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奥斯维辛》无色水彩笔

38、摄影师和苏联战俘 “所以，

　　9个月前，1941年2月，在厨房工作的布拉塞接到了来自政治部的传唤。

　　在奥斯维辛，这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死刑。

　　他推开政治部的门，心脏狂跳，屋里却没有刑具，只站着另外五名囚犯。几人面面相觑，很快意识到彼此入狱前都是摄影师。

　　一名党卫军小队长走进来，直接一连串发问：

　　“暗房显影的最佳温度是多少？”

　　“蔡司镜头如何保养？”

　　“复制一张底片需要多少工时？”

　　布拉塞凭着多年经验从容作答，当场被选中。当天，他转入鉴定科。

　　第一次走进办公室，布拉塞愣住了——这里竟布置着一整套完整摄影棚，而非预想中的简陋角落。

　　鉴定科有三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以及一间独立的拍摄房。拍摄房里，一台装着蔡司镜头的专业相机固定在支架上，正对高台木椅。

　　椅子带摇杆，人像玩偶一样被转动，完成一套拍照流程：戴帽正面、免冠正面、标准侧面。

　　他的上司是党卫军小队长□□，为人意外温和，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却让他费解：“听着，布拉塞，我不收废品。囚犯必须刮净胡子，脸上不能有淤青、肿眼、化脓伤口。照片必须是完美的。”

　　起初，布拉塞严格执行了这个标准。每当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囚犯，他都会好心地摆摆手：“回去把伤养好了再来。”

　　他以为是在给对方喘息之机，直到几周后才悚然发觉，那些被他打发回去的人再也没有出现，点名册上的名字全被划掉了。

　　他终于明白，党卫军不需要伤患。拍不出合格档案照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废品。

　　而废品是不配修复的，归宿只有焚尸炉。

　　从那天起，布拉塞调准了焦距，也调整了自己的良心。再有带伤的囚犯坐下，他不再多言，只默默打光，用阴影掩去伤痕。

　　拍一个人理论上只需三分钟，实际却常常拖得漫长。新来的囚犯像受惊的牛羊，浑身发抖，眼神空洞，语言不通的更是完全听不懂指令。党卫军动辄呵斥，不耐烦便直接殴打。

　　布拉塞一开始不敢作声，直到某次，他看着取景器里恐惧的脸，冒死扯了个谎：“长官，住手。人剧烈颤抖会让底片模糊，锐度不足。为了帝国档案清晰，我需要他保持静止。”

　　这番鬼话竟然奏效了，党卫军愣了一下，放下了拳头。

　　此后，布拉塞便常以类似理由，为囚犯争取片刻安宁。

　　在这里拍照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过去在老家摄影时，他可以慢慢引导客人：笑一笑，看这里，再偏一点……他有大把时间捕捉最好的神态，满意了才按下快门。

　　可在鉴定科，一切都被碾碎。每天百人以上，一周七天无休。他再也没有精雕细琢的余地，取景器里永远是惊慌失措的脸。他只能轻声安抚：“别怕，看着镜头，这里暂时安全。”

　　哪怕这份安全只有几分钟，哪怕有个助手总在一旁欺辱犯人，他也想守住这点平静。

　　1941 年下半年，囚犯编号逼近五万时，上级突然下令：停止为犹太人拍照。

　　摄影棚瞬间空了大半，空荡得让人心慌。所有同事都心知肚明，不拍照片意味着什么——从一开始就准备抹除的人，不配留下档案。

　　十月的一天，布拉塞路过砾石场，寒风里传来俄语惨叫。他悄悄靠近坑边，眼前一幕让他血液发凉。

　　坑底，一群苏联战俘在泥水里推独轮车。他们全无宣传里的凶戾，更像老实巴交的农民，身材魁梧，满脸胡茬，眼神茫然。

　　若是在乡间遇见，他们或许会递上刚挖的土豆，邀人尝一口。可在这里，他们活得不如牲口。

　　平时一直守在工地外面，从不插手囚犯劳动的党卫军，此刻却像射击猎物一样朝坑底开枪，狂笑着喊道：“共产主义混蛋，去死吧！”

　　中弹者被拖上来剥光，身躯在波兰的寒冬里冒过一阵热气，便迅速冰冷。党卫军对着尸体嗤笑，一顿乱踢：“瞧瞧，西伯利亚的畜生也不抗冻啊。”

　　布拉塞不忍再看，带着满心的震撼匆匆离去。

　　东线战事推进，大批苏联战俘涌入集中营，摄影棚再度爆满。布拉塞借机申请扩编，把一名同乡拉进鉴定科，给了他能保命的绿三角身份。

　　日子在显影液的酸味和快门声里流淌。几周后，同乡助手忽然找到他，声音发颤：“布拉塞，你不会相信我在澡堂看见了什么……我差点死了，是一个中国人救了我。”

　　“中国人？”布拉塞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一个中国人。就在奥斯维辛。”

