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惜终于失去你》月光失约

11、番外 灯修好了 风还会吹过

　　番外灯修好了

　　刘可可回到庙街是五年以后的事。

　　花店的卷帘门拉开的时候，灰尘从门框上簌簌往下掉。骑楼底下还是湿漉漉的，清洁工刚冲过地砖。隔壁凉茶铺的炉子往外冒着白汽，二十四味的苦味飘过来，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阿婆蹲在店门口择菜。空心菜。虫眼一片一片掐掉。

　　她听见卷帘门响，没抬头。

　　“回来了。”

　　“回来了。”

　　刘可可把行李箱靠墙放好。箱子很旧了，轮子磨偏了一个，是她从北边拖回来的。她站在花店门口，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里面。

　　花店还是她走时的样子。玫瑰养在桶里，洋桔梗养在桶里，满天星养在桶里。刘忠渝不会插花，五年如一日地把所有花分门别类养着，有人来买就抽几枝用报纸一裹。花活得很好。不管它们，反而活得久。

　　收银台上放着那只深褐色的盒子。空的。

　　旁边是那串钥匙。铜钥匙，磨得发亮。她把钥匙从门缝底下塞进去的那把。

　　再旁边是那张过了塑的照片。旺角街头，鱼蛋，眼泪汪汪。她把照片拿起来。过塑的边缘卷了一点，照片里的自己还是二十三岁，被辣得不知道有人在拍她。她把照片放回去，正面朝上。

　　抽屉拉开的声音在空花店里很响。

　　两只帆布鞋，鞋底朝上。左边红泥，右边海盐。茉莉花籽的根须缠着左边那只鞋底，缠了三圈。白色的须子早就干透了，变成了褐色，但还紧紧抓着鞋底的纹路，掰都掰不开。满天星的花籽空壳裂成两半，一半在左，一半在右。

　　八千块在信封里。一张没少。

　　两只表不在。她戴走了。

　　她把抽屉关上。锁头咔嗒一声。

　　发财树还在门口。五年换了两次盆，现在用的是深水埗买的陶盆，赭红色，盆壁上刻着一朵花。不是玫瑰，不是洋桔梗，是一朵很小的五瓣花。满天星。最顶上那片叶子完全展开了，比她两只手掌加起来还大。旁边那三片新叶子也长成了老叶子，叶脉一根一根凸起来。

　　她把发财树搬回暖房，和那盆多肉挨在一起。多肉出了很多新锦，叶尖全红了。不是花开的那种红，是多肉晒足了太阳之后叶尖会变的颜色。她把多肉的盆转了个方向，让出锦的那一面对着光。

　　阿婆站在门口，围裙上沾着菜叶。

　　“那盏灯，你走之后灭过一回。”

　　“我知道。”

　　“后来修好了。”

　　刘可可停住。

　　“谁修的。”

　　阿婆没说话。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卷东西递过来。黑胶布。不是她缠的那卷。是新的，五金铺买的那种，标签还没撕。胶布的断面整整齐齐，是剪刀剪的。

　　“上个月有人来过。”阿婆把黑胶布放在收银台上，“半夜来的。我听见梯子响，出来看，人已经走了。灯亮了。”

　　阿婆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纸条。便签纸，巴掌大，对折着。

　　“压在凉茶铺柜台上。用半块砖头压的。”

　　刘可可把纸条打开。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像是不太会写字的人用力握着笔写的。只有四个字。

　　“灯修好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她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更小，写在角落上，像是写完之后犹豫了很久才加上去的。

　　“不用知道是谁。”

　　刘可可把纸条折回去，放进口袋里。口袋很深，纸条沉到底，和那颗螺丝钉碰在一起。

　　傍晚的时候庙街开始热闹。大排档的锅气从街头滚到街尾，铁板上的鱿鱼被铲子压得滋滋响。榕树底下卖唱的阿叔还在弹《海阔天空》，和弦还是按错，没有人纠正他。五年了，他老了一些，吉他面板上的漆磕掉了一块。他唱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时候破音了，和五年前破在同一个地方。

