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手变成了神笔》陌愉米

12、样本 样本

　　第十二章：样本

　　那粒光在天上闪了整整一夜。

　　林墨没有睡。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窗前，把那扇窗开到最大，夜风裹着雨后潮湿的凉意灌进来，吹得窗帘像一面苍白的旗。那粒光不大，比星星小，比卫星暗，但它固执地闪动着，节奏稳定得不像任何自然天体——闪零点五秒，停零点五秒，像一颗遥远的心脏在为他跳动。

　　凌晨三点的时候，晚舟醒了。她从卧室走出来，赤着脚，穿着一件宽大的旧T恤——那是林墨的，领口已经洗得松垮了，露出她一侧锁骨的弧度。她没有问林墨为什么不睡，只是默默地搬了另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把脚缩进椅子里，双手环着小腿，下巴搁在膝盖上。

　　两个人并排坐着，看那粒光。

　　“她在说什么？”晚舟问。不需要解释“她”是谁。

　　“我不知道。”林墨说，“也许只是说她还存在。”

　　“或者是在提醒你，你不该把她忘记。”

　　林墨没有回答。他的手在膝盖上摊开，掌心朝上，像一个在等什么东西落下来的容器。但什么都没有落下来。那粒光只是闪，不为任何人，不传达任何信息，只是在闪。就像余墨活着的时候——不，她没有“活着”，她只是存在过——她吃水饺时微微睁大的眼睛，她在厨房门口问“你想不想尝尝”时歪头的角度，她消失时说“谢谢”时无声的口型。这些都不是信息，不是暗号，不是隐喻。它们只是她存在过的痕迹，像雨后的脚印，正在被时间慢慢冲淡。

　　四点二十七分，那粒光灭了。

　　没有逐渐变暗，没有最后的闪烁，就是一下子灭了，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天空恢复了它该有的样子——深蓝色的，缀着稀疏的几颗真正的星星，云层在东方开始发白。

　　“她睡了。”晚舟说。

　　“她不需要睡。”

　　“也许她现在需要了。”

　　林墨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清脆的“咔”。他走到床边，躺下去。床单是凉的，枕头上还留着晚舟的气味——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而是一种很淡的、像晒透了的棉布混着一点点皂角的味道。晚舟也躺了下来，背对着他，被子拉到下巴。

　　他翻了个身，看着她的后脑勺。编成两条的辫子已经拆了，头发散在枕头上，黑色的，在黑暗中像一片静止的河流。

　　“我睡不着。”他说。

　　“你在想交易的事。”

　　“我在想很多事。”

　　晚舟翻过身来，面朝着他。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眼睛，但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暖暖地落在他的脸上，像一只手在不用触碰的情况下抚摸他。

　　“你怕吗？”她问。

　　“怕什么？”

　　“怕那三滴血被拿去制造第二个神笔。怕你的右手永远无法真正做回普通的手。怕你答应了这件事之后，会有更多的事找上门来。”

　　林墨想了想，说：“我怕的不是这些。”

　　“那你怕什么？”

　　“我怕你有了新身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可以离开我。一个没有法律身份的女人，只能困在一个有她的男人身边。但一个有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的女人，她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认识任何人。我怕你选择离开。”

　　沉默。

　　窗外的风把窗帘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个在黑暗中反复练习呼吸的人。

　　晚舟伸出手，准确地找到了林墨的右手，握住了它。她的手不大，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掌心有一层薄薄的茧——是画画磨出来的。她和林墨一样，画画。但她画的是油画，和林墨的数字插画不同，她的画布上总有很厚的颜料，一层叠一层，像她在给时间做雕塑。

　　“你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她问。

　　“记得。你把咖啡洒在我衬衫上。”

　　“我说的不是那个。”晚舟说，“我说的是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咖啡馆，你在同一个位子上坐着。你换了一件白衬衫，干净的。看到我进来，你站起来，说你带了一件替换的，问我能不能再洒一次。”

　　林墨笑了。那次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蠢得要命。但晚舟没有笑，她看了他两秒，然后拿起桌上的水杯，泼了他一脸。