　　布拉塞手里的底差点滑落，战争打了这么多年，他从没想过，德国人竟疯狂至此——连遥远东方的中国人，都被抓进了这座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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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塞很快发现，列队拍照的苏联战俘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同样瘦得皮包骨，眼神里却燃着不肯熄灭的火。

　　这天下午，队伍里一个中年男人引起了布拉塞的注意。他一直在给新来的让位，像一块礁石顽固地卡在队尾。有年轻战俘让他先排，他便粗暴地把人往前一推：“少废话，上去，这是命令。”

　　年轻战士们对他敬畏有加，无人敢违逆。

　　布拉塞心有好奇，可高压之下根本无暇多问。快门不断作响，每隔几分钟就定格一张新面孔。

　　临近下班，鉴定科只剩下这个中年男人。

　　其他助手都在暗房忙，只有一位性格扭曲的助手马尔泽赖在摄影棚。他盯着这个一直殿后的俄国人，嘴角勾起恶意的笑。

　　等男人走向摄影椅，助手马尔泽假装整理设备，手悄悄摸向椅底的摇杆——他想看这个硬汉摔个四脚朝天，出尽洋相。

　　但他低估了对方从尸山爬出来的直觉，椅子失衡的瞬间，男人立即撑住扶手，刚稳住便一拳砸在马尔泽脸上。

　　马尔泽鼻血狂喷，摔在文件柜上。

　　“混蛋！你敢打我？”他捂着鼻子嘶吼，疯了似的扑上去。

　　“在这儿，老子照样收拾你！”男人毫不示弱，反手勒住他的脖子，两人像野兽般扭打，撞翻了反光板。

　　布拉塞吓得魂飞魄散：要是打坏了相机，屋里所有人都得去黑墙挨枪子。

　　“住手！你们都想死吗？！”他冲上去拉开两人，“马尔泽，你疯了？想把党卫军引来，拉着我们一起陪葬？！”

　　马尔泽剧烈喘息，鼻血染红了囚衣。他怨毒地瞪着俄国人，又看向布拉塞，最终，对死亡的恐惧压过了怒火。

　　“我不拍这头猪了！”他吐掉带血的唾沫，狠狠摔门而去，“你们等着，这些俄国佬活不过两个礼拜！”

　　门被甩上，寂静重新笼罩了摄影棚。

　　俄国男人若无其事地整理好扯烂的衣领，重新坐回椅子，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感谢您刚才出面，您是个公正的人。”他对布拉塞点头，语气平静。

　　布拉塞惊魂未定，飞快调整镜头：“您太冲动了……马尔泽以前也是共产党，在集中营关了八年，从前的忠诚化作了怨恨，早就成了一条疯狗。他现在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同类。”

　　“叛徒比敌人更该死。”男人冷冷道。

　　“白天排队的时候，您为什么非要留到最后？”布拉塞终于问出疑惑，“早点拍完，他也没机会找事。”

　　男人在强光下眯起眼，满是胡茬的脸上透着粗粝的傲慢：“我的兵都有伤，站不住。早拍完，他们就能早回去躺一会儿。”

　　布拉塞一怔。

　　“我是苏联政委。”他补充得理所当然，甚至带着几分蛮横，“只要我还活着，就必须最后一个撤。不管在战场，还是在这该死的照相馆。”

　　快门按下，定格住那双桀骜不驯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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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塞卷着底片，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那个让他心惊的问题：“政委，外面到底怎么了？这几个月来的俄国人太多了，多到像是整个苏联都空了。”

　　政委沉默片刻。

　　他看着布拉塞，眼底的狠劲渐渐褪去，露出难以言说的苍凉。

　　“德国人的坦克很快，同志。”他声音沙哑，“如果你看到这么多俘虏，只说明一件事——我们流的血，快把顿河填满了。”

　　“两年前，德国吞并奥地利，英法害怕威胁，赶紧拉我们对付德国，却把我们当乞丐打发。我们愿意出三百个师，英国人只肯出两个。波兰领导人宁愿亡国，也不让红军踏过边境。”

　　“于是斯大林做了决定：正人君子靠不住，就和流氓联手。就这样，我们与德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

　　布拉塞默默整理器材，听得心惊。高层博弈，对他这样的囚犯而言，远在另一个世界。

　　“我们以为条约能换来和平，至少换点喘息的时间。我们和纳粹瓜分波兰，在布列斯特联合阅兵，甚至成了他们的输血管，源源不断送去石油、粮食、矿产。”

　　“你能想象吗？直到德国坦克碾碎我们哨所的那一刻，我们的火车还在往德国运送橡胶和小麦！”

　　布拉塞倒吸一口凉气。

　　“德国人烧我们村庄的坦克，烧的是我们的油。打进我们战士胸膛的子弹，用的是我们送的金属。”

　　“那天早上，几百万德军像疯狗一样扑来。所谓盟友，不过是把我们养肥再宰的屠夫。这就是这里会有这么多苏联人的原因，同志。”

