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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蜀地鹤鸣(1) “徐音李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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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录制的第二天,节目组到了人民公园。
鹤鸣茶社在公园的东南角,倚着一道矮墙,墙外是茂密的竹林,墙内摆了几十张竹椅和方桌。老式竹椅靠背很高,坐上去会发出“吱呀”一声,像在替坐下去的人叹一口气。柏木方桌被茶水和岁月磨出了一层包浆,亮而不腻,像块被盘了多年的老玉。
早上九点,茶社已经坐了大半。成都人的一天是从茶开始的:一杯盖碗茶,一张报纸,一把竹椅,一个上午。茶社的老板姓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伯,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走路带着风: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对襟褂子,黑布鞋,腰间围了一条蓝色的围裙。
“廖伯伯,您给我们讲讲茶社的历史要得不,”赵青禾的四川话口音已经不太纯正了,像一件洗了很多遍的衣服,颜色还在,但轮廓已经模糊。
廖老板笑了笑,牙齿很白。“鹤鸣茶社是一九二三年开的,我爷爷那辈就在这了。从小在这长大,茶社就是我的家。”他一边说一边给大家泡茶。他的动作不快,但很流畅:揭盖、投茶、提壶、高冲、低斟、刮沫、盖盖,一气呵成。
李尧安坐在竹椅上,竹椅靠背硌着他的腰,但他的注意力都在对面。
徐音坐在他对面隔了张桌子的位置,正侧头跟周秉义说话。今天的她穿了一件白色蜀绣的亚麻衬衫,领口微敞,露出一小截锁骨,下面是一条藏青色的阔腿裤,脚上的白色帆布鞋是节目组给嘉宾统一配的。
李尧安看了眼自己的鞋,和她同款,真好。
蒋添坐在徐音旁边,拿起竹壳暖壶放在桌上,给自己倒了杯茶。小啜一口,就把杯子摆在桌上晾着,从包里掏出一把折扇,“哗”地打开。蜀绣的扇面上面有只熊猫,黑眼圈大大的,抱着竹子啃,憨得不行。陈屿白坐在蒋添斜对面,看到了那把扇子,嘴角动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之后不由自主地表情变化,比笑更轻,轻到如果有人在看他的脸,也许会觉得他只是脸上痒了一下。
“屿白哥,你是哪里人来着?”赵青禾的眼睛亮亮的。
“陕西。”陈屿白说。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戴上,动作很慢,“西安。”
“西安?那不就是我们的下一站!”。
“嗯。”陈屿白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他的沉默是温的,像一杯放了一会儿的茶,不烫嘴了,但还有温度,喝下去能让你觉得胃里是暖的。
蒋添看了他和赵青禾一眼。只一眼,快的,像是无意中扫过去的。然后把折扇合上了,竹制的扇骨一根一根地叠在一起,发出细密的、像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她低下头,用拇指摩挲着扇骨上刻的那行小字。
节目组安排了一段关于抗战时期成都大轰炸的民间记忆。
讲述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嬢嬢,本地人,鹤鸣茶社的常客。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来,坐在靠墙第三排的那把竹椅上,喝一杯盖碗茶,吃一个红糖锅盔,十一点半走人,风雨无阻,比上班还准时。
何嬢嬢坐在竹椅上,脊背挺得很直。她的头发花白,在六月的阳光下晃得人眼睛疼。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下巴缩进去了一点,但眼睛还是亮的,如旧瓷器上的釉光,不刺眼,但你知道它不会褪色。
“我父亲叫何长根,是义勇消防队员,”何嬢嬢说话很慢,每一个字都像从一口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带着井壁的青苔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号,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炸成都,那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老汉儿接到命令出队,走了就没回来。”
她的声音没有起伏,像一条被拉平的线。但手指在茶杯上轻轻地敲着,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像钟摆。
“后来他的战友跟我说,那天晚上,盐市口那一带炸得很惨。我老汉儿救了一个人,又进去救第二个人,房子塌了,压在底下。挖出来的时候,他怀里还抱起一个娃儿,娃儿还活着,他没有活。”
她顿了顿。
“那年我四岁。”
茶社里安静得能听见竹叶被风吹动的声音。竹林在矮墙外面,风从东边吹过来。竹叶摩擦的声音是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很厚的书,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快,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直找不到,就一直翻,一直翻,永远不停下来。
何嬢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她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几秒钟,然后继续敲,“哒,哒,哒”。
“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吃了很多苦头。她没有再嫁,说我老汉儿是为了救人才死的,她不能给他丢人。”
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短到几乎捕捉不到,但确确实实地存在过。那笑容里有一种东西,不是骄傲,不是悲伤,不是感慨。是一块石头被河水冲了很多年之后露出来的那个最硬的部分,你摸上去会觉得凉,但你知道在那个凉下面,是这座山的全部重量。
徐音坐在何嬢嬢旁边,轻轻地扶着她坐的竹椅的扶手。她没有说话,也没有看镜头,她的目光落在地面上,睫毛微微地颤了一下。
