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ght For Justice！》姈妘

4、第 4 章 197

　　1977年夏天，我又回到乡下。第二天上午，我就跑去理奈家了。她家住在外婆家往东走五分钟的位置，门前种着几株绣球花，蓝的紫的挤成一团。我刚在门口站定，门就“哗啦”一声拉开了。

　　理奈探出半个身子，从东京小学放假回来的她，头发不再是那丛杂草了，剪了齐耳短发，看起来利落许多。

　　“呀！是你！”

　　“理奈！”

　　她冲出来，抓住我的肩膀上下打量。

　　“我看看我看看，嗯，好像没怎么变嘛。”

　　“哈！你变了，你剪头发了！”

　　“好看吧？”她甩了甩脑袋，“东京都这么剪的。”

　　“好看，像小蘑菇。”

　　“胡说！”她故作严肃地叉腰，然后自己先绷不住笑出声来，“算了，你懂什么呀。”

　　她妈妈从屋里探出头来，看见是我，也笑着招呼：“小香来啦？进来吃红薯不？刚蒸好的。”

　　“谢谢，不用啦阿姨！”话还没说完，理奈已经拽着我的手腕往外跑了。

　　“走走走，找加代子去！她要知道你来，肯定要跳起来！”

　　加代子家在村子的另一头，要沿着一条窄窄的水渠走七八分钟。水渠里有小鱼在游，水面上浮着几片荷叶。理奈跑得飞快，我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你慢点儿呀！”

　　“是你太慢了！快点快点！”

　　加代子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被子，听见动静回过头来，白色被单在她身后鼓成船帆形状。
　　看见我们的瞬间，她的大眼睛就笑成了两道“豆荚”。

　　“小香？”

　　“嗯！我回来啦！”

　　云走得慢，时间也走得慢。我们在那片向日葵地里躺着，聊起了将来的事。

　　“我长大要当警察！”理奈翻了个身，胳膊枕在脑袋下面。

　　“警察？”我转过头看她。
　　”嗯！电视《向太阳怒吼》里，穿风衣，酷酷的警察。‘啪’地打开门，然后喊‘这里交给我了！’”

　　她突然坐起来，把手比成枪，对准远处的树
　　“砰！砰！坏蛋全抓光光！还要拿长长的枪，专门打特别坏的大坏蛋！”
　　我们被她逗得咯咯直笑。

　　《向太阳怒吼》是当时热播的刑警剧，也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从1972年一直播到1986年，长达14年共718集。
　　它与《秘密部队》《西部警察》，都是母亲为数不多会放下手头事情和我，和父亲坐到电视机前认真观看的。

　　加代子把一朵小野花夹在指间转来转去。

　　“加代子呢？”理奈凑过去，“你当什么？”

　　她想了一阵，“…不知道。”

　　理奈用胳膊肘轻轻顶我：“那小香呢？”

　　我看着天上的云，云还是走得好慢。

　　“我想当老师，”我说，“教大家写字，还有算数。”
　　顿了一下，我继续改口：“或者开个面包店？让大家都吃上热面包。”
　　我小声嘀咕“反正还没定好。”

　　理奈又躺回去，踢了踢腿：“那你快想呀！不然明天我们就长大啦！”

　　秋天，我升入了小学。入学典礼是在体育馆里举行的，一年级的校服是统一的深蓝色西装外套配白色衬衫，男生是短裤，女生是百褶裙。
　　七岁的新生们在镜子前认真系着领带，偷偷拨弄着胸前的小红花。我在人群里找到母亲的身影，朝她笑了笑，她站在家长堆里朝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然后就被旁边一位母亲拉去聊天了。

　　教导主任在台上讲了一大堆我根本听不进去的话，只记住了最后一句：“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小学生了。
　　自此，一切都变得新鲜起来：新书包，新课本，新的橡皮擦和铅笔。每天早上穿着黄色的通学帽坐上校车。
　　学校的课业说不上难，也不算简单。

　　国语课上要背课文，算数课上学加减法，社会课讲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横滨的地理、港口的历史、周围有哪些町和区。老师在黑板上画地图，用粉笔圈出横滨港的位置，说那里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很多外国商船都停靠在那里。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抬头看向窗外。窗外是一棵高高的树，叶子绿油油的。阳光在课桌上一晃一晃地跳。我想象着一百多年前那些外国商船开进港口的样子，船上的水手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带着我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

