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玫瑰》璐璐瑶

1、不被偏爱的“女儿” “我花了二

　　【引入】
　　有些人从一出生就被放在了配角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不够好，不是因为不值得，只是因为她是女儿。程胜利花了二十二年才看清这件事。在她的记忆里，父母似乎并没有明显的重男轻女，甚至在小事上偶尔还会偏向她。
　　可当她渐渐长大，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那些藏在日常里的、隐形的偏爱与牺牲才一点一点浮出水面。以下是一个叫程胜利的女孩的故事——关于她如何在不被偏爱的环境里长大，关于那些细碎的、不易察觉的、却足以影响一生的伤害，也关于她最终如何试着与这一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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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等”的错觉
　　在程胜利二十二年的人生记忆里，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认为自己的家庭并没有重男轻女这回事。甚至在某些时刻，她觉得父母在小事上更偏爱她一些。
　　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父亲偶尔会给她带一些小零食回来，而弟弟没有。又或者是因为某次过年，她得到的新衣服比弟弟多了一件。这些细小的、零散的瞬间，像一颗颗糖衣药丸，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尝不出下面的苦味。
　　直到她的意识慢慢苏醒——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大概就是“开智”了——她开始看见那些隐形的、不易察觉的、藏在日常缝隙里的偏爱与牺牲。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一直住在一个房间里，你以为灯是亮着的，你以为你看清楚了房间里的一切。可突然有一天，有人拉开了窗帘，阳光涌进来，你才发现原来房间里一直有那么多阴影，只是你的眼睛习惯了昏暗，从未察觉。
　　程胜利渐渐明白，有些东西不是摆在明面上的。它不会像过去那些年代一样，直接把“女儿不值钱”这种话挂在嘴边，不会明确地告诉你“你是女孩所以你不配”。那样太粗暴了，也太容易被反驳了。
　　它藏起来了。藏得更深，也更狡猾。
　　它在每一个选择里，在每一次金钱的分配里，在每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里，在每一个“没钱”和“再等等”里，悄悄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放弃。它不会大声宣告“我们重男轻女”，它只会用行动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你不够重要，你的需求可以往后放，你的未来不值得投资。
　　而程胜利，就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放弃的人。

　　二、母亲：冷漠的旁观者
　　在程胜利的成长轨迹里，母亲这个角色，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不是那种因距离而产生的朦胧——那种朦胧是美的，是带着思念的。而是一种因缺席而造成的空白，像一个被擦掉的人形，只留下轮廓，里面什么也没有。
　　母亲不管她。
　　这是程胜利能给出的最简洁也最准确的描述。不是“管得少”，不是“不太管”，是“不管”。彻彻底底的、从始至终的不管。
　　从小到大，程胜利的学费、生活费、日常开销，几乎与母亲无关。母亲供她弟弟读书，给他交学费，给他生活费，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依然在接济他。每个月准时到账，从不需要弟弟开口。
　　而对程胜利，母亲唯一的经济表达，就是偶尔过年时发来的一笔压岁钱。那个数额很小，小到程胜利甚至不好意思提起。像是一种象征性的问候，像是一个陌生人出于礼貌塞给你的红包——有，但没有任何温度。
　　十六岁那年，学校安排校外实习。
　　那是程胜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需要自己准备一些生活用品。牙膏、毛巾、洗衣粉、卫生巾……这些东西平时在家里用不着她操心，可出门在外，样样都要自己备齐。她翻遍了自己的口袋，算了又算，怎么都不够。
　　她犹豫了很久。站在宿舍的走廊上，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那条消息她打了删、删了打，反复了很多遍。
　　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能不能给我一百块钱，我想买点日用品。
　　一百块。程胜利记得很清楚，连这个数字都记得。不是一千，不是一万，是一百块。是她在那个年纪里最小最小的一个请求。
　　母亲没有给她。
　　母亲骂了她一顿，具体骂了什么，程胜利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她记得那种感觉——那种你伸出手去，却被人狠狠拍开的感觉。那种你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开口了，却被告知你不配开口的感觉。
　　更让她难受的是，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在母亲的叙述里，这一百块钱大概变成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程胜利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说的，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她更不敢开口了。
