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句号 这里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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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寰宇集团的人来了。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叫王征，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脸上带着一种标准的、职业性的微笑，眼睛弯着，但目光锐利，从进门开始就在打量江阔——从头顶到脚底，从病号服到手上的绷带。
另一个年轻一些，三十出头，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站在王征身后，没有说话，目光在病房里扫了一圈，然后落在江阔脸上。
“江阔。”王征走进来，伸出手，“我是寰宇集团的法务总监，我们在北京见过面，这位是李律师。”
江阔靠在床头，看着王征的眼睛，看了两秒，似乎在想是什么时候和他见过面。然后慢慢坐直了身体，伸出了右手。他的手上还缠着绷带，握手的时候，王征顿了一下，然后虚虚地握了一下。
“坐。”江阔说，下巴朝椅子方向抬了一下。
王征坐下来，李律师坐在他旁边，打开文件夹，里面厚厚一沓文件，密密麻麻的字。王征把文件夹翻了两页，抬起头，看着江阔。
“你的情况，集团已经了解了，你在社区的表现，集团通过难民署的人也知道了。”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眼前的文件，“集团的意思是，你先安心养伤，其他的事情，等伤好了再说。”
江阔看着他，没有说话。
王征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但是，当地警方和人权理事会那边，需要有人出面说明情况。你是社区的负责人，也是武装反击的主要组织者——当然，我们理解你是为了保护大家，但按照当地的法律和国际惯例，使用武力反击，是需要有正当理由的，如果理由不充分，可能会被认定为——”
“非法武装活动。”江阔替他说了。
王征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否认。
江阔靠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
“社区里有老人、女人、孩子。这些，我们的人整理了档案，应该已经交给难民署了，这些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也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是在进行武装活动，而是在自卫。”
江阔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我们所在的地区被当地的武装头目——哈桑屏蔽了信号，我们为了自救，不得已自己制作了无线电并架设天线发出了信号求救。而后，哈桑，和另一个武装头目哈立德为了打通他们的走私线路，要抢占社区。我组织了两批人员撤离，但我们需要有人在原地等待救援并告知难民署其他人撤离的地理位置。所以我和部分人员留下，而又因为哈立德派了武装强攻社区，我们为了自保，不得已进行了武装活动。当时，我们有四十七个人，对面来了六十几个人，十辆车，车载机枪。我们不开枪，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
王征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基本和你们社区的其他人说的一样，警方和人权理事会也已经知晓了。但程序上，还是需要你配合调查。可能需要你在开罗多待一段时间。”
江阔没有回答。
李律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
“这是集团的声明，集团会为你提供法律援助，也会承担你在开罗期间的食宿和医疗费用。你和集团的雇佣关系还在存续期间，但集团也明确了一点——”李律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他看了王征一眼，王征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才继续说，“你在社区的所有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
江阔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但他只看到了几个词——“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不承担法律责任”。
他的嘴角弯了一下，王征看见了。他不确定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是苦笑，是嘲讽，还是早就料到了。
“我明白。”江阔把那张纸放在床头柜上。
王征站起来，伸出手，又握了一下江阔的手。
“保重。”他说。
江阔点了点头。
第八天，江阔出院了。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阳光猛地砸下来，刺得他睁不开眼。
他抬起右手，挡在眼前，眯着眼适应了一会儿。开罗的天空是蓝色的，不同于塔尔法那种灰蒙蒙的、永远像蒙着一层纱的蓝，这里的天空干净的、透亮的，远处的金字塔在热浪中微微扭曲着，像一幅正在融化的画。
街道上人来人往，有人穿着西装配皮鞋，有人穿着长袍配拖鞋，有人骑着驴车，有人开着奔驰。喇叭声、叫卖声、驴叫声、清真寺的宣礼声，混在一起，好不热闹。
