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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榜题名有隐忧 以全县第一 ...

  •   灰蓝色的天光从东山头漫过来时,祁同伟的自行车轮子碾过了村口那道石碑。

      石碑上刻着"祁家村"三个字,红漆已经斑驳。他昨夜在砖厂搬了最后一窑砖,领了十七块五毛的工钱,连夜骑了三十里路往回赶。肩膀上的酸胀像两块石头压着,虎口握车把握得发硬,嘴唇起皮渗出血丝,他舔了舔,一股铁锈味。

      村口老栓家的院墙上,一张红纸贴得端正。纸是裁对联剩下的边角,红得刺眼。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墨迹还没全干,在晨风里微微抖着。祁同伟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车轮上的尘土扑簌簌落下来。

      他没立刻走过去。

      先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让肩膀的酸胀缓一缓。远处有鸡叫。村里的狗还没醒,只有风从祠堂那边刮过来,带着烟熏梁木的陈年气味。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到一半就卡在喉咙里——他看见红纸上第一个名字。

      祁同伟。全县第一。汉东大学政法系。

      字是竖着写的,他的名字在第一个,墨迹最浓。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然后他转身,推着自行车往祠堂走。车轮碾过土路,扬起细细的尘土,尘粒在晨光里打着旋,像一群小小的飞虫。

      老栓从屋里出来时,手里端着一碗稀饭,看见他就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回来了?"老栓把碗递过来,"喝口热的。"祁同伟没接。他看着那碗稀饭,粥面上浮着几粒米,底下是清汤。

      "栓伯,"祁同伟开口,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这红纸……""昨儿下午贴的。"老栓把碗硬塞进他手里,"乡里来的文书,骑个摩托车,突突突的,说你家同伟考上了,全县第一。文书说,这是咱们村头一个考上汉东大学的。"

      碗是粗瓷的,边沿有个豁口。祁同伟捧着碗,热气扑到脸上,他眨了眨眼。

      "你爹在祠堂。"老栓说,"村里几个老辈都在,说要给你摆一桌。""摆什么桌。"祁同伟说,"家里没米了。""不用你家的米。"老栓转身往祠堂方向走,"王寡妇家出了半升小米,李木匠家出了三个鸡蛋,我家还有去年腌的咸菜。够了。"

      祁同伟跟着他走。自行车就扔在墙根,他没锁——村里没人偷车,偷了也没处卖。祠堂的门开着,烟从里面飘出来。几个老人围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几个粗瓷碗,碗里是小米粥,中间一碟咸菜,一碟炒鸡蛋。鸡蛋炒得老了,边沿焦黄。

      祁同伟的父亲坐在上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看见儿子进来,他没说话,只是把手里那根旱烟杆在桌腿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混进祠堂地面的尘土里。"同伟来了。"说话的是村东头的王老栓,不是墙根那个老栓,是另一个,论辈分祁同伟该叫三爷爷。王老栓今年七十三了,背驼得厉害,说话时声音从胸腔里挤出来,带着痰音,"坐,坐。"

      祁同伟在父亲旁边坐下。桌上的粥他没动。他看着那几个粗瓷碗,碗沿都有豁口,有一个还是用桐油粘过的,裂缝像一条蜈蚣爬在碗壁上。

      王老栓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纸是草纸,折了四折,边角已经磨毛了。他颤巍巍地展开,铺在桌上。纸上用铅笔写着一串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数字:王老栓,二十;李木匠,十五;王寡妇,十;赵铁匠,八块五;孙裁缝,五块……

      祁同伟认识这张纸。这是他高三开学那年,父亲挨家挨户去借的学费欠条。

      当时父亲说,娃要念书,家里实在拿不出,各位乡亲帮衬帮衬,等娃出息了,一定还。村里人穷,但没人说不借,只是借多借少的区别。王老栓拿了二十,那是他卖了三只老母鸡的钱。李木匠的十五,是他给人打一副棺材的工钱。王寡妇的十块,是她给乡里卫生院洗了一个月床单的报酬。

      "这欠条,"王老栓说,"你爹收着。现在你考上了,这欠条……""还。"祁同伟的父亲开口,声音低沉,"一笔笔还。"祁同伟看着那张纸。铅笔字已经淡了,有些地方被汗水洇开,像泪痕。他把手伸进贴身布袋——布袋是母亲用旧棉袄改的,里面装着砖厂的工资条,十七块五毛,还有老周塞在复习资料里的五十元,那张钱他没动,用一张油纸包着,压在布袋最底下。