　　那种不敢，不是害怕被拒绝，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羞耻感。你开始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正当的，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自己开口要东西是一件丢人的事。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去新华书店买书。
　　那天的记忆很奇怪，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有几帧画面清晰得像刀刻出来的。书店的白色灯光，一排排高到天花板的书架，母亲难得跟着她一起出门。
　　程胜利让母亲在门口等她，说她很快就买完出来。她挑书的速度很快，几乎是跑着去的，跑着回的。可当她抱着书冲出门口的时候，门口没有母亲。
　　她愣在原地，以为母亲去了洗手间，等了几分钟。又以为母亲去了旁边的店铺，找了一圈。都没有。
　　母亲自己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程胜利在那个不算大的城市里找了大半个城。她跑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问过一个又一个路人，嗓子喊哑了，脚也磨出了水泡。她在心里骂了母亲一百遍，又在心里求了一百遍千万别出事。
　　最后她找到了。在一个她记不清名字的路口。
　　后来母亲跟父亲说，程胜利想把她扔了。
　　程胜利承认，在找母亲的那段时间里，她脑子里确实闪过那么一瞬间的念头——如果找不到，是不是就解脱了？那种念头像一道闪电，划过就被黑暗吞没。但仅仅是一瞬间。她还是找了大半个城，还是把母亲找了回来。
　　可在母亲的叙述里，在父亲的眼里，在亲戚们的闲话中，程胜利成了一个想把母亲遗弃在街头的恶毒女儿。
　　她不知道该怎么辩解，也不知道辩解了有没有用。她只知道从那天起，她心里又多了一道看不见的疤。
　　暑假的时候，程胜利想出去打工。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她觉得只要自己挣到了钱，就不用再开口向任何人要了，就不用再经历那种被拒绝的难堪了。
　　她联系好了一个地方，算好了来回路费和第一个月的房租。五百块。她需要五百块的房费。
　　她提前跟母亲说了。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心情不错，答应的也很爽快。程胜利挂了电话之后甚至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次终于不一样了。
　　可当她真正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母亲骂了她一顿。那种骂不是批评，不是教育，而是一种夹杂着厌恶和嫌弃的、居高临下的指责。好像在母亲眼里，她提的不是一个正当的需求，而是在做一件多么过分的事情，好像这五百块钱是从母亲身上割下来的肉。
　　程胜利没有拿到那五百块。她也没能去成那个暑假工。
　　母亲对程胜利不一样。对弟弟不一样。
　　程胜利二十二年的人生里，母亲从来没有主动记得过她的生日。没有一句“生日快乐”，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任何形式的祝福。
　　她不是没有期待过。小时候，她会在生日前好几天就开始想，妈妈会不会记得？会不会突然出现，带着一个蛋糕或者一件新衣服？可每一次，那一天都像平常一样过去。没有任何不同。
　　后来她不再期待了。她学会了在生日那天不翻看手机，不等待任何消息。她学会了把这一天当成普通的一天来过。
　　母女俩的微信就像两个陌生人之间被迫添加的联系方式。头像静静地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但对话框永远是空的。只要程胜利不开口，母亲永远不会主动找她聊天。她们之间没有嘘寒问暖，没有家长里短，没有那种女儿和妈妈之间应有的亲密。
　　偶尔，程胜利会想，也许母亲觉得女儿是没用的。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投入再多也是为别人家培养的。所以不值得花钱，不值得花时间，不值得花任何心思。她的未来不属于这个家，所以这个家不需要为她的未来付出什么。
　　这个逻辑残忍，但有效。它让母亲在放弃自己的女儿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三、父亲：迟来发现的偏颇
　　如果说母亲的冷漠是程胜利从小就感受到的，那么父亲的偏心，则是她长大后慢慢发现的。
　　后者比前者更让她难过。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以为父亲是不一样的。母亲不管她，但父亲偶尔会过问她的学习；母亲不给她钱，但父亲在她考上大学的时候出过学费。她以为父亲是那个站在她这边的人，是那个不会像母亲一样放弃她的人。
　　直到那些真相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
　　大学的时候，程胜利想学驾照。
　　在她看来，学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拿到了驾照，她也想在毕业之前多一项技能。她跟父亲说了，语气很轻松，甚至带着一点撒娇的意味。她说爸，我需要一点钱学车。
　　父亲说没钱，让她再等等。
　　程胜利等了。等了一个学期，等了一个暑假，又等了一个学期。她时不时地提一下，父亲总是用同样的理由搪塞过去：没钱，再等等，不着急。
　　她等到了毕业。等到现在已经工作，依然没有等来那笔学车的费用。
　　可她弟弟读大学的时候，一切都不同了。
　　父亲主动给了弟弟学车的钱。不是弟弟开口要的，是父亲主动给的。他甚至没有问弟弟想不想学，就直接把钱准备好了。
　　弟弟不想去。他说他不喜欢开车，不想学。父亲没有生气，没有骂他不懂事，而是转头来找程胜利，让她去劝弟弟。