　　布拉塞听得心头发沉，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能轻轻问了一句：“那一天……对您来说，是什么样子？”

　　“那天是周末，我好不容易从边境回家歇两天。午饭是红菜汤，妻子开着广播，哈尔科夫地方台。忽然新闻里说，德国人在炸我们的边境。

　　我当时还笑了，跟她说：‘别信，这又是那种恶作剧，就像当年威尔斯播报的火星人入侵一样。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啊。’

　　直到广播切到基辅、斯摩棱斯克，熟悉的街道在燃烧，我才回过神——这不是玩笑。汤没喝完，我连抱一抱她都来不及，返岗命令就来了。

　　等我冲回前线，一切都完了。

　　我们有的没枪，有的没子弹。上面命令反突击，让拿步枪的血肉之躯，去撞德军的坦克群。他们的飞机遮天蔽日，尖啸现在还在我脑子里响。

　　我们败得太快了。有些市民早上出门，看见坦克还挥手，以为是演习。等炮塔一转、机枪扫过来，才知道那是死神。

　　一个月，我们丢了相当于两个法国的国土。我，也成了三十万俘虏中的一个。”

　　他抬起头，眼神空空，像是还困在噩梦的闷罐车里：“人像牲口一样塞进闷罐车，没水、没吃的、连厕所都没有。

　　几十个人挤成一团，脚下全是排泄物。每天都死人，我们就只能和尸体站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车门开条缝，一个德国兵扔进来一块生南瓜。

　　那一刻，我们什么都不是了，不是军人，不是人，全都疯了一样扑上去撕咬踩踏。我眼睁睁看着战友为了一小块南瓜，把另一个人的眼珠抠了出来。

　　最后一小块碎瓜滚到我脚边，沾着泥和血……我还是捡起来吃了。

　　到了德国战俘营，更惨。希特勒宁可喂马，也不给我们一口吃的。为了活，有人开始吃尸体。我见过人倒在砖堆里，肚子被剖开，肝没了。

　　然后德国记者来了，对着这些场面拍照。他们拿去告诉全世界：看，这就是苏联人，一群未开化的野兽。”

　　他猛然抓住布拉塞的手腕，力道大得吓人：“所以，布拉塞，在你的镜头前，哪怕只有一秒，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死，我也要死得像个政委。我不想再被当成野兽拍下来。”

　　布拉塞心头一紧，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低声问：“那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八月，我们七百个政委和军官作为要犯运到这儿。德国人怕我们闹事，没让干活，只关着。结果九月，四百多人被拉去了毒气室。奥斯维辛第一次用那东西杀人，用的就是我们。”

　　“剩下的三百人呢？”

　　“活下来的，比如我，就成了看管新兵的牧羊犬。”政委惨笑，“十月来了几万普通苏联士兵，像牲口一样赶进临时隔离营。

　　每天只有稀汤，还要干重活。我看着他们在寒风里赤身站几个小时，为了一个生土豆互相撕咬。每天早上醒来，一个活人身边准躺着两具尸体。

　　我活下来了，因为我是第一批。可我天天在想，为什么进毒气室的不是我？为什么在泥里被打死、冻死、拉死的不是我？”

　　布拉塞终于懂了，难怪他拍照时非要殿后，像座山一样挡在最后。难怪他敢冒枪毙的风险，也要揍马尔泽。

　　“您这么护着他们，是因为愧疚吗？因为您活下来了？”

　　“愧疚？”政委皱起眉，像听到了什么荒唐话，“不，同志。我没有愧疚，只有责任。只要还有一个兵活着，政委就得管饭、就得挡枪、就得把这帮小子带回家。

　　我们得像圣伯尔纳犬一样，有什么吃什么，就算从屎里刨土豆也得咽下去。为了等到把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那天，我们可以暂时当狗，但骨头里必须还是狼。”

　　布拉塞被这股凶狠的气势震住了，他沉默良久，才小心翼翼地问：“政委同志，既然您什么都知道……那我最后有个问题，请您务必实话告诉我。”

　　政委看着布拉塞那副如临大敌的表情，也不由得严肃起来：“问吧，同志，我一定知无不言。”

　　布拉塞紧张地往门口瞟了一眼，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苏联是不是已经被打穿了？德军坦克是不是已经冲到太平洋了？不然……怎么连中国人都关到这儿来了？那可是世界最东边啊！”

　　“啊？”政委震惊地瞪圆了眼睛，仿佛布拉塞刚告诉他的消息是：希特勒其实是个犹太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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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段历史：

　　1943年9月的一天，鉴定科那位喜欢欺凌囚犯的弗朗茨·马尔泽碰到了食堂的头儿，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德国被一圈有刺铁丝网围住，中间站着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许多纳粹党魁。

　　食堂的头儿，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仇恨者，把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的长官。弗朗茨·马尔泽立刻就被传唤去焚尸场，被枪决了。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