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玫瑰》璐璐瑶

2、被“推倒”的童年 【引入

　　【引入】
　　在程胜利的记忆里，学校从来没有安全过。
　　原生家庭给她的，是隐形的放弃和不被偏爱。而学校给她的，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恶意。从幼儿园到大学，她像一个移动的靶子，走到哪里都被瞄准。那些伤害来自同学、来自老师、来自她信任的朋友，来自她以为可以依靠的成年人。它们一层一层地叠加在她的身上，和原生家庭的伤痕交织在一起，最终把她压成了一个沉默的、恐惧的、不知道如何与世界相处的人。
　　以下是一个叫程胜利的女孩的故事——关于她如何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整整十五年，关于那些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恶意如何一点点吞噬她的自信和快乐，也关于她如何在无数次的跌倒之后，依然试着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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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幼儿园：虱子、分离焦虑和那瓶牛奶
　　程胜利的记忆是从幼儿园开始的。
　　但那些记忆不是彩色的，不是温暖的，不是别的小朋友回忆里的那种——滑滑梯、吃点心、和伙伴们手拉手做游戏。她的幼儿园记忆是灰蒙蒙的，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痒的、脏的感觉。
　　因为她的头上长满了虱子。
　　那时候她没有父母照顾。母亲远在他乡，父亲忙着挣钱，她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乡下。爷爷奶奶每天有忙不完的农活，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他们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仔细照顾一个小女孩的头发？
　　所以虱子就长了。一只、两只、一群。它们在她的头皮上爬来爬去，吸她的血，在她的发丝间产卵。那种痒不是普通的痒，是一种钻心的、让人坐立不安的、恨不得把头皮都抓破的痒。
　　幼儿园的老师帮她收拾。老师用篦子一遍一遍地梳她的头发，把虱子和虮子篦下来。那过程很疼，但程胜利不吭声。因为比起疼，更让她难受的是同学们的嘲笑。
　　“程胜利头上有虫子！”“她好脏啊！”“不要挨着她，虱子会跳过来！”
　　孩子们的声音尖尖的，脆脆的，像玻璃碎片一样扎进她的耳朵里。她不敢反驳，因为她知道那些话是真的——她确实很脏，她的头上确实有虱子，她确实是一个没有人好好照顾的小孩。
　　还有一个事情，直到她长大了，家里人还在反复提起。
　　她有一种分离焦虑症。谁送她去读书，她就会跟着谁跑。如果是奶奶送她去幼儿园，她会趁老师不注意，迈着小短腿追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奶奶。如果是爷爷送她，她就追爷爷。她不是不听话，她是怕。她怕被丢下。
　　这件事被家里人当成笑话讲了十几年。每次逢年过节，亲戚们坐在一起，就会有人提起：“哎呀，你还记不记得胜利小时候，撵着她奶奶跑的样子，跑得跟个小兔子似的，哈哈哈哈。”
　　所有人都笑。程胜利也笑，但她笑的时候嘴角是僵的。她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一个害怕被丢下的孩子拼命追着自己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这件事好笑吗？
　　她笑不出来。但她学会了笑。
　　到了幼儿园大班，发生了一件她至今都想不通的事情。
　　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偷了另一个女孩子的牛奶。那种小盒装的牛奶，在学校里算是不错的零食。牛奶不见了，丢牛奶的女孩子哭了，老师开始查。
　　不知道怎么查的，最后矛头指向了程胜利。
　　那个真正偷牛奶的女孩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诬陷程胜利，说是她偷的。程胜利懵了。她说不是我偷的，我不爱喝牛奶。她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
　　没有人听。
　　老师叫来了她的奶奶。奶奶从地里被叫到学校，裤腿上还沾着泥巴。程胜利拉着奶奶的手，一遍一遍地说：“奶奶，我没有偷牛奶，我真的没有偷牛奶，我不爱喝牛奶，我怎么会去偷牛奶呢？”
　　她说了很多遍。很多很多遍。多到她觉得哪怕奶奶聋了也应该听见了。
　　可奶奶还是买了一瓶牛奶，赔给了那个被偷的女孩子。
　　程胜利站在旁边，看着那瓶牛奶被递过去，看着那个女孩子接过牛奶，看着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她不懂。她一直都不懂。
　　她没有偷东西，为什么要赔？她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认？奶奶明明可以站在她这边，明明可以相信她，明明可以说一句“我孙女说了她没有偷”。
　　可奶奶没有。
　　那天晚上程胜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她想不明白。她太小了，还没有学会“委屈”这个词，但她已经学会了委屈的感觉。那种感觉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闷闷的，不透气。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冤枉。不是最后一次。
　　二、小学：恶毒的老师和可恶的同学
　　程胜利上小学的时候，六岁。