　　“你是姐姐，你跟他说说。”
　　那一刻，程胜利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碎掉了。
　　那个她曾经那么渴望的东西，那个她求而不得、等了又等的东西，在弟弟身上，居然是一件可以轻易被放弃的事情。弟弟不想学就可以不学，没有人会怪他，没有人会觉得他浪费了钱。而程胜利连开口的资格都显得那么卑微，那么可笑。
　　她突然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她经常需要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每次她都要提前一天坐客车到城里，第二天再坐车去外地。他们家在城市里没有房子，她只能每次借住在同学家里。
　　她住过很多同学的家。有的同学家里条件好，给她准备了干净的被褥和拖鞋；有的同学家里条件一般，她就和同学挤一张小床。她从不敢挑剔，也从不敢多待。每次借住，她都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那时候她特别渴望能在城市里有一套房子。哪怕很小很小，哪怕只是一个单间，只要是她自己的，她就不需要每次都去麻烦别人了。她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心地睡一觉，不用担心第二天要早起赶车时会不会打扰到别人。
　　后来她弟弟上了大学。
　　父亲贷款几十年，也要在城市里买下一套房子。原因很简单：为了弟弟将来结婚做打算。
　　程胜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哭，没有闹，甚至没有质问。她只是很平静地挂断了电话，然后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
　　她想，原来她的渴望是奢侈的，而弟弟的渴望是必须要满足的。她的需求可以等，可以拖，可以被忘记，但弟弟的未来需要提前规划，需要倾尽所有，需要父亲背上几十年的贷款。
　　她想起了那些借住在同学家里的夜晚，想起了那些在客车上颠簸的清晨，想起了那些不敢开口、不敢伸手、不敢期待的日子。
　　而她弟弟，从不需要经历这些。
　　程胜利一直都被放弃。她一直都没有被人坚定地选择过。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她是姑娘，是女儿。

　　四、那些刺痛程胜利的瞬间
　　弟弟大学毕业以后，有一年没有出来工作。
　　整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没有上班，没有找工作，就那么待在家里。
　　家里没有一个人催他。没有一个人给他压力。没有人说“你都毕业了怎么还不工作”，没有人说“你这样不行”。所有人都在等他调整好状态，等他准备好，等他慢慢来。
　　可程胜利二十岁的时候呢？她已经出来工作了。
　　没有过渡期，没有缓冲期，没有人在她毕业的时候告诉她“不着急，慢慢来”。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租了一间很小的房间，开始了她的社会人生。
　　她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没有人给她介绍工作，没有人告诉她简历应该怎么写，没有人提醒她面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所有的坑都要她自己踩，所有的路都要她自己走。
　　更没有人跟她说过：“我帮你找了一份好工作，你只需要去就行了。”
　　她看到那些有家人铺路的同龄人，说不羡慕是假的。可她也知道，羡慕没有用。她的路只能自己走。
　　有一次，程胜利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那段时间她刚换工作，工资还没发，房租却要到期了。她把所有的钱凑了凑，还差两百块。她翻遍了通讯录，不知道该找谁。朋友们的日子也都紧巴巴的，开口了也只是为难别人。
　　最后她找了弟弟。她想，就两百块，他应该有的，也应该愿意借。
　　弟弟给了她。程胜利松了一口气，想着等发了工资马上就还。
　　可她没想到的是，弟弟转头就告诉了父亲。不是借钱这件事本身，而是某种程胜利不知道的添油加醋，让父亲觉得她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父亲打来电话，恶语相向。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扎过来，程胜利甚至来不及躲。
　　她想解释，可父亲根本不给她机会。在父亲的语气里，她不是一个在外打拼的女儿，而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伸手要钱的人。
　　程胜利想过回家。
　　没工作的时候，她特别想回家。那种想，不是矫情，不是脆弱，而是一种本能的、像动物归巢一样的渴望。她觉得只要回去了，就不用一个人扛了，就可以喘口气了。
　　可他们不希望她回去。
　　她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她感觉得到。那种感觉藏在电话那头的沉默里，藏在每次她提起回家时那些拐弯抹角的劝阻里，藏在那些“你忙不忙”“工作怎么样”的客套话里。
　　所以她不回去。她咬牙撑着，在外面累得不行了，也使劲活下去。
　　而弟弟不一样。他想回家就回家，家里永远给他留着位置。没有人会问他“你怎么又回来了”，没有人会觉得他在家碍事，没有人会暗示他出去。
　　今年弟弟终于出来工作了。
　　程胜利的奶奶托亲戚给弟弟找了一份工作，在亲戚的公司里。不是弟弟自己找的，是别人送到他面前的。
　　程胜利劝他，说你要认真上班，不要丢了奶奶和亲戚的脸。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她是真的希望弟弟能好好干，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弟弟跟她说：“幸好我奶奶有资源，不然我哪来这么好的工作。”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庆幸。他没有觉得这份工作是别人给他的恩惠，没有觉得应该好好珍惜。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奶奶有资源，所以他有了工作。
