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园》重明

43、封城 2020年

　　2020年1月。春节前三天。

　　我在汉江郊区的实验室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主机在自动跑数据，仿制水晶的公式已经稳定运转了三个月，误差率在可控范围内。屏幕上是一行行滚动的数字，绿色的，像春天刚发芽的草。

　　实验室很大，但东西很少。一台主机，一台备用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烧水壶，半箱泡面。我的行李箱摊在地上，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下午两点，汉江到青平，高铁，四个小时。我查了三次，确认座位是靠窗的。

　　手机响了。

　　不是白砚，是短信。我以为是提醒乘车的通知，点开看了一眼。

　　“因塔纳病毒防控需要，您购买的列车已停运，票款将原路退回。”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停运？

　　我又看了一遍。不是晚点，不是调整，是停运。整个线路，停了。

　　手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想再确认一遍，但短信已经看完了，没什么可确认的。我放下手机，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汉江郊区的冬夜。路灯稀疏，亮着昏黄的光，下面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风把落叶吹得满地跑。远处的厂房黑着灯，像一排沉默的巨兽蹲伏在夜色里。

　　我想起前几天刷到的新闻。南方某个城市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官方说“可防可控”。我当时看了一眼，没当回事。每年都有流行性病毒，最后都不了了之。

　　但停运不一样。停运意味着事情比新闻里说的严重。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白砚。

　　“看新闻了吗？”他问。声音很紧，不像他平时的语气。

　　“什么新闻？”

　　“塔纳病毒。”他说，“已经扩散到三个省了。”

　　我愣了一下。

　　“我之前看到了，”我说，“不是说可防可控吗？”

　　“那是三天前。”白砚说，“现在不一样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听见他在走动，脚步声很快，像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走。

　　“我刚知道。”他说，“我父亲也是刚知道。集团开了紧急会议，两家医院已经被政府征用了，做隔离点。”

　　“征用？”

　　“对。”他说，“门诊量暴跌，集团每月亏损预计达到千万级别。”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能听出来，那种平下面压着什么东西。

　　白砚很少用这种语速说话，他平时每个字都经过计算，但今天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

　　“你还好吗？”我问。

　　“我没事。”他说，“但你那边——”

　　他停了一下。

　　“汉江是重灾区。”他说，“你一个人在实验室，我不放心。”

　　“我没事。”我说，“实验室很偏，没什么人。”

　　“那更危险。”他说，“如果封城，你连买菜的地方都没有。”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是病毒本身，是被困住。

　　一个人，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实验室里，没有车，没有商店，没有邻居。如果封城，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孤岛。

　　“我申请一下，”白砚说，“看能不能把你接回青平。”

　　“怎么接？”

　　“走特殊通道。”他说，“怀慈医疗有资质，可以申请科研人员跨省调动。你那边不是有实验室吗？我以合作单位的名义申请，把你作为项目骨干调回青平。”

　　“能批下来吗？”

　　“不知道。”他说，“但我会想办法。”

　　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平稳，但那种平稳下面有一种很硬的东西。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把我从汉江捞出来，不管用什么办法。

　　“还有，”他说，“你试试从学校的关系，能不能找到几个科研人员。免疫学、分子生物学，都行。如果能找到，我申请调令，把人一起带回来。”

　　“你要做什么？”

　　“做点相关的项目，有三个方向，我想同时推进，需要技术人员。”

　　我愣住了。

　　“同时？”

　　“对。”他说，“塔纳病毒不会是短期流行。可能持续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清。我要趁这个机会，把地基搭好。”

　　他顿了一下。

　　“我父亲和三叔那边，”他说，“正在筹划核酸实验室的项目。建实验室，跑审批，铺渠道——他们以为这是肥肉，急着往上扑。”

　　“你不参与？”

　　“不参与。”白砚说，“我在等。等他们把审批流程跑通，把政府关系理顺——这些最费时间。”

　　“然后呢？”

　　“然后照搬。”他说，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核酸实验室的资质，和我要做的疫苗实验室，大部分是重叠的。剩下的，自己申请，难度低得多。”