　　但她长得不像六岁的孩子。她个子矮，瘦小，脸圆圆的，看起来和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差不多。奶奶带着她去报名，接待她们的是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
　　那个老师看了看程胜利，又看了看奶奶，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程胜利记了十几年，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哎哟，你这个娃娃，六岁了啊，我怎么不相信呢。”
　　语气是夸张的，声调是上扬的，脸上是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你女儿是不是谎报了年龄？这个娃娃看起来最多四五岁，你是不是想让她早早上学？
　　奶奶是个要强的人。她没有被这句话劝退，反而更执着地要让程胜利在这个学校、这个班上小学。程胜利不知道奶奶是怎么交涉的，总之最后，她成功进了那位老师的班。
　　那位老师，用程胜利现在的词来形容，就是“脾气臭、说话恶心”。
　　在程胜利的印象里，这位老师似乎看她特别不顺眼。可能因为她矮，可能因为她成绩不够好，可能因为她总是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可能因为她看起来就很好欺负。原因是什么，程胜利不知道。她知道的是，这位老师总是让她在同学面前丢脸。
　　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一个作业。
　　程胜利忘记做那个作业了。是忘了，不是故意不写，是真真正正的忘记了。小孩子嘛，总有忘事的时候。正常来说，一个老师面对忘写作业的学生，批评两句，罚个站，也就是了。
　　但这位老师没有这样做。
　　她把程胜利从座位上拉出来，拉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几十号同学的面，她伸手掐住了程胜利的脸颊，用力地扯。往两边扯，像扯一块面团那样。
　　程胜利的脸被扯得变了形。她感到疼，非常疼。那不是轻轻的惩罚，那是带有羞辱意味的暴力。她的脸被扯得发红，火辣辣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然后老师把她重重地扔到了地上。
　　程胜利摔在地上，手掌撑地，膝盖磕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她没有哭出声，因为她不敢。全班同学都在看着她，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
　　老师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又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程胜利这辈子都不会忘。
　　“你以后长大了，哪怕是去要饭，也没人愿意给你。”
　　一个小学老师，对一个六岁的孩子，说出了这样的话。
　　程胜利当时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她感受到了那句话里的恶意。那种恶意不是管教，不是批评，是一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厌恶。这位老师打心眼里觉得她不行，觉得她没出息，觉得她以后就是要去要饭的料，而且要饭都要不到。
　　从那以后，这位老师的形象在程胜利心里就定格了。一个恶毒的、刻薄的、以伤害小孩为乐的女人。
　　多年以后，程胜利想起这件事，还是会觉得愤怒。那种愤怒不是因为当时有多疼，而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老师。老师应该是保护学生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成长的，应该是在学生犯错时给予正确引导的。可这位老师没有。她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成年人的优势，在一个孩子最需要肯定和鼓励的年纪，给了她最深的伤害。
　　除了这位老师，小学里还有一个特别可恶的同学。
　　那个同学说程胜利欺负她。具体情况程胜利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她非常确定自己没有欺负过那个同学。她不是那种人，她从小到大都不是那种会主动欺负别人的人。
　　可那个同学不依不饶。她让她妈妈来找程胜利的奶奶，要求奶奶到学校来道歉。
　　奶奶来了。一个老太太，从乡下赶到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要求低头道歉。
　　程胜利以为，奶奶来了之后，事情会搞清楚。她会告诉老师和那个同学的妈妈，她的孙女没有欺负人。她会站在程胜利这边。
　　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程胜利的意料。
　　那个同学和她的妈妈，当着奶奶的面，一唱一和，句句都是指责。她们的声音很大，气势很足，一口咬定是程胜利欺负人了。奶奶年纪大了，嘴巴没有她们厉害，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两个人合伙欺负一个老太太。
　　程胜利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又急又气。她想冲上去说“我没有欺负她”，但她太小了，她的声音太小了，她的气势也太小了。她站在那里，像一根被人遗忘的柱子，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奶奶道了歉。不知道是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真的相信了那对母女的话。她低头了，认了，带着程胜利离开了学校。