      他摸出那五十元。油纸包得严实,展开时纸币还是崭新的,正面是工农兵,背面是井冈山。他把钱放在欠条旁边。"先还王寡妇的十块。"他说,"剩下的,等我到了省城,打工挣了钱,一笔笔还。"

      祠堂里静了一瞬。风从门外刮进来,卷起地上的尘土,尘粒在晨光里打着旋。

      几个老人看着他,又看看那张五十元,没人说话。最后还是王老栓伸出手,把那五十元推回去。"这钱,"他说,"你留着。省城开销大,吃饭要钱,坐车要钱,买书要钱。欠条不急,等你真出息了,再还。"

      粗酒席吃到晌午就散了。老人们一个个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各自回家。祁同伟帮着收拾碗筷,粗瓷碗摞在一起,碰撞时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把碗端到祠堂后面的水井边,打了一桶水,井水冰凉,浸得手背发红。洗到第三个碗时,父亲走过来,站在井台边。

      他没帮忙,只是看着。祁同伟感觉到那道目光,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后背上。他把碗洗干净,用一块旧布擦干,布是母亲生前用的,已经破了好几个洞。"娃。"父亲开口。祁同伟停下动作。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那东西用红布包着,四四方方,巴掌大小。红布已经褪色,边沿磨出了白边。父亲把红布一层层揭开,露出里面的物件——一个旧军号。铜制的号身,已经氧化成暗绿色,只有吹口处还能看出一点黄铜的本色。号身上有几处凹陷,像是被什么硬物磕过。号嘴的地方磨得光滑,那是无数次的嘴唇触碰留下的痕迹。

      祁同伟知道这个军号。父亲年轻时是村民兵连长,这是公社发的,全县就三个。后来民兵解散,军号没收回,父亲就留了下来,藏在箱底,每年腊月二十三拿出来擦一次,擦完又收回去。父亲把军号递过来。祁同伟没接。他手上还湿着,井水顺着指缝往下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小点。父亲的手停在半空,军号在掌心闪着暗绿的光。那手背布满老茧,指节粗大,像老树的根。

      父亲没说话,只是把军号又往前递了递。祁同伟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睛浑浊,眼底有一点光,很微弱,但还在亮着。他伸出手,接过军号。铜是冰的,触到掌心时激得他一颤。他攥住,号身的凹陷硌着手心,有点疼。

      父亲的手收回,在衣襟上擦了擦,擦掉手上的水渍。然后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娃,到了省城,少说话,多看人。"就这一句。说完,父亲转身走了。背影在祠堂门口的阳光里拉得很长,长到祁同伟觉得那背影有些佝偻——他记忆里的父亲不是这样的,父亲应该挺直腰板,像村口那棵老槐树。

      祁同伟站在原地,攥着军号。铜慢慢被手心的温度焐热,不再那么冰了。他把军号举到眼前,对着光看。号身内侧刻着一行小字,已经模糊不清,只能勉强认出"1974"和"祁"字。那是父亲的姓,也是他的姓。他把军号塞进贴身布袋,和欠条、工资条、五十元放在一起。布袋一下子鼓了起来,沉甸甸地坠在腰间。

      下午,他去了一趟砖厂。砖厂已经停工了,窑火熄了,只剩下一堆堆红砖码在空地上,像一片红色的墓碑。

      工头不在,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坐在棚子底下打瞌睡。祁同伟没惊动他,悄悄走到自己昨天搬砖的地方。地上还留着脚印,他的脚印,还有独轮车轱辘印。脚印很深,因为昨天下过雨,泥土还没干透。他蹲下来,用手指抹了一把土,土是红的,砖厂的红色尘土,沾在指尖洗不掉。

      他把那撮土装进一个小布袋——母亲以前装针线用的,布袋已经空了多年。土装进去,布袋有了重量,他系好口,放进贴身布袋的另一个夹层。起身时,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呜——悠长,沉闷,像一声叹息。那是从县城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每天下午三点经过砖厂后面的铁路桥。祁同伟抬头看,火车正从桥上驶过,车头喷出黑烟,烟在空中散开,混进天空的尘霾里。