　　老师接着讲日本的地形，讲山脉、河流、平原。
　　她把日本地图画在黑板上，用绿色粉笔涂出山地的部分，用黄色粉笔涂出平原的部分。
　　我看着她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移动，那些线条一点点勾勒出这个国家的形状。

　　“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老师说，“可供大规模聚居的平地基本都坐落于沿海，人口也高度集中在太平洋沿岸以及濑户内海的沿岸平原……”
　　我低头翻看课本地图，由东北向西南连绵延展的列岛弧线绵长曲折，宛如一张横置舒展的弯弓。

　　美智子在我的隔壁班，下课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走廊上碰见，有时候一起上厕所，午饭后会一起在操场边的长椅上吃零食。
　　我们就这样一边吃一边聊班上发生的事。她说他们班的国语老师课讲一半，忽然打了个喷嚏，假牙差点飞出来。
　　还说班长写恐怖小说，被班主任逮住了。

　　她说什么我都爱听，她说话的时候眉毛会动，嘴角会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安静的。

　　她跟我分享她的彩色铅笔，跟我换着看漫画。
　　当时，《魔神Z》《破廉耻学园》《窈窕淑女》《哆啦a梦》《包丁人味平》《王家的纹章》、《波之一族》在学生群体中深受欢迎。

　　她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过一只奇形怪状的猫。

　　“你画的这是什么？”

　　“猫啊。”

　　“猫长这样吗？”

　　“这是创意画，我们美术老师教的。”她很认真地说。

　　1978年6月，电视上多了些不一样的画面。
　　父亲和母亲会在晚饭后把频道调到体育台。屏幕上，一群穿蓝白条纹球衣的男人在草地上奔跑，解说员的声音又快又急，像嘴里含着一串鞭炮。母亲说那是世界杯，在阿根廷办。
　　阿根廷在哪儿？”我吃着西瓜，在茶几前问。

　　“南半球，”父亲指了指地球仪上最下面那一块，“很远。坐飞机要两天。”
　　电视里有个叫肯佩斯的男人进了球，全场响起的欢呼声从电视里涌出来，淹没了客厅。
　　他是阿根廷传奇前锋，绰号斗牛士。
　　“妈妈和爸爸支持哪边？”

　　“谁踢得好支持谁。”他们两人笑着说。
　　那些天，晚饭后的时间变成了足球的时间。我在旁边写作业，偶尔抬头看一眼那些在绿地上跑来跑去的小人。他们跑得真快啊。

　　决赛那天晚上，母亲破例让我晚睡了半个小时。阿根廷对荷兰，踢到加时赛才分出胜负。
　　阿根廷又进了好几个球，父亲猛拍了下沙发扶手，把母亲吓了一跳。

　　“至于吗？”母亲嗔怪道。

　　父亲笑了笑，继续盯着屏幕。
　　队长——帕萨雷拉高举大力神杯，被队友托举、扛在肩头接受全场欢呼。看台上蓝白色的纸片飞舞，像要把整个天空都遮住。
　　我趴在沙发上，那些奔跑的人、欢呼的声音、蓝白色的纸片，都被关进了那个方方正正的盒子里。
　　“妈妈，爸爸，”我抱着枕头站起来，“他真的开心吗？”

　　“当然开心，”父亲说，“他和他的国家赢了。”

　　“赢了就开心吗？”

　　母亲想了想。“赢了不一定开心，”她说，“但输了肯定不开心。”

　　后来我了解到，那届世界杯跟别的不太一样。
　　1976年，阿根廷陆军总司令魏地拉发动军事政变。随后，漫长而阴冷的“肮脏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高压的统治笼罩着街巷与旷野。无数普通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只留给家人无尽的空寂与煎熬。
　　事实上，阿根廷早在1966年就已拿到1978年世界杯的主办权。
　　而为了粉饰满目疮痍的现实，压下民间蔓延的怨怼与抗议，军政府倾尽财力，执意承办这届世界杯。
　　他们想要一场盛大的狂欢。想用球场的喧嚣和欢呼，填满民众空洞的视线，让所有人沉溺在短暂的娱乐里，无暇审视脚下破碎的土地。
　　更想借着这场世界性的赛事，向全世界伪装出一派安宁繁荣的假象，遮住独裁统治下的血色与荒芜。
　　那一届万众期待的绿茵盛事里，荷兰足坛传奇球星克鲁伊夫，最终选择缺席。