　　程胜利走在奶奶身后，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她又想起了那瓶牛奶。同样的剧情，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批人，但结局是一样的——她没有做错事，但她认了。
　　三、被毁掉的约定
　　小学的时候，程胜利交过一个朋友。
　　说“交过”不太准确，因为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是真的有了一个好朋友。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分享零食，一起说那些小女孩之间才会说的悄悄话。程胜利把她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朋友。
　　她们定了一个约定：去同一个学校上初中。
　　在程胜利的心里，这个约定很重要。它意味着她们的友谊会延续下去，意味着她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意味着不管发生什么，都有一个朋友和她站在一起。
　　程胜利履行了约定。她去了她们说好的那个学校。
　　但那个朋友没有去。
　　原因是什么，程胜利不知道。也许是家里人帮她选了别的学校，也许是她自己改变了主意，也许是那个约定在她心里本就没有那么重要。程胜利没有追问，因为她不敢追问。她怕答案是“我从来没当真”。
　　她一个人在陌生的学校里，没有朋友，没有依靠，面对着一群她不认识的人。
　　而那群人，后来成了她的噩梦。
　　四、初中：哀乐、口香糖和那个跪下的夜晚
　　初中的那所学校，是程胜利噩梦的开始。
　　原因说来可笑——因为她的名字。
　　程胜利的名字在方言里有不好的谐音。具体是什么，她不愿意细说。总之，那个谐音可以被解读成一种侮辱性的词汇。同学们发现了这件事，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
　　从那以后，“程胜利”这个名字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了。它变成了一个代号，一个笑话，一个可以被随意揉捏的梗。
　　中午午休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在趴着睡觉。但程胜利睡不着，或者说，没有人让她睡。
　　那几个针对她的同学，会在午休时间对着她放“哀乐”。那种在葬礼上放的、低沉的、缓慢的音乐，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她们用手机放，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程胜利听见，刚好够旁边的同学听见。
　　哀乐。
　　程胜利才十几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人对着放哀乐。她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值得被这样对待。她什么都没有做。她只是存在，只是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只是看起来好欺负。
　　除了放哀乐，她们还会时不时地撞她的桌子。猛的一下，“砰”的一声，她的身体跟着一震，笔掉在地上，书本歪了。她抬起头，看到的是几张笑嘻嘻的脸。
　　“哎呀，不好意思，没注意。”
　　故意的。她们是故意的。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会让程胜利难受，这就是她们的目的。
　　中午没法休息，下午的课就更难熬了。程胜利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她不敢睡，因为睡了就会被撞醒，被笑醒，被那些无处不在的恶意刺醒。
　　晚上的事情更过分。
　　她们的寝室门是坏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修。门锁不上，门闩也扣不紧，轻轻一推就开了。而程胜利的床，恰好就在门旁边。那个最危险的位置，最容易被攻击的位置。
　　半夜的时候，那些女生会偷偷来到她的寝室。她们动作很轻，但程胜利总是能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脚步声，然后是一阵突然的寒意——她们猛地扯走了她的被子。
　　程胜利被吓醒。她的心跳得飞快，血液往头上涌，有那么几秒钟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黑暗里，她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听到压低的笑声，然后那些人跑了。
　　被子没有了。夜很冷，她蜷缩在被单下面，瑟瑟发抖。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性的。她知道是谁干的，但她不敢告状。因为告状了也没用。老师说“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不痛不痒地说几句，然后那些人变本加厉地报复。她试过的，她不是没有试过。每一次试过之后，情况都变得更糟。
　　除了扯被子，她们还有很多花样。
　　往她头发上扔口香糖。嚼过的，黏糊糊的，粘在头发上，怎么也弄不掉。她要花很长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口香糖从头发上抠下来，有时候甚至要剪掉一撮头发。
　　往她的凳子上涂胶水。那种502胶水，透明色的，涂在凳面上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她不知道凳子被涂了胶水，一屁股坐下去，裤子和凳子粘在了一起。她站起来的时候，裤子上粘着一块圆形的胶水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偷走她的凳子。上课铃响了，她走到自己的座位，发现凳子不见了。她站在那里，像傻子一样四处找，教室里又是一阵笑声。老师站在讲台上，不耐烦地问“你怎么还不坐下”，她说凳子不见了，老师说“自己想办法”。她只好站着上完整堂课。整整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她的腿酸得发抖。