　　刘可可站在榕树底下听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那盏红色的霓虹灯底下。

　　灯亮着。新的黑胶布缠在上面，缠得很紧。旧的胶布被盖在底下，两层旧的，一层新的，三层。变压器换过了，不是原装的，是别的牌子上拆下来的。电流声很小，滋滋的，混在大排档的锅铲声里，不仔细听听不出来。

　　她站在灯箱底下，仰着头看。霓虹灯的红光照在她脸上，把她左手腕的表盘照成红色。

　　卡西欧还是不走的。五年了，指针停在不知道哪个时间。她没修过。不是找不到人修，是不想修。不走了就是不走了，修好了也是另一只表。

　　右手腕的兔子表还在走。咔，咔，咔。五年了，换过三根表带，都是街边摊买的，两块钱一条。最近换的这条是粉红色的，和表盘上那只褪了色的卡通兔子配在一起，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上缝了一颗新扣子。

　　她把两只表都凑近耳朵。左边没有声音。右边咔咔咔。

　　凉茶铺的灯亮着。阿婆把二十四味的锅从炉子上端下来，倒了两碗。一碗放在柜台上，一碗端在手里。刘可可走进来，在柜台前面坐下。搪瓷碗，碗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的铁锈色。和五年前是同一只。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苦的。苦味从舌根泛上来，走到喉咙，走到胸口。她等着苦完之后的甜。等了大概十秒。甜从舌根底下渗出来了，很淡，像井水从地底下往上冒。

　　“阿婆。”

　　“嗯。”

　　“修灯的人，你看见没有。”

　　阿婆把碗放下。碗底在柜台上磕了一下。

　　“看见了。”

　　“长什么样。”

　　阿婆没回答。她把炉子上的火调小，药汤从沸腾变成咕嘟。锅盖缝里冒出来的白汽细了一些。

　　“穿一件黑短袖。瘦。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左腿先着地，右腿跟上去。走路重心偏外。”

　　阿婆把锅盖揭开一条缝，看了看药汤的颜色。

　　“左脚鞋底磨得比右脚薄。”

　　刘可可把碗放下。碗里的二十四味还剩一半。

　　阿婆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样东西，放在她面前。一只帆布鞋。白色的，三十六码。鞋面上画着一颗歪歪扭扭的红心。丙烯颜料是新画上去的。心形画得很满，没有裂。

　　“他留在梯子底下的。就一只。”

　　刘可可把那只鞋拿起来。翻过来看鞋底。鞋底是新的，没有红泥，没有海盐。纹路很深，一次都没穿过。鞋底正中间用圆珠笔画了一颗很小的星星。五角星，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画的。星星旁边写了两个字。

　　“北边。”

　　她把鞋放下。鞋底朝上。那颗歪歪扭扭的星星朝着天花板。

　　阿婆把碗端起来喝完最后一口。药渣沉在碗底，黑褐色的。

　　“人走了。往地铁站方向走的。走到街口的时候回了一次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然后走了。”

　　阿婆站起来，把空碗收走。

　　“他没留名字。没留电话。就留了一只鞋和一张纸条。”

　　刘可可把那只新鞋放在柜台上，鞋底朝上。星星和“北边”朝着她。

　　她把口袋里那张纸条掏出来。打开。“灯修好了。”翻过来。“不用知道是谁。”

　　她把纸条折回去，放回口袋。和那颗螺丝钉碰在一起。

　　庙街的夜正在深下去。大排档开始收摊，铁皮卷帘门一扇一扇拉下来。榕树底下卖唱的阿叔收了吉他，琴弦碰到椅子扶手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霓虹灯一盏一盏灭着，先是绿的，然后是蓝的。

