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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八章 旧案(上) 不要出现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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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旧案(上)
那天晚上,温光远睡得很不好。
床太软。枕头太低。被子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不是他习惯的那种无香型,而是一种淡淡的,说不清是薰衣草还是什么的植物气息。他翻了个身,床垫发出吱呀一声,左边的人没有反应。
古铭已经睡着了。
温光远侧过头,在黑暗中看了一眼旁边那张模糊的脸。呼吸很均匀,嘴唇微微张开一条缝,睡着的时候看起来比白天小了好几岁,像一个高中生。
他转回去,面朝天花板,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今天的事。石门村的老人说“种花的”。院子里的土垄。古铭蹲在地上取样的背影。那个消失的林某。刘某某三年前的那笔五十万转账。沈教授说“国内不超过五个人”。
案子像一张网,越来越密,越来越紧,把他裹在中间。
他闭上眼,试图清空大脑。
但黑暗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了。
不是案子。
是另一件事。
一件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事。
……
梦是从一杯水开始的。
不,不是梦。是回忆。但在深夜的黑暗里,回忆和梦没有区别。
2017年,他二十五岁,在省厅刑侦总队。
“8·14”挟持案。临江市第三小学。一个男人持刀闯入教室,挟持了三十二个孩子和一个老师。
温光远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警力之一。他从接到电话到跑进学校大门,只用了一分四十秒。不是开车,是用跑的。他的宿舍离学校只有八百米,他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吃饭,扔下筷子就往外冲。
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谈判专家在路上,狙击手正在寻找位置。指挥权暂时落在最先到达的辖区派出所所长手里。
温光远不是指挥。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侦查员,二十五岁,入警三年,连中级职称都没评上。他的任务是——观察,记录,随时汇报。
他趴在教学楼西侧的花坛后面,距离那个教室的窗户大约四十米。
他能看到嫌犯的侧面。一个中年男人,穿深色夹克,左手勒着一个女孩的脖子,右手握着一把水果刀。刀不长,但很利,抵在女孩的颈动脉上,刀刃在灯光下反着白光。
女孩在哭。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小猫。
教室里还有三十一个孩子。他们被赶到教室的角落里,挤在一起,有的在哭,有的在发抖,有一个男孩一直盯着嫌犯手里的刀,眼睛瞪得很大,一眨不眨。
温光远在花坛后面趴了四个小时。
他记录下了嫌犯说的每一句话。嫌犯要水,要烟,要一辆车,要媒体来采访他,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受了什么委屈”。他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时而暴怒,时而低落,时而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被工厂辞退、被妻子抛弃、被全世界辜负的经历。
谈判专家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什么温光远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声音很稳很沉,像电台夜间节目的主持人。
他站在教室门口,和嫌犯隔着门对话。说了四十分钟,嫌犯的情绪一度稳定下来,甚至松了松勒住女孩脖子的手臂。
然后嫌犯提了一个要求。
“给我一瓶可乐。”
谈判专家回头看身后的指挥组。指挥组里有派出所所长,有分局副局长,还有一个从市局赶来的领导。
他们在商量。
温光远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能看到他们的表情。有人在摇头,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翻文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嫌犯在里面开始不耐烦了。
“可乐呢?!”
“在买了在买了。”谈判专家安抚他。
但实际上,没有人去买。
温光远后来才知道,指挥组当时的判断是:不能答应嫌犯的要求,答应了一个就会有第二个,谈判会无限拉长。他们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采取强攻,特警已经在待命了。
“要拖到什么时候?”温光远问身边的一个老民警。
老民警没回答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意思是“你只管看着,别多嘴”。
第七个小时。
嫌犯的情绪完全失控了。
他开始骂人,骂他的前妻,骂他的老板,骂这个社会,骂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像一把钝刀在玻璃上刮。
然后他动了。
温光远看到了全过程。嫌犯把女孩从身前拽出来,刀锋从她的脖子上划过。动作很快,快到温光远甚至没有反应过来那是“割喉”。
血喷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女孩没有叫。她发不出声音了。她的身体像一袋被扔掉的垃圾一样,从嫌犯手里滑落,软塌塌地倒在地上。
同一时刻,枪响了。
狙击手扣动了扳机。嫌犯的头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拍了一下,整个人向后仰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特警冲进去了。哭声、喊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温光远从花坛后面站起来,腿是麻的。他跌跌撞撞地跑向那间教室,跑到门口的时候,被一个特警拦住了。
“别进!救护车马上到!”