　　这些事情不是一次性发生的，是一点一点、一件一件累积的。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有新的惊喜，新的侮辱，新的伤害。程胜利不知道今天等着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一定会有。她每天早上醒来，心就开始沉。
　　她开始害怕去教室。害怕那扇门后面的目光，害怕那些笑嘻嘻的脸，害怕那些不知道从哪个方向飞过来的恶意。
　　她哭着给父亲打电话。她说爸爸，我想转学，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她把那些事情一件一件地说给父亲听，说的时候声音是抖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父亲说不行。没有理由，就是不行。
　　她又打了一次，又哭了。还是不行。
　　她再打了一次。还是不行。
　　程胜利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那个办法的。也许是从电视剧里看的，也许是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本能地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
　　她跪下了。
　　在电话这头，她跪在了地上。她说爸爸，求你了，我求你了，让我转学吧，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求你了。
　　那一刻，她不是威胁，不是演戏，是真的在求。她放下了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所有的倔强。她就那么跪着，跪在冰冷的地上，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
　　父亲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好。
　　那是程胜利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觉得父亲还是在乎她的。虽然这份在乎需要她跪下才能换来，虽然这份在乎来得那么迟、那么勉强。但它总算来了。
　　她转了学。
　　五、转学后：短暂的快乐和最深的深渊
　　转学后的那一年，是程胜利读书以来最开心的时候。
　　新学校，新同学，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有什么谐音，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怎样被对待的。她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做一个全新的程胜利。
　　那一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她交到了新的朋友，成绩也还可以，日子平平淡淡的，但那种平淡让她觉得安心。
　　可也是在那一年的某一天开始，程胜利发现自己变了。
　　她患上了抑郁症。
　　最严重的抑郁症。
　　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它不是“不开心”，不是“情绪低落”，不是“心情不好”。它是一种彻底的、从骨头里透出来的无望。
　　程胜利有时候安静下来，脑子里就会冒出“死”这个字。
　　不是她主动去想的。是它自己冒出来的，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她的脑子里，坐下来，就不走了。
　　她开始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不是那种矫情的、青春期的小孩说的“活着好累啊”，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深入骨髓的不想活。
　　她尝试过自残。
　　具体的方式她不愿意回想。她只知道那种皮肉上的疼痛，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心里的疼痛。当你的注意力被身体的疼痛占据的时候，心里的那些东西就会暂时退后一点。就那么一点，但够了。哪怕只是几秒钟的喘息，也够了。
　　她不想面对这个社会。不想面对任何一个人。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被看见，不想被听见。她只想把自己藏起来，藏在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她开始恐惧上课，恐惧学校。
　　那些在课堂上坐立不安的感觉，那些听到上课铃就心跳加速的感觉，那些走进校门就想要转身逃跑的感觉，又回来了。她以为换了学校就好了，以为离开了那些欺负她的人就好了，以为重新开始就好了。可那些伤害已经长在了她的身体里，不是换一个地方就能割掉的。
　　她去教室，然后趴在桌上，狂睡。
　　不是因为她困，是因为睡着了就不用面对了。梦里至少没有那些声音，没有那些目光，没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压得她喘不过气的东西。
　　因为这样，她的成绩一落千丈。
　　她不是不聪明，不是不努力。她比谁都想好好学习。她比谁都清楚，只有学习好才能考上好学校，只有考上好学校才能离开那个地方，只有离开了才能真的重新开始。这些道理她都知道。
　　可她做不到。
　　她的大脑不听话了。她坐在那里，翻开书，那些字在眼前乱晃，她看不进去。她试着集中注意力，但那些负面的念头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把她淹没。她挣扎，她扑腾，她拼命往上游，但潮水太大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卷下去。
