地说“我没做什么呀”，然后在她凳子上涂胶水。在高中，那些传黄谣的人也是这样，用一种“我也是听说的”的语气，把那些恶毒的话像撒种子一样撒出去。
　　但她告诉自己，也许是她想多了。方敏没有恶意。方敏只是在汇报工作。
　　然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每次周会，方敏都会在提到项目的时候“顺便”说一下程胜利的问题——速度慢、创意不够、需要返工的次数多。每一次都是用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每一次都加一句“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她能进步”。每一次，程胜利都坐在那里，低着头，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她想说“不是这样的”。她想知道方敏说的那些“需要返工的次数多”，里面有多少次返工是方敏让她返的，而不是林姐让她返的。她想说“你让我改的那些东西，林姐后来都没用，你是不是在故意浪费我的时间”。她想说很多话。
　　但她没有说。
　　因为她不知道说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在程胜利的经验里，说出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说出来，你就变成了“那个爱计较的人”“那个不合群的人”“那个很难搞的人”。然后所有人都会站在你的对立面。她不是没有试过为自己辩护。她试过。每一次试过之后，她都成了那个更坏的人。
　　所以她沉默了。
　　四、被辞退
　　转正后的第六个月，林姐找她谈话。
　　这一次不是在小会议室里，不是在工位旁边，而是在林姐的独立办公室里。门关着。程胜利坐在林姐对面，看到桌面上摊着她的简历、她的转正申请表、还有几张她不知道是什么的纸。
　　林姐说话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你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是“你不太适合我们公司”。
　　“胜利，你也知道，我们公司规模不大，每个人的产出都很重要。你来了半年多了，你的进步速度……怎么说呢，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你的文案质量不稳定，速度也一直提不上来。我跟你谈过几次了，你也说你努力了，但是结果……”
　　林姐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看她的反应。
　　程胜利没有反应。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不是因为她不难受，而是因为她太难受了，难受到了麻木的程度。她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塑，眼睛看着林姐的嘴巴一张一合，听得到每一个字，但那些字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她的大脑拒绝处理。
　　“……所以公司的决定是，试用期其实你已经过了，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太合适。我们会按照劳动法给你N+1的补偿，你可以做到这个月底，也可以现在就走，工资我们会结到月底。”
　　程胜利张了张嘴。她想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想说“我会更努力的”，想说“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但这些话卡在喉咙里，像一团棉花，堵住了她所有的声音。
　　她最后说了一句：“好。”
　　站起来，走出了林姐的办公室。回到工位，开始收拾东西。她把自己的杯子、笔记本、几支笔、一个她买的靠垫，一样一样地放进一个纸箱里。
　　小苏转过头来，看到她收拾东西，愣了一下：“胜利？怎么了？”
　　“我被辞退了。”程胜利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小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她拍了拍程胜利的手臂，说了一句“你……加油”。然后转过头去，继续工作。
　　办公室里没有人再说什么。方敏坐在旁边，看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不知道在打什么。程胜利收拾好东西，站起来，抱着纸箱，走出了办公室。
　　她走进电梯，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蹲在电梯里，把纸箱放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无声地哭了很久。
　　电梯在某个楼层停了一次，门开了，一个外卖小哥站在外面，看到电梯里蹲着一个抱着纸箱哭的女孩，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进来还是不该进来。程胜利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站起来，把电梯门按了关闭。
　　到了一楼，她走出去，雨还在下。
　　她抱着纸箱站在写字楼的门口，看着雨幕，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五、谷底
　　被辞退后的日子，是程胜利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她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但房租还要交，饭还要吃。她算了一下银行卡里的余额——不到八千块。如果她省着花，可以撑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呢？她不知道。