江阔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不真实。十天前，他还在那个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社区里，蹲在墙根下，手里握着枪，耳朵里全是爆炸声和惨叫。现在，他站在开罗的街头，阳光很好，空气很干净，旁边有人在卖甘蔗汁，黄绿色的汁液从机器里流出来，滴进杯子里，溅起一小圈涟漪。
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司机是个胖胖的中年人，留着浓密的胡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他去哪。他说了一个地址，是寰宇集团给他安排的宿舍，司机点了点头，让他上车。
江阔坐进后座，靠在座椅上，座椅被太阳晒得发烫，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灼热。车窗外的风景在倒退，高楼、矮楼、清真寺的尖塔、路边的棕榈树、骑着自行车的小孩、抱着购物袋的女人。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有温度的。
之后的两个月，江阔感觉自己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
早上七点起床，煮两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吃一片面包。八点出门，走路去附近的公园。公园不大，有一片草坪，几棵棕榈树，一条碎石铺的小路。他沿着小路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得很慢，比公园里遛弯的老头老太太还慢。他的左臂还不能大幅度摆动，只能垂在身侧，像一根僵硬的木棍。
九点回家，洗澡，伤口不能沾水，他用保鲜膜把右手的绷带缠住，又把左臂的绷带缠住，缠了厚厚好几层。洗完之后，把保鲜膜拆下来，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每天都有好几团保鲜膜，透明的，皱巴巴的。
十点去医院复查，换药，拆绷带，清理伤口，再缠上新的绷带。护士已经认识他了，每次见到他都笑，用生硬的英语说“你好，江先生”。他点一下头，把手伸过去，任她摆弄。她的手法很轻，拆绷带的时候不会扯到伤口，清理的时候不会弄疼他。
下午的时间最难熬。他试过看书，看不进去，试过看电视，换了几十个频道，没有一个想看。试过睡觉，躺下去，闭上眼睛，脑子却比白天还清醒。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个歪歪扭扭的“一”字。他盯着那道裂缝，从这头看到那头，再从那头看到这头，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后来，他去难民营的手续办下来了，他就开始经常去难民营。
难民营在开罗郊外，一片被铁栅栏围起来的空地上，搭着几百顶白色的帐篷。帐篷整整齐齐地排成行，像一片白色的蘑菇田。地上铺着碎石和沙土，风一吹就起尘。孩子们在帐篷之间跑来跑去，光着脚，踩着碎石，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他们笑得很开心，追着一个瘪了气的足球，从这头跑到那头，再从那头跑回来。
阿米尔每次见到他都激动得不行，他会从帐篷里冲出来，一把抱住江阔，抱得很紧，勒得江阔的伤口隐隐作痛。
莱拉站在帐篷门口，她的脸圆了一些，不像在社区时那样消瘦，脸上有了血色，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江阔每次去都会带东西。有时候是水果，有时候是饼干，有时候是几罐奶粉。他把东西放在阿米尔的帐篷里，坐下来，听阿米尔讲难民营里的事。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收到了亲人报平安的消息，谁家被通知可以申请去德国了。阿米尔讲得很细，讲谁谁谁在申请表格上填错了名字，结果被退了回来，气得哭了三天。讲谁谁谁收到了远在瑞典的亲戚寄来的钱，请全帐篷的人吃了顿好的——其实就是多买了几盒饼干，但大家都说那是几个月来最好吃的一顿饭。
后来，他每次来都会带一大袋馕饼，馕饼是刚从馕坑里拿出来的，热乎乎的，表面撒着芝麻，咬一口，外脆里软，麦香味在嘴里炸开。孩子们围过来，江阔把馕饼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分给他们。
江阔坐在帐篷门口的折叠椅上，看着这一切。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远处有人在唱歌，是他听不懂的语言，旋律很简单，像一个母亲在哄孩子睡觉。他闭上眼睛，听着那首歌，听着孩子们的笑声，听着风吹过帐篷布面的声音，听着远处清真寺传来的宣礼声。
每周三，他要去开罗警察总局接受一次问询。
警察总局在市中心，一栋灰色的老建筑，外墙刷着浅黄色的漆，漆面剥落了一大片，露出下面的水泥。大门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徽章，金色的鹰，翅膀展开，像要飞起来。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察，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腰间别着手枪，腿边别着警棍。
江阔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看了他一眼，没有拦他。他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们认识他的脸。