　　“你泼的是水。”林墨说。

　　“咖啡太贵了。”晚舟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只有林墨能听出来的笑意，“而且我知道，你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不是为了让我洒咖啡，是你想再见我一面。你不敢直接说‘我想再见你’，所以你编了一个借口。你从第一天就在说谎。”

　　林墨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

　　“但我还是选了跟你在一起。”晚舟说，“不是因为你的借口编得好，是因为你站在咖啡馆门口等我的时候，你的耳朵是红的。你说谎的时候耳朵会红。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但那天我还没发现，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很蠢，很可爱，很……不设防。你明明在说谎，但你整个人都是敞开的，像一个门没关好的房间。”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说谎？”

　　“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你这个人，谎话说得越多，眼神就越真诚。这是你的超能力，比神笔还厉害。”

　　林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不用道歉。”晚舟把他的脸从枕头里扳出来，让他在黑暗中看着自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想离开你，我不会因为没有身份证就不离开。我会走到你面前，告诉你‘我要走了’，然后推开门，走出去。没有身份证，我可以坐绿皮火车，可以住不需要登记的旅馆，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落脚，重新开始。世界很大，林墨。一张身份证拦不住一个想走的人。”

　　“所以你不走，是因为你不想走。”

　　“是因为我没有想走的理由。”晚舟说，“你有病，你有债，你的右手刚刚从一支笔变回人的手。你脆弱得像一张浸了水的纸。但我还是不想走。”

　　“因为我是浸了水的纸？”

　　“因为你还在努力不让自己碎掉。”晚舟说，“一个不碎的人，值得留下来。”

　　林墨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晚舟的拇指在他右手手心里画圈，一圈，一圈，一圈。那触感很轻，像羽毛在皮肤上走路。他的右手在她掌心下变得柔软了，那种一直隐隐存在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蠕动的感觉，终于彻底消失了。它只是一只手。一只被另一个人的手握住的手。

　　他睡着了。

　　没有做梦。

　　早上七点，手机闹钟响了。林墨睁开眼，晚舟已经不在床上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并排摆着，像两本合上的书。厨房里传来锅铲的声音和油的滋滋声。

　　他走进厨房。晚舟穿着他的围裙，在煎鸡蛋。灶台上放着两碗白粥，一小碟咸菜，两双筷子。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侧脸上，把那道浅琥珀色的虹膜照得像一块透明的糖。

　　“你几点起的？”林墨问。

　　“六点。”晚舟把煎蛋翻了个面，“你睡得像死了一样。我叫了你三次，你都没醒。”

　　“我太累了。”

　　“不是累。是你的身体在修复。陈伯跟我说过，摆脱神笔之后，身体会进入一个‘还债期’。你之前被神笔吃掉的那些能量、记忆、感知，不会全部回来，但你的身体会试图弥补。你会比以前更容易累，更容易饿，也更容易生气。正常现象。”

　　“你什么时候跟陈伯说的？”

　　“昨天晚上，你睡着之后。我用你的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睡得晚，接得很快。”晚舟把煎蛋铲到盘子里，“他说乔姐这个人可信，但不可靠。可信的是她收了钱就会办事，不会跑路。不可靠的是她背后的人——那些要你样本的人，不是她能控制的。你给了她样本，她就交上去，至于上面怎么用，她不问，也不管。所以如果出了事，她不会帮你。”

　　“陈伯还说了什么？”

　　“他说老魏告诉他，要你样本的那个医生是‘上面’的人。‘上面’是什么意思，老魏没说，陈伯也没问。”

　　林墨坐下来，端起白粥喝了一口。粥很烫，从喉咙一路烫到胃里，烫得他整个人都精神了。

　　“吃完早饭，我去取钱。”他说。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取钱而已，又不是交易。”

　　晚舟把煎蛋放在他粥碗旁边，自己也坐了下来。她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咬了一小口，慢慢地嚼着。

　　“二十万现金，新钞，不连号。”她重复着乔姐的要求，“你去哪个银行取？”

　　“工商银行。我所有的钱都在那张卡里。”