　　她想好好学习。可她已经不能好好安静下来学习了。
　　那段时间，她撑得很辛苦。每一天都是熬过去的。早上醒来，告诉自己再撑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庆幸自己又熬过了一天。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切重复。
　　她撑到了毕业。
　　拿到了毕业证，离开了那所学校。但她的心里清楚，那些东西没有离开。它们跟着她，像影子一样，她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
　　毕业以后，程胜利做了一个决定：去一个很远的学校读书。
　　远到不会遇到以前的那一群学生。远到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远到她可以重新开始。
　　这是她第二次想要重新开始了。
　　六、高中：黄谣和沉默的代价
　　高中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程胜利长大了，长相也渐渐长开了。青春期的女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吸引力。班上有不少男孩子喜欢她，有的递纸条，有的托人传话，有的默默关注。
　　这对程胜利来说，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被别人喜欢，被别人注意到，被别人觉得“她值得被喜欢”——这些东西是她从小就很缺的。
　　但她没想到，这些“喜欢”后来变成了一把刀。
　　班上传起了黄谣。
　　不知道是谁最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那些话像病毒一样在班级里蔓延，从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角落，从一群人传到另一群人。
　　说程胜利跟别人上床了。
　　说她还怀了那个人的孩子。
　　说她脚踏几条船，同时和好几个男生交往。
　　每一个字都是假的。每一个字都是凭空捏造的。程胜利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整个人是懵的。她不明白，她什么都没做过，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把话说得这么真？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给她定罪？
　　对一个高中女生来说，黄谣无疑是最恶毒的伤害。
　　因为这种谣言没有办法自证。你说你没有和任何人上过床，没有人会信。你说你没有怀孕，人家会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偷偷打掉了”。你说你没有脚踏几条船，人家会说“那为什么那么多男生喜欢你”。
　　你越解释，越像掩饰。你越辩解，越像心虚。
　　程胜利骨子里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不是她自己选的，这是从小到大被欺负出来的。她已经被欺负了十几年，她的反击能力早就被磨没了。她不是不想回应，是不知道怎么回应，是不敢回应。她怕她一张嘴，声音是抖的；她怕她一站出来，腿是软的。
　　所以她沉默了。
　　她假装没有听见那些话，假装那些传言不存在，假装一切都还好。她在人前笑得跟没事人一样，回到被窝里才敢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流泪。
　　那段时间，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才让别人有了说闲话的把柄？是不是她不该让那些男生喜欢她？是不是她应该把自己藏得更深一些，更不起眼一些，更不被人注意一些？
　　她甚至开始相信那些谣言里的一部分——不是说她真的做了那些事，而是说她“不值得被尊重”。也许她就是不值得的，也许那些男生喜欢的只是她的外表，也许她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随便的人。
　　这种自我怀疑，比谣言本身更可怕。因为谣言是别人说的，你可以不听；但自我怀疑是你自己想的，你躲不掉。
　　七、大学：那个装病的室友
　　程胜利以为，上了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
　　大学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一个不被欺负的、正常的人。
　　大一的时候，一切还算平静。她小心翼翼地和人相处，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人群中把自己缩得很小，学会了不说错话、不做错事。
　　到了大二，班上来了一个女生。叫她A吧。
　　A的性格有些古怪。一开始程胜利没有太在意，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合不来就保持距离。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
　　有一天晚上，寝室里的人都上了床。大家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戴耳机听歌，程胜利在偷偷摸摸地做作业——因为作业第二天要交，她白天没来得及写。
　　A起来上了个厕所。
　　然后，毫无征兆地，她猛地一下把灯拍关了。
　　寝室陷入黑暗。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然后A对她的朋友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足够所有人都听见：“给我打电话，给我打120，我心脏有点不舒服。”
