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奥斯维辛》无色水彩笔

52、五封信送生机 “我们来自

　　第三天晚上，第三封信如约而至：

　　1940年，我被转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鉴于我在达豪的时候经常在厕所干活，来到奥斯维辛之后，我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了屎尿小队。

　　这是一个整天都要和排泄物打交道的小队，工作任务是清除每天几千人产生的粪便。

　　奥斯维辛的厕所规模比达豪大得多，里面没有冲水系统，只有三条长长的混凝土深坑，上面架着一排排木板。

　　坑里永远积满了齐膝深的污秽，旁边没有任何把手可以扶。常有精疲力竭的囚犯一头栽进粪坑里，如果没有人及时伸手拉一把，他们就会活活窒息而死。

　　而我们小队的工作，就是跳进这样的坑里，挑着沉重的木桶把污秽运出去。

　　负责管理我们的卡波是个心理变态，特别喜欢折磨新人。他常常让新人独自去挑大粪，故意把桶弄翻。

　　如果粪水溅到新人脸上，只要一显露出嫌恶的表情，哪怕只是下意识地想去擦一下，卡波立刻会给他一顿毒打。直到这个人最后对屎尿彻底麻木，像个没有嗅觉和尊严的机器。

　　天哪，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偷偷作曲？那时候，我以为一切都完了，我这双演奏乐器的手，注定要在奥斯维辛的粪坑里腐烂了。

　　但1941年春，奇迹般的转机来了。

　　——音乐家

　　两人的好奇心都被音乐家吊起来了，期盼着第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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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晚上，第四封信继续道来：

　　到了1941年春，一位喜爱古典乐的长官突然下令，要组建一支正式的管弦乐队，于是党卫军开始在营区里寻找会演奏乐器的囚犯。

　　面对当局的号召，许多真正的音乐家却犹豫了，甚至在点名时不敢站出来。

　　你们知道的，集中营里常有这样的致命骗局：借口说新建的机构缺人，叫教师、法官、医生等等特定职业的囚犯出列，许诺给他们更好的待遇。

　　当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相信了党卫军的鬼话，被集中带走之后，等着他们的往往就是通往毒气室的卡车。

　　可我实在受够了屎尿小队的日子，招募令一出来，我第一个冲上去报了名。

　　在我眼里，这双手若只能用来挑粪，活着跟死了没两样。再不抓住这次机会，我迟早要疯。

　　幸运的是，这次当局没有骗人，一个真正的乐队真的被组建起来了。

　　从此我摆脱了繁重的苦役，成为了所谓的职能囚犯。我们不必在风雨中去修路，而是在温暖的音乐室里排练。我们的伙食比普通人多一片面包，偶尔还能得到党卫军赏赐的香烟。

　　1941年，是我在这座地狱里所得最多的一年。我重新拾回了做人的尊严，结识了许多朋友，彼此帮扶，互相支撑。

　　当然，也包括你们。那日在车站，若不是简拦下那一鞭，我或许早已没有今天。

　　我想，我会永远庆幸自己当时响应了号召，去到了乐队。

　　因为音乐，让我得以活到现在。

　　也因为音乐，让我认识了你们，我的朋友。

　　——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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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发出悠长的汽笛声，缓缓启动。

　　十几个刚刚重获自由的人坐在车厢内，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依旧陷在不真实的恍惚之中。

　　几天前，他们在囚犯接待楼签了协议，领回了属于自己的平民衣服。党卫军将他们带到营区的边缘，让他们从邮件检查室那道小门走了出去。

　　几名党卫军小队长站在门口，用公式化的语调向他们道别。

　　“自由之后，随便你们去哪里。”为首的军官目光冰冷，扫过每个人的面庞，“但只有一点——绝对不要提起奥斯维辛的任何事！”

　　“如果当局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未能守口如瓶，那么盖世太保会在半夜敲开你家的门。到那时，我保证，你们会很快回来报到的。”

　　被释放的人们吓得连连点头答应，一行人在党卫军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小镇的火车站。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这个车站的空地上做苦力，像牲口一样搬运芜菁。

　　直到跟站台上的卫兵挥手道别，听见列车员在车厢里叫卖食物，他们才真正触碰到几分真实的自由。数年囚禁，终于随着窗外倒退的风景渐渐远去。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单调得像催眠，让他们仍陷在半梦半醒的恍惚里。列车缓缓行驶了几日几夜，众人才从混沌的泥潭中清醒过来。

　　想到今日正是死亡罚站的最后一晚，一阵后怕骤然攥住了每个人——若没能被释放，自己或许早已冻毙在某一夜的冰雨里。

　　被奇迹砸中的庆幸在心底翻涌，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声难言的唏嘘。不知是谁起的头，唱起了《达豪之歌》的下半首：

　　“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

　　熟悉的旋律让其他几人鼻子一酸，不由都跟着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带着劫后余生的宣泄：

　　?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要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像钢铁一样强韧。

　　?达豪的兄弟，哪怕身处地狱，也要保持仁爱。

　　?达豪的兄弟，挺起胸膛，做一个真正的人。

　　?哪怕这是谎言，也要相信——通向自由的唯有劳动！唯有劳动！

　　歌声在车厢里回荡，泪水肆意流淌。周围的乘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悲歌惊到了，好奇地问：“上帝啊，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哭？”