　　“取完钱你打算放在哪里？”

　　林墨愣了一下。他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二十万现金，一大摞，不能放在家里——不安全，而且如果被老刘或者物业看到拎着一大袋钱进出，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你有什么建议？”他问。

　　“买一个小保险箱。或者放在陈伯那里。他那边虽然环境差，但不会有人去翻他的东西。”

　　“放陈伯那里？二十万？他眼睛瞎了，腿也废了，如果有人去抢，他连报警都做不到。”

　　晚舟用筷子把粥碗里的一粒米拨来拨去，沉默了几秒：“那你去买个保险箱。我跟你一起去。”

　　“你——你确定你出现在那种地方没问题？电器城人多，可能会有监控。”

　　“我戴帽子。”晚舟说，“戴口罩。现在是疫情期间，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人，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林墨想了想，同意了。

　　吃完早饭，晚舟换了一身衣服——黑色的卫衣，黑色的运动裤，白色的帆布鞋。她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戴上一顶棒球帽，又戴了一只浅蓝色的口罩。她站在玄关的穿衣镜前看了看自己，然后转过来面对林墨。

　　“像不像一个不想被人认出来的人？”

　　“像。”林墨说，“但你本来就没人能认出来。”

　　晚舟的眼睛在口罩上方弯了一下——她在笑。然后她拿起一个帆布包，挂在肩上。

　　他们出了门。电梯里没有其他人。走廊里的声控灯修好了，每走一步，灯就亮一盏，像有人在前面给他们点灯。

　　工商银行在公寓往东三百米的地方，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有两根大理石柱子。银行刚开门不久，大厅里人不多，三四个柜台都在营业，等候区的塑料座椅上只坐着两个老人。

　　林墨走到取号机前取了一个号，A023。叫号屏上显示A019正在办理。他等了三分钟，叫到了他的号。

　　他走到柜台前。柜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头发盘得很紧，脸上的表情像一张打印出来的笑脸。

　　“您好，办什么业务？”

　　“取钱。二十万。”

　　“二十万需要预约。您预约了吗？”

　　林墨的心沉了一下。他忘了——大额取现需要提前一天预约。这是银行的规定，他知道，但他完全忘了。

　　“没有预约。”他说。

　　柜员的笑容不变，但语气变得专业而疏离：“那很抱歉，先生，二十万需要预约。如果您今天急需用钱，可以先取五万，剩下的预约明天再来。”

　　五万。距离二十万还差十五万。他不能等明天——乔姐说一个星期后联系，但没说具体哪一天。如果她今天或者明天就打来电话，而他手上只有五万，这笔交易就可能泡汤。

　　“我有急用。”林墨说，“能不能通融一下？”

　　“规定是这样的，先生。我可以帮您查一下这个网点的现金库存，如果有富余的话，也许可以多取一些。但二十万真的不行。”

　　晚舟站在他身后，戴着帽子和口罩，安静得像一个影子。她没有说话，但她的手在林墨的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不重，一下，像在说“没关系”。

　　柜员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先生，我查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给您取十二万。这是上限了。”

　　十二万。还差八万。

　　“好。”林墨说，“十二万。”

　　柜员办好了手续，把一摞钞票放进点钞机，刷刷刷地点了两遍。红色的钞票在点钞机里飞快地翻动，像一群被惊动的鸟。点完钞，她把钞票扎成两捆——一捆十万，一捆两万——装进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从柜台下面的小窗口递出来。

　　“先生，您的现金。请当面点清。”

　　林墨拿起那两捆钱，仔细看了看封条上的印章和柜员的签名。他没有拆封，因为他相信银行的点钞机比他自己的手指更准确。他把钱放进晚舟的帆布包里，拉好拉链，把包背在自己肩上。

　　出了银行，两个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还差八万。”晚舟说。

　　“我想办法。”

　　“什么办法？”

　　林墨想了想。他可以找朋友借，但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没有结婚——因为他们不记得晚舟，所以也不记得他结过婚。如果他突然借八万块钱，理由是什么？住院？买房？他不能说实话，因为实话是“我要给我老婆办□□”。一旦他解释了这件事，对方要么以为他疯了，要么报警。