　　我愣了一下。

　　“你让他们先铺路？”

　　“嗯。”白砚说，“等他们铺好了，我再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又快了。不是紧张，是兴奋。我能听出来——那种兴奋藏在他的声音里，像冰面下的水流，看不见，但能感觉到。

　　“你等一下，”他说，“我发一份文件给你。”

　　电话断了。一分钟后，微信响了。白砚发来一份文件，文件名是《塔纳病毒相关医疗项目可行性调查报告》。

　　我点开，看了第一页，是一些照片。

　　不是一份报告，是三份。免疫蛋白、检测卡、疫苗，每个方向都有独立的市场分析、技术路线、政策环境。

　　数据详实，逻辑清晰，每一页都像是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出来的。

　　但这些报告不是花了几个月。他在知道塔纳病毒的消息之后，加班赶出来的。

　　我继续往下翻。他画了一张产业链图，从上游的原料供应到下游的医院渠道，每一个环节都标注了怀慈医疗可以切入的位置。

　　我看完最后一页，放下手机。

　　窗外的公路已经完全没有车了，路灯亮着，只有风把落叶吹得满地跑。

　　我忽然明白了。

　　白砚不是在做一个项目。他是在建一个底盘。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不依赖白家的、可以在任何风暴里站稳的底盘。

　　而我，可以做他这个底盘里的第一块砖。

　　不是附属品。是合伙人。

　　这个认知让我心跳快了一拍。不是害怕，是兴奋。

　　前路未卜，危险重重，但那种危险里有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像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下面是万丈深渊，但风很大，吹得人很清醒。

　　我拿起手机，给白砚回了电话。

　　“看完了吗？”他问。

　　“看完了。”

　　“有思路吗？”

　　我想了一下。

　　“有一点。”我说，“但更多的是——”

　　我停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兴奋。”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白砚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很轻的一声，像风吹过树叶。

　　“我也是。”他说。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愣了一下。白砚很少说“我也是”。

　　他通常会说“我知道”或者“我理解”，但“我也是”意味着他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害怕，但兴奋。

　　“你坚持一下。”他说，“手续我来办。先把你从汉江接出来，但路上关卡多，时间说不准。”

　　“好。”

　　“别出门。”他说，“我安排人给你送些吃的。”

　　“你呢？”

　　“我在青平。”他说，“暂时过不来。”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忽然觉得实验室很大，很空。

　　主机还在嗡嗡地响着，但那种声音不再让我感到安心，反而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一个人在这里，提醒我被困住了。

　　不是被困在实验室里。

　　是被困在一个不知道他在哪里的地方。

　　“白砚。”我说。

　　“嗯？”

　　“你也小心。”

　　他沉默了一下。

　　“好。”他说。

　　电话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很久很久。

　　远处有救护车驶过，蓝色的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像某种信号，又像某种警告。

　　我不知道那辆车里坐着谁，不知道它要去哪里。但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我想起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导师办公室见过几位学长，专业方向似乎是对的。

　　我拿起手机，给老师拨了电话。

　　响了四声，接起来了。

　　“喂。”

　　“老师，我是沈诺。”

　　“哦，沈诺，“导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背景里有翻纸的声音，“你有什么事情？”

　　“老师，塔纳病毒流行，我接到了相关的项目，做疫苗，想问您那边有方向合适的博士生推荐给我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翻纸的声音停了。

　　“疫苗，“导师说，“你一个本科生，要拉博士生做项目吗？”

　　“是的老师。”我说，“合作方出实验室和经费，资质一起申请，做出来的成果归团队，合作方只要授权。”

　　导师没有立刻说话。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很轻，像是下意识的习惯。

　　“这样，”他说，“我给你推几个人。但是他们现在都毕业了，有的在实习，有的在工作，能不能说动，看你自己。”

　　“我明白。”我说，“谢谢老师。”

　　电话断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等了几秒钟。然后微信响了，导师推过来三个联系方式。

　　我毫不犹豫，点了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