　　红色的那盏还亮着。

　　刘可可站起来，把那只新帆布鞋拿在手里。鞋很轻。新鞋，一次都没穿过。她把它翻过来，看着鞋底那颗歪歪扭扭的星星，和星星旁边那两个字。北边。

　　她把鞋放进花店的抽屉里。和另外两只鞋放在一起。三只鞋了。两只旧的，一只新的。旧的鞋底朝上，新的也鞋底朝上。三只鞋底朝着同一个方向。

　　她把抽屉关上。

　　锁头咔嗒一声。

　　刘忠渝是第二天早上来的。他胖了一些，下巴上多了一层肉。他蹲在花店门口抽了一根烟，看着刘可可把发财树搬到晨光里。

　　“抽屉里多了一只鞋。”

　　“嗯。”

　　“他来过。”

　　“嗯。”

　　刘忠渝把烟头摁灭在发财树的盆沿上。烟灰掉在土面上，他用手拂掉。

　　“不留他？”

　　刘可可没回答。她把发财树最顶上那片叶子上的灰擦掉。叶面上那个虫眼还在，五年了，边缘早就干透了。她用拇指摸了摸那个洞。

　　“哥。灯亮了。”

　　刘忠渝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我知道。”

　　“有人修过了。”

　　“我知道。”

　　刘可可把喷壶放下，水珠从壶嘴里滴下来，落在发财树的盆沿上。

　　“那就行了。”

　　她把那只新鞋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收银台上。鞋底朝上。星星。北边。

　　她把左手腕的卡西欧摘下来，放在鞋里。表盘朝上，磨花的表面映出天花板的灯。她把右手腕的兔子表也摘下来，放在鞋里。两只表并排躺在三十六码的新鞋里。一只不走，一只走。咔，咔，咔。

　　她把鞋放回抽屉里。三只鞋，两只表，两颗花籽，八千块，一张过了塑的照片。

　　抽屉关上。

　　她走到花店门口。庙街的早晨正在醒来。大排档的铁皮卷帘门次第拉开，送菜的推车碾过地砖轰隆隆的。凉茶铺的烟囱冒着白烟，阿婆在生炉子。煤球在炉膛里噼啪响。

　　她抬头看对面。

　　那盏红色的霓虹灯在大白天里也亮着。新的黑胶布缠在上面，三层。电流声滋滋的。

　　没有人关它。

　　她站了很久。久到阿婆把二十四味的锅端出来放在炉子上，久到榕树底下卖唱的阿叔拎着吉他走过来开始调弦，久到庙街的阳光从骑楼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她手背上。

　　她把手伸进口袋。螺丝钉还在。纸条还在。

　　她把纸条掏出来。打开。“灯修好了。”翻过来。“不用知道是谁。”

　　她把纸条撕了。撕成两半，四半，八半。碎片托在掌心里，被庙街的风一吹，散了。

　　她把手收回来，在围裙上拍了拍。

　　围裙是新的。旧的那条在北边磨破了，老板娘给她缝过一回，又破了，就没再要。这条是回来那天在庙街街市买的，深蓝色，口袋很大。

　　她把螺丝钉从口袋里掏出来。很小的一颗，螺纹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对着晨光看。螺纹磨平了一些。

　　她把螺丝钉放回口袋。

　　转身走进花店。

　　卷帘门没有拉下来。

　　庙街的白天从她门口流过。有人来买花，她就从桶里抽几枝，用报纸裹好，橡皮筋扎两圈。玫瑰二十块一枝，洋桔梗十五，满天星十块。价钱和五年前一样。

　　傍晚的时候刘忠渝又来了。他蹲在门口抽第二根烟。

　　“那只鞋，你不找人了？”

　　刘可可在给一桶洋桔梗换水。水从桶沿漫出来湿了地砖。

　　“不用找。”

　　“为什么。”

　　她把洋桔梗一枝一枝插回桶里。粉色的，白色的。

　　“灯亮了就行了。”

　　刘忠渝把烟抽完，烟头摁灭在盆沿上。他站起来，膝盖嘎吱响了一声。

　　“走了。明天阿仪煲汤，叫你。”