　　他不能借。

　　他可以卖东西。他的画、他的数位板、他的电脑、他的书。但这些加起来也卖不到八万。二手数位板不值钱，电脑用了四年，画更是不值钱——他的名气太小，在插画圈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他可以接活儿。但接活儿需要时间，而时间是他最缺的东西。

　　“我可以找陈伯借。”林墨说，“他应该有积蓄。”

　　“你确定要找他借？他住在南郊的破仓库里，抽的烟是最便宜的那种，连轮椅都是自己修的。他就算有积蓄，那也是他的棺材本。”

　　“那我找乔姐谈。”林墨说，“样本减到一半，钱也减到一半。她要的样本已经减少了——一滴血，一片指甲，五根头发。如果我再减到半滴血、半片指甲、两根头发，她能不能只收十万？”

　　“你觉得她会同意吗？”

　　林墨沉默了几秒。不会。乔姐不是那种会讨价还价的人。她给的价码已经是她认为“公允”的底线，再低她就不做了。

　　“我不知道。”他说。

　　手机的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一个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不是空号，是一个有区号的固定电话号码，区号是外地的，他没见过。

　　短信内容只有一行字：

　　“今天下午三点，城南客运站，地下停车场，B区，绿色长安面包车，车牌尾号37。带钱带样本。一个人来。”

　　林墨把手机递给晚舟看。

　　“今天下午三点。”晚舟念了一遍，“你没有预约到二十万。”

　　“我先去。”林墨说，“带着十二万和样本。跟她谈。如果她不同意，我再想办法补剩下的八万。”

　　“我跟你一起去。”

　　“她说一个人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晚舟看着他，口罩上方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笑意，“你以前从不听任何人的话。你连医生的话都不听，偷偷把诊断书藏起来。现在一个做假身份的人说‘一个人来’，你就真的一个人去？”

　　林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我陪你去。”晚舟说，“我不进停车场。我在客运站大厅等你。如果你二十分钟不出来，我就报警。”

　　“报警说什么？‘我丈夫被一个做假身份的女人绑架了’？警察会问你是谁，你拿不出身份证，他们只会把你当成精神病人带走。”

　　晚舟想了想，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那我不报警。我直接下去找你。”

　　“她可能有帮手。”

　　“你有我。”

　　林墨看着她。阳光落在她的棒球帽上，帽檐在她脸上投下一片阴影，只露出下巴和嘴唇。她的嘴唇没有涂任何东西，是天然的浅粉色，微微抿着，像一条细细的线。

　　“好。”他说。

　　他们回到家，把十二万现金从帆布包里拿出来，重新清点了一遍。钱很新，但有几张是连号的——连号的钞票容易追踪，乔姐说过不要连号。林墨把那几张连号的挑出来，换成了家里存的几张旧钞。他平时画插画收的稿费有一部分是现金，零零散散地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加起来大约有两千多块。他从里面抽出八张一百元的旧钞，换掉了八张连号的新钞。

　　然后他把十二万分成三摞，用牛皮纸包好，外面再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塞进一个旧书包里。书包是黑色的，拉链坏了一边，他用别针别住了。

　　样本还在。乔姐给的那个密封袋，里面有那一滴血的试管、那一片指甲的小袋子、那五根头发的小袋子。他把密封袋放进衣服的内侧口袋，拉好拉链。

　　下午两点，他们出发了。

　　城南客运站是这座城市最混乱的地方之一。长途大巴、短途公交、黑车、摩的、出租车，各种交通工具像被搅在一起的意大利面，谁也动不了。行人从车流中穿行，司机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卖烤红薯和煮玉米的小贩推着车在夹缝中穿梭。空气中混合着柴油尾气、烤红薯的甜味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车站特有的汗臭味。

