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望烬》机场南

1、第 1 章 我筑下了大

　　我筑下了大错。

　　2010年春节，我十六岁，我哥李海明十九岁。我们家住在城北那片老厂区家属院里，六层的红砖楼，墙皮剥落得厉害，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就坏了，晚上上楼得用手扶着墙，摸着一手粗糙的水泥渣子。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冷到除夕夜我妈都不愿意出门，我爸在客厅看春晚，嗑瓜子的声音咔咔咔地响了一整晚。

　　我和我哥溜出去放烟花。我哥从他打工的修理厂弄回来一大箱，冲天炮、彩珠筒、满地红，什么都有。他拿打火机点了一根烟，叼在嘴角，用烟头去引引线，动作熟练得像个老手。火星子嗤嗤地冒，然后嘭的一声，一道绿光蹿上天，在半空炸开，碎成满天星。

　　"给我放一个。"我说。

　　我哥把打火机递给我。我蹲下去点一筒冲天炮，那筒烟花大概有手臂粗，纸壳上印着"金蛇狂舞"四个字。我把火苗凑近引线，手有点抖——不是冷，是兴奋。十六岁的男孩子对火和爆炸有一种天生的、混不吝的痴迷。引线嗤地烧起来，比我想象的快得多。炮筒猛地往下一沉，底座在结冰的地面上歪了一下。我只来得及往后退了一步，一道刺目的红光就斜斜地蹿了出去。

　　那道光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弧线的尽头是对面的居民楼，一栋和我们家一模一样的老红砖楼，五楼和六楼之间的外墙上用白漆刷着"五栋"两个字。红光没进了一扇半开的窗户里——六楼，最靠西边的那一户——像是被那扇窗一口吞了进去。

　　"操。"我哥骂了一声，烟从嘴里掉下来，在雪地上嗤地灭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碎片的、混乱的。先是玻璃炸裂的声音从对面楼里传出来，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然后是火光，橘红色的，从窗户里往外翻，越翻越大，越翻越猛。紧接着有人尖叫，整栋楼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人们穿着睡衣拖鞋从楼道里涌出来。有人喊"着火了"，有人喊"快打119"，有人在哭。

　　我站在原地动不了。两条腿像是被冻在了地上，膝盖以下是空的，膝盖以上在发抖。空气里全是火药燃烧过后的焦味，混着对面楼里飘过来的更浓烈、更刺鼻的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我哥冲上来拽我。他一只手抓住我的后领，一只手扣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吓人，几乎是在拖着我走。他把我推回家里，我爸还在沙发上看电视，赵本山和小沈阳正在演《不差钱》。我妈在厨房煮饺子，锅盖被蒸汽顶得当当响，韭菜鸡蛋馅的，我闻得出来。两个人都不知道，就在不到五十米外，一扇窗户正在往外喷火。

　　"怎么了？"我爸回过头，看见我哥铁青的脸色和我不停发抖的手。

　　我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我在里面读出了很多东西——恐惧、犹豫、决绝，还有某种我这辈子都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

　　"没事。"他说，"对面楼着火了，海洋吓着了。"

　　消防车的警笛声从远到近，红蓝的光透过窗户把客厅的墙壁映得一明一暗。我妈从厨房跑出来，扒着窗户往外看，只看了一眼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五栋着火了？那是几楼？六楼？六楼西户？"她转过头看着我爸，脸上的面粉底下透出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恐惧，"老李，六楼西户是不是老赵家？"

　　老赵家？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妈认识这个厂区所有的人，因为她是工会主席。

　　我爸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口看了一眼，脸上的血色刷地退了。他转身去拿外套，步伐比平时快了很多。"我去看看，你在家看着孩子们。"

　　消防车一辆接一辆地来。我坐在沙发上抱着膝盖，牙齿不受控制地磕在一起。我妈站在窗口给不同的人打电话，声音很低很急，每问一遍"老赵家人出来没有"，脸色就白一分。我哥站在阳台的阴影里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不敢往下想。我认识五栋六楼的人。我只认识一个住在五栋六楼的人。他坐在我后排，他的后脑勺就在我前面不到半米的位置。

　　我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

　　我爸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焦味，眼睛红红的。他在门口站了很久，鞋也不脱，嘴唇哆嗦了两下。

　　"没了。两个都没了。"

　　我妈捂住了嘴。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肩膀绷得笔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回来，声音沙哑但很稳："那孩子呢？他家那个小孩呢？"

　　"说是昨晚出去了，不在家。孩子没事。就是......两个大人全没了。"

　　我妈倒吸了一口气，念叨着"还好还好还好"。我爸坐到沙发上，把头埋进手掌里。我哥站在阳台门口，背对着所有人。

　　而我听到了那个名字。

　　"赵森那孩子以后怎么办？"我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才十六岁，跟我们海洋一样大。"

　　赵森。

　　那个后脑勺。那些头发里的漩涡。他写字的时候微微驼背的姿势，他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低声细语好像怕惊扰了谁的样子。那个每次课间操都会站在我左前方两排位置的瘦削背影，我做操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后颈上露出一截校服领子，白色的，洗得很干净，但领口有一道脱了线的口子，被透明胶带从内侧粘住了。

　　嗡的一声，我的大脑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赵森家着火了。赵森的父母死了。那场火——是我放的。那筒烟花——是我点的。

　　这个事实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我的胸骨上。疼痛是钝的、沉重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挤的，不是一下子来的，是一点一点渗出来的，像冰面下的水，从裂缝里慢慢漫上来，漫过脚背，漫过膝盖，漫过头顶。

