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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那三个字 疫情困住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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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一月份就过年了。林晚这次没有回老家,理由是工作太忙,项目赶进度,走不开。母亲在电话里念叨了很久,说她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能见女儿一面,结果连这点念想都不给。林晚听着那些话,心里酸酸的,但她还是咬定了不回。
她不想回去的原因,一半是真的工作忙,另一半是苏晚宁四月份就要去日本了,她想在苏晚宁走之前多陪陪她。
这个理由她没有跟任何人说,甚至没有跟苏晚宁说。她只是默默地推掉了一些不那么紧急的工作,尽量在七点之前回家,有时候还会在回家的路上买一束花,插在客厅的花瓶里。苏晚宁看到那些花的时候会笑,笑容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惊喜,好像不确定这些花是不是真的为她买的,还是林晚只是顺手。
“这花好漂亮。”苏晚宁第一次看到那些洋甘菊的时候说。
“路过花店看到的,觉得你会喜欢。”林晚说。
苏晚宁看了她一眼,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林晚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她弯下腰,把脸凑近那些小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直起身来,踮起脚尖在林晚脸上亲了一下。
“谢谢。”苏晚宁说,声音很轻,但很真。
林晚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觉得那块皮肤在发烫。她想,也许她们之间没有出什么问题,也许只是她想多了,也许一切都会好的。
二月份,新冠疫情开始蔓延。上海进入了封锁状态,陆家嘴的写字楼空了,街道上行人稀少,口罩成了每个人脸上的一部分。林晚开始在家办公,苏晚宁也不用去学校了,两个人被困在那间六十平米的房子里,二十四小时面对面。
这是她们同居以来,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
起初是快乐的。她们终于有时间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在阳台上晒太阳。林晚学会了做苏晚宁爱吃的糖醋排骨,虽然第一次做得太甜了,苏晚宁还是吃了大半盘。苏晚宁在客厅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健身房”,每天拉着林晚做瑜伽,林晚的身体硬得像块木板,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龇牙咧嘴,苏晚宁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那些日子是甜的,甜得像融化的麦芽糖,粘稠、绵密、拉丝。
但麦芽糖吃多了也会腻。
三月份开始,两个人都开始烦躁起来。空间太小了,六十平米对于两个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的人来说,就像一个精致的牢笼。林晚开电话会议的时候,苏晚宁在隔壁看书,书页翻动的声音会传到话筒里,林晚的同事会问“林晚你那边什么声音”。苏晚宁写作的时候,林晚在旁边敲键盘,键盘声会打断苏晚宁的思路,她会皱起眉头,但没有说。
她们开始为一些小事争吵。谁忘记倒垃圾了,谁把厨房弄脏了没擦,谁看视频的声音太大了。这些争吵通常很短暂,吵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无聊,互相道个歉就和好了。但那些道歉越来越敷衍,越来越像走流程,像两个签了合同的合作伙伴,按照条款履行义务。
有一天,苏晚宁突然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吵架了?”
林晚想了想,确实,最近几周她们几乎没有争吵。不是因为关系变好了,而是因为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事吗?”林晚说。
苏晚宁摇了摇头:“不是好事。不吵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矛盾,而是因为我们连解决矛盾的欲望都没有了。”
林晚沉默了。她知道苏晚宁说的是对的。以前她们吵架,吵完之后会抱在一起,会哭,会说很多很多话,会把所有的心事都摊开来看。那种争吵虽然痛苦,但争吵之后的关系会变得更近,像两块被摩擦过的石头,磨掉了棱角,变得更贴合。
现在的她们,连摩擦都省了。她们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偶尔交汇,但很快就分开,没有交点,没有碰撞,没有火花。
苏晚宁四月初就要走了。日本还没有对中国游客开放入境,但苏晚宁的访问学者项目属于学术交流,可以办理特批手续。她在三月底拿到了签证,机票订在四月六号。
林晚帮她收拾行李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安静。苏晚宁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箱子,林晚在旁边递东西,像两个配合默契的搬运工。
“你到了那边要记得吃饭,别总泡面。”林晚说。
“嗯。”
“有事给我打电话,不管几点都行。”
“嗯。”
“东西都带齐了吗?护照、签证、在留资格证明、录取通知书——”
“林晚,”苏晚宁打断了她,“你知不知道你每次紧张的时候,就会开始列清单?”
林晚愣了一下,然后闭上了嘴。苏晚宁看着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种“我太了解你了”的无奈和温柔。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苏晚宁说,然后走过来,抱住了林晚。
林晚僵了一下,然后紧紧地回抱。苏晚宁的身体很瘦,瘦到林晚觉得自己抱着的是一把骨头,随时会碎掉。她把脸埋在苏晚宁的头发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把那个味道记住——干净的、温暖的、像刚晒过的被子的味道。
“你会想我吗?”苏晚宁问,声音闷在林晚的肩窝里。
“会。”林晚说。
“会多想?”
“很想很想。”
苏晚宁松开她,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雾:“林晚,你从来没有说过你爱我。”
林晚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张了张嘴,想说“我爱你”,但那三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不是因为她不爱,而是因为她觉得“爱”这个字太重了,重到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说。
她说过“喜欢”,说过“想你”,说过“你是最重要的人”,但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字对她来说像一道咒语,说出来就意味着某种承诺,某种她不确定自己能够兑现的承诺。
苏晚宁看着她的沉默,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她没有追问,只是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像一张褪色的照片。
“没关系,”苏晚宁说,“我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