　　她开始疯狂地投简历。BOSS直聘、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她把所有能投的岗位都投了一遍。文案策划、内容运营、新媒体编辑、甚至行政助理、前台——只要是个工作，她都投。
　　但回应寥寥。
　　大部分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偶尔有一两个面试邀请，她去面试了，状态很差。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太小，眼神躲闪，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先说“我可能不太行，但我愿意学”。她知道这样不好，但她控制不住。那些话像自动播放一样从她嘴里跑出来，拦都拦不住。
　　面试官看她的眼神，和当年那个小学老师看她的眼神很像。那种“你怎么会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的眼神，即使对方没有说出来，她也看得见。
　　她开始害怕面试。每一次收到面试邀请，她都会在手机前犹豫很久，想着要不要去。去了也是被拒绝，不去至少不用面对那些审视的目光。但不去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她被困在一个她动不了的循环里。
　　那段时间，她经常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起来。
　　不是因为她懒，是因为她没有力气。那种无力和她在高中时感受到的一模一样——你不是不想动，你是动不了。你的身体像被灌了铅，你的大脑像被塞满了棉花，你的每一寸皮肤都在抗拒“活着”这件事。
　　她开始减少吃饭的次数。一天三顿变成一天两顿，一天两顿变成一天一顿。不是因为她不饿，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值得吃饭。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在花积蓄，而每一顿饭都在消耗她本就不多的存款。她不配吃饭。她什么都不配。
　　她又开始在手臂上留下新的痕迹。
　　有一天，她的手机响了。是小苏打来的电话。
　　“胜利？你最近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
　　程胜利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听到小苏的声音，鼻子突然就酸了。她说：“还没有。”
　　“你别着急，慢慢找。我给你推荐一个求职群，你加一下，里面每天都有人发招聘信息。”
　　“好。”
　　“还有……”小苏犹豫了一下，“胜利，我想跟你说个事。”
　　“嗯？”
　　“你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被辞退吗？”
　　程胜利的心紧了一下。她不知道小苏要说什么，但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小苏说：“方敏一直在林姐面前说你的坏话。不是你写稿慢的问题，是她把你写的东西改了以后发给林姐，说那是她帮你改的你才能用，说你的原稿根本用不了。林姐信了。方敏还跟林姐说，你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不合群，不好沟通，以后在这个行业走不远。她说了很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程胜利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小苏又说：“你走了以后，方敏又带了一个新人，也是个应届生。那个人也被她搞走了。她现在带的第三个人了，她好像特别喜欢针对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程胜利挂了电话，在床上坐了很久。
　　她想起了一个道理——有的人因为你年纪小、刚进社会，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所以她会事事照顾你、教你、保护你。但也有的人，恰恰因为你年纪小、刚进社会、看起来好欺负、没有靠山、被欺负了也不敢吭声，所以她会处处针对你，把你当成她往上爬的垫脚石。
　　方敏就是第二种人。
　　她把程胜利当成了猎物，因为程胜利是最容易被猎杀的那种人——没有背景，没有经验，没有自信，被欺负了也不会反抗，被伤害了也不会告状。她是一个完美的靶子。而方敏，那个看起来热心的、主动送零食的、会叫你一起吃饭的“好前辈”，是最擅长利用这种人的猎人。
　　程胜利想，这和在幼儿园诬陷她偷牛奶的那个女孩子有什么区别？和在初中给她放哀乐的室友们有什么区别？和在高中传她黄谣的那些人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副面孔，换了一种手段。但本质是一样的——有人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看到了你的弱小，于是决定踩你一脚。
　　她把这个道理深深地刻进了心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年长的人都会爱护年轻人。有些人爱护你，是因为他们记得自己也曾年轻过、也曾什么都不懂、也曾需要有人拉一把。但有些人伤害你，正是因为看到了你的年轻和弱小，觉得你是一块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你得学会分辨这两种人。因为把第一种人错当成第二种，你会错过生命中的贵人；把第二种人错当成第一种，你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