　　这份工作弟弟干了三天。
　　三天。他就跑路了。
　　原因是什么，程胜利没有细问。她只知道弟弟不干了，又回到了家里。
　　然后父亲来找程胜利了。他说，你给弟弟再找一份工作吧。
　　程胜利拿着手机，看着那条消息，想了很久。
　　她凭什么？就因为她是姐姐吗？她就得事事顾着弟弟，处处替他擦屁股？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时候没有人帮她，弟弟三天两头换工作却要她来兜底？
　　程胜利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房子。不是因为她虚荣，而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空间。从寄住在同学家，到租房子，她永远住在别人的地方。她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砖一瓦了。
　　最近她看中了一套小户型。很小，但够了。她算了又算，首付还差三万多块。她想了很久，还是开口了。她想让父亲资助她这三万多块，哪怕算是借的，她以后还。
　　父亲说没钱。总是没钱。
　　可程胜利知道，给他儿子买房的时候，他有钱。给他儿子付学费的时候，他有钱。给他儿子学车的时候，他也有钱。
　　只是到她这里的时候，就没钱了。

　　五、那些亲戚的眼睛
　　亲戚们特别喜欢问程胜利一些问题。
　　过年的时候，饭桌上，七大姑八大姨围坐在一起。她们的目光在程胜利身上扫来扫去，用一种看似关心实则打量的语气问：“你妈妈每个月给你打多少钱回来啊？”
　　程胜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如果说“一分都没有”，她们会用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然后追问“怎么会呢”“你妈也太狠心了”。她如果说“有”，那就是在撒谎。
　　所以她总是含糊其辞地笑笑，说“还行吧”，然后迅速转移话题。
　　她们还会问：“你想不想你妈妈？”
　　想不想？程胜利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她想的是母亲这个人，还是“母亲”这个符号？她想的是那个具体的人，还是那个她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想象中应该存在的母爱？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她都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尴尬，像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填空题。
　　其实母亲一分钱都没有给过程胜利。这是事实，无法粉饰，也不需要粉饰。
　　程胜利记得有一次，父亲生病了，躺在家里没有出去挣钱。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姐弟俩都没有学费了。
　　母亲给了学费。只给了弟弟的那一份。
　　程胜利的那一份，要去借。
　　她永远记得那个画面。父亲躺在里屋的床上，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只管你弟弟的”，然后是一阵沉默。后来不知道是谁，从谁那里借来了钱，交到了程胜利手上。
　　那种抬不起头的感觉，到现在都记得。一个孩子去借钱交学费，那种屈辱感不是别人能理解的。不是因为借钱本身，而是因为你在那一刻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不是那个被优先考虑的人。如果在资源和爱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永远是被放弃的那一个。
　　程胜利偶尔会想，如果她是个孤儿，也挺好的。
　　这个念头听起来很极端，甚至有点矫情。但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真实的、反复出现的感受。
　　至少如果她是孤儿，她不会一遍又一遍地确认自己不被爱。她不会在每一次开口求助的时候都被拒绝，她不会在每一个需要被托住的时刻都落空。她可以坦坦荡荡地告诉自己：我没有家人，所以没有人爱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明明有家人，却比没有更孤独。

　　六、奶奶：有条件的偏爱与永远热闹的家
　　程胜利的奶奶这个人很复杂。
　　小的时候，奶奶确实帮过她很多。程胜利在学校里被欺负了，奶奶会去找老师；程胜利生病了，奶奶会带她去看医生；程胜利和弟弟吵架了，奶奶有时候会站在她这边。
　　在那些时刻，程胜利觉得奶奶是爱她的。是那种无条件的、不需要理由的、奶奶对孙女的爱。
　　可程胜利长大后才发现，奶奶帮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只是把问题暂时压下去，而不是真正地解决。就像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药，吃了舒服一会儿，过几天毛病又犯了。
　　更让程胜利难过的是，奶奶的爱是有条件的。
　　奶奶更喜欢程胜利姑姑的小女儿，也就是程胜利的表姐。原因很简单：表姐读书厉害。
　　表姐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每次考试都能拿奖状回来。而程胜利的成绩不算差，但和表姐比起来，就差了一截。
　　奶奶总是偷偷把买来的零食藏起来。糖果、饼干、水果，藏在柜子里、床底下、衣柜上面。等表姐来家里的时候，再偷偷摸摸地把那些零食拿出来，塞到表姐手里。
　　“快吃，别让别人看见了。”
　　那个“别人”，有时候也包括程胜利。