　　林墨和晚舟下了出租车。晚舟戴着帽子和口罩，低着头，跟在林墨身后半步的位置。

　　“地下停车场入口在那边。”林墨指了指车站大楼右侧的一条斜坡。斜坡很陡，地面上的减速带被磨平了，露出下面的钢筋。斜坡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广告——□□、贷款、治疗性病。□□的广告上印着的电话号码，和乔姐给他的那张名片上的号码是同一个号段。

　　“我在这里等你。”晚舟站在斜坡入口的旁边，靠着车站大楼的外墙。她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斜坡下面，如果林墨跑上来，她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他。

　　“二十分钟。”林墨说。

　　“二十分钟。”晚舟重复。

　　林墨拎着那个旧书包，走进了斜坡。

　　地下停车场的光线很暗，日光灯管坏了大半，只有零星的几盏还亮着，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惨白色的光。地面是粗糙的水泥，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灰，踩上去会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汽油味和一种潮湿的、像地下室特有的霉味。

　　他找到了B区。B区在停车场的东南角，远离入口，灯光更暗，有几盏灯干脆就不亮了，留下大片的阴影。B区的车位大部分是空的，只停着两三辆车——一辆灰色的面包车，一辆白色的轿车，一辆生锈的小货车。

　　灰色面包车，尾号37。

　　林墨走到面包车旁边。车窗贴了黑色的膜，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他敲了敲车窗。敲了三下，停一下，再敲两下——和找老魏时用的暗号一样。

　　车门从里面拉开了。

　　驾驶座上坐着乔姐，还是那件黑色风衣。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他的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很长，指甲修得很整齐，中指上有一块黄色的烟渍。他的左手拿着一个黑色的皮箱。

　　后排座椅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金属架子，架子上固定着一台林墨不认识的设备——像是一台医疗仪器，有屏幕、有按键、有几根带电极的导线。

　　“上车。”乔姐说。

　　林墨上了车，坐在后排那个仪器旁边的座位上。旧书包放在腿上，拉链朝上。

　　乔姐从遮阳板后面拿出一个小小的手电筒，照了照林墨的脸。那光很亮，刺得他眯起了眼睛。

　　“你老婆呢？”乔姐问。

　　“在家。”

　　“你说谎的样子很明显，林墨。你的右眼皮会跳。”乔姐关了手电筒，“她在外面等你吧？”

　　林墨没有回答。

　　副驾驶座上的男人一直没有说话。他摘下眼镜，用夹克的下摆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林墨。

　　那双眼睛让林墨很不舒服。不是锐利，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我在看一个标本”的目光——不带任何情感，只有分类和记录的意图。

　　“右手给我。”他说。声音不大，但很低，像大提琴的最低音。

　　林墨把右手伸出去。

　　男人握住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他的手指在林墨的掌心按了几下，像在检查一块布料的质地。然后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支笔——不是钢笔，不是圆珠笔，而是一支很细的、像医生用的那种皮肤记号笔。他用笔在林墨的掌心画了几个点，连起来，形成一个他看不懂的图案。

　　“放开他吧。”乔姐说。

　　男人松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密封袋——和林墨身上那个一模一样的密封袋。他把密封袋打开，放在座椅之间的扶手上。

　　“你的样本。”乔姐说。

　　林墨从内侧口袋里掏出那个密封袋，放在扶手上。

　　乔姐拿起密封袋，对着车顶的灯看了看。那滴血在试管底部凝固了，变成一小颗暗红色的珠子。那片指甲透明，五根头发黑色。她点了点头，把密封袋递给副驾驶座上的男人。

　　男人接过密封袋，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更小的试管，打开，用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林墨的试管里，把那滴血珠吸了上来。他把棉签放进自己的试管里，盖好盖子，贴上标签。标签上写着一串数字，林墨没看清。

　　然后他把那片指甲和五根头发分别装进了另外两个小袋子，同样贴上了标签。

　　他把林墨原来的密封袋放进了自己的夹克口袋。

　　“钱呢？”乔姐问。

　　林墨把旧书包放在扶手上，拉开拉链，拿出那三包牛皮纸包着的钞票。乔姐拿起一包，撕开胶带，拆开牛皮纸，翻了一下钞票。她没有点，只是看了看新旧的分布和号码的末几位。

　　“十二万。”她说，“差八万。”