　　程胜利分辨错了。她把方敏当成了第一种人，而方敏是第二种。这个错误的代价，是她丢了第一份工作，是她重新跌回了谷底，是她在出租屋的床上躺了不知道多少天，是她手腕上多了新的疤痕。
　　但她告诉自己：我记住了。
　　六、第二份工作
　　在谷底躺了一个多月之后，程胜利终于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是一家公司的行政助理。工资四千，比上一份还低，但包一顿午饭。面试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姐。陈姐说话的声音很轻，语速很慢，面试的时候没有问那些让程胜利紧张的问题，只是简单地问了她的基本情况，然后说：“我们这个岗位工作比较杂，你能接受吗？”
　　程胜利说：“能。”
　　陈姐看着她，好像看懂了什么，又说了一句：“你刚毕业没多久吧？刚开始工作都难，慢慢来，别急。”
　　程胜利的眼睛突然就红了。她忍住了，没有哭，但她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说了一声“谢谢”。
　　陈姐就是那种人——那种因为你年纪小、刚进社会，所以会照顾你、教你、保护你的人。
　　她会在程胜利做错事的时候，不说“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说“这个我来教你，下次你就知道了”。她会在程胜利因为害怕而不敢问问题的时候，主动走过来问“有什么不懂的吗，我跟你讲一下”。她会在程胜利被其他部门的人刁难的时候，站出来说“她还是新人，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
　　程胜利觉得陈姐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安全”的人。不是因为她对程胜利多么好、多么偏心，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正常的、善良的、有同理心的成年人。这种人在程胜利的生命里太少了，少到她遇到一个就觉得像捡到了宝贝。
　　在第二份工作的第三个月，程胜利的工作出现了一次失误。
　　她负责整理的一份合同，在归档的时候放错了文件夹。结果另一个同事需要用那份合同的时候，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最后在公司的群里说“程胜利，你是不是把合同放错地方了”。
　　群里十几个人都看到了这条消息。
　　程胜利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她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回到了小学的讲台上——几十双眼睛看着她，老师在扯她的脸，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她出丑。她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手心开始出汗，呼吸变得急促。
　　她想在群里回复说“对不起，我马上改”。但她打不出字。她的手在抖，她的脑子在乱，她觉得自己完了，觉得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觉得陈姐会失望，觉得这份工作也要保不住了。
　　然后陈姐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小程是新来的，对这个系统还不熟悉，是我没有教到位。合同我已经找到了，大家继续工作吧。”
　　程胜利看着那条消息，眼泪终于没忍住。
　　她知道陈姐在替她解围。陈姐没有在群里批评她，没有让她当众道歉，没有说她“你怎么这么粗心”。陈姐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给了她一个台阶下。
　　那天下午，陈姐把她叫到办公室里，关上门，说：“小程，合同的事，你知道错在哪里吗？”
　　程胜利点头，说：“我不应该乱放，应该按编号归档。”
　　陈姐说：“对。你知道错了就好。我不是要骂你，我是要告诉你，做行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心。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慢一点没关系，但每一个步骤都要确认。能做到吗？”
　　程胜利说：“能。”
　　陈姐又说：“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你在公司里太安静了。不是说你必须跟所有人打成一片，但你要学会在关键的时候说关键的话。比如今天，你在群里发一句‘对不起，我马上处理’，比你什么都不说要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程胜利点头。她明白。陈姐不是在批评她，陈姐在教她——教她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怎么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躲闪，怎么在被指出问题的时候不崩溃。这些都是程胜利从小就没有学会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
　　陈姐是第一个。
　　程胜利开始慢慢改变。她还是会害怕，还是会紧张，还是会在大脑里播放那些旧磁带。但她开始学着在那些声音响起的时候，对它们说一句“我知道了，你可以闭嘴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大多数时候她还是会被那些声音淹没。但偶尔——偶尔——她能在它们响起之后，依然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她在第二份工作干了一年半。不算长，但对她来说，是人生中第一段安稳的、没有被恶意吞噬的时光。
　　七、恶意调岗
　　第二份工作的第二十个月，公司被收购了。
