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人录》读不知

1、chapter1 手稿

　　伯父去世后的第七天，遗物寄到了我的办公室。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一下午，窗外下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冷雨。

　　县志办的老楼暖气还没通，我裹着一件薄毛衣，正在校对《青石镇志·民俗卷》的三校稿。

　　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同事老周下午提前走了，说是家里有事。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每次有人走过都要咳嗽一声才能亮。

　　快递是顺丰的，纸箱不大，约莫一本辞典的大小，寄件人一栏写着“沈伯年”，地址是青石镇敬老院。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沈伯年是我的伯父，养父沈阿爷的亲哥哥。

　　他一辈子没结婚，在青石镇文化馆干了四十年，退休后住进了镇敬老院。

　　镇上的人都叫他“沈先生”，说他是个老学问人，懂民俗，会写毛笔字。

　　他看起来有七八十岁，但没人说得清他到底多大。

　　镇上最老的老人说，他小时候就见沈伯年是那个样子，现在他们自己都走了，沈伯年还是那个样子。

　　我的养父叫沈伯安，青石镇人都叫他“沈阿爷”。

　　他年轻时候在县城派出所当户籍警，干了一辈子，退休后才回青石镇老家养老。

　　我是他1986年从外头抱回来养的，随他姓沈，他供我上学，供我读书，把我养大成人。

　　我和伯父不算亲近。

　　养父在县城工作了一辈子，我也一直在县城工作，很少回青石镇，加上伯父本来就不爱说话，两家几乎断了来往，最近一次见面还是五年前奶奶的葬礼上。

　　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瘦得像一根晒干的竹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灵堂角落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我给他递烟，他摆摆手，说戒了。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犹豫什么。最后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

　　敬老院的院长在电话里告诉我，伯父是夜里走的，很安详，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地址和一句话：【务必亲手交给他。】

　　我拆开纸箱。里面是一个用粗麻布包裹的东西，四角用麻绳扎着，打的是一种我不认识的结。

　　麻布很旧，颜色发黄，摸上去粗糙硌手，像是从什么老物件上拆下来的。我费了些力气才解开麻绳，麻布散开，里面是一本手稿。

　　说是手稿，其实更像一本册子。

　　封面没有字，也是粗麻布的，比包裹的那块稍微新一点，但同样泛黄。

　　厚度约莫三百页，用的是那种老式的线装装订，线是暗红色的，像是用什么东西染过。

　　我把它放在桌上，办公室的日光灯照在封面上，麻布的纹理投下细密的影子，看起来像一张干裂的河床。

　　我翻开第一页。

　　纸上是毛笔字，竖排，墨色浓淡不一，有些字写得工整，有些字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

　　写字的人显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完成的。有的页面墨迹鲜亮，有的页面已经洇开，边缘泛着褐色。

　　第一页只有八个字：

　　【肉眼不辨，两门皆生】

　　我盯着这八个字看了一会儿。

　　作为县志编纂者，我见过太多民间手抄本。族谱、地契、药方、劝善书，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

　　但这八个字不一样。它们不是格言，不是警句，甚至不像一句完整的话。它们更像是一个声明，一个前提，一个写在所有故事之前的规则。

　　我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开始有了正文。标题是《产井》，两个字写得很大，占了半页。

　　下面的内容是一则记事，开头写着【民国二十六年，柳溪村】。

　　我读了下去。

　　柳溪村是青石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在镇东南二十里，我在编镇志的时候见过这个名字，但从来没有去过。