　　一切的转折始于1977年的巴塞罗那，持枪歹徒伪装成快递人员骗过公寓门卫进入室内。
　　这场未遂的绑架没有造成肢体的伤痕，却在家人心底刻下了永不消散的阴影。满心牵挂的他，再也无法安心远赴千里之外的阿根廷。
　　在开赛之前，他便已然告别国家队，将赛场的荣光搁置身后。
　　长达数十年，世人始终笃定地赋予他的缺席崇高的政治意义。对抗独裁强权、拒绝为暴政背书，成为流传最广的解读。

　　赛事如期而至，河床纪念碑体育场成了整个国家最热闹的角落。
　　可无人留意处，有平凡之人守住了心底的良知与悲悯。
　　球场的工作人员冒着被镇压的风险，悄悄在纪念碑体育场的四根球门立柱底刷上了两道沉静厚重的黑环。
　　以黑纱的寓意无声悼念所有在独裁黑暗中陨落、失踪的无辜灵魂。
　　让喧嚣之下，留存了一抹属于苦难与抗争的沉重底色。

　　7月7日，东京12频道播出了一部新的特摄剧。

　　它是圆谷制作的《恐龙战队克塞》。换台时我偶然扫到，故事发生在白垩纪，主角们是来自时空管理局的“时代战士”，为了阻止外星人格德米斯星人侵略地球而战。

　　这部片子和《假面骑士》《超级战队》系列都不一样。它挣脱钢了筋水泥的城市，去往了那么遥远、那么原始的地方。他们穿梭时空，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在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上演。
　　主角格吾的变身方式也很独特，他是通过飞船“霞光一号”上的炮台装置弹射和触发而变身。过程还伴随经典口令与倒计时
　　“人间大炮，Hop、人间大炮，Step、人间大炮，Jump！”
　　发射后，他会成为穿着红色强化战斗服时代战士“克塞”
　　“克塞，前来拜访”
　　在他又一次对反派讲出这句话之前，我早已脱口而出。

　　“特摄发展的真快啊，”母亲对父亲感慨道“我们那时候看的都还是《哥斯拉》《月光假面》、《游星王子》、《黄金骷髅侠》之类的呢。”
　　父亲放下报纸，也瞥了一眼电视：“你还记得那些啊？”
　　“怎么不记得，”母亲笑了一下，“小时候放学回家就守着电视，你那时候难道没学过《月光假面》的战斗动作？”
　　“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个。”父亲干咳了一声，重新把报纸举起来。
　　原来妈妈小时候也看过特摄，原来爸爸也模仿过战斗动作。
　　那不只是我的童年，也是他们的。
　　时间把所有人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像岩层里古老的化石。

　　暑假，外婆家屋后的那棵柿子树比去年高了一截。

　　我站在廊下仰头看，叶子密密匝匝的，阳光透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绿。外婆端着茶走出来，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今年会结不少柿子，等秋天你不在，我摘了晒成柿饼给你留着。”

　　“外婆你自己吃嘛。”

　　“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她坐在廊沿上，把一杯麦茶递给我。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凉凉的。

　　那年的夏天跟往年没什么两样。蝉鸣从早到晚不停，热风从稻田那边吹过来。外婆和母亲在午饭后总是要歇一觉，我就一个人坐在廊下翻她从邻居家借来的《少年新闻》。
　　报纸上的字密密麻麻的，我认得一半不认得一半。
　　这天，理奈和加代子来找我。理奈的皮肤没那么黑了，她嘴角多了一道小疤，说是骑自行车摔的。

　　“你学会骑车了？”我有点惊讶。

　　“早就会了，”她拍拍膝盖上的灰，“你呢？”
　　“还没有”
　　“那就今天学嘛。”
　　我还没答应，她就把我从廊上拉起来，拽着往院子里走。
　　她家的自行车靠在仓库墙边，车铃被风吹的叮当响。
　　“别怕，我们在后面扶着。”理奈和加代子拍了拍车座。
　　我踩上去的时候车把晃得厉害。腿还没蹬稳，车就往一边歪过去。
　　理奈在后面使劲抓住车座，喊着“往左往左”，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一直往右偏。
　　接连试了好几次，膝盖上蹭破了一块皮，渗出细细的血珠，混着泥灰黏成一条黑褐色的线。
　　“不学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拍着衣服上的土，“太难了。”

