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江南记》烟雨枕江南

1、总会有饭吃 1992年

　　1992年秋天，我揣着200块钱和一个地址，逃到了广东。

　　第三天夜里，妈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她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怎么合眼，不知道我兜里只剩不到五十块，更不知道我刚被“卖猪仔”卖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开发区。她的声音从老家烟雨镇传来，沙哑，像哭过，又像忍着没哭。

　　“我们以为你回学校了，收到电报才知道你走了那么远。”

　　“你爸爸在找关系，打停薪留职报告，看能不能保住你的教师编。”

　　“你叔叔急得不行，说读了十几年书，好不容易有了个铁饭碗，要我们把你抓回去。”

　　我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回去。

　　我说：“妈妈，我不要回去，你们来抓我，我也不回去的！“

　　等了很久，才听到妈妈最后一句话：

　　“广东……说不准你也能活下来。万一不行——你就回来和我一起卖西瓜。总会有饭吃。”

　　我放下电话，看着窗外的滨海开发区，泥巴路，远处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我一样迷茫。

　　妈妈说，是她用板车把我的书和铺盖，从学校拉回家的。爸爸不是有解放牌大货车吗？但是，女儿扔掉铁饭碗跑去广东打工，这太丢人了！爸爸是“牛哥”“吴老板”，他丢不起这个人！

　　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和妈妈一起卖西瓜！

　　死也要死在外面。

　　爸爸摔碗的那天晚上，我就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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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爸妈吵架，爸爸摔了碗，指着妈妈和我说：

　　“你们走，我养不起你们！两个女儿将来结婚，嫁妆是没有的，每个人必须要帮我还五千块钱才准结婚。”

　　五千块。我在乡中学教一个月书，工资一百零三块。不吃不喝，要四年。

　　妈妈蹲在地上，把碎碗一片一片捡起来。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第一次发现她的头发根部白了这么多。

　　我不如去死。

　　不。我想去广东。

　　当天夜里，我翻出妹妹从广东寄来的信。她的字很潦草，但话很清楚：“姐，我跟单位领导说了你的情况，他们愿意接收你这样的人才。月工资大概800元。”

　　八百块。半年多点就可以赚到5000块钱了。

　　我去找张勇借了200块，他是镇上唯一一个听完我话、没问“你一个女的去广东干嘛”的人。

　　他当着同事的面，从新华书店的收银台里拿出两张一百的，递给我。

　　“不够再跟我说。”

　　我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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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汽车站的时候，下午只剩一班去省城春江的长途汽车。我算了算时间，两小时，来得及回烟溪中学拿行李。

　　小镇没有公共汽车，我也没有骑自行车的习惯。全靠走。

　　回宿舍，翻出行李箱。那是三年前考上师专时叔叔送的，军绿色，帆布面，轮子已经不大灵光。塞了几件衣服，又塞了三本书：《飘》《唐宋诗词鉴赏辞典》《红楼梦》。想了想，把身份证和妹妹的信放进随身的小包包里。

　　锁好箱子，出了门。走了大半，手伸进口袋——车票不见了。

　　站在路上，翻遍了所有口袋。没有。

　　回去找？走路肯定来不及。拦了几部拖拉机，“我给您十块钱，帮我回去取个东西，再送我去汽车站好不好？”司机看我一眼，轰隆隆开走了，留下一路尘土。

　　我站在路边，风把头发吹到脸上。回？还是不回？咬了咬牙，拦下下一部往汽车站的拖拉机，跳了上去。

　　没票，怎么上车？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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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站乱成一锅粥。检票员手忙脚乱，我趁乱挤上车，坐到检票员旁边的空位上。

　　“你长得真好看，好有气质，像电影明星。”我说。

　　检票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数票。数了三轮，硬是差一个人，却没想起检我的票。

　　暮色四合。长途汽车到了春江郊外，有个阿姨叫停车，说要上厕所。“你们赶紧下去也上一个，”她招呼同伴，“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上厕所就更麻烦了。”我跟着下车，蹲在野地里，抬头看见天边最后一抹红。

　　出汽车站，我跟着阿姨那拨人走。火车站，买了一张无座票。发现阿姨也去广州，凑上去搭讪。阿姨是带同村女孩子去东莞打工的。

　　“你去惠州？那我们同一个方向，到时你跟我们一起走就好。”阿姨叮嘱她，“你的小包，最好挎在外套里面。车上小偷多，喜欢偷箱子。千万不能睡觉，得看着。带吃的没？没有就去买两包方便面，不用泡，干吃也行。”