　　大柳村在柳溪村隔壁，两个村子挨着，共用一条溪水。

　　手稿里记载的事情很简单：民国二十六年立秋，柳溪村的产井枯了。

　　那口井在村东，祖祖辈辈的女人都在井台上生养，井水当洗三的水，从没有断过。

　　那年立秋，井水一夜之间见了底，露出底下黑黢黢的石头。

　　第三个月，井底开始响。像有人在下面隔着很远说话，听不清内容，只有嗡嗡的回音。

　　村里的老人说那是地底下的人在翻身，不让年轻人靠近。

　　腊月十七，接生婆陈氏下井掏淤，掏上来的不是泥，是一个裹着脐带的婴儿。

　　婴儿没有哭，睁着眼，瞳孔对着天上的月亮。

　　陈氏把婴儿抱回村，村人依规矩给他洗三、上籍、拜祠堂。

　　孩子长到满月，忽然有人发现，在月光底下，他没有影子。

　　全村的影子都躺在墙根下，唯独他的那一片，空着。

　　有人说，那不是从井里捞上来的孩子，是从井里“出来”的孩子。

　　而井，是母土的产道。

　　后来陈氏吊死在井梁上，井被填了。

　　填井那天，村里的狗对着填平的井口叫了一整夜，叫声又细又长，像在哭。

　　我读完这一页，后背有些发凉。

　　不是因为故事恐怖。

　　说实话，干我们这行的，听过的怪力乱神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细节。

　　手稿里写的产井、洗三、上籍、拜祠堂，这些都是青石镇一带真实的民俗，而且非常具体，具体到不像编的。

　　尤其是洗三的水必须用产井的井水这一条，我在《青石镇志·生育民俗》一节里写过，资料来源是1987年的一次田野调查，知道的人不多。

　　写这本手稿的人，要么是青石镇本地人，要么做过非常深入的调查。

　　我继续往下翻。

　　第三页是《回身》，第四页是《哭错》，第五页是《秤骨》……

　　每一篇都是一则独立的异闻，长短不一，有的只有半页，有的长达十几页。

　　笔法也不统一，有的像笔记，有的像书信，有的干脆是一段对话记录。

　　但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青石镇附近，而且都和“出生”有关。

　　产井里出来的婴儿，亡夫七日后归家，会为所有葬礼哭丧的孤儿，研究骨灰重量的仵作……

　　每一篇都在暗示同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正常出生的，另一种不是。

　　而你无法从外表分辨它们。

　　我翻得越来越快，手指有些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学术上的兴奋。

　　如果这些异闻是真的，或者哪怕有一部分基于真实事件，那将是民俗学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样本。

　　但同时，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也在慢慢滋生。

　　我翻到手稿的最后几页。

　　倒数第三页是《产婆》，写一个接生婆临终前的遗言，内容断断续续，很多字被涂掉了，只能辨认出一些。

　　倒数第二页是空白的，只有一个淡淡的墨印，像是有人把写了字的纸压在上面又拿走了。

　　倒数第一页有一行字，但被浓墨涂掉了。

　　墨涂得很厚，完全看不出下面写的是什么。

　　我凑近了看，甚至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墨腥气。

　　那墨不像老墨，倒像是新的，涂上去的时间不长。

　　我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墨层，没有刮动。

　　墨已经干透了，和纸纤维融在一起。

　　我把手稿合上，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老楼的铁皮雨棚上，发出单调的嗒嗒声。

　　办公室的日光灯嗡嗡作响，我忽然觉得这间屋子有些冷。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十七分。

　　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我已经没法继续校稿了。

　　手稿就放在我面前的桌上，粗麻布封面在日光灯下泛着一种不健康的黄色，像是一张老化的皮肤。

　　我拿起手机，给敬老院的院长回了个电话。

　　“院长，伯父的遗物我收到了。”

　　“哦，沈先生啊，收到就好。”院长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沈老走的时候很安详，就是……嗯，有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下。”

　　“您说。”

　　“沈老在敬老院住了十二年，从来不跟人来往，也不让人进他的房间。他走了以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桌子上只有这个包裹，还有一张写着你地址的纸条。”院长顿了顿，“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事？”

　　“他的房间里没有笔，也没有墨。”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房间里没有任何书写工具。”院长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可是那个包裹里的手稿，你也看到了吧？是毛笔写的。我们检查过，他房间里确实没有毛笔、没有墨汁、没有砚台，什么都没有。”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

　　“还有，”院长继续说，“沈老走的那天晚上，值班的护工说，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听到沈老的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护工以为他在说梦话，就没在意。但后来回想起来，那个声音不是沈老的，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的声音，在念什么东西，念得很快，听不清。”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

　　“沈先生？你还在听吗？”

　　“……在。”我清了清嗓子，“王院长，伯父的房间，你们现在还保留着吗？”

　　“没有了，遗物清理完就腾空了，准备安排新的老人住进去。”

　　“那他房间里的东西，除了这个包裹，真的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院长很肯定，“连衣服都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我们干这行二十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房间，就像……就像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一样。”