      车尾拖着一节节车厢,窗户开着,有人从窗口探出头,头发被风吹乱。祁同伟看不见那些人的脸,只看见一个个模糊的影子,在车窗后面晃过。火车很快消失在远方,只留下铁轨的震颤,和空气里久久不散的烟味。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影子拉得比父亲的背影还长。

      临行前一夜,祁同伟没睡。他坐在自家堂屋的门槛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是半圆的,缺的那一边朝着东山,像被人咬了一口。院子里有蟋蟀叫,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父亲屋里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出父亲的剪影,佝偻着,在收拾什么东西。窸窸窣窣的声音传出来,像老鼠在啃木头。

      祁同伟起身,走到父亲屋门口,抬手想敲门,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着里面的动静。父亲在咳嗽,咳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爹。"他终于开口。里面的动静停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父亲站在门里,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布包不大,鼓鼓囊囊的。"还没睡?"父亲问。"睡不着。"祁同伟说。

      父亲把布包递过来。祁同伟接过,打开一看,里面是几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补过了,针脚密密麻麻。一条黑色裤子,膝盖处磨薄了,对着光能透亮。还有一件棉袄,是母亲生前穿的,已经破了好几个洞,父亲用别的布补上了,补丁的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

      父亲的手在布包上按了按,手指轻轻拍了拍最上面的棉袄,然后收回手。祁同伟点点头。他把布包抱在怀里,衣服上有父亲的味道,烟味,汗味,还有祠堂里那股烟熏梁木的陈年气味。

      "爹,"他说,"我这一去,可能要过年才回来。"父亲没应声,只是点了点头,下巴的胡茬在月光下泛着灰白。"欠条我带着,一笔笔还。"父亲又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砖厂的工钱,我留了五块在家,压在枕头底下。你要用钱,就拿。"父亲还是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父亲脸上,那张脸沟壑纵横,像被风沙吹了一辈子的土地。祁同伟忽然发现,父亲的眼睛是浑浊的,浑浊里有一点光,很微弱,但还在亮着。父亲的手抬起来,似乎想拍他的肩,抬到一半又放下,转而指了指门外,手指在空中顿了顿,然后垂回身侧。

      祁同伟没点头,也没摇头。他抱着布包,转身回了自己屋。屋里黑着,他没点灯。摸黑把布包塞进行李——行李是一个蛇皮袋,化肥袋子改的,已经洗得发白,上面印着的"尿素"两个字还隐隐约约能看见。他把衣服塞进去,又把贴身布袋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一遍。欠条,工资条,五十元,军号,装红色尘土的小布袋。他把它们重新装好,贴身放着。蛇皮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一包干粮,是王寡妇给烙的饼,用油纸包着;一本《刑法新论》,是教授送的,扉页上写着"望君懂运用知识者,方能与天对弈";还有一沓复习资料,老周给的,最后一页夹着五十元的那一份。

      他把蛇皮袋的口扎紧,放在床头。然后他躺下,睁着眼睛看着屋顶。屋顶是茅草的,有几处漏了,用塑料布补着。月光从破洞漏进来,在地上投出几个光斑,光斑随着时间慢慢移动,像什么东西在爬。他想起母亲。母亲是前年走的,肺病。走之前咳了三个月,咳到最后痰里带血。父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凑钱送她去县医院,住了三天,医生摇头,说没治了。接回家那天,母亲握着他的手,手冰凉,像冬天的井水。"娃,"母亲说,"要出息。"就这三个字。后来母亲的手慢慢松了,眼睛闭上了。祁同伟跪在床边,没哭。父亲也没哭,只是把母亲的手放平,盖上白布。那天晚上,祁同伟一个人走到村口,坐在石碑上,坐到天亮。

