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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回家 凌晨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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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车到了江城。
天还没有亮,车站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和几个三轮车夫在等客。林柏舟下车的时候腿有点软——坐了一夜的硬座,脚都坐肿了,鞋带勒得脚背生疼。他蹲下来松了松鞋带,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沈夜澜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
“没事,”林柏舟说,“就是坐太久了,腿麻。”
沈夜澜没有松手。他扶着林柏舟的胳膊,从车站的广场走到建设路的路口,从建设路的路口走到梧桐巷的巷口。梧桐巷还在睡着,老槐树的枝桠在晨光里显出模糊的轮廓,像一幅还没有完成的水墨画。35号的黑门紧闭着,41号的警戒线还在,被晨风吹得微微飘动,像一条黄色的、疲惫的、还没有睡醒的蛇。张记早点的灯已经亮了,老张在屋里忙碌着,锅里的油条在翻滚,豆浆的热气从窗口冒出来,在晨光里变成一团一团白色的、柔软的云。
老张从窗口探出头来,看见他们,愣了一下。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还没开门呢!”他扯着嗓子说,声音在清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响亮。
林柏舟朝他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他和沈夜澜走进巷子,在33号门口停下来。沈夜澜松开他的胳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回去好好睡一觉,”他说,“你今天别开店了。”
林柏舟点了点头。他推开33号的门,走了进去,然后探出头来,看着沈夜澜的背影。“沈夜澜。”沈夜澜停下来,回过头。
林柏舟靠在门框上,晨光从他身后涌出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他的头发还是乱的,脸上还有睡出来的褶子印,眼睛里有红血丝,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看起来狼狈极了。但他笑得很干净,很明亮,像秋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欢迎回来。”
沈夜澜看着他,看了几秒钟,嘴角那个微小的弧度又出现了。这一次他没有忍住,也没有打算忍。
“嗯。”他说。
他转身走进32号,关上门,在木板床上躺下来。床还是那么硬,腰还是有点酸,但他闭上眼睛不到三秒钟就睡着了。没有做梦,没有翻来覆去,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念头。他太累了,累到连梦都做不动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面上画出一条粗粗的、金黄色的线。他看了一眼手表——上午十点。他睡了将近五个小时。
他从床上起来,洗了脸,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警服外套。推开32号的门,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梧桐巷在午前的阳光里显得明亮而温暖,老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青石板路面上,落在他脚边的台阶上。
他走到33号门口,门开着,林柏舟正坐在柜台后面吃早饭——一碗白粥,一碟咸菜,一个咸鸭蛋。他看见沈夜澜,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柜台前面。“你醒了?吃饭了吗?”
“没有。”
“我给你盛。”林柏舟转身去盛粥,沈夜澜在柜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把公文包放在脚边,从里面拿出那份陈怀瑾的证词、那份吴明的调查报告、那张1975年的合影照片,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
林柏舟端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走过来,放在沈夜澜面前。“你今天干什么?”
沈夜澜端起粥,喝了一口。粥熬得很稠,米粒都开花了,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米香和甜味。
“整理材料,”他说,“明天去省厅。顾衍之的自首材料、陈怀瑾的证词、吴明的报告、赵伯的尸检报告、你舅舅的信纸、程绍棠的——程绍棠的什么?他承认了他打过那个电话,但他没有签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书面证词,没有录音,没有签字画押。他说的话,在法律上,等于没有说。”
林柏舟在他对面坐下来,双手托着下巴。“所以你要再去一次省城?”
“对。但不是去找程绍棠了,他不会再见我了。我去找省厅,把这些材料正式提交上去。这个案子已经超出了江城分局的管辖范围,涉及到省里的干部,必须由省厅接手。”
林柏舟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省厅接手之后,你还是这个案子的主办人吗?”
沈夜澜沉默了片刻。
“不一定。省厅可能会重新指定专案组,我可能会被调离,也可能会被要求回避。”
“回避?为什么?”
沈夜澜看着桌上那张1975年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沈鹤亭坐在前排左起第五个位置,嘴角微微上扬,带着那种他再熟悉不过的、标准的、滴水不漏的、在镜子前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他看着那个笑容,看了很久。
“因为这个案子的嫌疑人之一,是我父亲。按照规定,直系亲属涉案的,我应该主动申请回避。”
林柏舟的手伸过桌面,轻轻地覆在了沈夜澜的手背上。
“你会申请吗?”