　　他往庙街深处走。背影被骑楼的阴影吞掉了一半。

　　刘可可把花店门口的灯打开。暖黄色的光照着那盆发财树。最顶上那片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叶面上的虫眼在灯光下是一个很小的黑洞。她把喷壶拿起来，又放下。土还湿着，不用浇。

　　她坐在收银台后面。抽屉关着。三只鞋，两只表，两颗花籽，八千块，一张过了塑的照片。全在抽屉里。

　　她把手伸进口袋。螺丝钉在。纸条的碎片没有了。

　　她把螺丝钉掏出来，放在收银台上。很小的一颗。螺纹里的灰白色在灯光下是灰白色的。

　　她看了很久。

　　然后拉开抽屉，把螺丝钉放进去。和那三只鞋放在一起。

　　抽屉关上。

　　庙街的夜又来了。大排档的锅气从街头滚到街尾。榕树底下卖唱的阿叔在弹一首新歌。不是《海阔天空》，是《好可惜》。

　　“好可惜终于失去你，对不起我已经尽力。我没有放弃，只是不见面而已。”

　　他弹错了好几个和弦。没有人纠正他。

　　刘可可站在花店门口，听着那首歌。左手腕空着。右手腕空着。两只表在抽屉里，并排躺在三十六码的新鞋里。一只不走，一只走。

　　她把手插在围裙口袋里。口袋是空的。

　　庙街的霓虹灯全亮了。红的蓝的绿的。那盏红色的在整条街的正中间，比周围所有的灯都亮。三层黑胶布缠在上面，旧的新的叠在一起。

　　灯亮着。

　　她抬头看那盏灯。霓虹灯的红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空着的手腕照成红色。

　　月亮从骑楼的缝隙里升起来了。很细很细的一弯，像被指甲掐出来的印子。月光照在庙街的霓虹河上，和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光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月光哪是灯光。

　　她站在花店门口。月光和灯光同时落在她身上。

　　庙街的夜还很长。大排档的锅气还在滚。榕树底下的歌还在唱。霓虹灯还在亮。红色的那盏，在整条街的正中间。

　　没有人关它。

　　抽屉里的两只表，一只走，一只不走。走的那只在黑暗里咔咔咔地响着。不走的那只针停在不知道哪个时间。

　　螺丝钉在鞋里。鞋在抽屉里。抽屉在花店里。花店在庙街。庙街在香港。香港的月亮在天上。

　　月光照进花店的门缝，落在地砖上。地砖上有一小片螺丝钉的影子。很小，比芝麻还小。

　　阿婆在凉茶铺里把炉子封了。煤球压上火，火苗缩成蓝色的一小朵。她把二十四味的锅盖揭开一条缝，看了看药渣的颜色。然后把锅盖盖回去。

　　收音机里放着一首很老的粤语歌。不是梅艳芳，是张国荣。

　　“月亮代表我的心。”

　　阿婆把收音机关了。

　　她走出凉茶铺，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对面那盏红色的霓虹灯。亮着。

　　又看了一眼花店门口。刘可可站在那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抬头看着月亮。

　　阿婆把凉茶铺的灯关了。卷帘门拉下来，锁头咔嗒一声。

　　她往庙街深处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朝花店的方向说了一句。

　　“灯修好了。月亮也出来了。”

　　刘可可听见了。

　　她没有回头。

　　月光把她的影子印在花店的地砖上。影子的左手腕上什么都没有，右手腕上也什么都没有。

　　但月光照着她的手背，照出一种表带的印子。

　　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

　　她没有擦。

　　庙街的夜从她身边流过。流到维港，流到深圳河，流到北边。北边的山上，露营灯的白光，帐篷，满天的星星。有人在那里替她看过星星了。有人在那里没有看到月亮，后来在深圳看到了。深圳的月亮和香港的月亮是同一个。

　　她在北边也看到了。在小镇的窗台上，搪瓷碗里的水映着的那一弯。

　　同一个月亮。

　　她把围裙口袋的扣子系上。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她走进花店。卷帘门没有拉到底，留了一条缝。月光从缝里漏进来，落在那盆发财树上。最顶上那片叶子的虫眼被月光照穿了，像一颗很小的、镶在叶子上的月亮。