　　“我知道。”林墨说，“我先付十二万，剩下的八万一个星期内给你。”

　　乔姐把钞票重新包好，放进副驾驶座前面的储物箱里。她关好储物箱，转过头看着林墨。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交易。”她说，“我说过，一次性付清。样本的费用是给那个医生的，你的二十万是给我的。样本已经收了，但我的钱少八万。这不公平。”

　　“样本减半了。”林墨说，“你说过，一滴血、一片指甲、五根头发。我给了你这些。但你收我的钱没有减半——你收的还是二十万。我付了十二万，还差八万。但样本的量已经是原来的一半了。你应该收我十万。”

　　乔姐看着他，没有表情。

　　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突然开口了：“他说的有道理。”

　　乔姐转头看了男人一眼。男人没有看她，他正低着头，把那些贴着标签的小试管放进一个金属盒子。盒子里有制冷剂，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白雾。

　　“数量减半，价格也应该减半。”男人说，“这是基本的商业逻辑。”

　　“你不是我的商业伙伴。”乔姐说。

　　“我是你的客户。”男人合上金属盒，抬起头，“我付了三十万买他的样本，你拿到样本，付给他身份。你们的交易是二十万。样本减半，我付给你的钱也应该减半。我只能给你十五万。你给他做身份的成本是二十万，你现在只收到十五万，你亏五万。”

　　乔姐的嘴角微微抽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被自己人捅了一刀”的表情。

　　“你——十五万？”她说。

　　“十五万。”男人说，“我之前说的三十万，是基于完整样本的价格。现在只有一半，所以只有十五万。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跟他谈好价格。你没有谈好，是你的问题。”

　　车厢里安静了几秒。乔姐的右手握住了方向盘，指节发白。

　　林墨看着这一切，脑子里飞速运转。医生在砍价——但不是为了帮林墨，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在乎林墨和乔姐之间的交易是否公平，他只在乎自己付多少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商业伙伴都砍，那他一定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十万。”林墨说，“乔姐，你给我做身份的成本，我们重新谈。样本减半，你的工作量没有减半。但我的资金确实不够。我给你十二万，剩下的八万我不要了，你也不用再给我了。也就是说，你拿到的钱是十二万，不是二十万。你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我把样本拿回来，钱你也退给我。”

　　乔姐看着他，又看了看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男人的脸在仪表盘的微光中看起来像一尊蜡像，没有任何表情。

　　“我不退样本。”男人说。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林墨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样本已经在他手里了，密封袋已经拆了，血已经被吸进了他的试管。退不回来了。

　　“那就做。”乔姐说。她的声音比之前低了半个调，像一根被拧得太紧的琴弦突然松了下来。“十二万。我给你做身份。但你老婆的名字、出生日期、籍贯，不能由你们自己选。我来定。你需要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只能用系统里已有的‘空位’来填。每一个身份对应一个真实的、已经死亡但尚未注销的户口。我不能凭空捏造一个新的，只能用别人的壳。你老婆会‘继承’那个死者的出生日期和籍贯。名字可以改，但改名字需要额外的操作，成本更高。所以——”

　　“所以名字也要用那个死者的？”林墨的声音变冷了。

　　“不。名字可以自己选，但姓氏最好用那个死者的。否则系统里会留下痕迹。”

　　林墨想到了晚舟。她姓沈。这个姓是她父亲的姓，她父亲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了，死于心梗。她一直留着这个姓，因为她觉得这是她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联系。如果她连这个姓都不能保留——

　　“不。”林墨说，“她姓沈。必须姓沈。”

　　乔姐看了他几秒，然后叹了口气。那口气很短，很轻，但里面有一种林墨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情绪——不是疲惫，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类似于“我理解但我也无奈”的东西。

　　“那就需要加钱。”乔姐说，“改姓的操作，需要另外打通一个环节。那个人要价三万。不还价。”