　　挂了电话，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我脸上。

　　我看着桌上的手稿，忽然觉得它不再是一本普通的旧册子。

　　如果伯父的房间里没有笔和墨，那这本手稿是谁写的？

　　如果手稿是伯父写的，他用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藏得这么好？

　　如果不是伯父写的，那是谁？为什么会在伯父的房间里？为什么伯父要把它寄给我？

　　我重新打开手稿，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中间的时候，我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那一页是《秤骨》的最后一页，上面列着一张表格，表格里是名字和骨重。一行一行，密密麻麻。

　　我扫过去，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沈伯年。

　　在表格的最后一行。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注释：

　　非骨，类人。月圆之夜，门开之时，当择。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伯父。

　　我的伯父沈伯年。

　　我的手开始抖。

　　我继续往下翻，翻到《产井》那一篇的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有一个用铅笔画的简图，画的是一口井，井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1986年10月17日，第三口。男。抱走者：沈伯安。

　　1986年10月17日。

　　我的生日。

　　抱走者：沈伯安。

　　我的养父。

　　我浑身的血液像是冻住了。

　　1986年10月17日。

　　沈伯安。

　　我的生日。我的养父。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养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是从哪里把我抱回来的。

　　他只说，我是他捡的，是他的恩人把我送给他的。

　　我问过很多次，他每次都摆摆手，说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我一直以为我是弃婴。

　　我以为我的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把我扔在了什么地方。

　　但这行字告诉我，我不是被扔在什么地方的。

　　我是从一口井里出来的。

　　我不是人生的。

　　我是从土里爬出来的。

　　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电脑屏幕嗡嗡的响声。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桌上，落在手稿上，落在我的手上。

　　我忽然想起很多事。

　　……

　　五年前奶奶的葬礼上，伯父看我的那个眼神。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在确认我是谁，现在想来，他更像是在检查我。

　　检查我是不是……

　　检查我是不是从产井里爬出来的那个孩子。

　　检查我到底长成了什么样。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寒颤。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雨后的空气灌进来，带着泥土和落叶的味道，冷冽而真实。我深吸了几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是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县志办的工作让我接触过太多民间传说和迷信故事。

　　我应该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本手稿。

　　它可能是伯父年轻时收集的民间故事集，可能是他自己创作的志怪小说，也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旧物。

　　但我骗不了自己。

　　因为上面写着我的生日，写着养父的名字。

　　它不是别人的故事。

　　它是我的故事。

　　我关上窗户，回到桌前，把手稿重新包好，放进了公文包。

　　我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那我是什么？

　　我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养父要把我从井里抱出来？

　　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真相？

　　为什么他一辈子都在瞒着我？

　　我必须查清楚。

　　不管答案是什么，我都必须知道。

　　因为如果我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这三十年，算什么？

　　但在我拉上公文包拉链的那一刻，我无意中又看了一眼手稿的末页。

　　那层浓墨似乎比刚才薄了一点。

　　或者是我的错觉。

　　总之，在那层墨的边缘，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数字的轮廓。像是一个“1”，又像是一个“7”。

　　我没有再仔细看。我拉上拉链，关掉电脑，拿起外套，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我咳嗽了一声，灯亮了。

　　昏黄的灯光照着空荡荡的走廊，我往前走，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

　　因为我听到，在我身后，在我刚刚离开的那间办公室里，有翻书的声音。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像是冻住了。

　　办公室的门是我亲手关上的，钥匙在我口袋里。里面不可能有人。

　　翻书的声音持续了大约十秒钟，然后停了。

　　接着，是一声很轻的叹息。

　　像是一个老人终于读完了一本很旧的书，满足地、疲惫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回头。我攥紧公文包，快步走下楼梯，走出老楼，走进雨后寒冷的夜色里。

　　那天晚上，我没有把手稿带回家。我把它锁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不可能把它当成一本普通的旧书了。

　　因为在我走出老楼的时候，我无意中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影子。

　　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很长，很清晰。

　　但影子的动作，比我慢了半拍。

　　我停下来，影子也停下来。我抬起手，影子也抬起手。一切正常。

　　也许是雨后的光影错觉。

　　也许不是。

　　我没有再试。我裹紧外套，走进了夜色里。

　　手稿在抽屉里安安静静地躺着，末页那层浓墨下面，有一个日期正在慢慢显现。

　　那个日期，是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而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