　　程胜利坐在黑暗里，手里还握着笔，作业写到一半。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打A，没有人骂A，没有人对A做任何事情。她们很安静，整个寝室都很安静。
　　A跑到隔壁寝室去找班长，说她们欺负她，说要让她们出医疗费。
　　程胜利和室友们面面相觑。她们欺负她了吗？没有。她们骂她了吗？没有。她们甚至没有和她说话。关灯这件事，明明是A自己做的。
　　A开始表演“哮喘病”。她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气，样子看起来很吓人。她坚持了两个小时，一直等到救护车来，然后被拉到了人民医院去做检查。
　　程胜利和室友们后来问班长：“她真的有哮喘吗？真的发病了吗？”
　　她们问这个不是在嘲讽，是真的在关心。不管A做了什么，如果她真的生病了，那应该得到帮助。
　　班长说：没有。她就是太激动了。装的。
　　程胜利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生，为了陷害她们，居然可以装病装两个小时，叫救护车，去医院做检查。这种心机和手段，让程胜利不寒而栗。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A有一个毛病，打呼噜。不是普通的打呼噜，是那种整夜不停的、震天响的呼噜。她在上铺打呼噜，下铺的同学被震得整晚睡不着。程胜利睡在对面的床，隔了足足两米，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A有药。医生给她开的，专门治打呼噜的药。但她不吃。
　　原因是什么，没人知道。也许是不想吃药，也许是忘了，也许根本不在乎别人被她影响。
　　她每天晚上打呼噜打到早上。早睡的同学会被吵醒，晚睡的同学会睡不着。整个寝室的人都被她折磨得神经衰弱。
　　程胜利和室友们忍了很久，实在忍不下去了。她们和辅导员沟通了一下，说A打呼噜太严重了，严重影响大家的学习和休息，能不能让她偶尔回家住？
　　辅导员同意了。A回家住了一周。
　　那一周，是程胜利大学期间睡得最好的一周。
　　一周之后，A又回来了。她又在学校住下了。
　　然后她给她妈打了电话。她妈打来电话，把程胜利和室友们骂了一顿。骂得很难听，说她们欺负她女儿，说她女儿身体不好你们还不体谅，说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
　　程胜利握着手机，听着那头的一顿骂，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我们没有欺负她，我们只是想好好睡个觉”。但她没有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A的妈妈还说，要起诉她们。
　　起诉。就因为她们向辅导员反映了打呼噜的问题，就要被起诉。
　　程胜利和室友们没有和她计较。不是因为她有理，是因为和她计较没有意义。这种人，你越计较，她越来劲。你不理她，她自己就消停了。
　　最后，A还是走读了。不是因为她们告了状，而是因为确实没有同学愿意和她住在一起。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装病陷害室友、打呼噜影响别人、还让自己妈妈来骂人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程胜利知道，这不是她的错。但她在整个事件中始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那种“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的不安，那种“是不是我又要被当成靶子”的不安，那种“是不是我又要被欺负了”的不安。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安。它像她的影子一样，跟了她很多年。
　　八、那些伤害留下的痕迹
　　程胜利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那些欺负她的人，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她会更自信一些吧。她不会在每次走进教室之前都心跳加速。她不会在每次听到别人笑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在笑自己。她不会在每次交朋友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怕对方突然翻脸。她不会在每次被人喜欢的时候都觉得“这是假的，他很快就会讨厌我”。
　　那些伤害，给她留下了一身的疤。
　　有些疤是看得见的。她手腕上的那几道，每次穿短袖都会被看到。有人会问“那是什么”，她说是被猫抓的。别人信不信，她不知道。她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真相。
　　有些疤是看不见的。那些疤在她的脑子里，在她的心脏里，在她的骨头缝里。它们不会流血，不会结痂，不会愈合。它们就在那里，伴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入睡和醒来。
　　她对人群有恐惧。不是那种社交恐惧症的夸张说法，是真的恐惧。当她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一群她不认识的人，她会紧张，会出汗，会想要逃跑。她的身体记得那些被嘲笑的时刻，她的本能告诉她“人多的地方不安全”。
　　她对批评极度敏感。哪怕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在她听来都像是攻击。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我要改”，而是“他又在讨厌我了，我又被讨厌了”。