　　我买了方便面，塞进外套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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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票的时候，人群像决了堤的水。我箱子重，跑不快，和阿姨她们走散了。

　　绿皮车厢里，行李架上塞满了蛇皮袋和箱子。没票的人钻到座位底下，给自己抢了个“卧铺”。我拖着箱子，一路说“借过”，一路被人翻白眼。最后挪到车厢尽头，在厕所旁边找到了一个能放得下皮箱的位置。

　　皮箱就是我的“硬座”。

　　一夜不敢合眼。厕所的门开开关关，味道一阵一阵涌出来——酸臭、汗味、泡面味，还有铁锈的腥。我把外套裹紧，把装方便面的口袋攥在手心。

　　天蒙蒙亮的时候，火车到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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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过后的广州，湿热得像蒸笼。我不敢脱外套，怕小包被偷被抢。汗从脖子流到后背，衣服贴在身上。

　　广州站天桥下面，一辆辆大巴车慢吞吞地走着。售票员举着牌子，说着听不懂的话。牌子上写着“深圳”“珠海”“东莞”“惠州”。我上了一辆写着“惠州”的。

　　大巴在火车站服装批发市场兜了十几个圈，坐满人后，才加速出了城。水泥路，碎石路，尘土飞扬的泥巴路。走走停停。

　　到樟木头的时候，天黑了。一幢幢灯火通明的厂房在黑夜里亮着，像一排排火柴盒。

　　大巴停了很久。来了一辆中巴，举牌人过去说了一会儿，然后喊：“去惠州的跟我走！去惠州的下来换车！”

　　“卖猪仔咯——”有人抱怨。七八个人挤上了中巴，没有座位，都站着。

　　车摇摇晃晃。不知过了多久，陆续有人下车。我站麻木了，也没想着去找位子。

　　后肩有人拍了一下。

　　穿军装的年轻人，示意我坐他旁边。

　　我坐下来，腿像灌了铅。聊了几句，他说自己探亲回部队。我不敢说自己去找妹妹，只说姐姐姐夫在惠州工作。

　　“您能帮我看下行李吗？我睡一会儿。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不知道是怕，还是累。

　　他说：“好。”

　　我闭上眼睛，几乎立刻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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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二点多，中巴到了惠州市里。街道空空荡荡，路灯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群摩托车冲过来，用蹩脚的普通话喊：“靓女，去哪里啊？”

　　兵哥哥看着我警惕的样子：“你把你姐姐的地址给我，我送你去吧。”

　　我报了地址。他叫了两个摩托车，一人一部，他帮我把皮箱放在人和师傅中间，自己背着军绿包包，坐到旁边那部。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总算凉快了一点。

　　到了楼下，兵哥哥留下通讯地址，说：“给我写信”，然后坐摩托车走了。

　　我上了楼，敲开门。妹妹不在，去滨海开发区了。妹妹朋友说：“明天你给她打电话，让她请假来接你。”

　　我躺下来，床很硬，毛巾被潮湿，枕头有洗衣粉的味道。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摩托车和兵哥哥，大巴换中巴的“卖猪仔”，绿皮火车的厕所，打工阿姨的嘱咐，野地里上厕所的人，张勇的200块，妹妹的信，妈妈弯下的腰，爸爸摔碎的碗。

　　我翻了个身，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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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下午，妹妹带我到电信局，给爸妈发了一封电报：已平安到达惠州，妹妹电话是XXXXXX。

　　然后妹妹带我买了两套衣服。我说不用，妹妹说：“你穿这个，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我没反驳。

　　坐汽车回滨海开发区的路上，我看着窗外。路也是从沥青路变成水泥路，从水泥路变成泥巴路。高楼大厦越来越少，挖掘机和翻斗车越来越多，都在推山铺路，一望无际的漫漫黄土，滨海开发区就是一个大工地。

　　我忽然想，这里真有适合我的工作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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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是1992年秋天。吴至晴师专毕业，伟人南巡讲话刚过半年。她成了同学们戏称的“南下干部”。

　　可她不知道，真正的南下，是从烟雨镇开始。从那个在日记里写下“诺贝尔奖”的秋天开始的。

　　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