问询室在三楼，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设备，一个笔记本，两支笔。
负责问询的警官叫费尔德，四十多岁，秃顶，圆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总是眯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思考。他穿着白色的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一截发红的脖子。他的英语不太好，每次问询都带着一个翻译，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戴着头巾。
“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费尔德警官每次都用这句话开场，语气轻松得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
“嗯。”江阔每次都用这个字回答。
问询的内容每次都差不多。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来的北非？在社区里担任什么职务？谁负责组织撤离？谁决定留下来断后？谁下的开枪命令？开了多少枪？打死了多少人？对面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攻打的理由是什么？等等......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铲子，把他已经埋好的东西重新挖出来。他回答得很平静，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原因、结果。他把这些信息从记忆里调出来，整理好，打包，递过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费尔德警官听完他的回答，总是沉默几秒，然后点一下头，在笔记本上写几行字。然后跟他说：“谢谢配合。下次见。”
两个月后的某一天，开罗警方给他打了电话。
他当时正在超市买东西，左手提着一个购物篮，篮子里放着一盒鸡蛋、几袋蔬菜、一瓶酱油。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他放下篮子，掏出手机。
是一个陌生号码，开罗本地的。
“江阔先生？”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正式，像在读一份文件。
“我是。”
“这里是开罗警察总局。关于您在塔尔法地区的武装自卫案件，调查已经结束。结果如下——”那人停了一下，像是在翻页，“您和您的同伴，所有武装行为均被认定为出于自卫，没有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您可以自由离开埃及了。”
江阔握着手机，站在调料区的货架前面，一动不动。
“喂？江先生，您还在吗？”
“在。”他说，他的声音有点哑。
“三天之内，请您携带护照来警察总局领取结案证明，之后您就可以安排离境了。”
“好。”
电话挂了，他把手机塞回口袋，低头看着购物篮里的货品，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回了货架上，空着手走出了超市。
他忽然很想抽一根烟，但他已经戒烟快一个月了。
三天后，他搭上了回国的飞机。十几个小时的行程，他全程清醒，他在想事情，想很多事情，一件一件地想，像在整理一个很久没有打开过的抽屉。
他想他的四年北非生活。
四年，一千四百六十天。他记得第一天到的时候，从飞机上下来，热浪扑面而来，像被人用吹风机对着脸吹。他提着一个行李箱，站在机场门口，看着满街的外语招牌，一个都看不懂。
他想他待了九个月的塔尔法社区。那个被围墙围起来的小院子，围墙是土坯砌的，他经常在上面巡逻。院子中央放着桌椅，社区里的人经常坐在那里聊天、喝薄荷茶。他想他的办公室，那里有一个被枪砸出来的凹痕，还有两张绑在一起的木床。
他想那个女孩。梁斐站在他房间门口，手里攥着那个布包，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她终于走上前来，抱住他，把脸埋在他胸口，说“可不可以等我去找你”。她的身体在发抖，但她的手臂很有力，抱得很紧，像是在怕他消失。
他想起她说“吊桥效应”，她说她不想被环境裹挟，想冷静地、毫无杂念地审视对他的感情。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知道，在那个瞬间，他不想松手。
他想那张照片。梁斐蹲在第一排，头发被风吹乱了，嘴角粘着头发，笑得很开心，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在照片背面写——“江阔，谢谢你还活着。”
他低下头，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手指在字迹上轻轻摸了一下。圆珠笔的笔迹凹进了纸面，摸上去有一条浅浅的沟。他沿着那条沟，从第一个字摸到最后一个字。
窗外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他看见了地面，不是沙漠，不是黄土，是绿色的。大片大片的绿色，田野、树林、河流，他知道那是祖国的土地。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贴着心脏的位置，闭上了眼睛。
往前走吧。
这里的生活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故事还没有。
作者有话说
第58章 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