摄像机安静地运转着,张导坐在监视器后面,双手交叠,指节泛白。
李尧安坐在竹椅上,身体前倾,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十指交叉。他的下巴抵在手背上,他在想何嬢嬢说的“那年我四岁”。四岁的孩子记住的东西能有多少?她记得父亲走了就没有回来,记得母亲说不能丢人。那些痕迹在她心里刻了一辈子,到八十多岁还在疼。
他忽然想起徐音在草堂说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心里装着别人,他不能不去想。”
他好像又多懂了一点。
录制结束后,何嬢嬢被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搀着往外走。她走得很慢,但很稳,一步一步的,像在用脚丈量什么。她经过李尧安身边的时候,忽然停下来,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很深。她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又像是什么都不是,只是老了的人在看年轻的人时,自然而然会有的那种浑浊的、模糊的、不知该怎么命名的东西。
“娃儿,你要好好的。”她用四川话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她走了,白色的头发在成都六月的阳光里晃了一下,像一道无声的闪电。
李尧安站在原地,喉咙发紧。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轻易让这种东西涌上来了,但这一次他没压住。那句“你要好好的”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奶奶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个,说的也是方言,遵义话跟成都话很像,把“好”字拖得很长,像是在这个字上拴了一个愿望,拉得越长,愿望就越不容易断。
他在原地站了几秒,把那根弦重新拧紧了。
他转过身的时候,看到蒋添和陈屿白站在茶社门口的竹林边,正在说话。陈屿白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棕色的封皮,看起来用了很久。蒋添侧着身子站在他旁边,一手拿着折扇,一手比画着什么。陈屿白听着,没有笑,但鼻翼微微地张了一下。那是人在忍住笑的时候会有的动作,不是不想笑,是不想让笑看起来太明显。
李尧安看着他们,心脏轻颤。那两个人站在竹林边,一个在说一个在听,说的那个很开心,听的那个在忍笑。这画面太普通了,反而显得真实。真实的东西往往是不好看的,笨拙的,不经意的,像阳台上一件被风吹干的衬衫,皱巴巴的,没有任何造型可言,但你知道它被人穿过,被人需要,被人记得在出门前收回来。
他把目光收回来,朝茶社里面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差点撞上一个人。
徐音从茶社里出来,手里拿着她的保温杯。她走得很快,低着头在手机上打字,没有看路。他们的距离在零点几秒内从三米缩短到一米,从一米缩短到半米。
他侧了一下身。
她抬起了头。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半米的空气,彼此的心跳瞬间同频共振。
“抱歉。”徐音先开口了,把手机收起来,脸上浮起个恰到好处的微笑。
“没事,是我没看路。”他努力屏住呼吸。
徐音低下头,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
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风吹过来,把她的发梢吹到了他的手臂上。
头发是细的,软的,凉的。他感觉到了每一根头发丝的重量,每一个发梢弯折的角度,每一缕从她发丝间带出来的、属于她的、淡淡的气味:也许是她刚刚坐过的那把竹椅的竹子味,也许是茶社里飘出来的茉莉花茶味,也许是成都六月的阳光晒在她衬衫上的那种暖洋洋的、让人想闭眼的味。
每一种气味他都认识,但他不认识把它们混在一起之后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徐音”。
若干年后他会想起今天,想起成都,想起人民公园,想起鹤鸣茶社,想起竹林里吹过来的风,想起她的头发碰到他手臂的那一刻。那一刻很短,短到在他的人生里连百分之一个百分点都占不到,但它会是他整个生命里最重的一页。他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想靠近她。不是远远地看着她,不是隔着人群偷偷地看她,不是在她身后默默地学她说过的话、查她引用的诗、记她不吃香菜。他想站在她身边,半米的距离对他来说太远了,他想把那个半米变成零。
他只觉得自己疯了,像个溺水的人在拼命地把头探出水面,大口贪婪地呼吸着空气。
成都站的录制全部结束后,节目组在茶社门口拍了一张大合影。
“三、二、一”
快门声响了。
所有人的笑容被定格在一张照片里。徐音的笑是标准的,不多不少;
蒋添的笑是张扬的,明媚自信;
赵青禾的笑是夸张的,虎牙亮得像两颗小灯泡;
陈屿白的笑是含蓄的,嘴角微微上扬;
周秉义的笑是慈祥的,眼睛眯成两条线,线的弧度像他这个人一样,温和包容。
李尧安的笑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人注意。但如果有一个人,把这张照片放大到能看清每一个人的毛孔,他会发现,李尧安的嘴角是上扬的,眼睛是看向镜头的,但他眼睛里没有光。不是没有光,是没有被拍进去的光。那个光不在镜头里,在镜头外面。
镜头外面站着的是徐音。
她刚才就站在他前排右侧,拍完照后她没有动,他也没有动。他们的视线之间隔着一排竹椅,但在这个被定格的时间点上,他的目光穿过了那些障碍物,定格在她身上。
微博热搜是在结束成都站第一天录制后开始发酵。
起因是一条来自某娱乐博主的路透视频。视频画面有些抖,像素不高,但能看清人脸。徐音从机场到达口出来,围着一件卡其色的披肩,戴着口罩,推着行李箱。她的身后大约五六米远的地方,李尧安也从同一个到达口出来,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扣在头上,背着他的双肩包。他走路的步伐比平时快了一些,像是在赶时间,又像是在追什么人,但追到一半又放慢了,因为前面那个人消失在了一个拐角后面。
视频本身什么内容都没有。两个人走在同一个机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前后隔了五六米,全程没有任何互动。但视频的标题写的是:“徐音李尧安抵达成都,前后脚出机场,疑似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