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屿岸》开张打烊

55、海 他开始频繁

　　他开始频繁地提到海。

　　护士来量体温的时候，他问人家，你见过海吗。护士说见过，青岛的海，很蓝。他点了点头，说，青岛的海我没见过，我见过北戴河的海，灰灰的，不蓝，但很大。那种大，让人觉得自己很小。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窗外，窗外是那栋灰色的楼，灰色的墙，灰色的空调外机。但他的眼睛在看别的地方，在看一个我们都没去过、但他已经在心里去过无数次的地方。

　　他不再看书了。那本旧书还放在枕头旁边，和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并排靠着，但他不再翻开了。他只是偶尔用手指摩挲一下封面，摸一摸那些被磨白的边角，摸一摸书脊上已经模糊的书名。那些字他已经看不清了，他的视力在下降，化疗的副作用之一。他说看东西有点模糊，像隔了一层磨砂玻璃。我给他配了一副老花镜，他戴上之后照了照镜子，笑了一下，说我像不像一个老头子。我说像。他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领退休金了。我说你才二十六。他说，二十六，也不年轻了。

　　他的体重掉到了九十二斤。

　　一个成年男人，九十二斤。护士来称体重的时候，电子秤上的数字跳了几下，停在九十二。护士在记录本上写下这个数字，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大概见过更轻的，六十斤，五十斤，四十斤。人可以被消耗到只剩下四十斤。但沈岸九十二斤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像一幅骨架了。他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眶深深地凹进去，锁骨像两把弯刀，架在胸口。他的手臂细得像十几岁的小孩，手背上青筋凸起，血管在透明的皮肤下蜿蜒着，像一条条快要干涸的蓝色河流。

　　他开始用轮椅了。

　　不是走不动，是走不远。从病床到卫生间，十几步的距离，他要歇两次。走几步，停下来喘一会儿，再走几步，再喘一会儿。他的肺也在被消耗，呼吸变得又浅又快，像一只跑累了但不敢停下来的小动物。我扶着他走的时候，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上，几乎没有重量，轻得像一片叶子。但他靠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是热的，低烧，三十七度八，不退，不升，就那么烧着。那点热是他还活着的证据。活着，就是还有温度。

　　有一天他忽然说，陈屿，你推我出去走走吧。

　　我说好。我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抱到轮椅上。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比躺在床上更瘦，病号服空荡荡的，领口滑到肩膀，露出大半个胸膛。他的胸膛是平的，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像一架被拆掉了琴弦的竖琴。我把他的衣服拉好，把毯子盖在他腿上，推着他出了病房。走廊很长，灯管嗡嗡响，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护士站里的护士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低头继续写东西。

　　电梯很慢，每一层都停。进来的人看到轮椅上的沈岸，目光在他身上停一下，然后移开。那种目光我见过太多次了，不是好奇，不是同情，是一种更接近于“侥幸”的东西——还好不是我，还好不是我的家人。沈岸没有看他们，他看着电梯门上贴的那张广告，一个整容医院的广告，上面是一个笑容灿烂的女人，牙齿很白，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他看着那个女人的脸，看了很久，表情很平静。

　　一楼到了。我推着他穿过大厅，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空气很冷，冷得沈岸缩了一下脖子。我把他的帽子往下拉了拉，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下巴。他整个人缩在毯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和一小截鼻梁。那双眼睛在外面亮了一些，不像在病房里那么暗淡，它们被冷风一吹，好像清醒了一点，亮了一点。

　　楼下的小花园还是那样，几棵光秃秃的树，一条鹅卵石小路，一张空荡荡的长椅。树上没有叶子，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无数只干枯的手。花园里没有其他人，这个天气，病人不会出来，家属也不会。只有我们。我推着他沿着鹅卵石小路慢慢地走，轮子轧在石子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很碎，像在嚼什么东西。

　　“陈屿。”

　　“嗯。”

　　“你停一下。”

　　我停下来。他抬起头，看着头顶那棵光秃秃的树。树枝上什么也没有，没有叶子，没有花，没有鸟。只有灰白色的天空，和几根分叉的、像手指一样的枝丫。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那棵树，像不像我们高中的那棵？”他忽然说。

　　我看着那棵树。不像。高中的梧桐树很高，很粗，枝叶繁茂，夏天的时候能遮住半边操场。这棵树很小，很细，光秃秃的，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但他觉得像，就像吧。

　　“像。”我说。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短，像流星一样，亮一下就没了。“那棵树上的字，不知道还在不在。”他说。我说，在。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上次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了。还在。沈字，陈字，中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他说，那个拳头，现在还有吗。我说，没有了。他说，那就好。

　　风从树梢上吹过来，吹得光秃秃的枝丫微微摇晃。沈岸缩在毯子里，眯着眼睛看着那些摇晃的树枝。他的睫毛很长，在冷风里微微颤着，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他的鼻尖冻红了，嘴唇有点发紫，但他的表情是安宁的，安宁到像是在看一场只为他一个人演出的电影。电影里有那棵梧桐树，有两个少年，有一把刻字的圆规，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电影放完了，他还坐在那里，不肯走。

　　“陈屿。”

　　“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天台上等过流星。”

　　“记得。”

　　“那天没有流星。”

　　“嗯。”

　　“但是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

　　他说的对。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都是冬天的风，干燥的，冷冽的，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吹过操场，吹过教学楼，吹过坐在天台上的两个少年。那时候他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个夜晚可以一起等流星。以后还有很多个夜晚。以后。这个词太大了，大到装得下所有的愿望，所有的约定，所有的“以后再说”。他们不知道，“以后”是会结束的。在某一个你毫无准备的、普通的、不起眼的一天，它结束了。

　　我在轮椅上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和那天晚上在天台上一样亮。那时候他躺在凉席上，手臂枕在脑后，说，流星怎么还不来。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缩在毯子里，鼻尖冻得通红，说，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他没有说“如果再来一次”，没有说“要是当时”，没有说任何后悔的话。他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回头看。他只会在某一个下午，指着光秃秃的树枝，说，像不像那棵树？然后笑一下，很轻，很短。

　　“沈岸。”

　　“嗯。”

　　“你想不想去看海？”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很弱，像快熄灭的蜡烛，风一吹就会灭，但此刻还亮着。他看了我几秒，然后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就一下，很轻，像蜻蜓点水。

　　“想。”他说。

　　“那等天气暖一点，我们就去。”

　　他没有说好。他只是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但我看到了。他在笑。他在用那个很轻很短的、像流星一样的笑容，告诉我，好。

　　风大了，我推着他回了病房。走廊里还是那样，灯管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护士站里的护士换了一个，短头发的，低着头在写东西。我把沈岸从轮椅上抱回床上，他的身体靠在我怀里，轻得像一捆干柴。他的头靠在我肩膀上，帽子蹭着我的脖子，毛线帽的质地软软的，痒痒的。

　　“陈屿。”

　　“嗯。”

　　“你身上好暖和。”

　　我把被子给他盖好，把手伸进被子里，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凉得像握着一块冰。但那块冰还没有化。它在我的手心里，安安静静的，凉凉的，但还没有化。我捂着它，一下一下地，把我的体温传给他。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上海的冬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根极细的针。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但你听不清。永远听不清。