　　程胜利不是没有看见过。她看见过奶奶拉着表姐的手走进里屋，看见过表姐出来的时候嘴角还沾着饼干屑。她不是傻子，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从来没有质问过奶奶。因为她知道，如果她问了，奶奶会矢口否认，会说“哪有的事”，会说“你想多了”。然后下一次，一切照旧。
　　程胜利从小就在表姐的阴影下长大。
　　所有人都在拿她们做比较。表姐考了第一名，她考了第十名，就会有人说“你看看你表姐”；表姐上了好学校，她上了普通学校，就会有人说“你要是像你表姐一样就好了”。
　　不是恶意的，甚至带着某种“为你好”的伪装。但那些话像沙子一样，一粒一粒地落下来，慢慢地、慢慢地，把她埋住了。
　　她变得极度自卑。她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种失败，觉得不管怎么努力都比不上表姐。
　　她也厌恶这个家庭。厌恶这种永远被比较、永远不够好的感觉。厌恶那些笑着说出刻薄话的亲戚，厌恶那些装作公平实则偏心的长辈。
　　程胜利做过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她剪掉了表姐的小学毕业照。
　　那是一个下午，家里没人。程胜利翻到了那本相册，看到了表姐的笑脸。那张笑脸在阳光下显得那么灿烂，那么毫无瑕疵，那么让人想毁掉它。
　　她拿了剪刀。
　　剪下去的那一刻，她的手在抖，心跳快得像要炸开。她知道这样做不对，知道这是她做过的最过分的事情之一。可那个时候的她，心里有太多说不出口的、堵在胸口的东西，她找不到别的出口。
　　她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不是恨表姐，是恨那种永远被比较的命运。
　　大学期间，奶奶做了一件让程胜利很寒心的事。
　　她把程胜利的卫衣偷偷拿给了弟弟穿。卫衣是男女通款，不是那种很明显只能女生穿的衣服。所以在奶奶眼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衣服换个人穿而已。
　　有一年冬天，程胜利回到家。她打开衣柜，翻来翻去，找不到那件卫衣。她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
　　后来她才知道，衣服被弟弟穿走了。
　　当时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厚外套，里面只有一件短袖。冬天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她冷得发抖。
　　而奶奶去街上给弟弟买了新衣服。不是借的，不是旧的，是新的。奶奶没有问程胜利冷不冷，没有问她要不要也买一件。奶奶的理由是：你的衣服很多了。
　　程胜利站在房间里，看着那个半空的衣柜，觉得特别可笑。
　　那些衣服很多——多在哪里？那些衣服是她读书的时候从生活费里一分一毛抠出来买的。她在学校吃了多少顿最便宜的菜，少买了多少本想要的书，才攒出那些衣服。那是她自己的钱买的东西，是她自己的东西。
　　凭什么被这样随意处置？
　　除了这些之外，程胜利的家里还有一个让她窒息的特点——她的家，永远像在过年。
　　奶奶总喜欢叫着亲戚朋友来家里住。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多月。七大姑八大姨拖家带口地来了，家里塞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而家里永远会把最好的房间让给这些亲戚。程胜利的房间被腾出来，她的床被占了，她的东西被塞到角落里。她要跟别人挤一张床，或者干脆打地铺。
　　每天早上，程胜利醒来都要面对一场无形的审判。
　　如果她起得早了，亲戚们会用那种半开玩笑半讽刺的语气说：“哟，今天竟然起得也早了，出啥事了？”那种语气里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学会早起了？你有什么企图？你是不是在表现什么？
　　如果她起得晚了，又会有人说：“死在床上了。”
　　无论早还是晚，都是错的。无论她怎么做，都会有人不满意。那种感觉就像你永远在被人盯着、被人评判、被人挑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目光之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从哪里飞出来一句让你难受的话。
　　程胜利是一个典型的i人。她不喜欢热闹，不喜欢人多，不喜欢在众人的注视下生活。她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需要一个安静的、只属于自己的角落。
　　可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角落。
　　白天，客厅里坐满了人，聊天的、嗑瓜子的、看电视的，声音嘈杂得像菜市场。晚上，更是一场噩梦。各个房间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永不落幕的交响乐。这个哭完了那个哭，那个哭完了这个又开始了。程胜利用被子蒙住头，可那些声音还是穿透棉被，钻进她的耳朵里。
　　隔壁房间传来奶奶和几个表姐打麻将的声音。哗啦哗啦的洗牌声，碰、杠、胡的喊叫声，夹杂着笑声和骂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每天都跟过年一样。热闹、喧嚣、拥挤。
　　可这种热闹不是程胜利想要的。这种热闹让她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窒息。她每天都要面对一堆人，应付一堆没有意义的对话，忍受一堆刻薄的评价。她感到紧张、恐惧、疲惫，可她无处可逃。
　　这是她的家。可她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空间。
　　后来，奶奶过寿。那是程胜利决定再不回家的最大的原因。
　　两个表姐——就是奶奶最喜欢的那两个——背着她，私下准备了一个大礼。她们商量了很久，策划了很久，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而程胜利对此一无所知。
