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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你家 第二天一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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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
原告席上坐着一个女人,三十出头,脸上还有没完全消掉的淤青。她是被家暴的妻子,手指一直在发抖。
陈知返把一只水杯轻轻推到她面前,低声说:“别怕,有我在。”
法庭上,对方律师试图把家暴行为淡化为“夫妻之间的正常摩擦”。陈知返站起来,一件一件地摆出证据:医院的伤情鉴定、邻居的证人证言、当事人录下的录音。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法庭的石板地面上砸出坑来,清晰、冷静、无可辩驳。
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的时候,对方当事人铁青着脸离开,经过她身边时狠狠剜了她一眼。陈知返没理他,转过身帮当事人整理材料。
“陈律师,”那个女人忽然拉住她的手,“谢谢你。”
陈知返低头看着那只握着她手的手,指节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烫伤疤。她轻轻拍了拍对方的手背,说:“回去好好休息。等我消息。”
走出法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傍晚很短,太阳一落就是彻底的冷。陈知返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裹紧了大衣,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沈予安发了两条消息。
第一条:“我今天去福利院了,孩子们画了好多画,有一个小女孩画了一只穿裙子的长颈鹿,特别可爱。”
第二条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幅稚嫩的儿童画,歪歪扭扭的长颈鹿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画得不算好,但很有灵气。画面的角落里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给沈予安姐姐。”
陈知返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画过画。母亲生病之后,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做饭、洗衣、照顾妈妈、写作业。画画太奢侈了,她没有时间。
她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风吹得耳朵疼,但她没动。她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发了一条:“你经常去福利院?”
回复几乎是即刻的:“每个月都去。你想看更多吗?”
陈知返犹豫了一下:“可以吗?”
沈予安发了一个大大的笑脸,然后连着发了好几张照片。有孩子们围成一圈做手工的,有一个小男孩举着折纸飞机笑得露出豁牙的,有福利院阿姨在分水果的,还有一张是沈予安自己的手——手指修长,指甲圆润,涂着很淡的裸粉色指甲油——正拿着一个毛绒玩具递给一只小手的照片。
“这些都是我和妈妈一起去的时候拍的,”沈予安说,“有些孩子从很小就认识了,看着他们一年一年长大。”
陈知返一张一张地看完,放大了每一张照片的细节。那个抱着毛绒玩具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揪揪,笑得眼睛弯弯的。福利院的窗户上贴着手工剪的窗花,阳光照进来,光影斑驳的。沈予安的手真好看。
她忽然很想说什么。
但她不擅长这个。
最后她发了一条:“孩子们看起来很开心。”
“因为他们真的很开心。”沈予安回。
陈知返把手机放回口袋,走下法院的台阶。风吹过来很冷,但她觉得心口有什么地方是暖的,像一个很小的火苗,不知道被谁点燃了,正安静地烧着。
晚上回到家,陈知返破天荒没有看卷宗。她煮了一碗面,坐在桌前慢慢吃完,然后拿起那部白色手机,犹豫了一会儿,拨了视频通话。
沈予安很快就接了。
这次她没有敷面膜,也没有穿睡衣。她还穿着白天的工作服——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落在脸侧。她身后是明亮的客厅,能看出一个设计得很舒服的家:暖色调的灯光,墙上挂着几幅风格简约的画,沙发上有好几个抱枕,茶几上放着一杯茶和一本翻到一半的书。
陈知返身后是出租屋的白墙和一台嗡嗡作响的老旧冰箱。
两个人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今天开庭顺利吗?”沈予安问。
“还行。”
“对方律师好对付吗?”
“不好对付,”陈知返说,“但我赢了。”
沈予安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卧蚕鼓鼓的,整个人像是一幅被柔光滤镜处理过的照片。
“你笑什么?”陈知返问。
“我喜欢看你赢的样子,”沈予安说,“很帅。”
陈知返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低头喝了一口面汤,掩饰自己微微发热的耳朵。她在法庭上怼对方律师的时候面不改色,现在却因为一句“很帅”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呢,今天工作怎么样?”她生硬地转开话题。
沈予安靠在沙发上,抱着一个浅灰色的抱枕,说:“在赶一个项目方案,改到第三版了,甲方还是不满意。”
“甲方是做什么的?”