　　“再来一次，”理奈和加代子把车扶起来，“最后一次。”
　　我看着她们冒着汗珠的鼻尖，又坐了上去。
　　这次车轮平稳地朝前滚了一小段，风从耳边掠过去。
　　虽然只有几米远，可我整个人都轻得像要飘起来一样。

　　“看见了没有！”理奈在后面喊，“你没摔！”

　　我从车上跳下来，回头看见她咧着嘴笑，一口白牙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就这样，我第一次学会了骑自行车，心里的成就感很踏实。

　　1979年一月，电视荧幕上播出了一部叫作《排球女将》的剧集。在当时谈不上多热门，可我就是喜欢看。
　　剧中主角小鹿纯子，扮演者是荒木由美子。这个从小失去了母亲的少女，四岁起就跟着父亲练排球。她总是笑着，摔了笑，被人说了也笑，那种“我可不会认输”的劲头，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剧里除了她的“晴空霹雳”“旋转日月”“幻影旋风”，
　　还有夏川由加的“流星火球”“幻影扣球”，南乡小雄的“流星赶月”
　　每个招式都很华丽，很炫酷。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学校的排球社团在招募新成员。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那张手写的宣传单看了很久。

　　“妈，我想加入排球社。”回家后，我对母亲说。

　　母亲正在洗菜，闻言抬头
　　“可以呀。不过小香，你确定你喜欢排球吗？”

　　“喜欢。我喜欢小鹿纯子。”

　　“喜欢她，和她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同一回事哦。”

　　我没在意母亲的话。一心想的是：小鹿纯子不也是从零开始的？那我为什么不能？

　　第一次去体育馆训练，下午的光线从高窗斜着落进来，地板上全是鞋印。高年级的学姐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助跑、起跳、挥臂。球砸在地板上，砰的一声，弹起来撞到墙上。
　　轮到我试着接球的时候，球从对面飞来，我的手刚伸出去，那家伙就重重地砸在手腕上，弹走了。

　　我又试了一次。球从我腋下钻过去。
　　仍不死心的再试，球擦着指尖飞走。

　　教练在旁边看着，皱眉沉默。旁边一个前辈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关系的，刚来的时候都这样。慢慢来。”

　　我点了点头。

　　一星期去三次，课后留下来，对着墙壁自己练接球。球撞在墙上弹回来，再伸手接住。再撞回去。手腕上红了大片。拍上去就发痛。

　　超级战队还在继续播。二月的时候，《战斗狂热J》开播了。这是继1977年《JAKQ电击队》后，超级战队系列的第三部。女战士继续登场，这让下午排球训练后的我忘却了疲惫。

　　至少从画面来看，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公平”。

　　可那种隐隐的不适从未真正消散。
　　女战士的制服依然是紧身的，裙摆依然是短的。
　　到了某些俗套化的场景里，摄像机还是会不自觉地停留在不该停留的地方。

　　我到底是应该为“有女战士”这件事感到满足，还是应该为“女战士被这样呈现”这件事感到愤怒？
　　三月，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挑衅、迫害中国边境的村庄和当地居民。在屡次警告、抗议无果后，中国政府决定通过自卫还击。
　　全球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边境线上飘扬着旗帜，一群穿着军装的中国年轻人趴在泥地里，脸上涂着迷彩，眼睛望着前方。他们看起来和那些在街头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少年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手里握着枪。
　　军事记者三野正阳随越南人民军行动，战后他所写的《中越战争之真相》直到1990年才解封。
　　另一位记者高野功无视国际公约，前往谅山时并没有在乘坐的车上亮出表明身份的标识物。结果，一颗子弹替他做出判决。
　　这场仗，打了二十八天。
　　这个世界是真的，当时的我却什么也不懂。

　　四月，电视上开始播出《乔尼亚斯奥特曼》。这是奥特曼系列第一次以动画的形式出现。
　　乔尼亚斯和雷欧一样，都不是从M78星云来的。他来自U40星云，与科学警备队的光超一郎合为一体。
　　而且除了奥特之母，乔尼亚斯的妹妹艾米娅还是第二位女性奥特曼。
　　当她第一次变身和乔尼亚斯合作战斗、发射光线时，别提有多激动了。
　　我和美智子都守在各自的电视机前，第二天在走廊上碰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昨天那集你看了吗？”