　　新来的管理层开始调整人员结构。程胜利所在的行政部门被裁掉了一半的人，陈姐被调去了另一个城市的分公司。走之前，陈姐找程胜利谈了一次话。
　　“小程，你在这个岗位做得还可以，但是新来的领导可能不这么看。我跟人事那边争取了一下，他们愿意把你调到销售支持部，工作内容差不多，就是对接销售那边。你看可以吗？”
　　程胜利点了点头。她不敢说不。她的人生里，每一次说不的结果都是失去。
　　“还有，”陈姐犹豫了一下，“新部门的主管姓刘，叫刘雯。我不太了解这个人，你自己小心一点。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打电话。”
　　陈姐走了。程胜利被调到了销售支持部。
　　刘雯三十五岁左右，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的时候语速极快，喜欢用“我直说了”“我不跟你绕弯子”之类的开场白。她看起来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程胜利一开始觉得这样也好——直来直去，至少不用猜她在想什么。
　　但很快她就发现，刘雯的“直来直去”和她的“雷厉风行”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无差别的恶意。
　　刘雯对所有从行政部调过来的人都看不顺眼。她觉得行政部的人都是“闲人”，是“不创造价值的”，是被上一个管理层养着的“废人”。她不喜欢程胜利，从第一天就不喜欢。
　　“你是做行政的？那你会什么？会复印？会订外卖？”刘雯第一天就这样问她，当着其他同事的面。
　　程胜利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低着头，像小时候站在讲台上一样。
　　她以为只要她忍，只要她不惹事，只要她把工作做好，刘雯就会放过她。
　　但刘雯没有。
　　刘雯开始给她安排超出她职责范围的工作。让她整理三年的销售数据，两天之内交。让她写一份她从来没有写过的市场分析报告，第二天早上就要。让她联系二十个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问需求，而这些客户她一个都不认识。
　　程胜利做不完。她做不到。
　　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因为那些事情她根本不会做。她是一个行政助理出身的人，没有人教过她怎么做数据分析，没有人教过她怎么写市场报告，没有人教过她怎么打电话开发客户。这些事情对她来说像一门外语，而她需要在一夜之间学会。
　　刘雯当然知道她不会。刘雯就是因为她不会才安排这些工作的。
　　“你做不了？”刘雯站在她的工位前，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见，“那你来这个部门是干嘛的？来养老的吗？”
　　程胜利低着头，攥着笔，没有说话。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要是还是这个水平，你就自己走。”
　　一个月。程胜利在心里算了一下——一个月就是三十天，七百二十个小时。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学会别人花了一年、两年学会的东西。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内从一个不会做数据分析的人变成一个能独立完成报告的人。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内从一个害怕打电话的人变成一个能打电话开发客户的人。
　　她做不到。她心里清楚她做不到。不是因为她笨，而是因为她的每一根骨头都被恐惧浸泡过，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她“你不行”。那些旧磁带又开始播放了——“你以后要饭都没人要”“你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以为你能行吗”。它们的声音比刘雯的声音大得多，大到她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她又开始失眠。又开始吃不下饭。又开始在手臂上留下新的痕迹。
　　她想起陈姐。如果陈姐还在，陈姐会保护她。但陈姐不在了。陈姐在另一个城市，陈姐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陈姐不可能永远保护她。
　　她想起了那个道理：有的人因为你年纪小、刚进社会，所以她会事事照顾你、教你、保护你。那是因为她心里有善意，她记得自己走过的路有多难，她想帮你走得更顺一点。
　　但有的人，正因为你年纪小、刚进社会、没有靠山、没有经验、看起来好欺负，所以她会处处针对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让她觉得可以踩一脚。你越忍让，她越兴奋。你越沉默，她越变本加厉。
　　刘雯就是第二种人。
　　程胜利在被调到销售支持部的第三个月，提出了辞职。
　　她没有跟刘雯吵架，没有去人事那里投诉，没有做任何一件会让她成为焦点的事情。她只是写了一份辞职信，打印出来，签了字，放在刘雯的桌子上。
　　刘雯看到辞职信的时候，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几乎看不见的笑容。她说：“好，你这个月的工资我会让人事给你算清楚。”
　　程胜利说：“好。”
　　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没有回头。
　　八、焦虑
　　辞职之后，程胜利又开始找工作。
　　但这一次，她的焦虑比上一次更重。因为她的积蓄更少了，她的信心更少了，她的年龄也大了一岁。她已经不是那个“应届毕业生”了，她不能再以“我是新人”为借口来获得别人的宽容。她应该是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了，但她手里拿得出手的经验，少得可怜。