“一个家居品牌。”
“那你下次把方案给我看看,我帮你挑挑毛病。”陈知返说,“我对什么产品好用、什么产品不好用最有发言权了——租房子买过太多品质差的东西,吃过的亏都能写一本避雷指南了。”
沈予安笑了一声:“你连设计专业都不是——”
“但我懂用户体验。”陈知返正色道。
沈予安笑得更厉害了。她笑起来的时候声音不大,但肩膀会轻轻抖动,像只被挠了肚皮的猫。
“好好好,”沈予安乐着说,“下次给你看。”
她们聊了很久。
聊到陈知返说起自己考律师执照那年每天只睡五个小时,聊到沈予安说起自己离婚后一个人搬家时把书架装反了,聊到陈知返说自己小时候的理想其实是当医生但因为没钱读医学院所以就学了法律,聊到沈予安说自己小时候的理想真的是当设计师而且现在真的当了。
“你实现了你小时候的理想,”陈知返说。
“嗯,算是吧。”
“真好。”
陈知返说“真好”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嫉妒或酸涩,是真心实意的、纯粹的“真好”。沈予安听得出来。
“你的理想也会实现的,”沈予安说,“你现在不就是吗?”
“我还没帮到足够多的人。”
“你帮一个就已经很好了。”沈予安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帮一个,那个人的人生就不同了。”
陈知返没有接话。她想起今天那个被家暴的女人,想起她拉住自己手时手指的温度。她知道沈予安说的是对的,但她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
沉默了几秒后,沈予安忽然开口:“知返,我问你一件事。”
“嗯。”
“你上次说,资助你上学的人姓沈。”
陈知返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嗯。”
“我今天问了我妈。”沈予安的语气不自觉地放轻了一些,像是怕惊动什么,“我家一直有资助学生的项目,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妈妈说,被资助的孩子里确实有一个姓陈的女生,跟我同岁。”
陈知返的手不动了。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很重,重到她觉得沈予安可能隔着屏幕都能听到。
沈予安继续说,声音很轻:“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我妈妈说她也不知道对方的联系方式,资助的事一直是机构在对接。但她说……”
她顿了一下。
“她说那个孩子很争气,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后来当了律师。”
陈知返张了张嘴,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想起那些年收到的贺卡。每张贺卡上“沈先生、沈太太”那行漂亮的手写字。想起她给那个地址寄过很多封信、收到过的回信永远是那几句简单的话——“好好学习,就是对这份资助最好的回报。”
她想当面说一声谢谢。想了十年。
现在,也许,对面就是。
“予安,”陈知返的声音有点哑,“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沈予安说了。
陈知返闭上眼睛。
她记得。每一张贺卡的落款,都是那个名字。她看了那些贺卡不下一百遍,每一个笔画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笑。
不是那种客气的、社交性的笑,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控制不住的、眼眶微微发热的笑。
“予安,”她说,“是你家。”
沈予安在屏幕那头睁大了眼睛。
“……真的?”
“真的。我记得你妈妈的名字。就是她。”
沈予安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她伸手捂住了嘴,眼睛里有光在闪。她想说什么,但话堵在嗓子里,怎么都出不来。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又好像一直都在。
从很多年前开始,从她的家庭决定资助一个陌生孩子读书的那天开始,从那个孩子在申请表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名字的那天开始,她们就已经被写在同一条线上。
只是走了很久,才终于走到彼此面前。
“知返。”沈予安终于找回了声音,湿漉漉的,但很清晰。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好好长大了。”
陈知返终于没有忍住。
她把脸偏到镜头拍不到的方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她想起母亲去世那天,她对自己说“要好好长大”。她想起那些一个人撑过来的日子,想起无数个哭着睡着的夜晚和第二天照常爬起来的天亮。
她好好长大了。
有人看到了。
沉默了很久,窗外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地响。陈知返转回头,眼眶微红地对着镜头笑了笑。
“也谢谢你,”她说,“谢谢你和你妈妈。”
“谢我们什么?”
“谢你们选了我。”
两个隔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距离、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同时笑了。
窗外的月亮还是昨晚那轮月亮,照着她,也照着她。好像不论隔着多远,只要抬起头,看到的都是同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