　　几个月过去了。
　　我早上比别人早到半小时，一个人对墙练习扣球。手肿了缠上绷带继续练。
　　下午放学后三个小时的训练，跑圈、垫球、救球、扣球，直到太阳落山，训练馆的大灯亮起来，汗水滴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小水洼。

　　可是没有用。
　　那些学姐们跳起来扣球的姿势，落到我身上怎么都套不上。
　　我的身体像是拒绝配合我的愿望似的，笨拙、迟钝、永远慢半拍。
　　“小香，”有一次训练结束后，教练在更衣室外叫住了我，“你是不是很喜欢排球？”
　　“嗯。”
　　“喜欢就好。”她说，“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运动员。你喜欢排球，也可以当观众嘛。观众也很重要的。”

　　那天回家以后，我把护腕从书包里拿出，来，叠好，放在书桌的抽屉最深处。

　　小鹿纯子的笑容还会继续在电视里晃晃地亮着，
　　但我知道自己站不到那个球场上去了。
　　这条路不是我该走的，也不全是因为笨拙。
　　我喜欢排球，喜欢体育馆里充满着汗水与橡胶的活力气味。
　　我享受和小鹿纯子一样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虽然我的腿短得多。跳得也矮得多。

　　但从一开始我就该清楚，有人天生就站在门里面，我却只能站在门外，隔着玻璃看着里面的人训练、比赛、流泪、欢呼。
　　我可以把额头贴在玻璃上，把手掌贴在玻璃上，用整个身体去蹭，去撞，但门不会为我打开。

　　“走吧，今晚不做饭了。”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
　　父亲已经在玄关换鞋。他站起来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把门推开，让六月的晚风灌进来。
　　我们走过暮色中的街道，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浅橘色的光，正一点一点地被蓝灰色吃掉。
　　麦当劳的招牌在街角亮着。金黄色的拱形，如同一个向上扬起、不会拒绝任何人的微笑。

　　父亲点了三份汉堡可乐套餐，又多要了一份薯条推到我面前。

　　“吃吧，”他说，“不够再点。”

　　薯条的盐粒在暖黄的灯光下闪着碎碎的光，像海边细沙里混着的云母。
　　我拿了一根放进嘴里，咸的，酥的，微微地烫。

　　母亲坐在对面，静静看着我。

　　玻璃窗上倒映着三个人的影子，面前摆着一样的汉堡和可乐。
　　我低下头，继续薯条塞进嘴里。
　　又喝了几口可乐，甜津津的气泡炸开，舌尖的麻刺感顺着齿根一直蔓延到上颚。

　　七月中旬，母亲工作的公司临时接了个急单，需要她提前回去处理文书。她满心歉疚地跟外婆解释，外婆摆摆手说没事，住几天也是住。
　　次日，理奈与加代子带了一篮的桃子和酒莓
　　她们说今年果子结的多，吃不完。家里人让带些过来
　　外婆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看那篮子桃子和野莓，点点头说：“都留下吧，中午在这儿吃。”
　　两人的亲戚都是外婆的旧识，往来十几年了，送东西也是常事。也不推辞。理奈大大方方地应了一声“好”
　　我低头一看，篮子底下的野莓小小的，像一颗颗暗红色的珠子挤在一起。有的熟透了，汁水渗出来把篮子底染了一片。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酸甜的汁一下子在舌尖上化开了。
　　外婆做了冷面、柠檬虾和渍黄瓜。面条是用井水冰过的。蘸着酱油和姜末，嚼起来清清爽爽。
　　理奈和加代子连碗底的汤都没有放过，外婆又给她们各自添了一勺。

　　“这两孩子胃口真好。”外婆笑眯眯地说。

　　她们的脸鼓鼓的，说不出话，只使劲点了点头。
　　母亲坐在旁边，看着理奈和加代子低头扒拉碗里的面条，也轻轻笑了。
　　饭后没一会儿天就变了。先是风起了，把院子里的晾衣绳吹得摇摇晃晃。一场暴雨袭来，雨打在屋顶上噼噼啪啪的响，院子里的泥地被浇成了一片稀烂。青草全趴了下去，台阶上的青苔被雨水冲刷。
　　我们三个坐在廊下的竹席上，看雨幕把整个院子都罩住了。远处的山全看不见了，只有白茫茫的水汽。