　　音乐家迟疑了一瞬，那个禁忌的词在舌尖翻滚，但他还是颤抖着吐露了真相：“我们来自……奥斯维辛。”

　　一瞬间，车厢沉默了。

　　乘客们不再说话，好奇的目光变成了惊恐。有人慌乱地划了个十字，转过身去；有人摇了摇头，不停叹息；一些女人别过头去，用手帕按住眼角。

　　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出于某种默契，乘客们陆续起身，离开了这节车厢。

　　最后，只剩下这十几个刚从地狱归来的幸运儿，孤零零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

　　“我的家人愿意出钱赎回我，通过中间人找了不少关系。”没有了外人，有人打破沉默，正是那天提醒音乐家不要多言的囚犯，“大家都是特权囚犯，境遇应该和我差不多。”

　　“是啊，像我们这样的人获得了释放，完全是因为家人的努力，以及……不得不承认，金钱的作用。”另一个人总结得更加精辟。

　　“有些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囚犯，可以通过外国领事馆的人脉被释放。但大多数被释放的囚犯，都是我们这样的……”

　　“下一站，维也纳。乘客们，下一站即将到达维也纳……”列车员的喇叭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火车开始减速，音乐家站了起来。

　　他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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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刻，奥斯维辛。

　　这是死亡罚站的最后一个夜晚。

　　有御寒衣物的黄三角们也开始倒下了，就连特权囚犯们也伤亡惨重。幸好老资格、大块头、机灵鬼都有自己的门路，勉强撑到了最后。

　　谈笑简与亚撒再次被带到接待大楼，打开了音乐家留下的最后一封信：

　　我生于维也纳，一座被音符浸泡的城市。我们这些孩子是在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世界里长大的。

　　在维也纳，有一座为纪念鼠疫幸存者而建的雕像，还有一个关于“可爱的奥古斯汀”的传说。

　　在鼠疫最猖獗的时期，有一位名叫奥古斯汀的街头音乐家。有天夜里他喝醉了，倒在街边睡着了。收尸人以为他死了，便将他扔进了露天的鼠疫死人坑。

　　第二天清晨，冻得瑟瑟发抖的奥古斯汀醒来，发觉自己身陷绝境，无法爬出深坑。

　　危急时刻，他拿出了系在腰上的风笛，拼命吹奏起来。最后，他的笛声引来了路人，终于被救了出去。

　　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染上可怕的鼠疫。此后，奥古斯汀继续走街串巷，唱歌演奏，振奋人心。

　　我希望你们能和奥古斯汀一样，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我相信，正如……

　　检阅场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山呼海啸的喧闹，打断了办公室里两人的思绪。

　　谈笑简和亚撒冲到窗边，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检阅场上的囚犯们居然提前解散了！

　　原来，真正的负责人卡尔·弗利奇出差回来了。他一回到营区，就看到遍地尸体。

　　听闻代班的赛德勒已经让囚犯们在冰雨里站了整整七个晚上，导致大量劳动力非正常死亡，怒不可遏的弗利奇冲进检阅场，一把推开了还在高台上洋洋得意的赛德勒。

　　“你这个蠢货！你弄死了这么多人，明天的工程进度谁来负责？！”弗利奇的咆哮声在雨中回荡，“滚下去！从现在起，你被撤职了！”

　　赛德勒如丧家之犬，在长官的怒火下灰溜溜地走了。

　　弗利奇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幸存的囚犯，并没有什么怜悯：“所有人员，立刻解散！滚回你们的狗窝去睡觉，明天谁要是不能按时上工，我就毙了他！”

　　尽管是威胁，但对于死里逃生的囚犯们来说，这简直如同天籁。

　　他们在原地愣了几秒，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狂欢。众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在寒冷的黑夜中放声大哭，又放声狂笑：“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挨过去了！我们熬过去了！”

　　同一时刻，维也纳。

　　在一条铺满石子路的老旧街道上，音乐家敲响了公寓的门。

　　门开了，母亲大吃一惊，大哭着扑过来抱住他，头上已经有了一缕白发。

　　老旧的客厅里，沉稳的钟摆敲响了7下。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接待大楼1楼的墙上，巨大的时钟也稳稳地指向了晚上7点整。

　　窗外，一墙之隔的检阅场上人声鼎沸，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谈笑简与亚撒站在窗边，目光闪烁，感概万千。两人轻浅的呼吸弥散在这个冬夜，在透明玻璃窗蒙上一层雾气。

　　他们手上的第五封信平静地舒展着，墨水在白炽灯下反射出瑰丽的光。

　　信上的最后一行写着：

　　“我相信，正如维也纳鼠疫的幸存者一样，我们都会活下来，并且活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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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段历史：

　　最后一次释放犯人是在1942年3月，管弦乐团里有些人获释。我之前提过，司令官喜爱音乐，他说服柏林高层同意，每年释放几名乐团成员离营。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获释，因为当局不希望太多曾经目睹奥斯维辛现状的人返回现实世界，特别是那些目睹1942年开始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的人。

　　——《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