　　大年初三，我妈带我去帮忙料理后事。赵家在这座城市没有亲戚，我妈是工会主席，这些身后事都落到了她头上。我说服自己跟去的理由是做儿子的陪妈妈，但我知道不是。我需要亲眼看见。我需要确认赵森还活着。

　　街道办的人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旁边的一间临时安置室。那是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棋牌室，墙上还挂着"禁止赌博"的牌子，下面是一张自动麻将桌，绿色的桌面上落了一层灰。屋子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消毒水和受潮的旧报纸和某种更深的、挥之不去的焦糊味混在一起。

　　赵森坐在靠墙角的一把折叠椅上。他穿着一件不知道是谁的黑色羽绒服，太大了，袖口挽了两圈才露出手指。脸上没有哭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目光空洞得像一口干涸的井。墙角堆着几个塑料袋和两个纸箱，那是他从火灾现场被允许取回的全部东西。

　　我妈走过去蹲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我听不清。赵森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可能是说了声"谢谢阿姨"，也可能什么都没说。他的目光从我妈肩膀上越过来，落在我身上。

　　我们对视了大概两秒钟。

　　那是一双浅棕色的眼睛，在走廊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特别淡，像两片薄薄的茶色玻璃。我在那双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情绪——不是平静，是空白，是某种比空白更可怕的东西。可就在那两秒钟的最后，他的眼神动了一下，很轻微很轻微地动了一下，像是冰面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挣扎着想要浮上来，但没有成功。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个秘密堵在那里，硬邦邦的，像一块咽不下去的骨头。

　　他先移开了目光。

　　我妈帮他收拾遗物。他家的东西几乎全烧光了，只剩下他那天带出门的一个书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一本寒假作业、一个铁皮文具盒，和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被夹在寒假作业的封皮里，保存得很好。照片上赵森大概六七岁，坐在一男一女中间，笑得很灿烂，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他旁边的女人也在笑，很年轻，很漂亮，眼睛弯弯的。男人倒是没有笑，板着脸，眼神凶凶地盯着镜头。

　　我把照片放回寒假作业里，合上封皮，递还给他。他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像冬天里放了很久的铁栏杆。他低声说了句"谢谢"，声音小到像是怕惊动什么。

　　回程的公交车上，我妈一路没说话。车快到站的时候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心脏骤停的话。

　　"我问了街道办那边的政策，可以走寄养手续。"她顿了顿，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手指慢慢攥成一个拳头，"那孩子没有亲戚愿意接收，福利院那种地方，去了就完了。我想把他接到咱家来。"

　　我爸坐在前排回过头来，沉默了几秒。他的两鬓白发在车厢的灯光下显得特别刺眼，但他没有犹豫太久。"反正多双筷子的事。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哥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脸埋在竖起的衣领里，看不清表情。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攥了一下，又慢慢松开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妈每天都在打电话、跑街道办、跑福利院、跑派出所，办寄养手续。她是工会主席，知道怎么跟这些人打交道。但她也有不知道的事——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在每一个她出门办事的夜里都在失眠。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把那个除夕夜翻来覆去地重播，一遍又一遍地想那道弧线，那扇窗户，那张照片上板着脸的男人和笑得很漂亮的女人。

　　正月十五那天，赵森正式搬进了我们家。

　　那是一个阴天的下午，云层压得很低。我爸借了一辆三轮车去福利院拉他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拉的，就那几个塑料袋和纸箱，加上福利院临时发的一套被褥，用绳子捆着。赵森跟在我爸后面走进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服，低着头，肩膀微微缩着，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很多，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幼鸟，被好心人捡起来放进了陌生的巢穴里。

　　我们家是老式两室一厅，爸妈住一间，我和我哥住一间上下铺。赵森来了以后，我妈把我哥的床从我们房间里搬了出来，在客厅用布帘子隔了一个小角落，放了一张折叠床。赵森睡我下铺，我还是上铺。

　　"凭什么让我搬？"我哥当时抗议了一句，但我妈瞪了他一眼，他就闭嘴了。后来他把那张折叠床铺得整整齐齐，被褥叠得跟豆腐块一样，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

　　赵森搬进来的头几天，话少得几乎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坐在桌角，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夹两筷子就放下，一碗饭能吃到最后还剩小半碗。我妈给他夹菜，他说"谢谢阿姨"，然后继续闷头扒饭。吃完饭主动收碗洗碗，动作小心翼翼的，怕弄出声响。他不看电视，也不跟我们聊天，写完作业就戴上耳机，缩在客厅的角落里听一个破旧的MP3。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话。以前我们是前后桌，虽然也算不上多熟，但至少每天都说得上话——"赵森，数学卷子写完了吗""李海洋，老师让你去办公室"——这些都是日常的、不需要勇气的对话。可现在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睡我的下铺，我们的距离从前后桌的四十厘米变成了上下铺的不到一米五，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反而降到了零。

　　晚上熄灯之后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我躺在上面，能感觉到他的体温透过薄薄的床板传上来，能听见他呼吸的节奏。他睡着得很晚，通常要在床上躺一个小时以上才能入睡。但有的时候他会突然惊醒——没有声音，但我能感觉到床板猛地颤一下，然后他的呼吸就乱了，急促、压抑，像是被人捂住了口鼻，然后慢慢慢慢地重新平稳下来。

　　那些晚上我醒着，他也醒着，我们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木板，但我不能敲床板问他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