　　“像泡在水里一样。”加代子说。

　　“像世界末日。”理奈说。

　　“世界末日很恐怖吗？”我问。

　　理奈想了想。“大概就这个样子吧，”她说，把手搭在膝盖上，“到处全是水，什么都看不见。”

　　“那你怕吗？”

　　“怕呀，”她望着那片雨幕，“可真到了那天，害怕也没什么用。”

　　加代子伸手接了一捧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看了一会儿才泼出去。
　　水珠落在院子里的积水上，激起一圈小小的涟漪，随即就被更大的雨点吞没了。

　　那天我们在廊下坐了很久。雨从一开始的猛烈渐渐变小，然后成了细密的雨丝，最后连雨丝也停了。
　　院子里的积水映出天空的模样，灰白的云层透出淡蓝色的光。

　　理奈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该走了，”她说，“再不回去我妈要以为我在这儿吃撑了走不动。”

　　外婆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包递过去：“带点红豆糕回去给家里尝尝。”理奈接过来道了谢，和加代子一起走出院门。
　　我站在门口看她们走远。走到那棵大樟树下面的时候，理奈回头冲我挥了一下手，然后继续往前走。
　　直到拐过弯看不到，我才转身回去。

　　八天过得格外快，外婆带着我摘了院子里最后一茬豆角，又把晾好的梅干收进罐子里封好。
　　那天，火车开动，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外婆还站在月台上，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了，一只手举起来摇了摇。
　　隔着车窗看去，黛紫色和服的身影不断缩小、朦胧，一点点隐入远方山色。
　　我的额头贴在玻璃上，手里握着外婆塞给我的那袋煮花生，隔着纸袋还能感受到余温。
　　那点温热一路从长野传到横滨，一直捂到我下车，还没凉透。

　　科技发展的浪潮越来越汹涌，工业的自动化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人工智能，虽然还处于“推理”阶段，但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

　　八月，第六届国际人工智能会议在东京开幕。

　　电视上，穿西装的学者们围坐在一起，投影幕布上是一些我看不懂的图表。
　　母亲看着新闻说：“这些人脑子里装的东西，我们一辈子都追不上。”
　　我不明白她是在夸还是在叹。

　　这是我出生时就在涌动的一股暗流。
　　它会把未来推到怎样一个位置？没有人能肯定。

　　下学期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科学馆参观。
　　当时，播出快半年的《机动战士高达》正火得一塌糊涂。
　　厅中间站着一个银白色的机器人，它比我高很多，能看到身上精密的齿轮和线路
　　，胸前有个能回答问题的装置。
　　旁边还有四只脚和两只脚的机器人在慢慢挪动。老师告诉我，这是大学里的研究员们造的。

　　我看着它们冰冷的金属外壳和复杂的电线，感觉就像漫画《铁臂阿童木》和《铁人28号》里的角色走进了现实。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叔叔站在旁边，对着麦克风说：“你好。”停顿了大概三四秒，那个银白色机器人胸口灯泡急速闪了几下。
　　“你…好…”
　　全场的孩子“哦”地发出了惊叹，我也张大了嘴巴。

　　更神奇的是，叔叔问：“今天是几号？”又是一阵机械运转声，然后它回答：“昭和…五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周围的小孩子都兴奋得直跺脚，但说实话，我心里除了兴奋，还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它那对发黄的圆眼睛突然转向我这边时，我感觉它好像在“看”我。
　　突然就想起了《赛文奥特曼》里，那颗人类和机器人颠倒的朱兰行星。

　　“它能自己决定做什么吗？”我问讲解员。
　　讲解员笑了：“机器人不会自己决定，它们只会按照程序执行。”

　　我心里忽地涌起奇怪的感觉。它不会累，不会抱怨，不会想家。它只能不停地做自己被设定好的事情。

　　我最喜欢的，是体验区。展柜里摆满了崛川公司造的亮闪闪的铁皮玩具。一个叫“Ranger Robot”的机器人，大概到当时的我膝盖那么高，肚子上的灯一亮一亮，还能一边走路一边“开火”，发出“砰砰”的声音。
　　旁边围了最多人的，是美国米尔顿.布拉德利公司出的Big Trak！
　　它长得像科幻电影里的六轮装甲车，顶上有一排数字键盘。
　　一个工作人员按了几下，它就乖乖地向前走，蓝色的“光子灯”闪啊闪的，简直太酷了！