　　她开始算账。房租一千二，水电一百，吃饭六百，交通一百。一个月最基本的花销是两千块。她的卡里只剩下五千块了，意味着她最多能撑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七十五天。如果她在这七十五天里找不到工作，她就要考虑退租、打包行李、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
　　她不想回去。她不能回去。
　　她开始对时间产生一种疯狂的焦虑。每一天早上醒来，她都会在手机上打开日历，数一数今天是失业的第几天，还剩下多少天。这种数字游戏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她的神经。
　　她对成功的渴望变得急迫。
　　以前，成功对她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养活自己，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但现在，成功变成了一种生存的需要。她需要成功，不然她就活不下去。不是夸张，是真的活不下去——不是身体上的死亡，是那种“被彻底打败”的死亡。是那种你终于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承认你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死亡。
　　她开始投更多的简历。不再挑公司和岗位了，只要是个工作就投。她的简历修改了无数次，每一次都像是在对自己进行一场审判——你不够好，你的经验不够丰富，你的技能不够硬，你没有任何值得被录用的理由。
　　面试的次数多了，她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面试官看她的眼神，在知道她的年龄和工作年限之后，会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那种变化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我知道了”的表情。然后他们会问一些她答不上来的问题。然后面试就结束了。
　　有的人因为你年纪小，会给你机会。但更多的人，因为你年纪小、经验少，就直接把你筛掉了。
　　她开始做梦。梦里她回到了高中，坐在考场上，面前是一张空白的试卷，铃声已经响了，她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她醒来的时候心跳得很快，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
　　她开始理解了“稳定”这两个字的重量。
　　以前她觉得“稳定”是一个很土的词，是一种不求上进的表现，是那些没有梦想的人才会追求的东西。但现在她觉得，“稳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稳定意味着你不必每天早上醒来都担心今天会不会被辞退。稳定意味着你不用在每个月的房租到期之前算三遍卡里的余额。稳定意味着你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告诉自己“没事的，一切都在轨道上”。
　　她想要稳定。她太想要了。想要到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光是想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画面，都能让她觉得心里暖一下。但暖过之后，是更深的冷。因为她知道，她现在什么都没有。
　　程胜利今年快二十四岁了。那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里的欺负，有的已经过去了，有的还在继续。她以为自己逃离了学校，就逃离了那些伤害。但职场告诉她，伤害不会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就停止。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人，继续在她身上演练。
　　她被欺负了那么多年，但她还是不会反击。她还是会害怕，还是会退缩，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好好对待。她还是在每一次被人针对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陈姐告诉过她，这不是她的错。但这句话，她还在学着相信。
　　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做到。但她决定再试一次。
　　反正试了那么多次了，再多试一次又何妨。
　　她打开招聘软件，开始刷新简历。
　　这一次，她加了一句话在自我评价那一栏：
　　“我是一个认真、负责、学习能力强的人。也许我没有很多经验，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她看着这行字，觉得它既像是一句自我介绍，又像是一句恳求。恳求这个世界给她一个机会，恳求那些因为她年纪小、刚进社会就想针对她的人，放过她。
　　但她知道恳求没有用。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恳求就对你仁慈。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走。
　　继续走，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走到一个不需要恳求的地方。走到一个她可以对自己说“我做到了”的地方。
　　她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她知道，她还没有放弃。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