　　三万。再加三万，就是十五万。林墨付了十二万，还差三万。

　　“我给你三万。”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说。

　　乔姐和林墨同时看向他。

　　男人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三沓钞票，每沓一万，用白色的纸条扎着。他把钱放在扶手上，推到乔姐面前。

　　“我不喜欢看人因为钱卡住。”他说，“而且我需要你的样本顺利完成交易。你们越快解决身份问题，我就越快安心做我的研究。我不喜欢变量。”

　　乔姐看着那三沓钱，没有拿。她看着男人，目光复杂，像在看一个她认识了很久但从不了解的人。

　　“你为什么要帮他？”乔姐问。

　　“我不是在帮他。”男人说，“我是在帮我自己。他的血在我手里，但他的身份问题如果不解决，他可能会把事情闹大。我不想惹麻烦。三万块，买一个安心的变量，划算。”

　　林墨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男人——医生——刚才从他的右手上取了样本，砍了乔姐的价，现在又掏出三万块钱帮林墨补缺口。他的行为逻辑像一台无法预测的机器，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成交。”乔姐终于拿起了那三沓钱，放进储物箱。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林墨。纸上打印着一个表格，表格里有十几个字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籍贯、身份证号码、住址、签发机关、有效期限。大部分字段是空白的，只有“性别”一栏已经填了“女”，“签发机关”填了晚舟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名称。

　　“在这张表上填好信息。”乔姐说，“最晚后天给我。扫描或者拍照，发到我的号码上。一个星期后，身份证和户口本会寄到你在工商银行的信箱。你有一个工商银行的保险箱吗？”

　　“没有。”

　　“去开一个。用你的身份证。东西到了之后，会直接放进你的保险箱。钥匙只有你有。我不接触最终产品，这样对大家都安全。”

　　“好。”

　　林墨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下车。”乔姐说，“你老婆还在上面等你。她站了快二十分钟了，再站下去，会有巡逻的保安注意到她。”

　　林墨拉开车门，下了车。他拎着那个空了旧书包，站在灰色面包车旁边。车窗的黑色膜挡住了一切，他看不到里面的人在做什么。

　　他转过身，朝停车场的出口走去。

　　走了大约十步，面包车的车门又拉开了。乔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墨。”

　　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的右手——你确定它不会再有那种能力了吗？”

　　林墨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普通的、五根手指的、指甲盖完整的、没有任何光的手。

　　“我确定。”他说。

　　“那就好。”乔姐的声音变低了，低到像在自言自语，“因为那个医生不只是要你的样本。他想要的是那支笔。如果他知道笔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他可能会直接来找你。”

　　林墨的后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猛地转身。

　　但面包车的车门已经关上了。发动机启动了，车灯亮了，灰色的面包车从车位里开出来，从他身边驶过，轮胎碾过水泥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车尾的尾号是37，车牌上的蓝漆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射出微弱的光。

　　面包车开上了斜坡，消失在日光里。

　　林墨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张表格。

　　他听到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很轻，很快。是晚舟。

　　她跑到他面前，摘下了口罩。她的脸有点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

　　“二十分钟过了。”她说，“我下来找你。”

　　“我没事。”

　　“你没事？”她看着他的脸，“你的脸色很白。像是有人把你血抽干了一样。”

　　“只抽了一滴。”

　　“那不是血的问题。”晚舟伸出手，捧住他的脸，拇指在他的颧骨上轻轻蹭了一下，“是那个医生。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只是在帮我自己砍价的时候，顺带帮我补了三万块钱的缺口。”

　　“什么？”

　　“上车再说。”林墨拉起晚舟的手，往斜坡上走。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林墨才感觉到自己的手有多凉。不是天气的凉——下午的阳光很暖——而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那种凉，像有人在他体内打开了一扇通往冬天的窗户。

　　他掏出手机，给陈伯发了一条短信：“身份的事搞定了。下周拿证。样本被取走了。医生说了一句话，说他想要的是笔。我告诉他笔不在了。他可能会来找我。”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抬头看天。

　　天上没有那粒光了。

　　天上只有云，白色的，蓬松的，像一朵一朵巨大的棉花糖，在风中缓慢地移动。

　　（第十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