　　报纸上、电视里都在讨论机器人的普及。有人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有人说机器人会让生活更便利，有人说未来家家户户都会有机器人帮忙做家务。

　　我趴在桌上，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机器人的轮廓。圆圆的头，方方的身体，粗壮的四肢。
　　我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如果机器人有了心，它会想些什么呢？”

　　不过十月十日，有一部动漫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它便是——《凡尔赛玫瑰》。

　　那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用遥控调电视频道，就被片头曲的画面吸引住了。
　　宏丽的巴洛克式悲怆旋律，配合铃木弘子古典动人的歌声。被荆棘所缠绕的红色雕像，随风而散却怎么也抓不住的花瓣，绽放又凋零的玫瑰。油画般的构图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我生为玫瑰般的宿命，生来就是要华丽而激烈。”
　　这句歌词也奠定了全剧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背景下严肃、古典且带有悲剧性的基调。

　　奥斯卡·法兰索瓦·德·杰尔吉。贵族千金，被父亲当作男孩养大。她穿军装，佩剑，骑马，决斗。样貌俊逸，风度翩翩。那些贵族女子对她颇具好感，连在屏幕前的我也被迷得挪不开眼。

　　命运使她遇到了许多人。
　　从小一起长大的侍从安德烈，敢爱敢恨的平民女子罗莎莉。举止轻浮的瑞典贵族菲尔逊。
　　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
　　那时身为公主的她，因为政治联姻从奥地利到了法国。
　　在奥尔良公爵真假公主调换的诡计里，是年仅14岁身为护卫队队长的奥斯卡英勇救下了她。
　　在知道真实性别后，尽管很惊讶。却很快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护卫队长产生了兴趣。立刻想和她成为朋友。

　　可玛丽的热情相反，奥斯卡始终将自己定位在臣子的位置，保持专业与距离，并未立刻敞开心扉。

　　一边是好奇、惊讶并渴望友情的年轻太子妃；另一边是肩负重任、恪守本分的护卫队长。
　　在动荡时代的阴谋里，这段充满忠诚、矛盾与深厚情谊的复杂关系延续了二十年。

　　母亲有时会同我一起看，遇到晦涩、包含历史背景的台词。她总会给我耐心解说一番。

　　渐渐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被命运裹挟的王后。
　　可奥斯卡的眼睛看着的不只是王后的裙摆。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为她打开了向往自由平等的大门。
　　在目睹社会不公，在目睹玛丽王后下狠心调来10万大军镇压平民后。
　　她的思一想发生根本转变，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奥斯卡与玛丽王后最后一次见面时，恳切跪求她能从巴黎撤军。
　　“皇室军队绝不能对自己的平民开枪。”

　　泪水在暮色里叛逃，晚风卷起两人的发梢。玛丽执拗拒绝的话语，像吞咽着一枚发苦的橄榄核。

　　奥斯卡还是朝她恭敬的行礼，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因为过度的劳累，奥斯卡的肺痨越来越严重

　　旧世界的根基已经开始松动，奥斯卡脱下贵族的佩剑，换上了革命军的制服为人民而战。

　　之前安德烈只是仆人的孩子，奥斯卡是贵族。阶级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
　　而现在，两人心意彼此互通。
　　可没过多久，在与皇家军队交战时，安德烈为保护奥斯卡被子弹贯穿心脏。
　　被送回杜乐丽广场后，已是气息奄奄。
　　悲痛欲绝的奥斯卡大病一场，随后也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那么玛丽王后呢？在逃离凡尔赛的途中，她和路易十六以及孩子们一同被押解回来，昔日的宫殿已成囚笼。
　　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她独自立于阳台之上，下方是翻涌着愤怒与憎恨的人海
　　她低着头，朝他们深深地鞠了躬。
　　那一刻，雨水与泪水在她苍白的脸上肆意流淌。
　　在沉默中承载着一个王朝所有的重量，与一个王后最后的尊严。