　　她蹲下来，用拇指摸了摸那个洞。

　　凉的。

　　她站起来，把喷壶拿起来，给发财树喷了两遍水。水珠落在叶片上，亮晶晶的。那颗虫眼里的水珠聚成一滴，在月光下是银白色的。

　　她把喷壶放下。

　　收银台上的螺丝钉不在了。放进了抽屉里。抽屉关着。

　　她坐在收银台后面，把手搭在抽屉把手上。把手是铜的，被摸得发亮。

　　月亮从门缝里照进来，照在她手背上。手背上那道很淡的表带印子，在月光下变成一道很细很细的白线。像表带，像胶布，像螺丝钉的螺纹，像鞋底那颗歪歪扭扭的星星。

　　她没有看。

　　她把下巴搁在手背上，闭上眼睛。

　　庙街的夜还在继续。大排档收摊了，榕树底下的歌停了，霓虹灯一盏一盏灭了。绿的先灭，蓝的跟上。红色的那盏还亮着。

　　最后那盏红色的也灭了。

　　不是坏了。是天亮了。

　　天亮了，霓虹灯就该灭了。月亮也是。太阳出来，月亮就看不见了。但它还在天上。

　　刘可可睁开眼睛。晨光从卷帘门的缝里漏进来，和昨夜的月光落在同一个位置。

　　她把抽屉拉开。

　　三只鞋，两只表，两颗花籽，八千块，一张过了塑的照片，一颗螺丝钉。全在里面。两只表并排躺在三十六码的新鞋里。卡西欧不走，兔子表还在走。咔，咔，咔。

　　她把抽屉关上。

　　锁头没有扣。

　　她站起来，把卷帘门推上去。庙街的早晨涌进来。送菜的推车，阿婆生炉子的白烟，榕树底下空着的椅子。

　　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花店门口。发财树在旁边，多肉在旁边。

　　晨光照在她空着的手腕上。左手的表带印子比右手深。卡西欧的表带窄，勒出来的印子细。兔子表的表带宽，勒出来的印子宽。两道印子并排在她手腕上，像两只表还戴着。

　　她把手腕转过来。晨光照在那两道印子上。

　　印子会消的。她知道。再过几天，再过几个月，皮肤就会长好。表带的印子会淡掉，最后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不是今天。

　　今天还有。

　　她把袖子拉下来盖住手腕。袖子磨着那两道印子，有一点痒。她没有挠。

　　凉茶铺的收音机又响了。阿婆调的台，播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晴，吹北风，湿度百分之六十。

　　阿婆把二十四味的锅端出来放在炉子上。煤球换了新的，火苗从炉圈缝里舔出来。

　　她直起腰，看了一眼对面的霓虹灯。灭着。大白天里就该灭着。晚上会亮的。她知道。刘可可知道。修灯的人也知道。不用知道是谁。灯亮了就行了。

　　阿婆把锅盖揭开一条缝，看了看药汤的颜色。黑褐色的。苦味从锅沿涌出来，飘了半条街。

　　刘可可坐在花店门口。发财树在她左边，多肉在她右边。抽屉在她背后。抽屉里三只鞋鞋底朝上。左边红泥，右边海盐，中间那只新的鞋底画着一颗星星和两个字。北边。两只表躺在新的那只鞋里。一只不走，一只走。咔，咔，咔。

　　她把手伸进口袋。口袋是空的。螺丝钉在抽屉里。纸条撕了。

　　她把手搭在膝盖上。左手腕的印子，右手腕的印子。一道细，一道宽。

　　庙街的风从北边吹过来。把凉茶铺的苦味吹散了。把发财树的叶子吹得轻轻晃。把她袖口吹起来，露出手腕上那两道印子。

　　她把袖子拉下去。

　　没有系扣子。

　　风还会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