　　寿宴那天，大厅里坐满了亲戚朋友。灯光璀璨，音乐响亮。表姐们上台了，她们准备的礼物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惊喜。当礼物打开的那一刻，里面的钱像喷泉一样哗啦啦地喷了出来，洒了一地。
　　那些红色的钞票在空中飞舞，落在舞台上，落在主持人的脚边，落在观众席的前排。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声和欢呼声。
　　程胜利站在台下，看着那些飞舞的钞票，感觉自己心里的什么东西也在哗啦啦地往下掉。像自尊。像体面。像她在这个家里最后一点点的底气。
　　她没有参与准备礼物，没有人通知她，没有人告诉她“我们也给你留了一份”。她站在人群里，像一个局外人，看着属于别人的高光时刻。
　　主持人开始起哄了。他说，来来来，大家都发个言，作为奶奶唯一的孙女，你指定要发言。
　　唯一的孙女。这句话在程胜利听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可首先上台的不是她。二表姐先上去了。她接过话筒，说了很多话。她说了奶奶对她的好，说了她如何准备这个礼物，说了她对奶奶的爱和祝福。她说了很久，说得声情并茂，台下一片掌声。
　　程胜利站在旁边，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准备，没有礼物，没有稿子，甚至连一句像样的话都想不出来。
　　然后主持人把目光转向了她。台下的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她。
　　她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她能说什么呢？说她没有被通知准备礼物？说她没有参与这个策划？说她在这个家里永远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这些话说出来，只会让场面更难堪，只会让别人觉得她小气、嫉妒、不懂事。
　　所以她选择了沉默。
　　就在这时，台下有一个邻居起了哄。那个邻居带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语气，大声说：“嘿，程胜利，你咋不说话呢？”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几桌人都听见了。
　　程胜利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僵硬的、不知道该如何维持的笑容。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有好奇的，有同情的，有看笑话的。
　　她尴尬得不行。那种尴尬不是普通的、社交场合的尴尬，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被当众揭穿的尴尬。那种“你看，她果然不行”的尴尬。那种“她在这个家里就是多余”的尴尬。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不管她怎么努力，不管她怎么做，在这个家里，她永远都是那个被排除在外的人。生日不会被记得，衣服可以被随意处置，房间可以随时被让出去，而礼物——连礼物都不会有人通知她一起准备。
　　她不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她只是一个偶尔被想起来、偶尔被需要的边缘角色。

　　七、小猫和裙子
　　程胜利养了一只小猫。
　　那是一只普通的橘猫，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程胜利很喜欢它。在她一个人住的日子里，那只猫是她为数不多的陪伴。它会蹭她的腿，会跳到她的膝盖上打呼噜，会在她难过的时候安静地趴在她身边。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程胜利没办法继续养了。她把小猫送回了老家，让爷爷奶奶帮忙养着。
　　她不是不想养，是真的没办法。她跟爷爷奶奶说好了，拜托他们帮忙照顾一段时间，等她那边稳定了就接回去。
　　可后来，他们把猫弄丢了。
　　程胜利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班。她握着手机，听着那头说“猫跑出去了，找不到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没有责怪他们。她知道老人家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不住一只猫也是正常的。她只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关系”。
　　她真的没有责怪。但她很难过。
　　后来她把猫咪剩下的东西——猫粮、猫碗、猫窝、玩具——都收拾好，寄回了老家。她想着也许猫会回来，这些东西还能用得上。
　　结果爷爷偷偷给她扔了。
　　不是问过她要不要，不是告诉她一声，是偷偷扔了。程胜利后来问起的时候，爷爷说“我看那些东西放着也是占地方”。
　　那次程胜利发了很大的脾气。她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吼出来的，把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不是因为她多在乎那些猫粮和猫碗，而是因为那是她的东西，是她在意的东西。
　　不经她允许，凭什么被扔掉？
　　还有一次，是程胜利大学手工课做的一条裙子。
　　那是一门选修课，教一些简单的手工缝纫。程胜利花了很多时间在那条裙子上。她选了喜欢的布料，一针一线地缝，反复修改了很多遍。做完之后，她特别喜欢。
　　后来毕业了，她没办法带走所有东西，就把那条裙子好好保存着，放在老家。她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袋子装着，放在柜子的角落里。她想，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把它拿出来。
　　结果奶奶专门去翻了她的东西。