沈夜澜反手握住了他的手。“会。但在我申请回避之前,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材料整理好,证据链补全,证人保护好,确保这个案子不管换谁来办,都不会在我离开之后被搁置、被拖延、被压下去。”
他抬起头,看着林柏舟的眼睛。林柏舟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看着一个人做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时,心疼他但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心疼、所以用力忍住眼泪、用力弯起嘴角、用力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只是“亮”而不是“湿”的那种光。
“沈夜澜。”
“嗯。”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听起来像什么吗?”
“像什么?”
“像遗言。”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一顿。
林柏舟把他的手握紧了一些。“不是那种‘我要死了’的遗言。是那种‘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我回来之前,这些事情你要替我记住’的遗言。你是在交代后事。你不觉得吗?”
沈夜澜看着林柏舟的眼睛。那双一向温和的、安静的、像深秋湖面一样平静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裂纹。那裂纹很细,像瓷器上最细微的冰裂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只要看到了就再也无法忽视。裂纹里有水,不是泪水,是比泪水更稀薄、更透明、更不容易被察觉的东西——是恐惧。林柏舟在害怕。不是害怕顾衍之,不是害怕陆维民,不是害怕沈鹤亭,不是害怕程绍棠,不是害怕任何一张网上的任何一个人。
他害怕沈夜澜不会回来。
沈夜澜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用右手的食指在他的掌心里慢慢地、一笔一画地写了三个字。写完之后,他把林柏舟的手合上,像合上一本珍贵的、易碎的、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书。
林柏舟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无声饮泣,只是两行眼泪无声地从眼眶里滑出来,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桌面上,滴在他被沈夜澜握着的手背上。他没有去擦,任由那些泪水在脸上慢慢地流、慢慢地干、慢慢地蒸发。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被沈夜澜合拢的手掌,看着掌心那三个看不见的字,看了很久。
那三个字不需要用眼睛看。它们会从掌心的皮肤渗进去,顺着血管流到心脏,在心里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长成一棵不会被任何风雨摧折的、枝繁叶茂的、四季常青的树。
“我记住了。”林柏舟说。
沈夜澜点了点头,松开了他的手,端起那碗已经凉了的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窗外,梧桐巷在午前的阳光里安静地呼吸着。老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飘落,像一些无声的、缓慢的、从容不迫的告别。35号的黑门依然紧闭着,门上的铜环在阳光里闪着暗沉的光,像两只沉默的、不肯闭上的、一直在看着这条巷子的眼睛。
沈夜澜喝完粥,把碗放下,站起来,把桌上的材料全部收进公文包里,拉好拉链,把公文包夹在腋下。
“我走了。”
林柏舟站起来,绕到柜台前面,站在他面前。沈夜澜比他高半个头,他仰着脸看着沈夜澜,眼睛还是红的,鼻尖还是红的,下巴上还有没干的泪痕,但他的嘴唇是抿着的,紧紧抿着,抿成了一条线,像一个在暴风雨中不肯弯腰的、细瘦的、但倔强的小树。
“你什么时候回来?”
沈夜澜伸出手,用拇指轻轻地擦掉了他下巴上的泪痕。
“很快。”
他转身走出了书店。梧桐巷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深蓝色的警服外套照得发亮。他的影子在青石板路面上慢慢地移动,从33号的门前到32号的门前,从32号的门前到巷口,从巷口到建设路,从建设路到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林柏舟站在书店门口,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被阳光融化的背影,手里攥着那盏绿色的台灯。台灯没有开,但他攥着它,像是在攥着一个承诺,一个希望,一个在黑暗中为他指引方向的光。他知道沈夜澜会回来。因为他写的三个字还留在他的掌心里,滚烫的,像刚出锅的汤圆,像刚倒进杯子的姜汤,像1975年那场雨夜之后,梧桐巷里第一次亮起来的、橘黄色的、温暖的光。
他低下头,张开手掌,看着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的掌心。那三个字不在皮肤上,不在肌肉里,不在骨骼中。它们在心里。从今往后,不管隔了多远,不管隔了多少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三个字都会在他的心里,陪着他,等着他,直到他回来。
他转身走进书店,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