      鸡叫了。他坐起身,穿好衣服。那件打补丁的蓝布衫,那条磨薄的黑裤子,还有母亲那件补丁棉袄。棉袄穿在身上有点大,空荡荡的,风从领口灌进来,他打了个寒颤。蛇皮袋扛上肩,沉,但还能承受。他走出屋,父亲已经等在堂屋,手里端着一碗热水。父亲把碗递过来,祁同伟接过,水是温的,不烫。他一口喝干,把碗还给父亲。父亲接过碗,手有点抖,碗在手里晃了一下,水洒出来几滴,落在地上,很快被尘土吸干。祁同伟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他,两人都没说话。最后祁同伟开口:"我走了。"父亲点了点头。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出了门。天还没全亮,灰蓝色的光从东边漫过来,村子还在沉睡,只有几声零星的鸡叫。他沿着村路走,脚步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响。走到村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还站在堂屋门口,影子拖得老长。他没挥手,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祁同伟也没挥手,转身继续走。石碑在晨光里泛着青灰的光。他经过时,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字。"祁家村",三个字,刻得很深,指尖能感觉到凹痕。他收回手,指尖沾了一点露水,凉丝丝的。路在前方延伸,通往三十里外的县城。县城有汽车站,有开往省城的长途车。车票他早就买好了,藏在贴身布袋里,和欠条放在一起。票是硬纸板做的,上面印着"汉东省汽车运输公司",日期是今天,座位号是14。他喜欢14这个数字。母亲是14号走的。

      长途车在下午三点抵达汉东省城。祁同伟从车上下来时,腿有点麻。他在车上坐了六个小时,没吃东西,只喝了几口水。蛇皮袋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扛上肩,袋子比上车时更沉了——不是东西多了,是他累了。车站人很多,挤来挤去,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汽油味。他跟着人群往外走,出了车站,站在街边,一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汉东大学在城西,他记得通知书上是这么写的。但城西是哪个方向,他不知道。他问了一个路边卖报纸的大爷,大爷指了指左边,"坐3路公交,到底就是。"他道了谢,走到公交站。站牌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他看了半天,找到了"3路",终点站确实是"汉东大学"。车来了,他挤上去,投币,五毛钱。硬币掉进投币箱,发出清脆的响声。

      车上没座位,他站在过道里,蛇皮袋放在脚边。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每站都有人上下。窗外的景色从破旧的楼房慢慢变成整齐的街道,街道两边种着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在风里打着旋。尘土从车窗缝钻进来,扑在脸上。他抹了一把脸,手心沾了一层尘。

      车到底站时,天已经快黑了。他下车,站在汉东大学校门口。校门很大,是那种仿古式的,门楣上挂着匾额,"汉东大学"四个金字在夕阳下泛着光。门里是一条宽阔的路,路两边是高大的梧桐,落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远处有教学楼,红砖的,玻璃窗反射着夕阳,一片金黄。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不是不想进,是不知道该怎么进。通知书上说要去政法系报到,但政法系在哪里,他不知道。门口有保安亭,亭子里坐着个穿制服的人,在打瞌睡。

      他犹豫了一下,没去问。肩上蛇皮袋的带子勒得肩膀疼,他换了个肩。动作有点大,袋子里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是那个旧军号。他想起父亲的话,"少说话,多看人"。于是他闭上嘴,只是看。

      看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有和他一样扛着行李的新生,脸上带着兴奋和茫然;有抱着书本的学生,步履匆匆;有推着自行车的老教授,车筐里装着菜。每个人都穿着整齐的衣服,没有补丁,没有磨薄的膝盖。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蓝布衫,黑裤子,补丁棉袄。棉袄上的补丁颜色深浅不一,像一块块疮疤。

      天色越来越暗。路灯亮了,一盏盏沿着校路延伸进去,像一条光带。他该进去了,再不去,报到的地方可能要关门。但他还是没动,就那么站着,像一尊雕塑。

      直到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同学,你也是政法系的?"祁同伟转过身。说话的是个男生,穿着白衬衫,衬衫洗得雪白,在路灯下几乎发光。男生个子不高,眉目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带着笑意。"我……"祁同伟开口,声音有点干,"我是。""我也是。"男生笑了笑,"我叫陈海。你呢?""祁同伟。""祁同伟?"陈海眨了眨眼,"全县第一那个祁同伟?"祁同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陈海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听说过你。走吧,我带你去报到。"他伸手要帮祁同伟拿蛇皮袋,"袋子给我,我帮你提一段。"祁同伟没松手。"不用。"陈海也没坚持。"那行,跟我来。"他转身往校门里走。祁同伟跟在他身后,一步,两步。白衬衫在路灯下晃着,像一片光,在前方引路。尘粒在光柱里飞舞,一粒一粒,密密麻麻。

      祁同伟看着那片光,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补丁。补丁在暗处,看不真切,但他知道它们在。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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