　　奶奶把她的床帘和衣服布料都剪坏了。那些布料是程胜利花钱买的，床帘是她大学宿舍里用过的，都带着她的痕迹和记忆。
　　奶奶把它们剪成了两半。两半。整整齐齐的，像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程胜利问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奶奶的理由是：她觉得这些东西对程胜利来说不重要了，以为她不要了。所以剪成两半，拿去自己用了。
　　程胜利看着那些被剪碎的东西，忽然觉得很无力。
　　在奶奶眼里，她的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她的情感也是。她不需要被尊重，因为她不重要。她的东西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想剪就剪，不需要问她，不需要经过她的同意。
　　这种不被尊重的感觉，比失去那些东西本身更让人难受。

　　八、一个孩子的代价
　　如果说一个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那将足以治愈一生。
　　可如果一个孩子的童年不是那么美好的，那这份不美好，将会影响她的一生。
　　这句话程胜利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但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她愣了很久。她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那些没有被好好对待的时刻，想起那些被放弃、被忽略、被随意处置的瞬间。
　　她忽然明白，她成年后的很多问题——对钱的焦虑，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对拒绝的过度敏感，对人群的恐惧和紧张——都和那些童年的时刻有关。
　　那个永远热闹的家，那些随时会被让出去的房间，那些“起早了”“起晚了”都会被嘲讽的早晨，那些小孩的哭声和麻将的碰撞声交织的夜晚，寿宴上当众的尴尬和沉默——这些都不是过去了就过去了的事情。它们住在了她的身体里，变成了她的一部分。
　　至今程胜利都在被她的原生家庭影响着。
　　因为母亲的不负责任，在程胜利最需要改名字的时候，母亲没有回家给她改。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被称呼的方式。程胜利的名字不好，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学校里，同学们拿她的名字取外号，叫她各种各样的绰号。那些外号伴随着她的整个学生时代，像一件脱不掉的、丑陋的外衣。
　　她把这一切怪在母亲的头上。
　　她怪了母亲二十多年。她觉得如果母亲当时愿意回家，哪怕只是请一天假，把名字改掉，她就不会被取外号，就不会在那些年里活得那么难堪。
　　也许不一定全是母亲的错。也许改名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母亲连一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给自己争取。她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消失，选择了让女儿一个人承受所有的后果。
　　哪怕是现在，程胜利已经有能力挣钱养活自己了，她依然活在金钱的局促感当中。
　　她始终为了钱而焦虑。不是因为她现在没钱，而是因为她永远觉得钱不够。那种焦虑不是理性层面的，是身体层面的。她的身体记得那些因为缺钱而受到的羞辱和伤害，所以她永远活在一种“钱会不够”的恐惧里。
　　她像当初一样，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她去逛商场，如果身上没有带够钱，她连一家店都不敢走进去。她会站在门口，透过玻璃门看里面的衣服，然后转身离开。
　　不是因为买不起，是因为她害怕。害怕进去之后发现自己买不起，害怕那种在售货员注视下窘迫的感觉，害怕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的羞耻感。
　　她知道钱可以解决这种窘迫。她知道自己现在有收入了，可以买一些贵一点的东西了。但她改变不了内心对钱的焦虑。那种焦虑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头里，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扎在每一个关于钱的决定的背后。
　　她习惯了不被偏爱，习惯了不被选择，习惯了在开口之前就预想到被拒绝。
　　她把自己武装得很坚硬。她很少在人前示弱，很少向别人求助，很少说出自己真正的需求。她看起来坚强独立，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好像什么都不需要。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坚硬的外壳下面，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认真对待过的、柔软的小孩。那个小孩还蹲在十六岁的走廊上，盯着手机屏幕，犹豫着要不要发出那条要一百块钱的消息。那个小孩还站在新华书店的门口，满城奔跑，寻找那个消失的母亲。那个小孩还坐在出租屋里，听着电话那头的恶语相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那个小孩还站在寿宴的舞台上，被所有人注视着，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
　　一个女孩一生的卑微与缺爱，根源都在没有温度的原生家庭。
　　这句话太绝对了，程胜利知道。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原生家庭，成年后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但她同样知道，原生家庭给一个人的烙印，不是一句“你要放下”就可以抹去的。

