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陌回声》小鱼爱吃珊瑚

36、证言 巷陌回

　　巷陌回声

　　第十九章证言

　　江城分局的审讯室在地下室。不是那种阴暗潮湿、老鼠横行、犯人一进来就开始瑟瑟发抖的地下室——那种是电影里演的。真正的审讯室在地下二层，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坏了一半，忽明忽暗地闪着，像是有人在用摩尔斯电码传递什么秘密信息。墙壁刷着白色的涂料，但年久失修，墙皮剥落了几块，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消毒水、旧报纸和劣质茶叶的气味，说不上难闻，但待久了会让人莫名地觉得压抑。

　　陈怀瑾坐在证人席上，脊背挺得很直。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十根手指交握在一起，拇指无意识地互相摩挲着，像是在数着已经过去了多少分钟，又像是在确认自己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这个世界的表面站立着。他的面前放着一杯水，是沈夜澜倒的，他一口都没有喝。

　　韩世安坐在他对面，旁边是沈夜澜和两名记录员。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九点四十七分，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每一次跳动都发出一声细微的、金属质地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审讯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一颗微型的、倒计时的心脏。

　　“陈怀瑾同志，”韩世安用了正式的称呼，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怕录音机录不清楚，又像是怕陈怀瑾听不清楚，“今天是1985年10月29日，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我们现在开始做询问笔录。请你如实陈述你所知道的一切。你所说的话将被录音，并作为正式笔录存档。你听清楚了吗？”

　　陈怀瑾点了点头。

　　“听清楚了。”

　　“请你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陈怀瑾，男，七十三岁，临江县人。1938年参加工作，1945年入党。历任临江县委宣传部长、江城地委宣传部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退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稳，像是一个在机关单位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在做最后一次、最正式、也最沉重的工作汇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但沈夜澜注意到他交握在一起的手，拇指摩挲的频率比刚才快了一些。

　　“陈怀瑾同志，今天找你来，是想请你说明一下1975年宋怀远失踪案的相关情况。请你就你所知道的内容，如实陈述。”

　　陈怀瑾闭上了眼睛。

　　审讯室里的日光灯管又闪了一下，发出一声轻微的“嗡嗡”声，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墙壁里游走。韩世安端起桌上的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茶缸放回桌面的时候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两名记录员低着头，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着，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青石板。

　　陈怀瑾睁开眼睛。

　　“1975年10月27日，”他说，声音和刚才不一样了——刚才的平稳是表面的、刻意的、用力维持的，现在的平稳是真实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不需要任何力气就能保持的，“也就是宋怀远失踪的第二天，有一个人从江城来省城找我。凌晨两点，下着大雨。他敲了我家的门。”

　　“这个人是谁？”

　　“顾衍之。当时是江城文化局文艺科副科长。”

　　韩世安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这个动作和沈夜澜一模一样。

　　“顾衍之来找你做什么？”

　　“他说他出事了。他说宋怀远知道了某件事，来找他对质，他们吵了起来，他推了宋怀远一下，宋怀远摔倒了，头撞在画架的角上，流了很多血。他说他不知道宋怀远死了没有，他很害怕，他跑了出来，他需要有人帮他。”

　　“他说的‘某件事’是什么事？”

　　陈怀瑾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他没有明说。但我后来从别的地方知道了——苏晚。苏晚是江城画院的学生，1975年秋天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顾衍之。宋怀远知道了这件事，要帮苏晚出头。”

　　韩世安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抬起头。

　　“顾衍之来找你之后，你做了什么？”

　　陈怀瑾沉默了几秒钟。

　　“我让他先回去，让我想一想。他走了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打电话。”

　　“打给谁？”

　　“江城分局局长。”

　　“你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陈怀瑾的嘴唇微微发抖，但他控制住了。

　　“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宋怀远的案子，影响不好，尽快结案。’第二句，‘不要扩大调查范围。’第三句，‘这件事，到此为止。’”

　　审讯室里安静了片刻。日光灯又闪了一下，“嗡嗡”声在安静的空气里回荡着，像一只被困在墙壁里的、垂死挣扎的飞蛾。沈夜澜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但他没有动，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块沉默的、坚固的礁石。

　　“陈怀瑾同志，”韩世安的声音沉了下去，“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电话的后果？”

　　陈怀瑾看着他。

　　“考虑了。”

　　“考虑了多久？”

　　“从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五个小时。”

　　“你考虑的结果是什么？”

　　陈怀瑾的嘴唇终于抖了。

　　“我选择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保住一个无辜的人的命。”

　　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一样，脊背微微弯了下去，两只手从交握变成了松开，无力地垂在膝盖两侧，指尖微微蜷着，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最后抓住的空气里的、虚幻的、救不了命的浮木。但那根浮木什么都没有，没有重量，没有形状，没有温度，就像他这十年来所有的后悔、内疚、自责和自我欺骗一样，他抓得越紧，它们就消失得越快。

　　韩世安沉默了。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他叼着烟的样子看起来像是随时要把那根烟咬碎，但最终他没有，他只是叼着，用牙齿轻轻地、反复地咬着滤嘴，像是在咬着一个看不见的、咬不碎的、硌牙的东西。

　　“陈怀瑾同志，”沈夜澜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问一个可能会改变整个案件走向的问题，“你说那个电话是你主动打的。但是你在给我的信里写的是——‘当年那个电话不是我主动打的，是有人让我打的。’这两个说法，哪一个是真的？”

　　陈怀瑾看着沈夜澜，目光里有复杂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翻涌——是感激，是欣慰，还是一个人终于可以被原谅了的释然，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也许只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终于可以卸下背了十年的包袱，终于可以说一句真话，终于不用再编造任何谎言来骗别人、也骗自己了。

　　“第二个是真的，”他说，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电话是有人让我打的。那个人比我官大，比我权力大，比我更害怕这个案子被查下去。他找到我，跟我说，‘老陈，这件事不能闹大，你给江城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把案子结了。’我问为什么是我打，他说，‘因为你是分管文化的副部长，这个案子归你管。你打电话，名正言顺。’”

　　“这个人是谁？”

　　陈怀瑾闭上了眼睛，深呼吸了两次。鼻翼翕动的幅度不大，但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把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全部吸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地、缓慢地、不舍得吐出来。吸了两次之后，他睁开眼睛，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平静得让人后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