　　她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恐惧。她渴望被人喜欢，被人关注，被人选择。但当有人真的靠近她、想要了解她的时候，她又会本能地把对方推开。因为她的经验告诉她——所有靠近她的人，最终都会伤害她。
　　她变得很安静，很不引人注目。她在人群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不说话。她学会了微笑，学会了点头，学会了说“嗯”“好的”“没事”。她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低到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低到没有人会想起她。
　　因为只有不被注意，才不会被攻击。
　　程胜利有时候会想，那些欺负她的人，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那个诬陷她偷牛奶的女孩子，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吧。她还记不记得那瓶牛奶？她知不知道那句话给程胜利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在讲台上扯她脸的小学老师，现在还在当老师吗？她还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的孩子吗？她知不知道，她随口说出的那句“你以后要饭都没人要”，被一个六岁的孩子记了十几年？
　　那些在初中时给她放哀乐、扯她被子、往她凳子上涂胶水的女生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还记不记得，她们曾经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跪在地上哭着求父亲转学？
　　那些在高中传她黄谣的人，有没有想过那些话会给她带来什么？有没有想过一个高中女生听到自己被说“和男人上床”“怀了孩子”“脚踏几条船”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也许她们不记得了。也许她们觉得那不过是小时候不懂事，不过是一些“玩笑”，不过是“闹着玩”。
　　但程胜利记得。
　　她全部记得。
　　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那些记忆像刻在骨头上的字，刮不掉，磨不平。
　　欺凌这件事，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当下的疼痛，而在于它留下的后遗症。它会让你在事件结束之后很久很久，依然活在它的阴影里。你会变得胆小，变得懦弱，变得不敢说话不敢反抗不敢求助。你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好好对待，会觉得所有人都不喜欢自己，会觉得不管到哪里都逃不掉。
　　这就是程胜利花了十几年学会的东西。不是什么有用的知识，不是什么宝贵的人生经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世界的不信任。
　　程胜利今年二十二岁。
　　那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里的欺负，已经过去了。那些人已经不在了，那些场景也已经换了。她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世界。
　　但她心里清楚，那些东西没有过去。
　　它们活在她的身体里，成了她的一部分。
　　她还是会做噩梦。梦里她站在讲台上，全班同学都在笑她，她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梦里她躺在寝室里，有人扯走了她的被子，她在黑暗中瑟瑟发抖。梦里她听到那些黄谣，她想说话但嘴巴被堵住了。
　　她醒来的时候，心跳得很快，一身冷汗。
　　她还是会突然陷入那种无力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可能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是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可能是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像一只手，猛地攥住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
　　她知道她需要好起来。她知道她应该放下过去。她知道那些欺负她的人不值得她消耗那么多情绪。这些道理她比谁都清楚。
　　但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她没有放弃。虽然她想过放弃很多次，但她还是没有。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读书，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她把自己从那个环境里拔出来，种到新的土壤里。新的土壤不一定肥沃，不一定适合她生长，但至少没有那些毒虫和荆棘。
　　她开始学着对自己好一点。开始学着在感到不安的时候深呼吸，告诉自己“现在安全了”。开始学着在有需要的时候开口求助，虽然开口的那一刻她还是想哭。
　　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彻底好起来。也许永远都不能。但她说服自己接受这件事——也许她的任务不是“变得和那些从来没有被伤害过的人一样”，而是“带着这些伤痕，好好地活下去”。
　　那些伤害是她的历史，不是她的未来。
　　这是程胜利在二十二岁时对自己说的话。
　　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做到。但她决定试试。反正试了那么多次了，再多试一次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