　　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女孩生来就是被牺牲的配角。
　　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梦想，不需要有自己的需求，不需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儿子的重要性，为了在家庭资源分配的时候被自然而然地从名单里划掉，为了在需要有人牺牲的时候被推到前面。
　　所有的懂事，都是因为哭闹没有用。
　　你试过的。你试过哭，试过闹，试过用尽一个孩子能用的所有方式去争取关注和爱。可哭完了，闹完了，一切还是老样子。没有人因为你哭了就多给你一点，没有人因为你闹了就改变主意。所以你学会了不哭。
　　所有的冷漠，都是因为热情一次次被浇灭。
　　你曾经是一个会热烈地表达感情的孩子。你会说“妈妈我想你”，你会扑进爸爸的怀里，你会追着奶奶要零食。可每一次表达都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甚至被嘲笑、被拒绝、被忽视。所以你收起了所有的热情，学会了冷漠。
　　所有的要强，都是因为没有人在你跌倒的时候扶你一把。
　　你摔倒了，没有人伸手。你哭了，没有人擦泪。你迷茫了，没有人指路。所以你只能自己爬起来，自己把眼泪擦干，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方向。
　　你学会了不哭，不闹，不伸手，不期待。
　　因为你知道，期待了也没用。期待只会带来失望，失望只会带来痛苦。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期待，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不如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没有人会来。
　　你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把所有的苦都吞进肚子里，学会了在没有人托住你的时候，咬着牙一个人往下跳。
　　你看起来坚强独立，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不是坚强，那是一次又一次被放弃之后，长出来的疤。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可要真正接受它，程胜利用了整整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足够一个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二十二年，足够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学校教育，却还没有学会如何爱自己。

　　程胜利没有好的原生家庭。她没有好好被爱过。她没有坚定地被选择过。
　　这些是事实。她不会否认，也不打算美化。她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试图用“他们偶尔也是爱我的”来说服自己。她接受了这些事实，虽然接受的过程很痛。
　　可她今年才二十二岁。
　　她没有办法改变过去。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不会因为她的愤怒和悲伤而消失。她的母亲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负责任的母亲，她的父亲不会突然觉得女儿也值得投资，她的奶奶不会突然觉得她比表姐更重要。
　　但她可以决定接下来的人生。
　　她依然会为钱焦虑。依然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依然会在走进一家店之前先摸一摸口袋里的钱够不够。她依然会在人多的地方感到紧张和恐惧，依然会害怕被当众注视，依然会在热闹的场合里感到孤独。
　　这些伤痕不会那么快消失，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但她已经试着不再责怪自己了。她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敢走进那些店铺，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在亲密关系中患得患失，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害怕人群、为什么在热闹的场合里想要逃离。
　　因为那些不是她的错。那些是一个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孩子，长大后留下的后遗症。
　　她想要那个小户型的房子。
　　那是她自己的房子。不是父亲给她买的，不是母亲给她付的首付，不是任何人的施舍。是她自己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是她自己看了又看、比了又比、算了又算才决定的。
　　不管父亲愿不愿意资助那三万多块，她都会把它买下来。大不了再攒一段时间，大不了再省一省，大不了多打一份工。
　　因为那是她的东西。一砖一瓦都是她自己的，一厘一毫都是她自己挣的。没有人能替她做主，没有人能未经允许把它扔了或者剪了。在那个房子里，她不需要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别人，不需要在别人的目光下生活，不需要忍受小孩的哭声和麻将的碰撞声。
　　在那个房子里，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待着。不用说话，不用笑，不用应付任何人。
　　程胜利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你没有好好被对待，不是你的错。
　　她值得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