　　因为恐惧，因为失去孩子。玛丽的金发一夜变白。
　　最后，革命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两人死刑。
　　临终前罗莎莉来见她，她回忆着与奥斯卡的友谊，希望罗莎莉能讲讲奥斯卡参加革命的事。
　　罗莎莉将知道的一切说与她听。
　　在上断头台的那一刻，玛丽的表情是坦然平静的。

　　我想哭，可只觉得沉重心酸。
　　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大结局。

　　奥斯卡的一生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为了家族的继承，为了王室的荣耀，为了法国军人的尊严。
　　她唯一为自己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大革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和自己的心站在一起。

　　她终于自由了。
　　代价是死亡。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在鞋柜上看到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池田理代子老师的原著漫画，一共十本。

　　母亲的字条夹在第一本里：“小香，这是今天在街角书店买的，希望你喜欢，饭菜在微波炉里。我和你爸爸晚些会回来。——妈妈”
　　我每天一回家都会抽时间看，甚至连电视节目都不太关心了。
　　看着，我发现漫画和动画的后期剧情有显著的差异。
　　例如，奥斯卡投入革命并非因为妻子的身份而追随安德烈的信念，是她自己完完全全选择站在人民那边。

　　慢慢的我了解到。写出这个故事的池田理代子，自己就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
　　她1947年生于大阪，二十岁考入东京教育大学攻读哲学。那正是日本学生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她投身于第二次安保斗争，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她的父亲因此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她开始画漫画。带着初作去集英社和讲谈社投稿，都被拒绝了。后来一家小出版社用了她的稿子，她画了两年单本漫画。就是这样一个被拒之门外的年轻女人，几年后画出了改变整个少女漫画界的作品。

　　那年，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
　　十月二十六日，韩国总统朴正熙被部下开枪射杀。
　　父亲在饭桌上提起时，眉头紧皱。
　　“独裁者，”他夹了一筷子菜，“迟早会是这样。”
　　“独裁者是什么？”我问。父亲看了母亲一眼，母亲放下筷子。
　　“只有他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一样的话。”她说，“就像…班上的班长，什么都自己决定，不让别人提意见。”
　　“那班长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最简单。”母亲把菜碟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下决定，而且不用听别人的。”
　　我似懂非懂的点头。
　　第二天放学后在走廊上遇见美智子和另一位女生，我跟她们说了这件事。
　　“朴正熙是谁？”
　　“韩国的总统，”我说，“被人打死了。”
　　“为什么要打死他？”
　　“因为他一个人说了算。”
　　美智子又问“那打死了他，以后就有人一起说了算吗？”
　　“不知道。”我们三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跑到操场边去踢毽子了。
　　11月，一条新闻引起轰动，三年前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二十四万。那是多少个家庭？有多少个像我一样的孩子？又有多少个像母亲那样的大人？
　　世界还在往前走。唐山后来重建了，新的楼房立起来了，街道重新铺上了柏油，人们继续上班、买菜、送孩子上学。
　　那些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他们现在还活着吗？他们有没有再建起新的家，有没有在新的厨房里做饭，有没有在某个晚上忽然想起数年前的那个凌晨，然后失眠到天亮？

　　十二月十二日，全斗焕又在韩国发动了政变。新闻里的播音员说了一串我记不住的人名和职务，我只记住了“军队”“戒严”“逮捕”这几个词。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大的风暴也在酝酿。

　　电视新闻里的画面从韩国切到了中亚。一片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会看见的土地。山是黄的，地是黄的，连天空都被风沙染成浑浊的土色。灰扑扑的街道，神色茫然、裹着头巾的人群。
　　新闻播音员语气凝重地播报消息：苏联军队越过苏阿边境，分三路开进阿富汗境内。

　　“又打仗了。”母亲叹了口气。

　　历史从不提前告知任何人。它只是无声地将人卷入，裹挟而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又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窗外有人在放烟火，砰砰砰的，连成一片。父亲开了一瓶威士忌，母亲也倒了一杯。

　　电视机开着，一个全新的节目开始了。

　　萩本钦一穿着滑稽的服装，站在舞台上，宣布《超级变变变》第一回大会开幕。

　　参赛者穿着奇装异服，扮成各种各样的事物，从楼梯上滚下来，蹦蹦跳跳的，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评委们笑得前仰后合，举牌子打分。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母亲说。

　　我也说：“新年快乐。”

　　那年我九岁。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

　　跨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远处升起的烟花。

　　一颗一颗地升上去，炸开，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