他站在门口,看见了那个女孩。
她躺在讲台旁边,脖子上全是血,头发被血浸透了,粘在地上。她的眼睛是半睁着的,像睡着了一样,但嘴唇已经发紫了。
她的名字叫林念恩。七岁。二年级三班。
后来他才知道,那瓶可乐,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去买。
不是因为来不及。是因为指挥组认为“不能助长嫌犯的气焰”。
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一瓶可乐,死了。
事后,省厅成立了工作组,复盘处置流程。
温光远作为现场目击者,被叫去开会。
会议室很大,长条桌,深绿色桌布,矿泉水瓶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坐在主位的是省厅的一个副厅長,两边坐着从各地请来的专家——有谈判专家,有心理学教授,有应急管理领域的学者。
温光远坐在最末端,面前摊着他写了整整三页的现场情况说明。
会上,那个谈判专家——不是现场那个,是后来请来“复盘”的那个对指挥组的处置提出了质疑。
“嫌犯在第四个小时出现了明显的疲劳迹象,”那个专家说,推了推眼镜,“这是谈判的最佳窗口期。但现场指挥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是选择了拖延战术,最终导致嫌犯情绪崩溃。”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在点评一道做错了的数学题。
温光远攥紧了手里的笔。
“如果当时采取了不同的谈判策略,”专家继续说,“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也许。
也许。
温光远想站起来,想问他:你在现场吗?你闻到血腥味了吗?你听到那个女孩的哭声了吗?你知道一个七岁的孩子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觉吗?
但他没有。
他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把笔攥得咯吱咯吱响。
会议结束后,那个谈判专家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同志,你是第一个到场的吧?辛苦了。”他说,脸上带着那种长者对晚辈的、宽容的微笑。
温光远看着他,忽然觉得恶心。
不是因为这个人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他说的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他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
但他没有到过现场。
他不知道四十米外看一个孩子被割喉是什么感觉。
他不知道一分四十秒意味着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样的人,在会议室里,用一句轻飘飘的“如果”,就能否定掉所有人在那七个小时里付出的全部努力。
温光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把警服脱了,挂在椅背上,坐了很久。
他哭了,这是他除了父亲离世外第一次哭泣。他把那个女孩的照片从卷宗里抽出来,看了一会儿,然后锁进了抽屉。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自己坐在会议室里,被一个没到过现场的人质疑。
从那以后,他对自己手下的人只有一个要求:出现场。不管什么案子,第一个到现场的人必须有判断力。不能等,不能拖,不能在会议室里“复盘”了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做。
也是从那以后,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开会的时候,他会观察每一个发言的人。如果那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网上搜到,如果那个人对案情的了解全部来自于书面材料,如果那个人从来没有在深夜蹲过守、在雨里挖过土、在死者家属面前道过歉——
他就不会再听那个人说任何一个字。
不是傲慢。
是他不愿意让第二个林念恩,死在别人的“理论上”。
……
温光远在黑暗中猛地睁开眼。
心跳很快,快到他能感觉到太阳穴在跳。被子被他掀开了一半,枕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滑到了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呼吸,像刚从水里被捞上来的人。
古铭没有醒。
他侧躺着,面朝墙壁,呼吸依然均匀。被子盖到肩膀,露出一小截后颈,在微弱的夜灯光里泛着温润的颜色。
温光远坐在床边,把脸埋进手掌里。
过了很久,他的心跳才慢慢恢复正常。
他弯腰捡起枕头,重新躺下去。
这一次,他没有背对着古铭。
他看着古铭的后脑勺,看着那几缕翘起来的头发,看着被子底下微微起伏的轮廓。
他想起今天在车上,古铭说:“一分钟四十秒,不怪你。”
那是他在梦里才听到的话。
不对,不是梦。
是今天早上在楼道里,古铭说的。
他在黑暗里闭了闭眼,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
睡意已经全无了。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只剩远处的风在吹,呼呼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息。
他又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